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伟大成就

　　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位大成就，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创造出来的，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指导下逐步形成的。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成就是由昨天的点点滴滴汇集而成的。没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前三十年的人民创业，也就没有今天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在继续改革发展的今天，对建国后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做个历史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

　　正确地评价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的成就，对于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谈谈以下粗浅看法。

　　一、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在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和任务，并且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历史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例如，在30年代初闽浙赣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在瑞金就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讲话和著作，把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等经济建设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当时，根据地有大批干部专门从事经济工作，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又保障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供给。

　　又如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创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当时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还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保障了抗日战争胜利。此后，共产党在各解放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当时就连到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考察的某些西方记者、官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状况都表示赞叹。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发展经济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就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改善，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1949年6月在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进而号召全党：必须“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还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当时有大批干部转向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工作。

　　建国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那种生产破坏、社会混乱、搜刮殆尽、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一面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二流子、黑社会、反动会道门组织等很快绝迹。建国初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从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率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铁增长296%，煤炭增长96%，粮食增长19%，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腐朽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维护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领导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与发展生产、实现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从没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反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怎么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确立劳动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怎么能开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又怎么会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人提出“告别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把革命和阶级斗争同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及其发展对立起来，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这既是根本违背历史逻辑的，更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主观臆想。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一个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创业者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独特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资金积累。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贫困落后状况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农业上完全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江河水患频发，旱、涝、冻、雹、蝗灾害连年不断，各地农民讨荒要饭的相当普遍。工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东部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外，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工业。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的。那时有许多物品都带个“洋”字：什么“洋车”、“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子”等等，生产力极为低下，就是一个明证。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搜刮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储备黄金277万两，银元3526.9万元等，这虽然造成了后来台湾所谓“经济腾飞”的神话，但却临逃时却炸毁了大陆主要基础设施，使大陆断绝了经济发展的积累资金这一重要条件。使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然而，新的经济建设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就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轻纺业等基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万吨级远洋巨轮、巨型电子计算机等重型产品的工业国家，成为能够发射运载火箭、卫星等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科技大国。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兴修了许许多多大型工程，变水患为水利，使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由过去肩挑手推、人拉牛犁的状况发展到拖拉机田间跑、柴油机和电动机村村有，土地畦田化，大部分农田用水浇、施用化肥的新阶段。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是在二十多年里实现的，这种大跃进的奇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全世界也罕见!

　　在这期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十几倍或数十倍的增长。仅以1950年至1980年的变化为例，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继续坚持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1978年12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但各项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颁布及其贯彻实施，实际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开始的。因此，这里统计资科的引用到1980年应当是较为合理的。

　　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

　　煤炭由4292万吨增至6.2亿吨

　　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2万吨

　　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

　　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

　　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

　　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

　　棉纱 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

　　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

　　自行车由2.1万辆增至1302万辆

　　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

　　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

　　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

　　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

　　化纤由0增至45万吨

　　电视机由0增至249.2万部

　　缝纫机由0增至768万架

　　手表由0增至2216万只

　　农业上主要产品的产量，从1950年到1980年的增长也是大幅度的。例如：

　　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

　　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

　　油料由297.2万吨增至769.1万吨

　　糖由24.2万吨增至257万吨

　　茶叶由4.1万吨增至30.4万吨

　　生猪由5775万头增至30543.1万头

　　大牲畜由6002万头增至9524.6万头

　　水产品由44.8万吨增至449.7万吨

　　其中粮食等产品的年均增长还大大高于改革以来2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人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经济大国(不包括前苏联，已解体)。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 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丝毫不算缓慢!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或者说是实物供给型经济，其次包括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生产目的直接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当时明确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其实，即使以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来推算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26年间增长了4.12倍，年均增长率是6.5%。尤其是这种增长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增长。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成昆和云贵铁路建设成就等，因军民义务劳动积累部分没有计入GDP，即使这样，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的速度。若以社会总产值计算，1949年至1978年，由557亿元增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达9%，那就更快了。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一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还达6.62%，仍比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高出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又是在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战争不断的情况下，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泽东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70年代毛泽东逝世前还两次大规模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成套的工业设备)，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充分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现将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列表对照如下：

　　国别 工业(%) 农业(%)

　　中国 12.5 4.0

　　美国 4.0 1.6

　　苏联 8.6 3.1

　　日本 11.5 1.7

　　德意志联邦 5.8 1.9

　　英国 2.3 2.3

　　法国 5.0 2.5

　　印度 5.9 2.6

　　从以上数据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

　　三、正确认识新中国波浪式的前进

　　是的，勿庸置疑，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挫折，以至造成某些年份的增长有所倒退和停滞。这主要有两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以及苏联撕毁合同、逼债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1966—1976年“文革”期间个别年份的生产有所下降。但是必须看到，在每次失误和挫折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都及时发觉、总结经验教训、认真纠正错误，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很快使经济出现新的蓬勃发展局面。因此从大过程看中国经济仍然是快速发展的，只不过是波浪式发展而已，是符合哲学规律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减3%，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此期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发扬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精神，在还清了苏联外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同时，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1964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大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1963—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农业、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如：1965年粮产量达到3890亿斤，比1960年增加1000多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产量。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20%以上。钢产量比1957年增长1倍多。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石油工业基础，1965年原油产量达1131万吨，实现了全部石油自给。1965年国民总收入比1957年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 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

　　在“文革”期间的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文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率为4.9%。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即从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3207亿元，约增长1.3倍。应该说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还是相当高的。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在六七十年代尽管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经济建设。相反，当时党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科技工作抓得是很紧的。著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等都是在那时提出和开展的，许多大工程、大项目、大建设，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完成的。这期间中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农业上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化、机械化发展步子很快。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在波浪式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包括出现失误，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现象。

　　某些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大讲“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奇迹”。然而他们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衰退、停滞以及社会动乱却似乎是完全忘记了。仅以1929—1933年的那一次经济危机、大萧条为例，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下降都在32%一56%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2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十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三年左右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国民经济严重倒退或停滞。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战后5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四，它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对于那些属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受制于帝国主义，在贫困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相反，中国却以5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发展路程，其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慕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慕里斯·迈斯纳在书中评价道：“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姿态展现。毛泽东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以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内把自已国家建成世界主要工业大国的。”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化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仅占28%。”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几个现代化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喊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改革的对象。”

　　四、崭新而独特的毛泽东经济模式

　　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时常散布一个论调：“毛泽东不懂经济”。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在这里所谈的“经济”，其实是指西方传统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即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路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是一条通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老路。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国家里，必须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当初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国家，如果实行西方经济模式也是当时社会条件所不允许的，这只是一条“扬短避长”、跟在别人后边慢慢爬行的路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除了“人”什么物资条件都缺少的国家。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任何生产经济活动，从管理者到劳动者都是人的行为。因此，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搞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依赖利诱、金钱物质，少了钱财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形成显明区别。

　　人的积极作用当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例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私有制社会和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私有制和受剥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来，而且又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广泛地组织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公平、公正、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民群众的群体力量的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必然产生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这正是崭新而独特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第一、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尤其是以广大工农群众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源泉。

　　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经济上“一穷二白”、政治上“一贫二弱”的落后国家只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其直接途径和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在自己的国土上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地吸取群众的智慧。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更不指望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恩赐”。由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验，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创业道路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

　　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批判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

　　从来的发展观念都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与此不同，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理论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正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经济、人与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先进政治对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突出了人在经济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鄙视并抛弃那种以“物”、即金钱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政治实质就是坚持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我们看到，传统“经济人”、唯福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庸俗经济观念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陈腐、有害的东西，这种发展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不可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贯穿着大量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利益刺激”、“机械唯物论”和单纯经济论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一切生产建设中领导干部必须走向第一线，严格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与群众“三同”的制度等，这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本身的力量。

　　第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平衡协调发展。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生产的可能性，从而按照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减少浪费、提高效率。人们看到，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会不断出现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能避免。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正是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正确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探索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尊重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从60年代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和产业结构、比例的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变化还比较大，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关系、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争论探索、调查研究、改革调整中不断前进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是在波浪式前进的。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除了1958—1959年遇到全局性复杂情况之外，从未发生过大的波折。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虛无主义和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四、关键是抓好整党。反对腐化堕落、和平演变，防止领导干部体系以权谋私特权化和向旧官僚制度蜕化变质。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醒地看到，执政党的党性保持或演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层的换代更新，面临资本主义的诱惑和腐蚀，这必然使执政党易于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象前苏联共产党那样搞修正主义，产生官僚特权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极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者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也不敢、也不可能放手发动群众实施民主监督和创新创业，从而失去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两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整顿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比较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搞运动、促生产，似乎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候问题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高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谋特权、搞腐败的很少。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放在政治运动和思想政治工作上，而实质上这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正常发展、保证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最根本有效的保证，更是真正保障实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效发展的前提条件。

　　实践证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遵循计划规律，能够促进生产力快速、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主要控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政治前提，即其领导和管理者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身应有之义，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管理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这个重大问题成为毛泽东晚年所艰难探索、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非常突出特点。这也是毛泽东寄望党的接班人继续坚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是不会孤立发挥优势和长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而造福于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从政策上得到正确的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立即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和机制。斯大林的沉痛教训，恰恰就是忽视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容忍了领导干部既得利益的诉求，容许搞特权、特供、特殊化，实质上培养和造就了赫鲁晓夫一伙修正主义头子及其社会基础“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恶性后果。

　　五、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是有希望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带领全党作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随着一系列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举措的推进，“党要管党”，因此，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失之于特殊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和解决，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这就是革命先烈、毛泽东、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希望所在。

　　一是整治作风 ，以上率下。作风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之初，便把作风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反“四风”成为继八项规定之后党的作风建设又一重要行动。2015年，中共中央部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简称“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光荣传统。

　　以上率下、逐步推进，是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特点。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中央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反“四风”要求，为全党立起了标杆。

　　执政党作风的改善，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2016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问卷调查显示，69.4%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善。

　　二是铁腕反腐 ，清除病灶。如果说作风整治是在全党范围内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那么反腐败斗争则是有的放矢地清除病灶、扫除害群之马。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重拳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根据中央纪委网站发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一大批“大老虎”的从严惩处，表明了我们党反腐无死角、打虎无禁区，让“党要管党”，严于律己，“没有铁帽子王”的观念深入人心。

　　除了严查违纪案件，还落实巡视、派驻两个“全覆盖”。据统计，从2013年5月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启动至今，中央已开展了10轮巡视，共安排130个组次，覆盖200多个地方和单位。从2016年起还增加了“回头看”，使巡视工作更有韧性和威慑力。

　　“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当前，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接下来要继续保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把腐败蔓延势头遏制住，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三是制度建设 ，着眼长远。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法规体系，无疑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之策、长远之计。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据统计，3年多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至少55部，包括党章1部、准则1部、条例9部、规则6部、规定21部、办法9部、细则8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1/3。此外，还出台了“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5年规划，并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这些均为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

　　2015年10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旨在以问责制度倒逼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对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进行审议，这两个文件通过以来，进一步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从转变作风入手，通过反腐败发力，用制度作保障，用信仰塑灵魂，从小到大、从外到内，标本兼治、固本培元，勾勒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的实践逻辑。

　　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将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的长征，凝聚起最磅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