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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北战的老兵和他的军旅日记

作者:倪梦萍 何鸿凌 石晓雨 发布时间:2021-08-21 10:13:11 来源:解放军报 字体:   |    |  

  “刚发现这几本日记的时候,有好几本被老鼠咬烂了,我差点当废品扔了。”

  家住浙江省绍兴市的杨威林很庆幸,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他把家中阳台好好收拾了一下,“不然这些珍贵的日记可能就无法重见天日了。”

  杨威林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铁盒子里捧出父亲杨伯成的日记,那些本子多是巴掌大小,内里字迹规整,字体秀丽。

  杨威林的父亲杨伯成,生于1927年,17岁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1946年至1949年,他进入20军政治部前锋报社,先后担任校对、资料员和战地记者,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伯成戎马半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从朝鲜回国后又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战斗。1945年至1979年,杨伯成写了近百万字的军旅日记,但他从未在家人面前提过此事,只是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辉岁月,尘封在家中的角落。

  最近,94岁的杨伯成住进了养老院。儿子杨威林在整理物品时,意外地发现父亲的日记。

  泛黄变脆的纸张,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的页角,证明着这些日记走过的时光。陈旧的册子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仿佛捧着当年珍贵的从军记忆和战斗经历,向我们迎面走来。

  兵之初 成长有“烦恼”

  都说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一名年轻军人在军营里如何“淬炼”成长?在杨伯成的日记里,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翻开杨伯成写于山东定陶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记于介河(此庄离城武东门三里)。今天由大李庄转此行程约七十里,足足跑了九个钟头。

  “早上起来便接通知:下午四时吃晚饭,完毕于丑时出发,整理好行装后称了称共十三斤……到五十里以后,到底吃不消了,一连落伍三次,此时我很想减少负担。轻装吧,我没有重装,现有的衣服、被、毯,再不可缺少了,因此又想打报告给丁柯同志,要求由公家来负担五斤,并且想好了许多理由,且有相当决心。但到了宿营地,背包也放下了,行军时的吃不消似乎又记不起来了,决心报告又随之淡漠下来……”

  1947年,杨伯成20岁,入伍3年。杨威林说,父亲告诉过他,他入伍时身高不足一米六五,体重不到70斤。即使是当了3年兵,负重13斤行军70里,对杨伯成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承受。尽管如此,伴随一路上内心的纠结,杨伯成坚持了下来,将希望分摊行李的请求吞进了肚子里。

  杨伯成在另一篇日记中也记录下一段心路历程:“……在被推选为候选者的自我检讨中,对同志们很有帮助,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他们的深刻检讨中,也暴露了我的许多缺点(其中许多是我以前未发觉的),引起我自我检讨的决心。”

  杨伯成就是这样,在行军的同时,在记日记的时刻,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充分体现了善于自省、严于律己的作风。

  战场上苦中亦有乐

  杨伯成曾随志愿军20军60师奔赴朝鲜战场。炮火纷飞中,他没有丢掉记日记的习惯,在朝鲜伊川郡王幕里写下的约47000余字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杨威林翻出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篇日记念了出来:“这一段时间,虽是(朝鲜的)8月,半夜里常常被冻醒,哈出来的气在被子上面结了一层霜……”

  杨威林由此想起父亲总被母亲埋怨的那个“坏习惯”。一到冬天,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袜子,还总把棉衣棉裤盖在被子上。“看了父亲的日记,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当年在朝鲜,天寒地冻,这样睡觉最保暖,也是应对突发战况最好的方式。只是没想到,这个习惯伴随了父亲的大半生。”

  另一篇写于王幕里的日记,让杨威林对父亲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这篇日记写于1951年,杨伯成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夜晚。

  当时,连队正在坑道里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美国人的轰炸机突然在坑道上空盘旋,两种轰鸣似乎形成了“同期声”。“相映成趣,一时间分不清哪一个是电影里的声音,哪一个是现实中美军轰炸的声音。”杨伯成如此写道。

  杨威林觉得,这是父亲作为“文艺青年”的独特浪漫情怀,“父亲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日记记得这么全,想来当时一有空余时间,他应该就掏出小小的日记本来记录。”

  悼战友笔端寄哀思

  1951年10月16日,在王幕里的日记中,杨伯成密密麻麻写下一篇悼文,寄托了他对牺牲战友深深的哀思。

  “昨日接到盛永祥同志的来信,告以陈科长在12日晚遭敌机袭击受重伤而牺牲,使我感到突然而不敢相信。但事实究竟是事实,陈科长能力较强作风较好(曾被选为模范候选人,差一票落选),在军政治部是一个威信较高的团级干部,我过去在他那里工作时对他印象也较好。他对工作负责细致,生活作风朴素,待人真诚,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记得今年一月初,他曾带病坚持行军。到达王幕里附近的安西里时,体温高至40度(摄氏度,编者注),那时邱主任决定用吉普车送他至20军医院,我曾扶他上车,替他盖被,离开时还互相打招呼。后他转至大连休养,至三月底时返回秘书科。那时我已调至教导团学习,我到这里工作后,也曾与他通过信。想不到那次送他上车的一天成最后一次见面!这多么使人难受!

  “陈科长与我一起工作时,也曾有过不高兴的事,但他已牺牲的今天,我把这些都忘了,脑子里映出一连串他的好处,他对我的帮助。陈科长是有十余年战斗经历的老干部,除拥有高尚的品质之外,还有丰富的经验与工作能力,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对总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今,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损失。”

  日记外还是那个兵

  逐字逐句翻看了父亲的日记后,杨威林发现,父亲经历过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变得清晰,每一处细节都跃然纸上,带他回到那个年代,感受父亲的军旅生活。

  “父亲平日里很少跟我们讲他打仗的事。”杨威林1965年出生在军营,随父亲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童年。“有时父亲高兴了,会在饭桌上讲一些当年在战场上的趣事。有些事我们不信,只当他在开玩笑。”

  杨伯成说过,一次行军时,他一顿吃了7缸饭,是那种1斤装的缸子。他还不是吃得最多的,吃得最多的战友吃了12缸饭。当时杨威林不相信,一个人饭量再大,也吃不下那么多饭啊!杨伯成还常说一句话,“走路不会睡觉的话早就死了”。每次家人听到后都是哈哈一笑,并不当真。

  然而,这些家人曾经以为的玩笑话,杨威林在父亲的日记中都找到了“出处”。他终于明白,当年行军,父亲和战友很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遇到能敞开吃的时候,就要为接下来的几天“储存能量”。他们行军也一定很紧张,敌人在后面追赶,丝毫不能松懈,没办法停下来休息,只能是边走边“睡”。

  杨伯成总和家人讲他很幸运,福大命大。一次,部队在防空洞里开会,敌人一个炸弹扔下来,除了他,防空洞内的其他战友都牺牲了。“父亲说他要好好活着,替战友好好活下去,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在杨威林看来,父亲后半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1979年,杨伯成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浙江绍兴,在一所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退休后,他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从事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山区群众,帮助困难退役军人,为《东南烽火》《大江南北》等杂志撰稿。

  一次,杨威林在家中翻出一本很厚的书,书名是《诸暨抗日战争史》。打开一看,他发现父亲的名字在编辑那栏的第一个,“我们才知道父亲参与编辑了这本书。”

  《诸暨抗日战争史》一书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诸暨烈士生平,包括出生年月、出生地区、牺牲时间,以及那个时期诸暨各县各村的损失统计明细和重大事件,编辑工作量很大,“也不知道父亲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杨威林说。

  杨伯成今年94岁,记忆力减退,有时意识已不太清楚,连妻儿都认不出来。但瘦小的他,每天都会记着一件事,把儿子买给他的一顶“红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

  为了时刻“提醒”父亲,杨威林写了一段话贴在墙上,帮助父亲记住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记住他17岁参军,打败了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要“多活动、多说话、多读报纸,脑子不糊涂”。最后一句这样写道——

  “我要好好活着,我要看祖国兴旺发达,我要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伯成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念着念着就笑起来。

  “现在常说‘不忘初心’。对于父亲来说,他对党和国家自始至终只有一颗红心。”说到此处,杨威林有些哽咽。

  图①:年轻时的杨伯成。

  图②:杨伯成写下的日记片段。

  图③:杨伯成的14本军旅日记。

  图④:因为工作的原因,杨伯成拍摄了很多战斗场景。这是他拍摄的朝鲜战场上战友们分发土豆当饭吃。

  图⑤:杨伯成保存的军功章和纪念章。

  (摄影:袁依凡、袁媛、张章璐,制图:扈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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