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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作者:汪勇 发布时间:2021-01-03 09:31:0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   |    |  

  旧中国主权沦丧,统治腐朽,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为了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真理。在读书求知与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

  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列强的欺凌,军阀的反动,社会的黑暗,使他痛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立志“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即从根本上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

  毛泽东对民族危亡境地深表忧虑,他感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915年5月,为抗议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人们将5月7日立为国耻纪念日。毛泽东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对袁世凯卖国的极大愤慨,显露出勇担使命、雪耻救国的志向。毛泽东认为要救国,青年人要担负起责任,立大志向,探讨事关世界、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他号召大家共担责任,共同行动,彻底改造旧中国。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封建文化禁锢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步。毛泽东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摧毁旧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启民众觉悟,“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泽东激烈揭露抨击并主张摧毁腐朽落后的旧文化,指出旧文化“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事件,社会反响强烈。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抨击腐朽的封建文化和黑暗的社会制度,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19年7月,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该报开宗明义:“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其创刊号共发表25篇杂文,其中22篇署名泽东。毛泽东不遗余力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热情洋溢的宣传觉悟了的民众联合的力量,号召人民以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去冲破一切罗网。毛泽东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的活动,启发了民众觉悟,也推动他投身斗争实践,探寻救国之路。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根本改造社会,个人力量是薄弱的,必须联合同志,共同奋斗。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奋发图强。

  1915年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希望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朋友。启事发出后,得到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的响应。罗章龙还和毛泽东通信约见。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这是一群年青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进步团体,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通过个人品行的培养,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张会员“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走出去锻炼本领,他发起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为此,1918年8月毛泽东抵达北京。1919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等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站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前列,与彭璜等领导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开展斗争。12月,毛泽东等领导组织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发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次年6月驱张运动获得成功。

  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初步积累了斗争经验,认识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但他也看到,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未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真理指引。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为了探寻真理,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新旧思潮相互激荡,他的思想在快速变化中。

  1910年秋,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后,阅览了同盟会的《民立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1911年他加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怀着浓厚兴趣讨论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此后,毛泽东还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接受过进化论和民主思想。这一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泽东,“是自由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理念的大杂烩”。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找到真正的科学真理进行指引。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趋广泛,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接触学者,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参加北大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样,毛泽东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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