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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

作者:中天飞鸿 发布时间:2017-07-30 08:27:40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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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曾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做皇帝后便在全国掀起了“反腐肃贪”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为了监督各级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可以说,“上访”古已有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达方式。

  据有关史料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汉代,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宋代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皇帝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诣阙也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太仓令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汉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也称遮道、邀车驾,也就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西汉初,刘邦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清代道光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需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是个特例。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苦口婆心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让贪官污吏害怕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杂役三年。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本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情况:有的民众借机公报私仇,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官吏进京的。以至于朱元璋很是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呢?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除非是大姓宗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现在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信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前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有的官员想方设法故意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从根本上说,朱元璋鼓励越级上访、越级打击,将其视为治官的一种方法,最主要的还是维护大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但其中很多做法本身已经逾越了法律,是“法外之法”,可能收一时之效,但注定不能解决官民之间的根本性矛盾,更无法克服的封建王朝私有制政治体制本身的官僚做大和致命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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