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漉漉的街道：后现代城市化标签解构

　　2020年初的NCP蔓延让中国人暂时躲过了惹人诅咒的排水不畅而湿漉漉的街道，但疫情过后怎么办?对号入座于中国的后现代城市化，湿漉漉的街道仍是其标签吗?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剥夺人的主体性与感觉丰富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更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足以启发现代人的思想与行动超越启蒙时代范畴，从而对给定的某种文本、表征或符号赋予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其字面意思与传统解释会否让位于中国特色读者反映?

　　一、从香港到日本、美国：湿漉漉的街道“殊途同归”于中国?

　　诚如雨果所云，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20世纪的香港与日本、美国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殊途同归”，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也要步其后尘吗?

　　湿漉漉的香港九龙城寨：中国后现代城市化的未来?那里没有街道，只有漆黑、堆满了垃圾的走道，在香港，曾有4万人挤在那个黑暗，具有传奇色彩的贫民窟里，他们中有难民与罪犯，有牙医与妓女，而整个贫民窟，就仿佛一个乌托邦一样，肮脏、拥挤，却又散发着别样的魅力。这段出自德国的《明镜在线》周刊，当中提到的贫民窟，就是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曾被誉为“罪恶之城”的香港九龙城寨。九龙城寨在90年代中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香港中就像是一颗毒瘤，孕育着肮脏杂乱。它是罪犯们的天堂，政府对它束手无策;它是贫困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温床，新世界的乌托邦;它也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不可多得的灵感源泉。宋朝时期，这座“罪恶之城”还只是一个军事据点，直到清晚期英军入侵，九龙半岛作为中国边防的最前线，为加强九龙地区的防卫，清政府将驻地迁至九龙寨，筑城建署。中英条约签订后，九龙半岛虽说已割让给英国做殖民地，但条约中声明了这个地方还属清政府管辖，所以港英政府无权管理这个地方。英国无权管，清政府没能力管，中国政府又因各种战争来袭正焦头烂额，没时间管，在无政府状态下，九龙城寨逐渐变成了臭名昭彰的“三不管”地带。1930年时城寨的人口仅不到500，二战过后，局势动荡，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身为法外之地的九龙城寨就成了他们的落根点，随着罪犯越来越多，城寨中的黑社会势力也日渐壮大，黑社会组织三合会基本控制了整个城寨。涌入城寨的新移民持续增长，1987年后，城寨已约有33000人，由于没有政府管制，居民们大量私建房屋，僭建严重，他们居住在26304平方米的城内，人口密度更是如今北京的人口密度的80倍，300多间公寓伫立寨中，街道狭窄，卫生环境极度恶劣。九龙城寨伫立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中，愈加显得格格不入。无人管理又龙蛇混杂的城寨原以为会完全失控，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城寨被黑帮控制后，自成一条法则，帮派住在城东，居民住在城西，互不干扰。由于铺租便宜，政府也不会检查，城寨中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前来开店做生意。当中最多人做的行业就是牙科诊所，80年代以前，随着大批内地劳动力涌入香港，许多拥有内地牌照的牙医都想进港捞金，但因为制度原因，内地的医生牌照并不受香港政府承认，为了糊口，他们只能搬进政府管不了的九龙城寨。自此，城寨的牙医便开始发展起来，他们用的仪器虽然大部分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机器，但有些却比外界的正规牙科医院更加先进，价格还比正规诊所便宜很多。同时，80年代以前香港的医疗与牙科服务短缺，许多等不起、付不起医疗费的劳工阶层统统涌入城寨求诊，据统计70年代以来曾到城寨牙科就诊的就有数十万人次，有一家甚至每天都有上百人来排队候诊。许多居民也会开个小型工厂或杂货店铺贴一下生计，甚至连外面的食品商都悄悄将工厂迁移到九龙城寨，因为这里的租金相当便宜，在城寨内开设工厂也不要向政府登记，不会被相关当局稽查。据说当时香港有80%以上的鱼蛋都来自九龙城寨，面粉工厂、猪肉工厂在城寨中比比皆是。另外，既是黑帮管理着整个城寨，那么黄赌毒必不会少见。根据1952年一份警察报告，这座城里有154个毒品聚集地，11个色情场所，7个赌场，与13个狗肉店，全香港90%的海洛因都产自九龙城寨。各种违法生意在这里发展得如日中天，街角站着一排排丰腴婀娜的女人，公厕门口随时都会有不省人事的瘾君子，还有整日被黑帮追着打的赌徒，帮派间的打架斗殴都已是司空见惯。不要奢望会有警察来管，他们不会进来，也不敢进来。1974年间，港英政府曾尝试过派遣3000名警力前往扫除黄赌毒，可是一入寨后，不但无功而返，甚至损失惨重。外界曾流传着一句话，“要命的话，就不要踏入九龙城寨一步”。黄赌毒的行业比之外界还有一个特点，它们不分昼夜。80年代末，九龙城寨居住人口高达至5万，但平均下来平均每个人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僭建的建筑一层搭一层，乃至整个城寨98%的区域24小时都没有阳光，正午当空都要点着灯，昼夜难分。唯一能看到阳光的地方，就是屋顶的阳台了，这里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也是大人们忙碌过后，唯一能在这个肮脏罪恶的城府中找到的净地。城中卫生情况极差，垃圾成山，地上流淌着污水，加工厂的排放物源源不断的堆放在垃圾堆，却没人清理，虫蚁成堆，与人同住。50年代整个城寨只有2个公厕，其中一个还是干厕，要手动倒夜香，虽然污臭难忍但却聊胜于无。老鼠是这里的老住户，肥肠满肚，见到猫都不怕更不用说人了。另外由于港英政府对此地并不供电，居民们唯一的电力来源，就是偷接路灯电缆，住家屋顶都被私接电缆慢慢覆盖，但偷接的电线经常被掐，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同时，由于隔水系统不存在，整个城寨一年365天处处都在滴水，居民进出巷子都要打着雨伞，而真正的自来水管却只有八条。这八条水管全部被城内的黑帮头目控制，为黑帮手下的工厂供水，普通居民每次取水都要给买水费，装完水再担上楼，3万多人共用8条自来水管，可想而知有多不方。即使生活过得如此艰难，即使整座城寨肮脏、罪恶、黑暗，但它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里却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归宿。“说实话，我并不觉得九龙城寨有这么差，它给穷人提供了房子，给没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没有身份证，有的人没有钱，但九龙城寨收留了他们，他们要人拯救。”这段话来自九龙城寨曾经的一个吸毒者。80年代，九龙城寨附近的治安问题愈发恶劣，甚至有劫匪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只要转身逃回城寨，警察就无力追击，台湾、澳门，甚至是东南亚的逃犯劫匪都远道而来寻求庇护，九龙城寨的罪恶根源，正在慢慢扩大。但没有国家会允许一个法外之地在国土上蔓延罪恶。1984年，中英双方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决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怀抱，当时中国对此有一个条件，就是整治九龙城寨，这次谈判也敲定了九龙城寨的命运。1993年港英政府出动了5000名警力，历时1年，在扣押近万人的情况下，将整个九龙城寨夷为了平地，政府花了27亿港币在清除工程、赔偿、安置居民上，九龙城寨3万居民超过一半都迁入了公屋或临时居住房，其余的要么自行解决，要么买下了居屋。自此，这座散发着黑暗气息，在香港矗立了一个多世纪的“罪恶之城”，永远谢幕。一年后，九龙城寨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公园，即使已然完全看不出往昔城寨的样子，但它的传说，却永远在江湖流传。九龙城寨的特殊的暗黑魅力，其实很早之前就被艺术家们盯上了。它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环境更像是一座幻想之城，九龙城寨是未来洛杉矶的构想原型。日本动漫产业公认的巅峰之作《攻壳机动队》中，未来都市的一部分就几乎都是九龙城寨的翻版，破旧密集的筒子楼，鳞次栉比的汉字招牌，遍地污水的狭窄通道，就连紧贴着屋顶轰鸣而过的飞机，都跟当年的九龙城寨一模一样。2017年所出的动作犯罪片《追龙》更是讲述了能打敢拼的伍世豪偷渡到香港后，在九龙城寨里联合警长扫除异己，一路刀刃舔血，爬上香港毒品霸主位置的故事，影片里面就清晰描写了九龙城寨里面的黄赌毒等非法生意。不止电影，连游戏、摄影、史料中都出现了九龙城寨的影子，这个张牙舞爪的魔窟，用来制作犯罪黑暗的作品再适合不过，矗立在繁荣的城市中的它，凸显了人类黑暗悲观的另一面。城寨就矗立在跑道尽头，等待被清除，黑黢黢的窗户使它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蜂巢，半死不活的，那些湿漉漉的贫民窟仿佛在疯狂的吸收着城市的能量。

　　湿漉漉的街道：日本冬天街道的后现代标签。Cyberpunk(赛博朋克)源自西方电影美学而取材于湿漉漉的日本街头，cyber作为cybernetics(控制论)的前缀特指研究动物与机器之间的控制与交流的科学，punk更通俗地从摇滚乐衍生而特指衣着古怪、性格暴躁、心怀不满而有反叛意识者。赛博朋克同时意味着科技与个人主义，中心思想是“High Tech，Low Life”，典型设定是高耸入云的楼宇下是脏乱泥泞的街道，闪烁的商业霓虹灯下是消沉萎靡的人群，在城市表面科技高度发达的表象下隐藏的是阴郁的生活。Cyberpunk式特立独行的美学风格足以让观众幻想自己在这样的城市里怎样生活，Teemu Jarvinen即以拍摄亚洲各地城市的赛博朋克风格照片而闻名，他在日本最北部岛屿北海道的首府札幌呆了三周。白雪覆盖的城市用完美的画布创造了一系列迷人的城市景观。当Jarvinen穿好衣服开始在城市街道上漫步时，他能捕捉到这种冬天氛围的孤独与美丽。札幌的气候条件恶劣，平均冬季温度低于零度，这使得该市在日本非常独特。当Jarvinen开始工作时，在一个经常下雪的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伴随着暴风雪而来的是狂风，这让摄影师保持警觉。但最终，这是值得的。“在寒风凛冽的暴风雪中拍摄是一种特殊的挑战，所以当它成功时会有额外的回报，”Jarvinen告诉大家。考虑到温度，Jarvinen照片中的人通常是孤独的，这并不令人惊讶。人物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跋涉，撑着雨伞保护他们不被雪淋湿，直到他们能在室内疾走。气氛摇摆不定，从我们在日本熟悉的明亮、充满霓虹的灯光，到灯光昏暗的场景，人们在夜晚以模糊的轮廓出现。由于这种独特的氛围，贾维尼恩的札幌照片与日本其他城市的照片有所不同。Jarvinen能在日本的这一地区呆上一段时间，这是对他对摄影的奉献与他推动自己风格的意愿的一种敬意，日本的这一地区远不如东京这样的其他城市。他冒着严寒拍摄了这座城市与严酷的冬季条件抗争的惊人照片。从明亮的灯光到黑暗的小巷，环境既美丽又孤独。

　　银翼杀手：美国后现代城市化湿漉漉的街道上的断肠人?“人走室空，但阳光依然洒下，我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世界的什么。”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街上的人群越热闹，反而有种疏离感。现代社会最为人熟悉与令人不安的都市荒原场景，空旷的街道、安静的餐厅、阳光照射的房间、孤寂的男女、无所事事的等待……最有标签感的则是湿漉漉的街道，冷漠静谧，内省诗意，像一首首“寂静的诗”。梁文道如是形容后现代城市化画面里初醒的女人、准备工作的男人、旅行中的恋人、咖啡厅的陌路人、夜里回家的上班族、午夜打发时间者：“他把人都画成了静物，似乎有所言语有所动作，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霍珀式绘画为现代人提供给了“苍凉的梦幻”，“厌倦与巨大的悲伤后面，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中年才奋斗成功、一生沉默寡言的霍珀对其代表作《夜鹰》(Nighthawks)的评价是：我可能在无意中画出了一个大城市的孤独。他既拥抱城市，也热爱乡村。对前者，他更愿冷眼旁观，而在后者那里，他可自在地畅想乌托邦。他画海，灯塔，孤舟，纯粹的风景，远离尘嚣的那种，他好像一直都不属于那个时代。中国人是不是都属于当今中国这个后现代城市化时代呢?《银翼杀手》深受霍珀式绘画的影响，剧中的很多的场景很类似“全面回忆”，老是下雨天，湿漉漉的黑暗街道，人满为患的楼房，感觉类似的题材的很多这种场景，可能是同一个特效公司的同一个布景里拍的吧。如果未来世界是这样子，我真情愿自己已不在了，太压抑了。影片用了很多时间去描述男主角的矛盾，各种光怪陆离的方式有点王家卫的拍摄感觉，男主都很压抑、矛盾。虚无在黑暗中旋转，好电影的影评总觉得忐忑，生怕不小心破坏了心中美好的印象。夜空、拥挤的城市、俗气的广告，湿漉漉的氛围、金字塔上金色阳光、对自我的怀疑元素，我们的世界都可能也是虚无?真是一部黑暗的电影，全片几乎都是黑夜或令人窒息的雨水，金字塔内的光线完美得不真实，唯一令人阳光明媚、心旷神怡的雨林场景也在1分钟后被揭示，原来是假的，应了片首高斯林执行完任务回基地说的口令“虚无在黑暗中旋转“。其实全片都在探索虚无这个主题，在个体与极权的对抗中，唯有反乌托邦的世界观才能一反宏大叙事，带着悲悯的色彩看待个体的命运。几乎所有人都逃不过被奴役的命运，西西弗斯的巨石从山顶再次滚落。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对于未来的想像，无论是基于对明天的期待还是忧虑，不同时代的人们总会以其当代的思考基准绘制各自的未来蓝图。《银翼杀手》里阴冷晦涩的画面氛围与克制缓慢的冲突场景部分导向了其在商业上不讨喜的结果，但这部电影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未来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等，在文化形态上被称之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代”建立在对“现代”的批判上，是与过去时代的一次断裂。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福柯的“人的死亡”，后现代的哲学彻底批判了人的主体性，因此也否定了人的“共相”，否定了个体必须服从普遍价值与一般模式。相反，注重自我关切，自我修养与自由选择，《银翼杀手》构建的未来城市也充斥着哥特式的建筑审美。分层城市是末日来临的征兆，巨型城市是城市的演化趋势，混居城市是文明的共存与消弭。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是天堂还是地狱?影片里的未来城市人口高度膨胀，湿漉漉的街道与冰冷死寂的大型建筑交相辉映。足足占了一栋摩天大楼整个立面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日本艺妓的画面或可口可乐的广告，阿拉伯人牵着骆驼穿过挤满人群、汽车的街道，而这人群中又包含了朋克青年、穿着修女装的男人以及穿着军装打着油纸伞的中国人。这种极度的文化碰撞与拥挤的空间像极了现实中的香港，而导演在设计场景时要求也正是“下雨的香港”。香港作为反乌托邦城市原型的传统，如果你用小型叙事则会看到重庆大厦的非洲寻梦者的艰难生存，会看到年老的衰弱者与追梦的年轻人身栖棺材房……但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全是装饰精美的陈列品，城市发明了自由恋爱、X国梦、致富童话，甚至连贫民窟的发明都是指向“希望”，看起来更像是被故意捏造的，让你憧憬却又高不可攀的天梯。希望看起来像底层人的春药，但谁也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幸福吧?只要神话不灭，朝圣者仍能幸福地长长磕头，把自己的一生所得献给富有的神;道德信仰者仍能坚守纯洁，即使死于贫困也可不去思考历史是否被掌权者重写了数次。冈仁波齐曰：没有高潮，没有意义，这就是人生。复制人更新到nexus10了也不仍在追求成为“人”的权利么?事实上成为人之后仍然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吧!《银翼杀手》男主梦中出现的角马或许就是要象征那种不自由。个人觉得中国不太有可能拍出反乌托邦电影，连科幻电影都很难。未来怎么可能是悲观的?别担心，就算我们不被允许愤怒、悲伤，我们还可滑稽啊!《银翼杀手2049》中的未来城市已成现实，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总能与当下挂钩。除了相较前作区隔更为严重的人与复制人两大群体，该片构想的未来城市面貌也令人印象深刻。核战过后，人类不再修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而是去建立其他的外星殖民地。黄沙、辐射、人造垃圾与“低端人口”夺回了地球城市的控制权，生活在这里的人面临着更多的困境。代表重污染工业的大烟囱树立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彼时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还主要集中在工业的无节制发展;现在我们要为未来担忧更多问题，其中样样件件都尚未找到绝对出路，寻找出路的过程也正是回答影片所提出的“人何以为人，家园何以为家园”之问题的过程。借迈克·戴维斯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的论述，我们可仔细审视这些早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如果说城市贫困加剧了自然灾害，贫困、有毒工业、无政府状态的交通以及不断被毁坏的基础设施的相互作用则制造了新的与完全人为的灾害。都市理论家马修· 甘迪认为，如此之多的第三世界城市杂乱无章的形式(城市分形图形)抵消了城市生活的环境效率并滋生了经常使都市人恐慌不已的小灾难，如墨西哥市、开罗、达卡与拉各斯。城市规划的所有经典原则(包括对开放空间的保留、分隔有害土地与居住用地)在贫困城市都是无法实现的，地狱般的分区条例使得危险的工业活动与交通基础设施周围就是密集的棚户群。几乎每一个(至少是那些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型第三世界城市都有一个位于管道、化工厂与精炼厂附近，时刻遭受污染的贫民窟但丁式地区：墨西哥的伊兹塔帕拉帕、圣保罗的库巴陶、里约的贝尔伍德洛克索、雅加达的舍巴巴尔、突尼斯的南部边缘与亚历山大市西南部等等。在其关于南部贫困城市的书中，杰里米·西布鲁克整理了夹在码头、化工厂与高速公路中间的曼谷港口贫民窟克朗托伊残酷的灾难日历：1989年，一场化学爆炸使数百名居民中毒;两年后一个化学仓库爆炸使得5500名居民无家可归，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死于神秘疾病;火灾在1992年毁坏了63户人家，1993年(另一场化学爆炸的那一年)烧毁了160户，1994年烧毁了几百户。数千个其他贫民窟，包括一些富裕国家的贫民窟，都有过与克朗托伊相似的历史。他们患上了吉塔·维尔玛所称的“垃圾场综合症”：镀金、染色、涂底、鞣革、电池回收、铸造、汽车修理、化工制造等有毒工业活动的集中污染。这些是中产阶级无法忍受出现在他们自己居住区中的，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关注到这些地区的环境健康，特别是这些地区多重毒素与污染物质所引发的增效作用。通常，仅仅在贫困与有毒工业以巨大的因果关系爆发出来时世界才会注意到它们的致命混合。1989年堪称“恐怖年”：圣保罗“污染谷”库巴陶的一条煤气管道爆裂，烧死了近旁一个贫民窟的500多名居民;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液化天然气工厂像一颗原子弹一样在墨西哥市的圣朱阿尼科贫民窟爆炸，导致约2000名贫困居民丧生(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贫民窟居民深切意识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街道上极端严重的全面交通堵塞所造成的交通混乱危险，都市发展不断延展却没相应的大型运输或分级公路的社会投资，交通成为一场公共健康灾难。尽管像噩梦般拥挤，发展中城市的汽车数量还在暴增。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汽车拥有量仅占全球的18%，2020年世界半数左右的13亿辆小汽车、卡车与公共车与数亿辆摩托车与小型摩托车塞满更贫穷国家的大街小巷。汽车数量的剧增是被强有力的不平等力量所驱使的，多数城市的交通政策是一个恶性循环：公交质量的下降强化了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共交通都需大力补贴，因为其巨大的客观性(公路需求与拥堵的下降)，也因为这能确保贫民的通行，许多贫民仍然不能负担私人交通工具。城市面临保证低廉交通费用的压力，但在降低费用的过程中又牺牲了公共车辆的质量与舒适度。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应是尽可能快地购买私家车，中间阶层的反应是购买低价的小型摩托车与汽车。随着公交运输收入的下降，管理者开始进一步降低服务质量，他们要为更穷的客户服务。最先受影响的是服务质量，随之而来的是服务数量的下降。通过选择性投资公路而非铁路，跨国发展机构鼓励破坏性交通政策以及当地交通的私有化。在中国，先前是人人平等的家用自行车，规划者如今给汽车提供了不合理的优先性。大批传统的乡村贫民住宅及风景如画的胡同被拆迁，从而为北京的林荫大道与汽车道腾出了空间。自行车上班族则被迫忍受一系列不便：承担办理新证件的费用、限制使用主干道并取消了之前由工作单位提供的自行车补贴。城市贫困与交通拥堵间冲突的结果是全然的屠杀：第三世界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2/3的是行人、骑自行车的人与乘客。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研究者报道，“那些没有私家车的人是最冒险的。”小公共车与小型巴士经常是无证行驶而且车况极差，所以特别危险。如在拉各斯，公共车被当地人看作“飞驶的棺材”与“移动的太平间”，多数贫困城市交通的蜗牛速度减少了其杀伤力。尽管有小汽车与公共8人死亡、60人受伤的事故率，拉各斯的普通居民平均每天还是要花难以置信的3小时陷在可怕的全面交通堵塞中，私家车上班族与小公共车司机几近抓狂。如此多的司机跨线行驶或逆向行驶，以至于交通部最近强迫犯规者接受强制性的精神病测试。在德里，《印度时代》抱怨中间阶层的上班族在撞倒无家可归的捡垃圾者或穷孩子时很少愿停车查看。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交通死亡与伤害的全部经济损失估计约为“发展中国家收到的世界范围内发展援助的两倍”。世界卫生组织把交通看作是城市贫民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危害，并预计2020年交通事故将是排名第三的主要死亡原因。汽车与自行车与行人争道的中国将不幸地名列前茅：仅仅是2003年的前5个月中，将近25万中国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或重伤。猖獗的机动车化也正在加重第三世界空气污染的噩梦，无数旧汽车、破旧公共车与报废卡车所排放的有毒废气使城区窒息，小型发动机驱动的脏兮兮的二冲程内燃机排放了10倍于现代汽车的废气。墨西哥、圣保罗、德里与北京等不断延展的大城市中的脏空气多数是致命的(每年300个糟糕的臭氧天)，呼吸孟买的空气相当于每天吸两包半香烟。德里的科学与环境中心最近发出警告，印度正在变成“毒气室”。城市重建与“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只能生活在危险的山坡上、污水横流的河滩旁、毒气漫天的垃圾场附近……这是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北京，极度贫穷的城市社区或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21 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与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而并不是都市未来主义者们幻想的“光明城市”，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已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环境后果。埋藏在巨型贫民窟中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像火山一样在某天突然爆发?繁忙而冰冷的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被抑制的情绪：爱慕，惊喜，感恩，愤怒，悲哀，失落......随着音乐的起伏宣泄开来，成了一副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壮丽诗篇。每个城市都巨大而荒凉，我们如何安置自己寂寞的心灵?在未来城市里生活的到底能在何处找到一丝丝慰藉?城市越繁华，生活越便利，在时时刻刻充满科技感的生活里，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到底能变得何等匪夷所思?

　　二、中国的城市化怎样才能撕掉“湿漉漉的街道”这一后现代标签?

　　后现代城市化城市的魂灵是什么?排水不畅的湿漉漉的街道吗?许多城市与地区的第三产业已或正在超过第二产业，湿漉漉的街道不应是中国的城市化灵魂。世界正悄然进入一个“后工业化”或曰“后现代化”的时代。在先前的“工业”时代或“现代”时代，人类社会主要受制于工业技术因素的影响，而在“后现代”时代，文化因素已超越了技术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则退而成为文化发展的条件与手段。我们都还记得在前些年的中国，大小事件往往喜冠以“××工程”来命名，诸如“希望工程”等等。有人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多出自于工科院系，工业与技术的意识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行政的主导思想。也因为此，中国的许多城市一度深受工业思想的约束，直线、平面、几何体、产业化、拷贝等等工业思维左右着城市的意识与行为。也因为此，我们的许多城市在发展中基本淡忘了作为一座当代城市所应为本土地缘文化的传承所发挥的历史文化作用。我们的许多城市正在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磨灭自己的历史文化痕迹。城市是什么?今天的城市早已不再是当初城市源起之时的那种简单的城池与市场的组合物，也早已不仅是集中的居住地与经济的承载体。今天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历史的图景与剪影，是生活的主要空间，是区域竞争的主体，是地缘社会的核心，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场景与意向的汇聚，是建筑与环境的美学文存，是创造与控制的奇妙综合，是人口与社会相对集中的地理单元，是人类社会与国家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史记与典籍。正是城市跨时空地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体现着市民们的光荣与梦想。与许多发达国家先前的经历一样，中国的城市迎来了“城市化”的大好时机，人口城市化几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增速在急促地进步。但我们过多地关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在“现代”时代规模与数量上的发展，而甚少关注已进入“后现代”时代的中国城市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要读懂一个人要把握他的灵魂。”同样，要读懂一座城市也要把握其灵魂。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全球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文化生命的综合体。如同任何其它生命体一样，个性最为重要。个性产生差异也产生美感，世界正因为文化多元而和谐存在。城市的竞争力往往出于个性的差异，而中国的城市本来最容易有其个性，因为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背后总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并且因为这故事而与众不同。一座城市在它进步的过程中要形成个性化的吸引力，才能有集聚关注度与集聚优秀人才的基础。城市的灵魂就是它的文化个性，一种由过往的历史、现在的状态与未来的故事构成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决定着这座城市生活时间的价值及其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一座有文化灵魂的城市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竞争力。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有近180座城市(这个数目相当于中国大中型城市总数的27%)先后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豪迈口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一座城市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城市普遍在追求形象、速度与经济目标时忽略了作为城市灵魂的文化个性。一座城市不应只是由首长与规划师们凭空臆想出来，而应是在那座城市所处的土地与地缘文化上“生长”与“养成”出来的，对本土文化的积极传承与创造新的文化风尚是营造城市的首要任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城不在大，有“魂”则赢。城市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其规模与形式而在于其文化灵魂。如何找寻、反思、策划与营造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建设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城市不应成为在人文精神上“失语的都市”。2006年，某地电视台组织了一个节目，说的是让分别生活在某发达都市与某偏远乡村的两位家境悬殊的同龄少年互换环境生活一段时间。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那位城里的孩子无非是体验了一下乡间的清贫生活，知道世上居然还有那么穷困的地方，这与我们当年上山下乡一干数年的深刻体验绝对是不一样的。而那位农村孩子看到的则是梦中都不可能见到的都市“大观园”，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引起的巨大失衡让观众们深深不安。最得益的恐怕只是电视台与它的制片人、编导者们了。我们城市人当今的生活真的就那么值得炫耀与推崇么?其实在不知不觉之间，今天的许多城市人已在泊来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忘乎所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积累，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着，然而在这“新”与“异”的背后中却滋生着许多腐蚀当代城市社会的龌龊。崇洋媚外：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已不只是沐浴在互联网形成的国际化阳光之下，麦当劳、肯德基、T恤衫与牛仔裤等都已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与日本与韩国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崇洋心态与媚外情绪实在令人唏嘘。跟风随潮：中国人从来喜好跟风，不只是时尚生活方面的跟风，就连投资行为也盲目跟风。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交易行为与股市投资行为中，“跟风型”也算得上重要一族。铺张浪费：本以勤劳节俭著称的中国人现在已变得浪费成风。法国人饮白兰地是细品，中国人喝白兰地是豪饮。以“世界工厂”自傲的中国更是在大量地消耗着国内本来就相当稀缺的各种资源。自私自利：有人无奈地笑言，我们慷慨的国人正在慷祖先之慨，慷民族之慨，慷子孙之慨，慷世界之慨与慷自然之慨。国民在生活方式方面的自私自利程度让世人为之震惊。庸俗无知：中国的各类新型消费正迅速“崛起”，而百姓中却很少有人思考与反省那些看似不无正当但却庸俗无知的种种消费。在清明节的拜祭活动中，竟然会有些人为亡人送上纸质的KTV包房与美女等等。攀比炫耀：“面子”是五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无数遗产中的一种。有的人甚至一生都在为“面子”而活着。于是，在今天城市人的消费与投资结构中有相当的比例是为了“撑面子”。贪婪无止：试看当今中国的股市、房市等“暴利行业”，因为欲壑难填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警钟长鸣。嗜好赌博：中国人的好赌举世闻名。在世界三大赌城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与澳门的赌场中最常见的常常是中国人的面孔。在我们的同胞基因中似乎已有了不知源自何时何地的“赌性”。造假贩假：大概没有人统计过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有多少种类与数量的假货，但我们确实随时随处可见到假货，而且假货因为市场需求旺盛而屡禁不止与愈来愈多。粗放不羁：与日本人与德国人的工作与生活相比，我们的工艺、产品与服务普遍太粗放与粗糙，不关注细节已成了我们经常被洋人们看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全球许多大城市一样，失业、贫困、缺水、浪费、污染、疾病、犯罪、滥用毒品、道德沦丧、贫富差距、住房拥挤、房价飞涨、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畸形消费、治安混乱、暴力倾向、网络犯罪、信仰危机、交通事故与官民纠葛等等“现代都市病”正在我们城市人的身边蔓延着。上海市社科院的一次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型社会调查有很多令人意外的结论，那就是“城市人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这个结论应引起城市首长们的高度关注。很遗憾，本来拥有悠久传统文明的中国城市人却如此广泛地在上述现象的浊浪中浮沉。继续在西化与异化的过程中渐行渐远，中国的城市化终将危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城市化》：湿漉漉的后现代城市风雨交响曲?对于设计爱好者来说，Gary Hustwit应不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位现年48岁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因其2007年的导演处女作Helvetica(中译《传奇字体》，由这款经典的现代主义字体出发涉及了平面设计的诸多议题)而被设计圈观众认识。他又在 2009年拍摄Objectified(中译《设计面面观》)，介绍与讨论有关工业产品设计的基本理念。2011 年讨论城市规划设计的的《城市化》(Urbanized)是其设计三部曲的终篇。三部影片无任何解说，完全由业界人士的访谈与蒙太奇组成，以冷静、客观、叙述性的基调讨论各种不同议题，呈现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这三部影片中导演的身影几乎完全被隐藏，仿佛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受访者带领着观众一起审视着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设计。在零散的访谈片段中却隐藏着导演安排的一套叙事主线，告诉观众设计不仅仅是美学与艺术，在工业化的时期与后工业化的今天也扮演着重塑世界的重要角色，进而阐述设计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未来时应有什么样的抱负与担当。这既可看做对大众的设计启蒙教育，也能为设计从业人员提供更广泛的思路与更新的思维方式。《城市化》讨论的是我们切身生活的城市，一个生态系统。现在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50 年城市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我们不得不关注更多设计以外的东西，比如环境、社会关系、政治，而最核心的是关注“人”。因此，与前两部影片不同，《城市化》中的受访者不仅包括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也包括政客、社会活动人士、异见者、普通市民，涉及的话题不止于设计本身，更延伸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与民主政治，使得其关怀更为广泛。影片用蒙太奇带着我们看过遍及五大洲的各个城市，用这种类似“城市交响曲”的方式清晰地传递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影片展示了1950 年代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极简主义的、有序的、完全理性的、将不同功能区域合理分隔的现代主义经典。乘坐飞机从高空俯瞰，你也许会觉得它是完美的，但当你真正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则会觉得它的规划是一场灾难。功能区域被“理性地”分隔而缺乏联系，以至于你不得不一直驱车在一条条完全笔直的大道上颠簸，这将带来交通大规模拥堵的挑战。巴西利亚的失败之处在于，城市规划者俯瞰视角的理性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并不适用，真正站在城市的土地上脚踏实地地关注“人”，让城市改变他们的生活才应是城市规划的本来出发点。从对现代主义的执迷中走出的设计师、规划师、政策制定者开始真正地“站在地上做规划”，让城市对居住在它其中的人来说更为友善，不仅仅为人们提供生活设施、卫生条件，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发展机会与个体尊严。在波哥大与哥本哈根，自行车与行人的专用道彰显着这种尊重;在圣地亚哥，城市黄金地段的经济适用房体现了为贫困居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理念。城市中的“人”也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参与自己城市的建设，被全球化浪潮席卷后的世界却有更多人开始向“本地化”着眼，意识到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更是“社区”的延续与发展。如果你把人们都放进高楼大厦中的格子，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而没有联系，然而当这个庞大的城市是由一个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细胞组成时就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业化产物，而是有着自己的血脉与独特的DNA的有机体。市民如何用自身的力量在衰败的底特律创造新的生态农业?艺术家Candy Chang如何利用城市规划与街头艺术的结合让新奥尔良的市民在风灾重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开普敦黑人区如何利用“协商式规划”减少犯罪?英国布莱顿的街头艺术家如何通过一件作品唤起一个社区的节能意识并促成行动。让城市居民开始“参与”到规划的协商过程中来而不是“被规划”，带来的更多会是沟通、责任感、行动的改变，减少的是分歧、冲突与戾气而这种改变是自下而上的而非居高临下地“规划”出来的，城市规划者在站到地面上之后还要走到社区中，让规划接通城市的血脉而不是用“理性”把人规划进格子。Hustwit的影片表述方式就像“城市交响曲”，但其传达的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崇拜。片中大量的特写镜头给了机器，火车、电车、钟表……人们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行色匆匆，操作着各种机器或让自己的生活适应着城市的工业化节奏。片中有很多人物，但他们都没有机会与观众对话。我更愿将《城市化》看做《柏林：城市交响曲》以后现代主义形式的转世化身，当理性作为被审视批判而非崇拜的对象，80年后它带着更多对“人”的关注转世而来，折射的是城市化的理念从机械与几何化的理性、高空俯瞰式的规划，向充满人文关怀、脚踏实地的设计的转变，从设计者掌权、工业化安排一切到人们广泛参与、“协商式”民主化设计的转变。如果将《柏林：城市交响曲》看做一部实验电影，《城市化》就是为这种实验式风格赋予更多意义的的成功应用。城市交响曲中蒙太奇的剪切以其内在关系而形成一个个乐章，《城市化》则把这种关系更为明示出来并通过访谈使这种对城市的凝视有了更多的意义。你可说城市蒙太奇是访谈的陪衬，也可说访谈是城市蒙太奇的旁白。《城市化》不是一个干巴巴的访谈录，而是一种借由受访者的视角在不同城市中的巡礼，受访者视角编排的内在逻辑又体现了导演的观点与立场。导演的角色在这部片子中不存在，其视角是纯客观与记叙性的;导演的角色又无处不在，他展示的城市乐章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与关注焦点。《城市化》作为设计三部曲的终篇是对前两部的总括，将设计对现实的关注升华到更高层次，使开创“设计电影”类型的这个三部曲有了更宏大的视角;也可被看做“城市交响曲”的转世，一次更具启发意义的城市巡礼。这部片子使我对城市化的未来更有信心，不乐观的人不可能进入这个行业，专业人士的创造力与“人”的自发力量相融合，让我们相信城市将成为全人类在这星球共同留下的最伟大的作品。

　　撕掉“湿漉漉的街道”这一后现代标签，“厚道”的城市化之路才是可持续的。排水不畅暴露的下水道偷工减料，充其量是后现代城市化积弊的冰山一角。曾有学者概括，现代城市化的积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病”，表现在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城市文化病”，即人们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有西方学者提出，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西式的“城进农退”城市化。由于以与自然对立与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这种扭曲的城市化注定对自然、对农村、对弱势群体不厚道，难以避免无根性与不可持续性。上述概括或有偏颇之处，却有助于戳破以大城市为基调的西式城市化的美丽神话，让我们直面现代城市化问题，寻求对策。大城市病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不好，将直接威胁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生态安全。用大卫·格里芬的话来说，“如果放任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将在全球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现代城市化的积弊表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共荣的城市化模式十分必要。这种新模式应是现代城市化的升级版，主张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睦，发展有机、有根、有情的“审美城市”。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展开的社区支持型农业、城市农业以及城镇转型等运动，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探索。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近年来在美国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里年轻人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型农业不仅是城市反哺农村，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绿色”通道。社区支持型农业鼓励更多小农户采取有机农耕的方式来善待土地，真正体现了“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厚道。一度陷入低迷的城市农业运动再度焕发生命力。人们日益意识到，单纯以经济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于农业获益很低，但考虑社会与生态方面的回报，“其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在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增加绿色植物，缩减粮食生产环节与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城市农业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城镇转型运动”是另一种有根化努力。“城镇转型运动”起源于英国托特尼斯郡，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与重建当地生态复原力，因地制宜减少能源消耗，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掣肘，这种新型城市化路径在西方至今尚未大规模出现。反观中国，不仅有“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从工业文明提前跨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中国的高铁、移动多媒体、新能源等技术，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荣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城乡并茂的城市化如果成功了，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与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在古今中外的城市化历史中，曾有过千古称奇的佳作，有过不值一评的庸品，也有过不堪回首的败笔。我们今天最缺少的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的思考。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与路径也不尽相同。在一些人口少而资源丰富的国家，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觉悟比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国家更多。对于中国来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倍加受到政府与国民的高度重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至少要关注五个方面的“生态”系统：一是“自然生态”：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创造自然生态并非易事，这是一种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态肆意破坏之后再动用巨大成本去 “还债”的行为。二是“人文生态”或“文化生态”：对于大城市来说，人文生态未必不比自然生态重要。而且，人文生态是更加可能由人来创造并且更加有文化内涵的生态。人文生态塑造安全与愉快的栖居，让人们在艺术与文化中享受城市生活。三是“经济生态”。对于中国城市来说，经济产业的生态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与城市的文脉、商脉与地脉之间的联系。产业的结构配比与集群养成十分重要。没有经济上的生态规划，就很难实现其它生态发展。四是环境生态：城市的环境不只是城市内部的环境，还必须考虑到外部与总体的环境。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应以牺牲邻里与周边的环境为代价。五是“政治生态”：为官一任，确实要有政绩。传统的政绩观是靠GDP与城市形象工程来支撑的，而时代的政绩观应是关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全局意识、城乡一体化与反哺“三农”等。新型的城市应是一个“超级生态场”。上述五种生态反映了可持续发展城市在硬件与软件方面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五种生态的和谐规划方能创造人间与世间的至美。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城市”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一座符合当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城市应出现“五多五少”的状态：公众开放空间多、文化艺术场所多、步行导向社区多、散步休闲场所多、公共交通方式多以及高楼大厦少、丑陋建筑少、私家汽车少、形象工程少、公害污染少。什么样的城市才最可爱与最值得尊敬?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有限的，建筑风格是和谐的，街区尺度是人性的，能源消耗是科学的，城市风貌是美观的，城市的管理是先进的，城市的品牌是鲜明的，生活系统是宜居的，地缘的文化是积极传承的，城市的未来是可持续的。让我们记住巴黎市政府优雅的规划思想：“把塞纳河畔还给那些缱绻相偎的恋人。”2006年底，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被《Wallpaper》杂志评为当年的“年度最佳城市”。这让人想起拿破仑曾说过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将在君士坦丁堡(伊市的前身)”。当选是因为这个城市日益强大的艺术设计力量。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欧洲文化城市”的评选活动在欧洲城市轮流举行，当选的第一个(一九八五年)是希腊的雅典，而(2007年)最新当选的是卢森堡市。希腊与卢森堡在欧洲都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充分说明城市的魅力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实力。200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评选出当年中国的十大“和谐城市”，在2006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排名第47位的重庆市位居第一。重庆位列此项榜首的两个重要理由是：首先，“人比GDP重要”。为了确保抗击百年大旱，市政府决定限制工业用电。市委书记汪洋说，“GDP远不及人的生命重要”。其次，绿色GDP试点通过国家验收。重庆已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通过国家验收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城市，并且将率先把绿色GDP核算落实到区县。据联合国统计，2007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这标志着全球已进入“城市化时代”。据预测，2015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达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人类社会进入“超级城市时代”。国外有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美国的高科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仅18.96%。2000年已提高到36.1%，2006年底更达到45%，专家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会达到70%左右。已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城市化”的大方向不会逆转，因为发展中的中国仍然要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文化进步、经济增长、就业机会与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模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进步与转型，城市化绝不只是一个改变规模数字的工程游戏。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与分享财富的过程。在上古的采猎时代，人类的财富来源于人对其它物种的认识与竞争;在农耕时代，财富受制于对土地资源状况与自然气候条件的认识与改造;在工业时代，财富受制于对地球矿物质转换的认识与利用;到了今天这个信息经济时代，财富将来源于人们对新知识及其衍生品的认识与驾驭，并受制于人类对自身成长模式的反省与警醒。如果继续以工业时代以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成长，人类社会可能还有几十年的功夫就将走到尽头，因为人口的爆炸、因为资源的枯竭，因为环境的恶化，还有难以根绝的战争。城市，作为地球上最有代表意义的生存空间，应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承担起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与“和谐社会”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理论恰好是“后现代社会”文明对以工业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认识。人们终于能在迅速的工业化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破坏严重之后，在增长临近“增长极限”后回归“和谐方为至美”的思维境界。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灵。”对历史负责的城市、责任者、设计者与营造者最应有美丽的心灵，这关系到更多的人们会不会也拥有美丽的心灵。生态化与人性化乃是新时期城市化思维的根本，涉及对当代城市文明的认识层次。愿我们的城市在“生态化”与“人性化”的前路中找回历史的旧情、时代的新意与未来的理想，让我们都象安藤忠雄的“天使”一样在新生活的追寻中找到热爱城市的理由。1999年世界人居会议断言，“二十一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化确实已成为时代的潮流，问题在于我们推行什么样的城市化。截至目前，“新经济化”、“泛生态化”等时髦概念都在发展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新潮流，告别“湿漉漉的街道”这一后现代城市化只是时间问题。

　　从其建设性的立场出发秉承“义不避责”的入世精神的建设性后现代城市化的另类思路是一种创新型后现代的城市化，一种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城乡共荣为旨归的厚道城市化，主张发展具有浓郁人文色彩色的有机、有根、有情的厚道审美城市。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城市。与现代主义用机械的目光看待城市相左，从怀特海有机哲学或过程哲学出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用一种有机的眼光看城市，强调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城市都是自然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样一种有机的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发展有机城市，强调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推重的有机城与国外60年代以来日益兴起的生态城市、可持续城市具有深度的契合性，著名建设性后现代建筑学家、生态建筑之父保罗·索拉里所设计的“线性瘦身城”(又译“线性简约城”)可谓这种有机城的雏形。与现代城市化追求摊大饼式的杂乱扩张相反，索拉里设计的“线性瘦身城”提出一种高度整合与紧密结合的三维城市，其中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活进程之间像有机体、动植物组织与细胞在一个高度进化了的有机体中所做的那样互动。这是一种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性的城市，在资源、能源与时间上浪费最少，同时最大限度地在当地生产太阳能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与温室。“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是索拉里的建城原则，有机的才具有韧性，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性后现代倡导的有机城市也就是可持续城市。目前，发展可持续城市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以美国为例，据《认真对待可持续城市》一书作者的考察，目前已有旧金山、西雅图等25座城市在考量城市的可持续性问题，投入大量的时间、资源与政治资本用来建设可持续城市。认真学习与研究这些城市走向可持续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可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现代城市对自然持敌视态度，以大量使用钢筋、水泥、玻璃、混凝土为特征，对土地的破坏很大。后现代的有机城则是自然友好型的，其建筑“不仅融入而且增进它们的周围环境。”在这方面，著名后现代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帮助重新设计的坐落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胭脂河厂可谓一个样板。胭脂河厂1917栋大大小小的建筑屋顶被他们铺上了绿油油的草地并栽种各种花卉，占地600英亩的厂房如今种有200英亩的绿肺，仅屋顶部分就有14英亩之多，每年可吸收400万加仑的雨水。它为建筑提供了天然的隔离层，降低了能源成本，释放更多氧气而净化了空气，同时成了自然生态区。改造后的生态厂房不但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与效率，而且为公司省下3500万美元符合净化工业废气二氧化碳条例的费用，该工程在2004年获得健康城市绿色屋顶卓越奖。第二，城乡共荣的有根城市。与有机城市相联系，建设性后现代主张建设一种旨在追求城乡共荣的有根的城市。现代城市化是无根的，以排斥与远离乡村为前提，以掏空农村为代价。建设性后现代的城市化则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根。这种根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从生存意义上讲，乡村与农业是城市的基础，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是我们获得食物等基本安全感的希望所在地。按照柯布博士的说法，一个城市只有能 “依靠自身的资源与乡村环境的可持续管理来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纽约、北京、东京这种巨无霸城市虽然貌似强大，但离开乡村的粮食供给一天都难存活，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恐慌。从文化意义上讲，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文化多样性的守护地，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这一遗产也是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土不二”，乡村是接地气的地方，是人与连接自然的地方，如此就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城市化最发达的美国却是“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它彻底摧毁了乡村，因而是断根的。因此，建设性后现代反对“城进农退”的西式城市化，主张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并重，城市繁荣与农业繁荣齐飞。“这是一种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谐共处”的城市化，索拉里的瘦身城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努力。一方面，通过高密度的城市设计节省了因城市的杂乱扩张所占用的未开发土地，使它们能被用于农业，娱乐健身与作为荒野(作为大量野生物种的栖息地);另一方面，瘦身城在一定意义上将城市带到农村，使农民们可定居在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地方，然后到邻近的地方去耕作与种植粮食，目前西方社会正如火如荼展开的社区支持型农业与城市农园运动等运动也可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支持型农业”(又译“社群支持型农业”) 近年来在美国得到迅猛的发展，已扩展到2000多家农场。越来越多的城里的年轻人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型农业”的众多成功实践表明，社区支持型农业越发展，城市就繁荣，越有根，因而也就越可持续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不仅是城市反哺农村，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与谐发展的一条“绿色”通道。社区支持农业无疑也有助于推动生态农业与有机农耕的发展，鼓励更多小农户采取有机农耕的方式来善待土地，从而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的生产资源与环境，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厚道。一度低迷的城市农园(又称“城市农业)运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粮食危机、石油价格攀升、气候变化、生态恶化及社会失衡等问题的集中爆发再度勃发了它的生命力，城市农园近年来在欧美国家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人们日益意识到，单纯以GDP的经济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于农业获益很低，但一当考虑社会与生态方面的回报时，“其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对于减少了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增加了绿色植物与缩减粮食生产环节的长度，减少碳排放量乃至“全面修复现代主义弊病”，城市农业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目前风靡西方的由民间发动的“城镇转型运动”也是这种后现代的有根化的努力的一部分，全球已有超过300个城镇正式加入这一转型的行列中来。在大力发展社区支持农业与城市农业以及推动城镇转型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力度、努力提升农村生活品质也是建设后现代有根城市的题内应有之义。此可谓固本，根壮才能苗肥，根壮才能枝繁叶茂。第三，以人为本的厚道城市。现代城市化是不厚道的，在原则上以剥削自然为前提，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在城市建设上以物为本，排斥他者，打压差异。与现代城市化更多地关注城市带来的GDP忘记城市为市民服务这一根本性的宗旨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建设一种厚道城市。这种厚道城强调以人为本，主张目中有人，将城市的最高发展目标锁定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这就要求人们带着一种人文情怀来建设城市。为此，后现代的厚道城要自觉“创造包容性的空间以欢迎多样性并满足不同社会族群的需要。”这包括特别设置一些公共建筑与公共场所，通过人性化建筑结构与优雅的周边环境给人特别的精神享受，营造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多数日常需求都在离家或工作地点5-10分钟的步行环境内完成，检验一个城市是否目中有人是否厚道的一个标准是“冰棍”试验，就是考察一个八岁的小孩是否可自己骑车去买冰棍，看看他是否要一路与汽车战斗。关于厚道城的软件配置，从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特别强调经验他者的重要性，主张倾听来自“他者”的声音，特别是 “来自边缘的声音。”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认真吸纳现代思想家关于公平正义的诉求并创造性地将它们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强调社会正义是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建设性后现代城市一定是个讲“社会公正，环境公正”的平等城市。换句话说，平等与公正成为后现代厚道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它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少数族裔，弱势族群的环境风险，要使环保政策让所有人受益。例如，如果一个城市启动一项绿色建筑项目，如果该项目只适用新建筑，那该城市的其他没有新建筑的地区将无法受益于该项目，这就是不公。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出一个特定的区域作为绿色空间，而该区域却不恰当地坐落在高档社区附近，弱势族群无法方便地分享这一绿色空间，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也体现了不公平”。柯布据此批评了一些所谓中国生态城在市中心修建大花园的做法，“这些生态城的确很吸引人，但宽敞的街道与公园意味着人们的距离拉大。”在追求正义方面，走向可持续城市化的西雅图走在了前列。经由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反复协商，该城市于1995颁布了“可持续西雅图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含40个指标，其核心理念是将社会公正整合进可持续城市化中。例如，收入不平等被看作是背离可持续指标的，贫困儿童多也是背离可持续指标的。此外，公立学校教师的是否具有种族多样性也是一个重要考察指标，“公立学校中不同族裔的教师越多，越表明该城市的可持续性。”第四，有自己风格的审美城市。怀特海尝言：风格是智者的最高美德。从尊重差异、欣赏多元之美的后现代视阀出发，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对风靡全球的齐一化的城市化深恶痛绝。今日风靡中国的千城一面的城市化则是一种缺乏自己风格的城市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席的城市化，因此是丑陋的。这种丑陋源于对西式城市的机械模仿，源于对多样性的打压，特别是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粗暴屏蔽以及对自己独特风格的追求。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也来源于多样性，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一个城市越多样，就可能越可持续”，也就越美。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美的力量在于它要求来自创造它的人与欣赏他的人的责任感。”在这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挑战我们对美的重要性重新评价。在建设性后现代的奠基者怀特海看来，对美的忽视、压抑与放逐是现代物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所犯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黑尔曼则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重大“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都可在“对美的压抑中”找到答案。他进一步追问到：一个压抑美，拒绝美的价值的社会有可能可持续发展吗?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城市的美不仅有经济价值(吸引观光客与投资者等)，而且有文化、社会与公民价值。美作为一种共同财富可启发创造性的行为不仅有助于再造新老建筑空间或提升经济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推进社会凝聚力与合作，减少社群碎化与撕裂。美可帮助我们提升生活品质，减轻生活压力，开辟人际关系，代表的是正能量与浓郁的人情味，传递的信息是“在意，尊重与关怀”而清华居住者的家园归属感。

　　三、结语：中国的城市化务须撕掉“湿漉漉的街道”这一标签

　　社会学视角下的后现代城市化只是一种知识运动，摒弃传统的“绝对与普遍真理”的观念，尤其是注意弱势力量、环保、全球化、政府行为与谈判、双果原则、伊斯兰教边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后现代”之“后”有双关性，对待“现代性”的暴发户式积极态度无需赘言，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以及传统价值、确实性与稳定性的丧失显然更具批判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把后现代看作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一种旧的东西的终结与新东西的来临，因此对“现代性”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与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种族灭绝与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一整套惩罚的制度与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与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压迫与统治，这种后现代主义者要求用新的价值与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与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与写作方式，其共同特点是反对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基于现代性视角可分为三个阶段：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资本论》时代-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列颠、德意志帝国-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跨国/媒介/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按照这种分期，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阶段有现实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现代主义，而多国资本主义阶段则有后现代主义。不同时期的彻底断裂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是现成大量因素的重构。在早先时期或在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些特征如今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退居第二位。我们既要承认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向后现代文化形式转变的间断性与非连续性，又要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于先前的文化因素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放到资本主义的更大的文化框架中来讨论。总之，“后现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阶段，是“高度现代化”对现代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切忌重蹈香港、日本、美国之覆辙，撕掉“湿漉漉的街道”这一标签才能在“姓资姓社”之争中砥砺前行昂首挺进共产主义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