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期、瘟疫、经济危机、战争与大国兴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如何对此类因素趋利避害?2020年初横跨三大洲的中国、美国与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几乎同时有各种传染病大规模爆发，仅靠吃野味、病毒战等小范围的偶然人为因素臆测则解释力显然不够，威力更大的小冰期导致怕高温的传染病蔓延更有解释力。

　　一、多种因素叠加导致2020年小冰期的瘟疫与经济危机

　　一是处于太阳黑子超长极小期：在过去的600多年里，太阳活动较弱或没有的时期与历史记录中的冷期相对应。太阳活动减弱的主要时期有：1450至1550年的史玻勒尔极小期、1640至1720年的蒙德极小期。太阳将进入不寻常且时间较长的“超级安静模式”大约从2020年开始，太阳活动或许会消失几年甚至几十年。太阳活动或许将进入“冬眠”，这种情况自17世纪以来从未出现，目前处于200年气候周期的变冷初期。二是处于全球强震频发时期：在15世纪至17世纪的二百多年里，全球强震发生频繁，其它自然灾害也很集中，如瘟疫流行，低温冻害严重，因此被称为小冰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太阳黑子蒙德极小值时期，太阳活动处于低值状态，小冰期气候由此产生，其实强震也能导致全球变冷。2002年郭增建提出“深海巨震降温说”：海洋及其周边地区的巨震产生海啸，使海洋深处冷水迁到海面，使水面降温，冷水吸收较多的二氧化碳使地球降温近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气温上升与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这一时期也没有发生巨大的海震，即赤道两侧各40°范围内的Ms 8.5级与大于Ms 8.5级的海震。郭增建曾指出，9级与9级以上地震与北半球与我国的气温有很好的相关性。20世纪4场最强的特大地震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沿海地区，1952年堪察加地震，1957年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地震，1960年智利地震，1964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峡地震，与50至70年代低温期相对应。三是处于全球火山活动频繁时期：现代火山活动有显著致冷的记录，小冰期对应强火山活动，小气候最适期对应弱火山活动。火山灰与二氧化硫等火山喷发物到达平流层后，较小的气溶胶可在数月内传播到全球并在平流层内持续漂浮1至3年，使太阳直接辐射减弱，造成大气降温。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火山喷发导致小冰期提前。1275年到1300年之间热带地区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大量硫酸盐颗粒进入大气层上空反射了太阳辐射，使地球气温降低;1430年到1450年也发生了一轮大规模火山喷发，与地震活动一样，火山喷发与气候冷暖变化导致的冰盖消长有关。四是处于强潮汐活动时期：2000年查尔斯·季林(Keeling)提出，强潮汐把海洋深处的冷水带到海面，使全球气候变冷，形成的全球气候波动周期大约是1800年。15世纪小冰期的潮汐强度是最大值，以后开始减弱，直到3100年潮汐强度又将达到最大值。潮汐调温效应使地球的温暖期从小冰期末期一直持续到24世纪，而后随着潮汐的增强，地球的气候将逐渐变冷。潮汐高低潮还有200年左右的显著周期变化，其中1425年、1629年两次峰值对应小冰期，1770年的峰值对应18世纪的低温，1974年的峰值对应20世纪70年代的气候变冷。尤其是潮汐54至56年周期(与太平洋十年涛动的50至70年周期对应)，在小冰期等全球气候灾变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助推作用。

　　2004年至2012年全球已发生Ms 8.5级以上强震6次，与1998年以来变暖减缓相对应，地震导致火山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潮汐强度变化具有1800年周期，与小冰期对应的潮汐强度在3107年发生，小冰期不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根据潮汐变化1800a周期，潮汐强度减弱使地球的温暖期从小冰期末期一直持续到24世纪，而后随着潮汐的增强，地球的气候将逐渐变冷，未来300年是气候变暖的高峰时期，这是全球变暖长周期的自然背景，符合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潮汐变化还有约200年周期与50至70年周期，对应太阳黑子超长极小期200年周期与拉马德雷50至70年周期。目前处于2007年以来发生的太阳黑子极小期，推测这个过程还将持续30多年。这次变冷过程被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迅速变暖打断，2000至2030年是拉马德雷冷位相，本周期内百年极寒有可能发生，但规模较小，变冷规模要小于道尔顿极小期，因此可称为“次小冰期”。潮汐变化还有月亮赤纬角最大值变化18.6年周期，与气候灾变18.6年周期对应。1998年最热年记录与1995至1997年的月亮赤纬角最小值时期有关，此后16年气候变暖间断的原因之一是2005至2007年的最大值时期，2014至2016年月亮赤纬角最小值时期变暖增强，2023至2025年月亮赤纬角最大值时期变冷达到高潮。总的来看，气候变冷对人类的威胁最大，气候变暖的影响则极为复杂。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对应拉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期对应拉马德雷的“暖位相”。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提前结束，这一一对应的变化反映了全球气候灾变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影响，但战争对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威胁最大。基于世界经济长波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做好迎接2020年以后世界经济长波下降期导致经济危机的准备，更要做好突发战争提前结束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准备。

　　经济危机循环的波动或循环根据周期长短已被公认的主要有下面四类：基钦循环(短期循环)3至4年周期(与地球自转3至4年周期对应);朱格拉循环(中期循环，主循环)10至11年周期(与太阳黑子与潮汐11年周期对应);库茨涅兹循环(长期循环)20至22年周期(与太阳黑子与潮汐22年周期对应);康德拉切夫循环(长期波动)50至60年周期与吉村循环55年周期(与太平洋十年涛动与潮汐50至70年周期对应)。气候波动又是如何导致经济危机的?

　　一是农林水产品收成说：在市场需求既定的前提下，太阳、气象循环导致某个地区农林水产品的供给周期性地减少或增加足以导致因原材料价格上涨或下跌，工业部门企业利润也就会下降或增加，该地区的进口能力也将减弱或增强，而工业地区的出口也会减少或增加。二是人类心理说：太阳黑子数量的变化足以使电磁平衡错乱并引起人类的生理变化，导致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大众对未来前景乐观与悲观的心理周期性地变动，从而左右投资、消费与估价。三是能源需求说：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冷暖变化足以引起维持人类体温所需的卡路里的摄取量的变动，从而在根本上动摇石化燃料消费与农林水产品需求的稳定，自然也会影响初级产品整体的价格变动，进而波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全局性波动周期变化。

　　近期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成果揭示了冷气候、台风、强潮汐、禽流感世界大流行与强震相互对应的规律与物理机制，发现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全球范围的强震、低温、飓风伴随拉尼那、禽流感伴随厄尔尼诺将越来越强烈。印尼地震海啸发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警告：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灾害链已启动。

　　2016年至2020年气象灾害、地质灾害与经济灾害进入集中爆发时期，对京津冀地区发展有重大影响。2019年底、2020年初燕山一带地震不断绝不是偶然的，加之小冰期与经济危机与其同步，气象-地震-经济超级灾害链名副其实。太阳黑子具有11与22年周期，在太阳黑子循环与气候效应之间存在着关联。太阳黑子极小期的平均周期是11年，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的平均周期是200年。潮汐极大期、地震火山活动频发期、太阳黑子超长极小期与全球低温有很好的对应关系，6次时间的一一对应足以表明其相关性与处于同一激发机制。

　　2007至2008、2011、2015、2018至2019年是可能的厄尔尼诺年，2005至2007年、2013至2014年、2016至2017年是可能的拉尼娜年。如果2007年是太阳黑子谷年m，2006至2007年预测为拉尼娜年，2008年则是m+1年，预测为厄尔尼诺年，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厄尔尼诺年(2000至2030年内)与太阳黑子极值年易发生低温冷害。2000年进入拉马德雷冷位相，2007年发生了中等强度以上的拉尼娜事件与强沙尘暴，2008年是太阳黑子谷值(比原来预测晚一年)与中国严重低温冷害年，2009年发生厄尔尼诺与世界流感爆发(比原来预测晚一年)。这表明，世界流感爆发的上述6大统计特征是可重复的。

　　2016至2017年将发生强拉尼娜事件与低温冻害，2018至2019年将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2020年是太阳黑子谷年，2018至2020年具备发生流感大流行的基本条件。自然灾害周期与经济危机周期的一致性：全球金融危机“七年之痒”显然是基钦循环(KitchinCycle，短期循环)3至4年周期(与地球自转3至4年周期对应)的公倍周期，两个周期是6至8年，形成约7年的整数周期。

　　拉马德雷(亦称太平洋十年涛动)的“冷位相”是1890至1924年、1947至1976年，“暖位相”是1925至1946年、1977至1999年。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对比可知，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对应拉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期对应拉马德雷的“暖位相”。由于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提前结束。这一一对应的变化，足以反映全球气候灾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显著。自1890年以来，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对应拉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期对应拉马德雷的“暖位相”，即变冷时期对应人类社会经济上升，变暖时期对应经济下降。2020年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结束，与当前的经融危机风险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自然灾害是经济危机的晴雨表，后者是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激反应。

　　二、2020年萌芽的经济危机将加速美国霸权衰落

　　随着2020年初美国一万多人死于流感，华尔街新一轮金融海啸初露端倪(详情可参见《最新，华尔街商品大王：企业不会因疫情撤离，对中国经济有信心!》，http://www.sohu.com/a/370822832_334198)。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0年1月3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25日1900多万人感染本次季节性流感，约18万人住院，至少1万人死亡，此次流感季将是1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流感季，可能导致比2008年金融海啸更严重的危机。

　　早在北京时间2017年9月21日凌晨，美联储在宣布从10月份开启“缩表”的同时还发布了季度经济展望报告。与此前不同，这是其首次将经济展望的期限延伸到2020年。报告数据透露出的细节向大家展露了一个隐藏的秘密：美联储倾向于认为下一场经济危机将在2020年左右来袭。美联储每隔三个月会发布其对未来10个季度中经济增速、失业及通胀水平的预估。同时，美联储各位官员还会对未来的利率水平予以预测，并绘制成所谓的“点阵图”。表格数据中显现的GDP增速下降半个百分点与失业率跳升同样幅度的状况明确无误的告诉大家：美联储已以相当委婉地口吻“剧透”了在2020年下半年左右美国可能将陷入又一轮衰退的前景。这也同时暗示了，在政策利率升到2.75%或3.00%的峰值之后，美联储将在届时重新进入降息周期。此后，美联储也开始未雨绸缪开始为之后的经济“软着陆”做准备，避免2007年至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演。

　　通常情况下就业指标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是滞后指标，即当经济下行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才会开始大规模裁员推升全社会失业率。因此，如果失业率开始持续走升，就说明经济衰退即便不是已开始，也已为时不远。所以，“长期”失业率突然跳升半个百分点的预测前景，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更重要的是，从点阵图也可看出，政策利率点阵在“长期”时限的重心，相比2020年已出现下移，也便意味着那时新一轮降息周期已重新开启，而降息周期的开启，则一定是伴随着经济热度的显著冷却而来的。更加令人吃惊的状况则是，将美联储的政策预测与主席耶伦的措辞结合来看，似乎美联储会采取无视通胀率低迷而在未来一意加息收紧政策的方式，在2020年左右人为诱导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来结束当前已过度冗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为未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重新洗牌铺路，并避免2007至2008年的那种经济从巅峰直接跌入冰窟的悲剧重演。

　　而且，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在新闻发布会讲话中也破天荒地提到了潜在的“经济过热”风险，其真实用心已可见一斑。然而，按照美联储的如意算盘，美国下一次进入经济衰退，结束自2009年中期以降连续增长11年的当口，却恰恰会撞车2020年的大选选战。然而，这一幕至少届时面临连任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是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耶伦退休前苦心制定的的这项“软着陆”预案，会否在其继任者手中发扬光大呢?其中就隐藏着更大的政治玄机了……

　　根据经济危机的55年周期，世界经济长波第五上升期将在2020年结束。对照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们能否由此预测美国衰落的某种必然性?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分析了明朝衰败的根源：一是经济体制全面失效，二是道德代替法制与行政，这两条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明朝在这两方面确实积弊深重。但如果仔细探究，上述分析或如隔靴搔痒，或偏离要害，并没有切中实质。如果病根都没找对，再以此为依据开出药方，那能达到什么效果?

　　对于第一条来看，明朝自建国起就有这一套经济制度了，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为什么偏偏到了万历朝就突然不行了?而且，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同样的逻辑，今天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困难，中国与美国体制完全不同，要是把问题归在中国的体制或美国的体制上，似乎都没有找准病根吧?所谓的“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其实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确实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问题是，在公元16世纪的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与崇祯皇帝同一时期的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够的组织性，能把税正常收上来，怎么会打起英国内战?两个世纪之后的法国，你也能说因为缺乏“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如果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你不能说秦始皇被赵高架空导致秦帝国的崩溃，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天天发推特吧?罗马帝国的崩溃，在于罗马境内没有通火车。今天的历史系学生如果这么写论文，肯定别指望毕业了。匪夷所思的是，黄仁宇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博士，居然就是这么评价明帝国的。他说，“明代得官吏管理，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与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与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纪的人不能预见到18世纪19世纪的事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明朝官员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黄仁宇的胃口?这样的话还讨论啥历史，直接去起点写穿越小说好了。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强加的现代视角，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偌大一个帝国，财政体系怎么可能说崩溃就崩溃了?

　　与崇祯同时期的英国通过内战让一个滥发钞票、施展金融霸权、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的帝国主导了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但也引发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税源不断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的国家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财政问题的真正根源!你不觉得，这与今天的世界十分类似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像明朝政府那样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既无法在外贸出现断崖下跌之后调结构、扩内需、增投资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也无法在外敌窥伺的情况下提升军事实力，那么今天的中国，将要再次重演万历十五年的故事。历史虽然不断轮回，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同样是作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中国幸运地摆脱了明帝国的宿命。而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美国，却同时兼有当年明帝国与西班牙帝国的影子：为了推销普世价值穷兵黩武虚掷国力，滥用金融霸权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又有国库空虚、陷入党争、贫富分化加剧、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显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显露出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趋势，与当年的荷兰对西班牙所使用的对策异曲同工。不同的是，已尘封了上千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将要重启，中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性地从沿江沿海向内陆回摆，互利共赢的盛唐大陆贸易秩序将重现人间，美国不一定会像当年西班牙帝国那样衰落，如果加入也有可能共赢。

　　至于《万历十五年》书中说的道德代替法治与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老化后的必然规律，正如每个人都要衰老一样。要看清这一点，同样需要跳出中国，在各国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楚。道德治国最大的弊病，是不再关注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发现一点瑕疵，就大加攻击，全盘否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个……好像是并不是中国特色吧?要说以道德为纲，道德僵化，西方做得更过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与欧洲的国内政治议题就不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话题，越来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以下引用的文字足以揭示“白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心理动机：“左派们如此痴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与对‘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试图塑造正常的市场竞争与社会运行下所谓的‘弱势群体’受制度性歧视的叙事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听众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犯人时，他们才能利用他人负罪感来获得利益。”政治精英N代会越来越将富裕的生活当做习以为常，忘记国家初创之时艰苦奋斗的历史，越来越远离民生疾苦，在道德层面相互竞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贬低与打击对手。这既不是中国的特产，也不是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国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重新关注国计民生的特朗普，政治精英纷纷从道德上抹黑他。还记得竞选之时爆出的特朗普私下谈话中“侮辱女性”的视频吗?公众舆论已严重偏离治国方略，越来越关注政治家的私人品德了，与明朝后期何其相似!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被政治精英们顶回来，一个总统想办点实事阻止国家继续下滑却遭到疯狂反对甚至围攻。特朗普靠炒作希拉里“电邮门”击败民主党当选总统，民主党则如法炮制“通乌门”弹劾特朗普。今天的美国基本已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与东林党人热衷于廷议却什么正事也不干异曲同工。墙倒众人推，连写过《历史的终结》欢呼民主制度走向最终胜利的福山教授也窝里反了。

　　万历帝28年不上朝是因为懒政吗?他也想做一个有为的皇帝，但无论干什么事都会被群臣以各种名义阻止，换成是你又能如何?特朗普总统不也一样无法突破重重包围吗?万历帝当年的遭遇跟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无不沦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评价放到今天也颇为合适，如果美国再不展开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2017年恐怕也是美国的“万历十五年”，2020年则有可能是美国向中国等“非我族类”发动贸易战乃至病毒战的萨尔浒之战式转折点。

　　三、美智库扬言中美两国2025年开战而经济危机是诱因

　　早在2016年兰德公司就抛出由美国陆军委托而推出的研究报告《与中国开战》，扬言中美两国将在2025年左右开战。不久，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在陆军协会年度会议上更是公然提出：“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战争很短暂，但会造成大规模伤亡。”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有关部门在其授意下更是出台多种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

　　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10年结束了世界经济长波第三上升期;2013年与1913年的位置相同，都处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和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时期，如果爆发战争也会提前结束世界经济长波第五上升期。希特勒对付经济危机的手段竟比罗斯福更高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争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局，经济动荡足以左右野心家的政治取向，特朗普也是靠煽动民粹主义上台的。

　　2020年英国脱欧议程与美国总统谋求连任注定要汇聚世界问题的焦点和目光，在民族利己主义的狂潮之下，我们必须警惕下一个希特勒的变种问世。关注经济危机客观周期就要关注西方大国以邻为壑嫁祸于人，美国“印太战略”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故伎重演的危险值得警惕。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政治风险与战争威胁，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弱肉强食，赢家通吃。

　　历史记录一再证明，瘟疫等天灾之后是人祸，战争是解决危机的有效手段，美国就是利用战争摆脱经济危机的。国家的最重要职能是捍卫本国人民的利益不被侵犯，如果国家间经济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世界级战争就不可避免。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排名前二的超级大国，两国对抗恰逢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前夜，处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同样的周期中。根据历史规律，战争可能是最后的解决方案，要避免战争，中国任重道远。美国准备与中国一战，详情可参见《军媒评美智库扬言中美10年内开战：好战必亡》，2016年10月27日中国新闻网。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美国正在演变为“战争是战争的继续”，这反映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鲁莽、狭獈，战争思维取代政治思维与战略思维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一再酿出巨大恶果。近年来美国以各种名义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不仅没带来开战前承诺的“自由、繁荣与和平”，反而到处播下了动荡、冲突与仇恨的种子，也造成了美国的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军方不仅没深刻反思教训，反而加剧了对武力的迷恋。美国决策层多次公开宣称，“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国家能匹敌”;“我们的军队是世界历史上最出色的作战力量，没有国家敢攻击我们或我们的盟友，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自取灭亡。”迷恋武力往往意味着滥用武力，美军方人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的轻率言论足以让全世界看清美国正在从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灯塔”沦为一个“军事斯巴达国家”。

　　美国军方不断炒作大国间战争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确保军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早在美国《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关键质询期，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民众对现状不满情绪持续累积的情况下，如何保住军方的“奶酪”不受影响就已成了美国军方利益集团首要考量的问题。美国军方很清楚，多年的“牛刀杀鸡”带来的负面影响太深，伊拉克、阿富汗等国混乱依旧，叙利亚僵局难解，“伊斯兰国”余毒难以根除，民众对军方的信心与支持均在下降，似乎只有通过炒作大国冲突渲染大国战争威胁才能让民众从厌倦与失落的情绪摆脱出来，从而保证美国军方集团的利益与要求持续得到满足。

　　每当涉及重大内外政策的调整时，五角大楼总是要先行一步冲在前面。就拿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部署重大调整的“印太战略”来说，刚刚开始推进，军方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要把60%驻外海空军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区。由于“印太战略”推进遇到困难，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同床异梦，美国国内出现检讨这一战略得失的声音，五角大楼加大国防预算以在印太地区部署新的作战力量、升级现有作战装备，落实此类计划则几乎足以确保未来十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稳增不降。

　　马克思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就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至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至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三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20世纪初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7 年，37年间共发生6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7年。相比之下，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经济危机也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 年到1980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更重要的是，1973至1975年的危机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点就爆发了1980至1982年的危机，这是周期缩短的证明。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首要原因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府普遍加强了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或将要爆发时各国政府就在财政上和货币金融上实行膨胀政策，如增加预算开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货币发行量，同时还用减免税收、降低贴现率、放宽房屋抵押贷款条件等措施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这些措施人为地激发起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暂时地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市场的矛盾，使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固然能偶然延缓危机的到来或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从长期来看却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而加剧生产与市场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祸根。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为了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西方大国还会采取加速折旧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资，这会进一步促进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缩短。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表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在国家的多方干预下，战后虽然没有发生象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多次危机合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打击仍然会越来越严重。皇甫嘉利曾说：“故谓市场扩张者，乃资本主义之天性也，以战争而服务于市场扩张者，亦为资本主义之天性也。”追求尽可能大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在扩张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争夺则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两次世界大战都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引发，列宁曾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进而“以战争服务于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天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几成定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起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就会变高，2020年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

　　美国初露端倪的经济危机在逼迫他们挑起另一场战争，而最佳战场首选则中国。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美国的经济大头，是军火出口。在当今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是美国，其中尤以其军事科技最为发达，美国向外出口的大头都是军事装备、技术、系统，还有无数的软件配套，美国的真正发家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让美国卖军火发了大财。只要世界乱，美国的军火出口就能开足马力，创造极强大的经济活力!世界各地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第二，俄罗斯人核武库太宠大，美国心里害怕，而中国核武库相对来说要小，又主动宣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要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国是非常理想的对象。第二，台湾回归中国的时机日趋成熟，美、日必会武力干涉中国的统一，所以中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经济上已完成整合，只有军事与政治方面还未完成整合，完成中国的彻底统一，今后十年必将是中国的一项重点，但美、日为首的反动势力必定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必然合谋干涉，军事干涉中国的统一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第三，南海局势已失控，南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猛然增高。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想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由于美、日、印黑手的插入，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越南、菲律宾都在积极备战，如果他们有和平解决南海领海的诚意，越南、菲律宾为何又要积极备战?越、菲都是穷国，不把钱用与国家的民生而去买武器，其动机不言而喻。越南、菲律宾对中国在海上发动战争，底气何来?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是美、日两国给的，其优势就是海洋霸权。中国的能源目前只能从海上运输，这是中国的命脉之一，海洋出口被美国堵住那是灭顶之灾。南、菲律宾两国判断，南海如果爆发战争，美、日必会掺和进来，这也是越、菲两国不怕中国动武的底气所在。从目前美国的军事布局来看，美、日军事干涉几成定局。

　　美国盛极而衰，这是历史规律，谁也挡不住。无论乐意与否，美国注定要都在几十年后衰落。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帝国衰落是通常会用战争来挽救其衰落的命运，所以美国有战争换救自己的衰落的命运可能性徒然增大。大力发展国防，主要是大力海军，这样就能防止美国主动对华战争。当今的中国与西方力量对比发生的一个显着的变化是，中国不再象100年前那样，在外国侵略时战场只能局限在中国，中国也有能力将战争引向侵略者的本土。西方大国屡屡对外战争得利的原因在于战场局限在被战争的国家，即使输了战争都不会对自己的国力构成威胁。所以，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对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是很担忧的。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对抢劫者来说就是威胁，所以才会有“伊拉克威胁论”、“朝鲜威胁论”、“伊朗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总之，发展中国家能保护自己也是对强盗的威胁。正因为有这样的变化，美国不可能自己对中国下手，而要靠代理人挑衅中国的边界主权，削弱或分裂中国。

　　普京执政的12年让中国躲过了战争，但美国的高边疆则是全世界，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中国也要有自己的高边疆，积极防御不宜空谈。

　　四、案例：小冰期大明帝国末日遭到的货币战争困局

　　公元1644年，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下难以为继，崇祯皇帝被主战派逼到魂断煤山。亡国之君之名最终落在崇祯身上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以局势而论，北京城被围在明代也不是第一次。再以皇帝的个人素质而论，比起明神宗朱翊钧的20多年不上朝、明熹宗朱由校的痴迷木工，崇祯皇帝勤于朝政。这样一位皇帝似乎就能成就明朝的中兴之君，最后换来的反而是帝国的覆亡。单以政治、军事等个别事件则更难窥见崇祯式悲剧的根本原因，崇祯帝若决心迁都是无人能挡的。大明帝国到底亡于何因?我们又该从中得到何种教训?

　　如今，帝都犹在，内忧外患逼近1644年的明朝。借鉴古尔迪与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倡导的以500年为单位的“长时段”审视历史，以下从气候因素、白银流入与税收体制等宏观视角深入分析崇祯式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小冰期对农业国的毁灭。崇祯时期所处的小冰期，泛指全球气候在经历一个最宜期之后的冷期。这个概念在气象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如竺可桢、王绍武等气象学者指出，1571年-1644年间中国北方大部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异常低温，与现在相比低了1.5℃至2℃ ，而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就位于这个区间上。据计量历史学家统计发现，气候变迁与历朝历代的国力发展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气候温暖往往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出现在这个时期;气候寒冷期则更容易导致灾荒、社会动乱，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交、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动乱时代都发生在冷期中。这是某种规律使然吗?

　　冰期会直接造成以下三种后果：一是粮食短缺。小冰期会导致气候冷暖与干湿的异常，其具体表现就是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干旱、洪涝灾害多发。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大量歉收，引起大面积饥荒。据《明季北略》所载的崇祯二年(1629年)陕北地区大旱，到处皆是“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的景况。到了1641年，饥荒已蔓延至富庶之地的江南。清人孙之騄根据明代灾异之事所编撰的《二申野录》记载，当时的杭州城大旱，进而造成饥荒，“富家亦半食粥，或兼煮蚕豆以充饥，贫者采榆屑木以食”。而农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上海大旱蝗，饿殍载道，有卖婆窃人子女至家杀之，以供饱啖，邻人闻所烹肉甚香，启锅视之，手足宛然”。可见在小冰期的影响下，明代农业生产环境最好的地区都难以幸免。灾害带来了大量饥饿的人群，李自成“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气候的变化也是导致清军入关的一大因素。有学者曾对气候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的关联性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存在着密切联系。这是因为气候寒冷时期不仅会影响到农作物，也会影响到牧草，这就迫使游牧民族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受气象灾害的影响，后金地区“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在这种情况下，南下掳掠农业区，夺取粮食，牧马田禾，是解决饥荒最直接的办法。到了崇祯时期，满族军队更是几次大规模进入关内。1636年，清军破长城，入掠内地，掳获人畜及其他大量物资。1642年，清军再次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掳掠人口36.9万，牲畜32.1万。与攻城略地不同，这些出击更多的是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三是瘟疫横行。气候反常导致瘟疫大面积流行，李自成攻陷北京前那里已有大规模的瘟疫。据《明通鉴》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据《明季北略》记载，守卫北京城的明朝士兵大面积病倒，“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温疫论》在崇祯末年这种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如是说，相对于中原人，女真人所受的影响要小得多。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生活在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要好于生活在低纬度的人。

　　小冰期更导致了严重的动乱，据《明史》记载的左懋第在山东临清的见闻，“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山东临清的状况代表着当时明帝国各地的普遍形势。同时期的欧洲与美洲受小冰期的影响也有大规模的动乱，如1648年-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年-166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33年-1648年莫斯科动乱、1618年-16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47年-1664年的墨西哥大暴动等，导致16世纪与17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不升反降。在“以农立国”的自然经济时代，小冰期这种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失是毁灭性的。

　　第二，“白银帝国”的“钱荒”。明朝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其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国外同类商品的50%甚至1/3。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明朝在这一推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换来的是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据《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输向了中国。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提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量达到了当时世界产量的二分之一，总数多达数亿两。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学者全汉升甚至描述晚明中国“银流地上”。

　　在白银大量流入的背景下，明代产生了张居正改革，简单说来就是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这意味着从明初建立的以实物征收与力役征发为主的财政体系，急剧转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张居正改革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在财政来源上为明王朝选择了一条自身最不擅长的道路。

　　明代国内的白银产量十分匮乏，年产银量为18万两，今天用一辆东风箱式卡车就可全部载走。而且，国内白银品位低，经常会出现开采成本大于收益的现象。据《明史》载：“嘉靖(1522年-1566年)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与国外同期大银矿相比，明代的白银产量更是少得可怜。如秘鲁的波托西银矿，年产量达到25.4万公斤。日本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6世纪末产量就达到了一年1万公斤。可见，明代集全国一年的白银产量尚不足日本一座银矿一年的产量，如此一来岂无“钱荒”?

　　明代在白银的使用上也有积弊，官方允许白银流通，却没有像铸造铜钱那样制造银币，币值一直采用原始重量单位，这就限制了国家在财政上的灵活性。国家可通过货币贬值来延缓危机，如减轻银的重量，将银币铸得像纸一样薄;或干脆指定银币的面值，即一枚银币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白银的计量流通意味着帝国境内的每一笔交易用的都是与账面数字一致的实打实的白银，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攫取社会财富的难度与成本。因此，当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了明朝的主要货币，就意味着明朝政府降低了国家对财政与金融的主导，丧失了货币发行权。通过不断地从海外“购买”货币以支撑市场对于货币需求在白银流入充足的时期尚可勉强维持，但在白银输入受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危机。到了17世纪30年代，就在明帝国的经济体系已习惯于依赖舶来白银以解决国内银荒时，日本与西班牙这两个明王朝的重要白银来源地都发生了剧变。日本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在1638年下了严厉的“锁国令”，开始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期，这使得从日本运来的白银大量减少。1639年到1640年，嫉妒菲律宾华人商业成功的西班牙人对马尼拉的华人举起屠刀，约2.2万至2.4万华人被害。这些华商是向大明运送西班牙白银的主力，这使得从西班牙流入的白银又大幅缩水，明代的白银财政由此陷入危机。

　　第三，明亡富家窖银2.5亿两。频繁地对内平乱与对外攘敌使明王朝的财政体系不堪重负，黄仁宇的估算明朝最后20年每年的军费总数均达2000万两以上。在白银流入受阻的情况下，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与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面对财政危机，崇祯皇帝只有两种办法可解决赤字，第一是印钞票，第二是加税。白银本位摧毁了国家的货币主导权，使崇祯帝阻止帝国极速下坠的第一道缓冲闸门失效，而作为第二道闸门的税收体系上也存在很大弊端。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而国家的征税系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税收还是以农业税为主。与本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崇祯三年(1630年)，田地每亩加征3厘，称为“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增赋280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加派“练饷”，每亩派征1分，共730万两。先后三饷共增饷银1670万两。

　　此即臭名昭著的“三饷加派”，黄仁宇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手中无银的农民在崇祯时期的税收体系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赋税。即便是在明亡的最后十年，沿海大商人仍旧通过贸易赚白银，如崇祯九年(1636年)运往果阿(今属印度)的丝货达6000担，赢利72万两。1637年，中国商人向日本运去的瓷器达到75万件。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广州向当地商人前后购买了1.3028万担白糖与500担冰糖。而国家的征税系统每年向这些商人与海商所征收的税银为41万两，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这种税收体制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的白银集聚在富商手中，并被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据彭信威估计，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2.5亿两之多。白银窖藏使中央能掌握的白银进一步减少，使得大量的白银没有发展为国家平定内乱的利器，却成了叛军欣然笑纳的战利品。如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北京官吏豪绅富户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张献忠携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今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突袭，亿万两白银沉落江中。这些数量巨大的“江口沉银”多来自张献忠对沿途富户的搜刮。这两个事例说明了富商大户窖藏白银之巨，可见流入的大量白银并未被明王朝所掌控，未能与国家权力形成一致的目标;另一个结果是三项加派使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税，而未乱的地方因为加税而逼得动乱。这就使得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通过征税所新增的力量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这就给否定自己是“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构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死湾，他将明亡归咎于“亡国之臣”就不是空穴来风，将明亡简单地归咎于小冰期神秘的“气数”则恐怕连其本人也不会苟同。

　　墙倒众人推，历史的“长时段”发展至此，形成气候、白银与税收长期作用下的不利困局，又岂是崇祯帝通过一己之力的宵衣旰食就能从容脱身的?

　　五、小结

　　“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是要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灾变)限制的，杞人忧天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世界大国规划长远战略更要善于捕捉各种危“机”并见好就收;“人不定兮则天胜”，但这里的“定”不是“必然”而是“有定力”，尤其是世界大国那种外交战略定力。同样是不得不面对瘟疫危机、经济危机与战争危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历史记录早已分出优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优先”之争更是高下立判。21世纪的世界大国规划经济战略都起码要借鉴经济学的增量思维而不是存量思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人工智能、基因改良与星际移民等高端行业领域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中华民族只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自强不息化危为“机”才有可能对新一轮声势更大的战争威胁化被动为主动，直至在世界民族之林争取到有利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