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杂院

　　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

　　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建筑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二十来户人家。

　　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三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

　　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

　　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

　　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自己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

　　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十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七八平方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

　　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二三十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队了，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了眷恋。

　　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

　　许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上加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爷、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拨又一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也是自己的事，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

　　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碰碰磕磕的时候，况且这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抻得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

　　大院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

　　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

　　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地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地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

　　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

　　(作者：王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