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先遣连 新中国史上难度最高的一次行军

 

先遣连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毛泽东的这句话，揭开了60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1周年。雪域高原在新时代走过一个大半个世纪，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1950年7月3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带着为大部队探路的任务，踏上了征程。

　　7个民族、136名战士组成的这个连队，也成为了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

　　新藏本无路，这些年轻的战士、无数的马匹和骆驼用生命铺就了一条天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艰难不亚于长征

 

　　1950年1月，中央正式下发《关于进军西藏的决定》，确定以西南军区为主力自川康方向进藏。此外，从云南、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心”进发。18军后来也以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而闻名于世。

　　不过，解放西藏的主力任务最初并不在西南军区，毛泽东将这副重担指派给了“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彭大将军指挥着第一野战军横扫西北。8月6日，他接到了主席的电报：“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不久后，或因北京方面与原西藏噶厦政府谈判不顺利，11月23日，毛泽东再次发电报给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最早提出。

　　但是，刚刚转过年来，毛主席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任务主力转换的原因在下达命令的电文中说得很清楚：“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这确实是依据实际情况所做的必要调整。即便是在现在的交通条件下，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四条进藏主通道中，新藏线也是最为险峻艰难的一条。而在1964年新藏线通车之前，这个方向上根本就没有路，西藏和新疆被巍巍昆仑山脉完全隔离，交通断绝。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画像

　　中央对进军西藏的最后部署是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

　　刚刚解放了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为此专门组建了独立骑兵师，善打硬仗的原五师副师长何家产任骑兵师师长。

　　1950年5月，完成了骑兵师建制的何家产赶到兰州的西北军区领受任务。

　　彭德怀的桌上，摆着一张四百万分之一的地图。

　　独立骑兵师要进军的西藏阿里地区，在这张地图上还没有巴掌大。显然，这不是一张能用来行军打仗的军用地图，但在当时却是惟一一张阿里地图了。据说，这张图还是陈毅托人从香港买来的英文分省地图，是几十年前东印度公司的产物。

　　直到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有了一支“丈量世界屋脊”的测绘队。这支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测绘大队”的队伍，牺牲22人的代价，历时20余年，才完成了藏北高原的测绘任务，填补了共和国大陆上最后一片测图空白。

　　而彭德怀交给何家产的地图上，西藏北部还是一大片空白，只有一个黑点和几个英文字母，即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现噶尔县)。

　　彭德怀用红铅笔把黑点圈了起来，对何家产说，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

　　这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却画不出连接线的漫漫行军路。没有路，没有向导，没有行军路线，只有一张聊胜于无的粗糙地图。横亘在面前的，只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和千里无人的阿里荒原。

　　何家产带着这样的任务返回了新疆，见到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第1兵团)的王震。

　　此前，王震就曾派人对新疆和西藏间的道路状况做过侦察，侦察结果汇报给彭德怀后，转给中央：“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均有(海拔)6400米有余。

　　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由此提出“不宜大量出兵，应先派出一连左右的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等任务。”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王震指示何家产，抽调精干组建一支先遣连，为大部队探路开路。

先遣连驼队攀登昆仑山。

　　先遣连

　　1950年8月，一封由新疆于阗寄出的家书，送到了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陈永泰家。写信的是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1948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走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这时，他已经随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忠义就是进藏先遣连的一员。由于保密的需要，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

　　这封家书却成了陈忠义留给家里的最后音讯。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的陈永泰，一直将其珍藏在身边。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封信映射了一段英雄史诗般的历史进程。

　　2010年，陈永泰带着这封信找到了当年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耄耋之年的老人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泪如泉涌：“这是一排长王永平代笔写的。我们出发前，很多战士都给家里写了信，都找他代笔。他牺牲了，你的父亲也牺牲了……”

　　时光闪回63年前。1950年7月31日，在新疆于阗县普鲁村一个靠河边的麦场上，先遣连举行了进藏誓师仪式。

　　136名先遣连干部战士由汉、藏、回、蒙古等7个民族组成，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属于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和陈忠义一样，先遣连的不少战士是在和平解放新疆时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而来，包括连长曹海林。先遣连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大部分士兵由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改编而成。连队的核心，则是从全军抽调来的20多名党员骨干。 　　2军是一支有着辉煌军史的部队，前身就是著名的359旅。他们跟随彭德怀、王震转战大西北，攻西安、克兰州、取西宁、进新疆，战功彪炳。

先遣连行进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中。

 

　　委派给先遣连任前线总指挥的李狄三，时任独立骑兵师1团保卫股长，1938年就参加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小数十战;原团部参谋周奎琪、干事陈信之下连队，组成前线指挥部;副连长彭青云原是侦察参谋，特级战斗英雄，在进军关中第一战的壶梯山战役中，只身端掉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被称为“壶梯山小老虎”……

　　彭青云现在还在世，只是因为脑血栓，老英雄已经卧床数年，再也不能讲述那些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那段历史，只能从十几年前老人的一次口述回忆中追寻。

　　先遣连出发之前，彭青云就已带人进行过三次侦察。前两次，皆因路途艰难，出现严重伤亡而无功而返。第三次，彭青云带着9名侦察员走了31天，终于翻过了昆仑山。他们来到一个湖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暖和，彭青云就给湖取名“暖海子”。几天后走到一座小山旁边，为了记住走过的路线，他们把几件旧衣服埋在山包上，并给这座山取名“埋衣山”。

　　彭青云带队踏勘出的这条线路，就成了进藏先遣连的行军路线。而这段路，其实只能称作行军的开始。和他们之后遭遇的艰难困苦相比，翻越昆仑山的艰险甚至都可以说“轻松”了。

　　临出发前，2军政委王恩茂得知先遣连还差一部分防寒物资，当即表示全部由军区解决。他找来后勤部领导说，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先遣连每人至少有两件防寒皮衣，除每人一件皮大衣外，必须要有一件皮裤或一件皮背心，还要保证每人有一条毛毡或毛毯：把军师级干部配发的翻毛皮鞋全部收回，连同库存的全部发给先遣连的人员。另外给每人发了一双毡筒，帐篷全部换成棉制的。经过清点，皮大衣还缺20多件，王恩茂当场脱下自己的皮大衣，并要求军区其他领导及机关干部也将大衣捐出。

　　在誓师大会上，彭青云骑着一匹披红挂花的马跑到主席台前，从何家产手里接过写着“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然后骑马擎旗绕场三圈。

　　红旗猎猎，马蹄声声。先遣连在“向西藏大进军”的大旗引领下出发了。

　　何家产骑着马，一直把队伍送到了昆仑山脚下的苏巴什河边。李子祥给陈永泰讲起，那时正赶上发洪水，战士们依次缓慢渡河，他走在队尾断后。一股急流冲来，李子祥一个趔趄，差点被冲走。何家产站在岸边急得大声叫喊，一下子晕倒在河边——海拔4000米的苏巴什河谷，已经让很多人严重缺氧。

　　这，却是进藏先遣连整个征途中海拔最低的地方了。

　　雪盲

　　进藏先遣连出发时，可以说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三个步兵排，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轻机枪。第四个排是机炮排，装备有6门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

　　这些武器虽然齐备，在以后的进军途中却极少被使用(主要用于打猎)，因为他们带着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进军，要面对的也不是持枪之敌。事实上，在建立第一个据点后，机炮排和大多数重武器都被留在这里：携带它们已经成为沉重负担。

　　7月31日，先遣连自和田地区的于阗县普鲁村出发。与此同时，部队领导机关和新疆和田地方政府组建起由900多名民工、4500头毛驴组成的9个庞大运输队，为进藏先遣连驮送粮食、马料等军需物资。

新疆当地群众欢送先遣连进军西藏。

　　在行军第一周结束时，先遣连就损失了几乎所有的运输队。李子祥说，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几乎无法从中间穿过。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头驴子和骆驼死掉。

　　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战士们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即使这样，先遣连仍以每天35公里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仑山中行进。

　　第9天，他们开始翻越海拔近6000米的界山达坂。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天突然变脸了，乌云翻滚，大风夹着大雪扑面而来。“我们被吹得东倒西歪，周围都是雪，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冷，而是高山反应。我们都开始出现头疼、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症状。”彭青云回忆。

　　随着海拔的增高，连马都不走了，有的马鼻孔开始流血。这时，他们失去了第一个战士：刘进吉。

　　为了跟上队伍，刘进吉把自己绑在马背上行进了几天，终于没能战胜严重的高原反应。他的登记信息很简单：1917年出生，甘肃天水，汉族。

　　类似的先遣连烈士还有很多，由于无法获知他们的家庭住址信息，绝大多数先遣连烈士的烈士证至今无法发出。

　　好不容易过了界山达坂，先遣连走进一片美丽的草甸。草甸上有几个小湖，水碧蓝碧蓝的，成群的野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着草皮。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了难得的两天休整，他们给这个草甸取名为“野马滩”，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过了野马滩，就进入藏北高原，部队开始了雪地行军。高原强烈的日照在雪地上反射回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第一天的雪地行军，很多人的眼睛就开始泪流不止。到了第三天，半数以上的战士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刚开始，大家只是觉得眼睛比较烫，像火烧一样，接着两眼又肿又胀，眼球好像要跳出来似的。卫生员徐金全把眼药水都拿了出来，每个人一天点三次也不奏效。

　　彭青云回忆：“有一天，刚走了不到5公里，全连竟找不到一个能睁着眼睛带路的人了。”

　　李狄三与几位连队干部碰头，决定就地扎营，想办法先把眼疾治好。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雪盲——阳光中的紫外线经雪地表面反射对眼部所造成的损伤，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医治，全连战士像一群盲人一样，闭眼围坐起来，讨论了半天，毫无头绪。

　　恰在此时，炊事班的战士有了意外的发现。炊事员的眼睛也患了严重的雪盲，做饭时眼睛看不见，好几个人无意中把锅灰抹在了脸上，没想到眼泪竟流得少了，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了。炊事班赶紧将这个偶然的发现向所有战士推广，第二天出发时，每个战士都用锅灰抹了黑眼圈，才顺利走出了雪地。

　　9月1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先遣连到达阿里地区改则宗(即改则县)的两水泉。至此，进藏先遣连已经艰难跋涉了1300多华里。

　　在两水泉，他们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据点。

 

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近照。

 

　　这一个多月，是一次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远行军。一路上，先遣连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在茫茫的藏北高原上，甚至找不到有人生活的痕迹。“地广人稀”四个字在这里有着最现实的注解。

　　夏保

　　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与冈底斯山脉间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700公里的辽阔地带。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旷野富含碱性，基本属于不毛之地，很多地区至今仍是无人区。

　　可可西里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分。到达改则时，先遣连刚刚横穿了这片至今仍令探险者畏惧的无人区。

　　一百多人的进藏先遣连孤独地行进在这片旷大、原始的荒原上。以先遣连最先到达的改则县为例，在这片几乎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土地上，现在的人口总数也仅仅1.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两人。

　　在两水泉扎营后，先遣连就组织了5个侦察组，分头出发寻找藏胞，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搜寻，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参加的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最后除了李狄三、陈信之带一个班留守营地外，其余干部每个人都要带一个小组出去寻找。

　　彭青云回忆，有急躁的战士发起了牢骚：“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可这里连个人影子都找不到，我们解放谁啊?”

　　战士的牢骚不无道理。只有找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才真正与这片神圣的国土取得了联系，才能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传达过去，打开解放西藏的大门。

　　最先找到藏胞的是彭青云小组。他们在草原上发现了几颗尚未干透的羊粪蛋子，于是顺着放牧痕迹一路找寻过去，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藏族帐篷的火光。那是一对藏族夫妻，带着四个孩子在放牧羊群。

　　彭青云没有贸然上前——他们这个小组没有人懂藏语。天已经黑了，几个背着枪的男人忽然出现，必然造成藏胞的恐慌，引发误会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彭青云派人驰快马赶回营地报信，其余的人则绕到一道土梁的背面隐蔽起来。几个人和衣而卧，捱过了高原寒冷的一夜。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户藏胞开始拆帐篷准备转场了。彭青云急了，赶忙露出身形，远远地冲他们喊话。这下却把藏胞吓到了，一家人丢下帐篷和羊群，慌慌张张向山上跑去。

　　彭青云先是解下了自己的枪，表示自己没有恶意，随后取出了一条哈达，双手捧着向山上走去——这是先遣连进藏前就做好的“功课”，按藏族的风俗，献哈达表示祝福和尊敬。

　　可藏胞对这几个带着枪的陌生人仍存戒心，那个藏族汉子端起了杈子枪对准彭青云。彭青云向前，他就后退，彭青云停住，他也停住。始终与彭青云保持着百米以上的距离。

　　直到当天下午，李狄三带着翻译乔德禄等人快马加鞭赶到时，两个人还在对峙着。

　　李狄三分析了一下形势，决定先带着战士们帮藏胞收拢四散的羊群。之后，他和彭青云一起赶着羊群向藏胞过去。两个人手捧哈达，喊着“夏保”(藏语“朋友”)向藏胞走去。这一次，藏族汉子收起了枪，还把他们请进了帐篷。

　　有了翻译，李狄三等人向藏胞解释解放军的性质和使命也是一大难题。现在，藏语用来称呼解放军的“金珠玛米”，直译过来是“拯救苦难的菩萨兵”，词语中饱含着藏族同胞对这支人民军队的赞颂之情。而先遣连出现在藏胞面前时，“金珠玛米”这个词还没有出现。

　　翻译乔德禄犯了难。

　　乔德禄是青海人，是彭德怀亲自为进藏先遣连选派的藏语翻译。可是，藏语也有方言之分，青海藏语和阿里地区的藏语交流起来，本就有些磕磕绊绊，把很多政策方面的用语说明白就更难了。

　　“解放军”用藏语怎么说，乔德禄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情急之下，干脆用上了与藏胞见面时的第一个词“夏保”。

　　“解放军就是藏家的夏保。”乔德禄这样翻译。

　　60年后，在甘肃张掖的家中，患有严重哮喘的乔德禄已经很难接受采访，但还是断断续续地给记者讲述了这段往事。现在，老人想起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还不禁大笑，却引发一阵嘶哑的严重气喘。

　　这当真是一个贴切的翻译。藏族人重情重义，最看重的就是朋友。眼前的这支军队，骑着战马而来，却没有带来战争;手中有枪有炮，却对藏胞亲如家人;长途跋涉后衣衫褴褛、缺衣少食，却对藏家秋毫无犯，还舍得拿出布匹、粮食、药品来救济贫苦。这样的军队，当然是藏家的朋友。

　　找到第一户藏胞之后，先遣连很快又找到了第二户、第三户……“夏保亚古都!(解放军好!)”在藏北高原流传开来。

　　用“夏保”称呼解放军，此后在阿里地区沿用了很长时间。

　　先遣连出现在藏北高原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阿里首府噶大克，随后又传到了拉萨。

　　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正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企图以武力对抗解放西藏。

 

　　进藏先遣连就在这时候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他们身后的藏北，登时让西藏地方政府大惊失色。

　　五项协议

　　1950年10月7日，西南军区主力部队巧渡金沙江，兵锋直指进藏门户昌都。随后，昌都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第18军用时12天攻克昌都，噶厦当局的藏军主力被击溃。

　　昌都战役实现了以战促和的战略构想，让噶厦当局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分化，一直幻想英美介入与中央对抗割据的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年轻的d-a赖喇嘛提前亲政，并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是后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战役之前，先遣连已经继续向藏北高原腹地挺进，到达了一个叫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补给、筋疲力尽的先遣连决定在此停留休整。

 

　　而在这个艰难寻找到的藏胞聚居地，先遣连却发现，自己被藏胞们避之唯恐不及。藏胞们都躲得远远的，即便是送上粮食、砖茶、糖块这样深受欢迎的礼物，也没有人敢收。

　　原来，阿里地方政府在西藏摄政的严令之下，在藏胞中四下散播反动谣言，强行阻止藏胞与先遣连产生任何接触。直到昌都战役之后，阿里地方政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开始和先遣连进行谈判。

　　李子祥说，谈判前，阿里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习惯比武，想了解先遣连的实力。

　　论比武，先遣连战士个顶个有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他们毫不犯怵，可是很多人却不好意思上场，因为他们的军容实在是太寒酸了。 　　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近2000华里长途跋涉后，先遣连全连干部战士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一身像样的军装。跋山涉水，爬冰卧雪，早把他们的军装磨成褴褛，只能勉强遮体。最后，先遣连集中了还算完整的22身“好衣服”，给参加比武的战士穿上。

　　比赛枪支射击，先遣连的战士大胜地方政府的藏兵。彭青云还上场给比武加了个“表演赛”，步枪立姿、跪姿、卧姿射击，手枪左右开弓，双枪齐射，一气呵成，枪枪命中靶心，引得藏兵都拍手叫好。

　　最后比试射箭。一个藏族武士上前，箭无虚发。对这种原始的武器，先遣连却没几个人能用得好。结果蒙古族战士巴利祥接过了弓箭，拉满弓却不放箭，只听他大吼一声，生生把一张硬弓拉断了。这下，藏兵们心服口服了。

　　此后，双方开始了对等的谈判。先遣连与阿里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才旦彭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内容包括：

　　嘎本政府(阿里地方政府，下同)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僧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嘎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五项协议》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在布上的，大概有两三米长，内容非常详细。可惜其原件在送往新疆途中丢失。

　　据阿里地委党史办考证，《五项协议》是人民解放军进藏史上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五项协议》才告废止。

　　但是，即便是签了《五项协议》，阿里地方政府也没有真正接纳先遣连。不久后，他们又派兵暗中围困了扎麻芒堡。

　　这时，先遣连也接到了王震的电报。为了在昌都战役后顺利展开和谈，不刺激西藏地方政府，王震向先遣连下达命令：“停止向纵深发展，就地迅速转入过冬备战，自力更生，坚持到春季会师。”同时，他要求先遣连“不准增加藏胞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

　　对先遣连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生死扎麻芒堡

　　10月下旬，昆仑山被大雪封闭，先遣连成了困守扎麻芒堡的一支孤军。此后的7个月，是先遣连进藏后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

　　没有人向营地进攻或射击，但是死亡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

　　在先遣连及后续部队完成进军任务后所作的《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中，这样描述了扎麻芒堡：一块流沙中之绿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个山顶，先遣英雄连都构筑有野战工事，地形较为复杂，为军事上良好之阵地，有泉水但味不佳，柴草丰富，但较远。气候不好，每天下午刮大风，人们一举一动都感到呼吸困难，时常有病员发生，其病症大都为身上浮肿，医治无效，日益严重。

　　先是浮肿、最后皮肤迸裂出黄色的液体而死亡。一个又一个先遣连战士重复着这个痛苦的死亡过程。

　　乔德禄沉痛地说，在战斗中牺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先遣连牺牲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死去。出现浮肿后的病号，先是不能进食，短则几天，长则几十天，浮肿会蔓延全身，脸上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没有人知道，这其实就是高原病，更不知道治疗的办法。接连倒下的战士，使这种病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传染病。

　　为了解决这个怪病，卫生员徐金全建议，患病的士兵全部隔离，并在天晴时到地窝子外晒太阳。这种简易的“太阳疗法”并没有取得效果，不久后，徐金全也病死了。

　　地窝子，是先遣连长驻扎扎麻芒堡后修建的“营房”，其实就是在高原冻土上挖一个坑，顶上覆盖着帐篷或者骆驼刺——一种高原灌木。地窝子虽然勉强可以遮蔽风雪，却阴冷潮湿，更加重了病情。

　　出现浮肿的另一个原因是饥饿。

　　大雪封山之后，从新疆方向送来的后勤供应彻底断绝了。此前的供应，因为损失了大量马匹骆驼无法携带，大多存放在300公里外的两水泉和多木两个据点。平时就靠10峰骆驼不断向扎麻芒堡转运。

　　进入冬季的藏北高原，完全被冰雪覆盖，最低气温能到零下四十摄氏度，连骆驼都无法生存下去。

　　一次，李子祥带着战士王兴才返回多木运粮，途中遇到暴风雪。在野外过了一夜之后，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失去了两个指头。

　　运送粮食的驼队日益萎缩，很快就不能保证每日所需。即便这样，先遣连也从未向藏胞伸手张口。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前，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他们与阿里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写明“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

　　战士们只能用生命来信守自己的诺言。坚持活着，成为先遣连此时最基本的使命。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先遣连成立了一个打猎组。

　　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就牺牲在打猎途中。他和战友鄂鲁新一起去狩猎，一连走了几天，终于打到了几头野牛。“战利品”不能一次运回，鄂鲁新就用骆驼先往回运一部分。几天后，当鄂鲁新返回时，却看不见巴利祥，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处背风的山坡上找到他。原来，巴利祥又打了两头野牦牛，肉都运到山脚下。可能是实在太累，他找了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裹着生牛皮坐在地上，却就此永远睡去。当鄂鲁新找到他时，牛皮已经冻在身上，扒也扒不下来。

　　1951年1月，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发出了三封电报：现在这里作战现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号多、病马多、死马多，我们没办法制止这个问题发生。 随后电报称：全连18名病危者，前几天死亡了两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发肿皮质破裂而死。62匹马完全不能使用。

　　第三封电报：新发生较重10名，放马、放哨、打柴都靠10多个人担负。马有30匹，全不能骑。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烂的了，袜子完全没有了。

　　不断有战士死去。李子祥回忆，最多的一天，先遣连共举行了11次葬礼。有的战士就死在埋葬战友后回到营地的途中。

　　在扎麻芒堡，先遣连的牺牲者最初都埋在距离营地两三里地远的一个向阳坡地上。后来，由于无力将死者运送出这么远的距离，他们就在地窝子旁边埋葬死者。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发现大量减员，所有死者都是平坟下葬，不立坟包、墓碑。

　　1965年，阿里军分区将先遣连烈士遗骸集中迁移到狮泉河烈士陵园(部分战士的尸骸找不到了)。

　　他们永远留在了高原。

　　人民功臣

　　在得知先遣连的困境后，远在新疆的王震将军就下达了“不惜代价，接通运输线”的指示。王震在给西北军区发电报请求上级支援的同时，还两次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1951年年初，救援队伍带着1700多头毛驴、几千峰骆驼和骡马分三批先后进藏。

　　第一批500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没有翻过界山就全部倒毙;

　　第二批又是500头毛驴，只有16头翻过了界山达坂，但在失当古宿营时又被全部埋在了雪里。

　　1月11日，第三批由707头毛驴和牦牛组成的驮运队，满载1.5万斤给养、食盐和年货从于阗出发。25天后，当驮运队到达界山达坂附近时，只剩下30多头牦牛。进藏时每头牦牛驮40公斤粮食，却还不够牦牛沿途的饲料，基本消耗光了。驮运队决定除留下3头牦牛外，其余全部杀掉，只留两人继续往前赶，其余人员返回于阗。

　　维吾尔族救援队员塔里甫·伊明和肉孜·托科提拉着3头牦牛艰难前进，途中又遇暴风雪，牦牛跑散了，塔里甫在追赶牦牛时牺牲。

　　肉孜·托科提赶着剩下的两头牦牛，终于在正月初七那天到达两水泉，为先遣连送来代价高昂的1.5公斤食盐、7个馕饼和半马褡子书信。

　　信件都是来自内地的慰问信。指导员李子祥一封封地读给濒死的战士听，给了他们最后的安慰。

　　1951年2月5日，春节。这一天清早，又有2名战士死去。如果他们知道身后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当会使得烈士的英魂获得一丝安慰。

　　这一天的中午，先遣连的电台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以一整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

军区慰问团到达阿里 右二为先遣连副连长彭青云 右一位为指导员李子祥

　　一直到1951年5月，冰雪开始消融之时，随着后续部队的到达和驮运线的接通，先遣连才从死亡威胁中挣脱出来。

　　可他们的总指挥和党代表李狄三，却在这样的时刻轰然倒下，成了先遣连牺牲在扎麻芒堡的最后一人。藏北高原上，总共留下了63位先遣连烈士的忠骨。

　　李狄三是先遣连最早患高原病的几个人之一。可这位先遣连的直接领导、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却从未流露半点气馁或绝望的情绪。

　　李狄三烈士牺牲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5天。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神智已经恍惚，部队首长(安志明)俯下身子，贴着他的耳边说：“李狄三同志，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经在北京签订了。”

　　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至今仍健在，生活在甘肃张掖。只是老人因身患严重的老年疾病，已不能接受采访。此前，他曾著文回忆，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1支盘尼西林。然而，李狄三却在病榻上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以免让我临死还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后续部队到达扎麻芒堡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曾自修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

　　李狄三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1951年5月7日，那是他的遗嘱：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笛子、一件皮大衣和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一支钢笔——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最后的老兵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进军阿里嘎本政府所在地噶大克的任务原本没有派给先遣连，而是连队向师党委发电报请求。此后，除病号继续留守扎麻芒堡外，先遣连其余45人分成两个梯队进发。

　　1952年8月3日，先遣连到达噶大克。战士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衣衫褴褛，面有饥色，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当天下午，先遣连在赤门色专员的住地，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经过一年零三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圆满完成了“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

曾经的苦难，曾经的荣耀，已成记忆。

　　先遣连战士的后人，年过七旬的陈永泰，一直还在全国各地奔跑，寻找那些被消失了的英雄后代线索。

　　完成了那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后，先遣连战士们的个人命运随着历史的波涛，起伏汹涌，终归于平凡。他们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