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领导咱“过日子”

　　中国老百姓把过生活叫做“过日子”，做梦都想过上好日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战乱，天灾，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种种原因，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凄惨。

　　从毛主席的文稿当中，也能看到过去老百姓过的苦日子的状况。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文章中称中华民族处在“九重冤狱”之中，“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

　　毛主席有一次跟朋友谈起小时候对社会的认识，他说：“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

　　美国人白修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作战地记者的时候，目睹了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

　　中国人的苦日子深深地触痛了毛主席，他立下了自己的雄心大志：

　　“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有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里面有一句歌词：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实际上，毛主席不只是领导中国人民打江山，他又是在领导人民“过日子”，就像他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说的：“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

　　毛主席立下的革命志向是为痛苦的人民服务，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所以他的革命事业总是跟老百姓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关心人民生活当成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毛主席与众不同的地方。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在动员人民进行战争的同时，要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他说：

　　“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同样是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要求“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要实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以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对财政支出，要采取节省的方针，他指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峻的财政困难，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样的困境，毛主席指出经济决定财政的正确思路，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说：

　　“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在毛主席提出的总方针指导下，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方面发展公营经济，实现自给;一方面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努力减轻人民的的负担。

　　同时，边区广泛实行“精兵简政”的策略，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收入，减少人民负担，正面影响财政与经济，对于节约问题，毛主席指出：

　　“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

　　1945年1月1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要求学会做经济工作，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一面注意生产，还要一面注意节省，他说：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其经济的来源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在执行严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纪政纪基础上，通过开展生产运动，通过节省每一个铜板，这样来解决经济开支需要的，这是与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区别，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办到的事情。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是一个贫穷的政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一支贫穷的军队，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的长期战争中，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侵略者，都曾期望用经济封锁的方法让共产党人不战而败，自行塌台，然而他们的恶毒的目的一次也没有达到，毛主席用他高超的“过日子”法，将敌人经济封锁的毒计一一破解。白修德曾在他的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区里，在抗战时期，农民实际上过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驱逐了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国民党的统治留下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呢?一贫如洗，“大量的失业与半失业，腐败与无效的地方管理，宠大的黑帮组织和秘密团伙对人民的欺凌，大量的吸毒者，妓女，缺乏起码的卫生条件和市政管理等等，除这些长期存在的(其时更为加剧)问题外，战争条件和垂死政权的残暴统治摧毁了城市的经济生活，使问题更加尖锐，给城市居民造成不堪忍受的重负。”(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语)毛主席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

　　“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种赤贫的条件下开始了。

　　毛主席要用他的方法，让中国人民过上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失败了的敌人哪能甘心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们除了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又在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妄图在中国的头上插上一把刀。中国人要过上好日子，必须挫败敌人的不怀好意，斩断敌人的魔爪。毛主席说：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之战，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过上好日子的和平环境，是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真正站起来的立国之战，它向傲慢的敌人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1953年2月20日，毛主席视察九江市的时候说：

　　“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1953年10月31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他在修改稿中写道：

　　“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

　　他还要求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因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 ，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然“每天难过日子”，他讲到国家的发展目标时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1957年2月14日，毛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指出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他说：

　　“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往后的困难还要大，总要有困难的。六亿人口怎么能没有困难呢?将来发展到九亿、十亿人口，那时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当然也不能说是越搞越困难，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这一辈人死了，困难是你们的。那时候你们的基础会更好。国家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中国人多，也好也不好。我们是白手起家，困难总是有的，你们要有准备。青年没有经验，对工作中的困难认识不足，老年人有时也认识不足。建设比革命更困难。”

　　1957年9月4日，毛主席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领导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等情况，他说：

　　“全国人民，都要把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结合起来，把爱国、爱社、爱家结合起来。过去的口号提得不全面，今后要把三个‘勤俭’、三个‘爱’结合起来。订个计划，搞十五年，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当听说农村丰收后出现浪费情况时，他说：

　　“要大搞节约运动，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反对大出丧，反对大吃大喝，反对一办喜事就办几十桌酒。总而言之，要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多积一点钱，存到信用社，存到农业社，存到银行，多买一点公债。这样，家兴起来了，社兴起来了，国也兴起来了。”

　　第二天，毛主席跟湖北省一些地委书记座谈，听说黄冈地区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的做法时，他说这个办法好，并指出：

　　“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关于粮食问题，他说：

　　“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

　　人民公社化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不足等原因，出现了大面积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纠正“三风”，压缩空气，泼冷水降温，唱低调灭火，一方面积极倡导“过日子”，共渡难关。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写《党内通信》，在通信中，他就节给粮食问题写道：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卡、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专门把过日子当作一个问题来讲，他说：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1959年7月4日，毛主席在关于“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

　　1959年7月5日，毛主席为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文章写“粮食问题”的批语，其中写道：

　　“多产粮，是上策。回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1960年1月7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谈计划及发展设想等问题，他说：

　　“学会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安排。各有各的按比例，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按比例，赫鲁晓夫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我们有我们的按比例。”

　　1960年10月22日，毛主席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他说：

　　“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

　　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召开会议听取东北、华北地区情况，在谈到关于一九六一年日子如何过的问题时，他说：

　　“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井冈山与部分陪同人员谈话，当得知井冈山修起了水电站和四条公路，办起了工厂、学校，农民住上了新瓦房时，他说:

　　“今天的井冈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1971年12月26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毛主席曾在跟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过一句话：“任何企图依靠别人帮忙过日子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靠不住的。”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异常艰难，外有封锁，内基薄弱，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为中国人民过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不妨引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一些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他说：

　　“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即使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工业)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

　　(这个速度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每10年增长率最高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毛主席一直念念不忘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他用全部的思虑，为新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大家庭里添置得满满当当，尽管，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够吃上美国人、欧洲人那么多肉，但这都已列入他的长远规划中了，毛主席就是这样，他为中国人民谋划的不是小日子，而是大日子;不是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日子，而是稳固的日子;不是眼前的日子，而是长远的日子，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