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当今中国左派的堕落和轮回

 

　　当今中国左派的政治底线在哪里?这个问题决定着当今左派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问题。中国左派究竟是历史功臣还是历史罪人，将完全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此之前，我们对中国左派先进的历史作用讲得比较多，一直强调中国没有出现苏联解体悲剧，没有陷入中东血腥动荡，主要是左派政治坚守的结果，却很少指出当今中国左派的天然缺陷。可是如今这种天然缺陷，造成了左派越来越严重的堕落，已经突破了政治和伦理的双重底线，如同此前的汉奸右派那样，为了获取个人名利已经到了不再顾及任何底线的程度，特别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当今左派对毛主席的否定已经不亚于右派。唯一的区别就是右派对毛主席是点名否定，而左派是不点名否定;右派是直接否定，左派是烘云托月式地间接否定。还有就是在官民矛盾问题上，当今左派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永远站在官僚一边，谁替老百姓说话，谁就会被左派内部扣上“推墙派”“沉船派”的帽子。我们当初提出沉船派这个概念，是用来形容汉奸右派的，如今却被正统左派扣在了非正统左派头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这种没有底线的堕落，便使当今中国左派究竟是历史功臣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由以往的单项选择题变成了双向选择题。

　　熟悉我们理论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友人还是敌人——我们有两个十分突出鲜明的政治观点：一个是十字路口理论，即中华民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尽头，要么崛起，要么毁灭，绝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另一个就是底线原则，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治力量，都有着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和伦理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就不可挽回地会走向灭亡。这两个观点同样适合于今天的中国左派，中国左派同样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成为历史功臣，要么成为历史罪人，同样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这是当今中国左派独有的选择，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选择，是左派原本不该有的选择，也是历史上左派从未有过的选择。这个选择之所以会落在当今左派头上，主要是当今中国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的结果。

　　一个国家道德伦理的崩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不仅会体现在统治集团和民间诸方面，同时也会体现在这个社会最进步的左翼力量方面。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道德崩溃和伦理缺失，不可能不反映在左派身上，况且早期左派的许多成员大多是在染缸的最底层，不可能在整缸的污水中保持自身的洁净，必然会造成左派的堕落，并且不是其中某些人的堕落，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整体堕落。这种道德堕落主要就表现在对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对毛主席评价问题上的含糊其辞，躲躲闪闪，看齐权贵，甚至变节背叛，并且不是一般性地变节背叛，而是突破政治和伦理底线的变节背叛。比如毛派否定毛主席，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就是突破了政治和伦理的双重底线。至于另一个极端的背叛——试图凭借外部力量颠覆中国的左派带路党，则更是连中国人的底线都突破了。

　　如果是非毛派否定毛主席，非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那只是一个道理问题——权且把暴力也看作是一种讲道理的方式;而如果是毛派否定毛主席，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那就如同佛教徒否定释迦牟尼，基督教徒否定耶稣一样，完全是一个天理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还算不算人的人伦问题!与之相比较，那些公开否定毛主席，公开否定公有制的人，反倒还算条汉子，尽管他们是坏人，但至少还是一个人，而那些带着毛派帽子、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而否定毛主席和公有制的左派，则已经不再成其为人，完全背弃了天理人伦。

　　在2017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的许多场合，就出现了许多毛派对毛主席不点名的彻底否定，主要就是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当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三七开的基本依据，就是认为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判断是错误的，由此才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主要矛盾是对毛主席三七开的根本依据，是否定毛主席晚年实践和理论的根本支撑。如果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和理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所以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此毛主席生前一直谆谆告诫大家，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身为毛派，受名利的羁绊，不能做到无欲则刚，不去“天天讲”也就罢了，但至少不能反过来讲，朝着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方向讲。

　　 一些主流左派总是学着以往汉奸右派的腔调讲什么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不断发展。这种堂而皇之的屁话，被汉奸右派和主流左派蒙骗了人们许多年。虽然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一些天理天道，却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不会改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社会历史发生什么变化，作为毛派人士，作为左翼人士，却不能对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丝毫变化。这些根本问题就是：反对剥削压迫的根本使命不能变，《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不能变，2800万烈士为之牺牲的公有制不能变，十月革命的初心不能变，国际歌的歌词不能变，政治上的大众民主和经济上的“五免社会”这个社会主义的标配不能变，这些东西变了，也就突破了左派的政治底线，我们也就不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真正左派，而变成了官僚腐败势力的“工具左派”、“花瓶左派”，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毛左派”了。

　　 而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舆论领域越来越多活跃的左翼人士正在变成这种“工具左派”和“花瓶左派”，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所有根本观点，全都在一片欢呼中抛到了九霄云外，不知不觉地突破了政治底线。这种状况既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是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左翼力量被内外反动势力分化瓦解的结果。中国左翼运动早期人员构成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不像当初欧洲革命那样是布朗基主义加流氓无产者(革命精英加亡命徒)，也不像《水浒》描述的封建社会那样是吴用加阮小二(知识精英加造反农民)，而是吴用加牛二（知识精英加市井流氓），不仅容易被收买，而且内讧起来极其残酷。这一点从“左派带路党”对左翼人士无所不用其极的歹毒攻击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中国左翼运动“吴用加牛二”这个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特定产物。

　　 当今中国左翼运动既不像当初欧洲那样是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像中国历史上那样是农民阶级革命，而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市井革命，最初参加者大多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和无所事事的退休官僚。市井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带着镰刀的革命”，参加者一开始就要进行收割，甚至原本就是为了收割而来，只想收获不想耕耘，并且时时担心着别人会抢先收获。所以，只要看到谁走在前面，就把谁当做仇恨的靶子而暗箭齐发。这就是当今中国左翼内部充满内讧的主观原因。中国左翼“带着镰刀革命”这个特点，使他很容易被收买被分化，所以刚刚形成势头就被收买分化为两大投降派，一个是投降于体制内腐败势力的“五毛左派”，另一个是投降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带路党左派”。前者在体制内影响越来越大，已取代汉奸右派占据了舆论主导地位；后者在体制外影响越来越广泛，已经接近于张弘范、吴三桂和汪精卫的历史能量；双方共同构成了足以毁灭中国左翼和中华民族的可怕力量。

　　 现在大家都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军舰的“下饺子”速度上，其实军事力量根本就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军事力量只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晚清时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下饺子”速度绝不亚于今天，结果却是两大水师全部被消灭于港口之内，南洋水师甚至一炮未发就全军覆没。今天大家在影视上看到的晚清海战，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而已，是自我美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替代自我矮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其实这种自我美化的“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作用丝毫不亚于那种自我矮化的“负能量”历史虚无主义。

　　 南宋、晚清和民国，都不是毁在自我矮化的“负能量”历史虚无主义手中，而全都是毁在自我美化的“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手中。后来国民党丢天下，也是丢在了这种“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手中，共产党都打过长江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可是国民党媒体仍然在宣布“长江天险固若金汤”的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今天这种屡次导致亡国大难的“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又回来了，正在取代“负能量”历史虚无主义占据舆论主导地位，成为许多主流左派混饭吃的手段。

　　今天中国左派没有底线的政治堕落，再次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力量对比关系，从两个方面为被迫转入蛰伏状态的右派崛起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40年来中国形成的新的政治怪圈——右派怕左派，左派怕官派，官派怕右派，使右派逐渐认识到他们根本不是左派的对手。苏联、东欧、中亚、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都能够成功，却唯独在中国行不通，并不是因为中国右派比其他国家右派更加无能，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右派对付的只是官僚集团，而唯独中国右派遇到的不仅是官方的反击，而更主要的是左派率领人民大众的狙击。特朗普等西方政客不了解这一点，把失败的板子全都打在了中国右派屁股上，停止了对中国右派的财政支持，的确是冤枉了中国右派。只是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中国右派并没有做无谓的解释，而是在整体上进入了蛰伏状态，在蛰伏中等待着左派第二次陷入文革后那样的灭顶之灾。右派心里很清楚，连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左派力量都会被主流社会的“正统左派”所消灭，今天这些充斥着大量道德泡沫的左派，则更加容易被官场上的“正统左派”所消灭。只要消灭了这些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非正统左派，也就为右派最终彻底颠覆中国扫清了历史障碍。这是最近右派进入蛰伏状态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右派接受教训，向中国左派学习，向其他国家右派学习，不再公开敌视、蔑视和轻视人民大众，而是在争取尽快完成与左派的位置互换，恢复八十年代末曾经有过的那种群众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投靠党内腐败势力的那些活跃左派，帮了右派一个大忙。他们在所有的官民矛盾冲突中，全都无一例外地站在地方政府一边，站在富人一边，你这是站在与人民相对立的一边。他们天天叫喊什么美国警察可以随便开枪，中国警察也应该随便开枪，全然不顾美国老百姓有枪，中国老百姓没有枪这个基本国情差别。正是这些左派没有底线的堕落，完成了2017年中国左派和右派之间位置的互换，右派取代以往左派变成了民众疾苦的代言人，而左派则像此前右派一样变成了官僚和富豪欺压穷人的辩护士。其标志就是去年年底北京大红门事件200多名右派的集体上书。类似事件的左右互换，正在把那些主流左派逐渐变成反革命流氓左派。一些人或许会说，右派替老百姓说话是另有图谋，但是老百姓不管这些，他们不管“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另有图谋，而是谁替他们说话，谁为他们牺牲，他们就跟着谁走。哪怕是像埃及和利比亚那样事后无比后悔，但在当时老百姓一定会做出这种选择。

　　 由此可见，中国左派的确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如同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导力量，甚至连右派的崛起都寄托在了左派身上，虽然是一种反面的寄托，但毕竟也是一种寄托。历史之所以会对左派产生这种格格不入的相反政治期望，就是左翼内部分化蜕变，相当大一部分已变成腐朽反动力量的结果。最近总是有人把右派的主动蛰伏，说成是什么右派已经被打垮，至少十年之内已经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北京大红门事件彻底粉碎了天真说法：数百名右派倾巢出动，所有著名大V尽在其中，公开签名为弱势群体呼吁，这是此前只有左派才有的勇气和力量。大红门事件是40年来右派第一次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它标志着如今中国左右派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互换。如果他们照此路子走下去，就象此前左派那样在所有冲突中都站在民众一边，那么凭借他们体制内外和国内外的巨大资源，他们肯定会象八十年代末那样再次卷土重来，成为中国社会最强大的颠覆力量，把中国带入分裂和动荡的深渊。

　   在此需要告诫大家的是，千万不要过于迷信武力的作用，当矛盾达到一定程度，道义倾斜到一定程度，国家武力不仅起不到维稳作用，相反会起到加剧内乱，并把内乱变成内战的作用。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

　　 中国左派蜕化变质和泡沫化，不仅改变了当前中国政治生活的力量对比关系，改变了右派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自身的历史作用，甚至会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早在十年前我们就曾经指出，中国红色大潮的崛起有可能会实现不流血转变，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看来，中国左翼没有底线的政治堕落，有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助推——注意是助推作用而绝不是主要作用——中国腥风血雨的到来。一方面，失去底线的左派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借用各种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而会由原先社会的稳定力量变成社会的颠覆、分裂和动荡力量，把左派内江变成为社会内乱。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分裂割据，就是当时反封建的左派力量蜕化变质，进而失去底线和不择手段的结果。另一方面，客观上代表西方利益的“左派带路党”的无底线极端行为，可能会突破政府的容忍底线而造成暴力冲突;投靠党内腐败势力的“五毛左派”的无底线堕落，又有可能会突破老百姓的忍耐底线而引发官逼民反的暴力事件。这两个方面的矛盾以及此前所述的其它矛盾，都有可能会堵塞中国和平转变的道路，导致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会与前两次改革开放一样，最终被动荡和战争所打断。

　　 这是最让我们深感忧虑的问题。如果不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我们是决不会谈论这个问题的。此前我们从未谈论过左派蜕变对社会历史的负面作用，自始至终谈论的都是右派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负面作用，谈论左派的负面作用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旦提出，那些原本就把我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五毛左派”和“左派带路党”，肯定会更加疯狂地攻击、围剿和陷害我们，一些受他们影响的基本群众也会从两个方面表现得更加极端，更加会把我们这些坚持毛泽东道路的左翼爱国力量视为仇寇。还有就是，盲目崇拜那些在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人物，已经形成了40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可怕习惯，这种可怕习惯使老百姓十分自然地把取代右派精英的左派精英变成他们新的偶像，就象八十年代崇拜和维护粉碎“四人帮”的左派精英，崇拜和维护否定毛泽东的右派精英那样，崇拜和维护今天那些不点名批判毛泽东的左派精英。所以我们对谈论这个问题一直在犹豫，这就是我们进入2018年以来一直保持沉默，没发一篇文章的原因。

　　 我们2018年的元旦献词之所以只有题目没有内容(顺便指出，元旦献词的文章题目《影响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键一年》，指的是2017年而不是2018年。相信未来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2017年发生的一切，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产生了何种重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元旦献词中所谈到的问题，诸如主要矛盾是不是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全民所有制变企业全部改为公司制，全面进口（两个月进口18种）转基因作物等问题，如果能发出来同样会涉及到左派的政治和道德底线问题，所以我们才发了一个开天窗的空白文章，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涉及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涉及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连毛主席都做好了“要跌得粉碎”的牺牲准备，我们这些毛派弟子又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所以我们才下了决心，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跌得多么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指出这个问题，让13亿中国人民有所准备，避免糊里糊涂地被推入血流成河的乱世之中。

　　 特别是目前人类所处的21世纪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世纪，无论是从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知识体系佛学的角度来讲，以及从量子论等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从当今科技发展水平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角度来讲，21世纪都是决定人类社会根本选择的世纪——要么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纪元，要么陷入绝大部分人遭受灭绝的文明浩劫。总之，21世纪绝不会像其他世纪那样会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世纪。历史把以往历史上的全部社会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所需要的所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手段，全都集中到了21世纪，就是要通过这个世纪把人类社会从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中解救出来，开辟由人类法则支配的真正属于人类的历史，把此前优胜劣汰的竞争历史变成“史前史”（马克思语）。而决定21世纪人类社会新生或毁灭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作为东方文明载体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或毁灭，而中华民族崛起或毁灭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坚持三大复兴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凤凰涅槃，浴后重生。这就是中国左翼命运对人类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毛主席晚年“宁可跌得粉碎”也要发动WHDGM的深刻意义，就是要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新生和解放，为创造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留下一个能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政治文明，以及能够代表这个新的政治文明的政治力量。只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制约和党内主体力量的背叛，代表这个新的政治文明的新生政治力量的第一次凤凰涅槃失败了，其中越来越多的左派活跃人物不断走上了与国家和人民相对立的道路。历史注定了还需要再一次甚至再两次再三次的凤凰涅槃，才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成为毛主席和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那种左派力量，成为能够建造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霸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锋力量。　　当然，中国左派第一次凤凰涅槃失败留下的并非完全是空白，因为中国早期左翼运动同样也具有历史上任何早期革命的部分特征，就是无论主体多么杂乱，但毕竟是有觉悟的理想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虽然由“吴用加牛二”组成的左派主体堕落了，但是其中的先导力量却在左派堕落蜕变之前完成了新世纪的理论更新。明确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指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99%的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大众政治文明取代精英政治文明。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了与现代物质文明相适应的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

　　 这就是在政治上建立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人人都能够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大众民主制度，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成为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在经济上建立与虚拟经济相适应的全民持股(不是全民炒股)这个人人都能够直接享有公有财富的大众经济制度，让五免社会(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免于失业)成为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配;在文化上建立能够实现个性自由解放与崇高精神追求相结合的、人人都能够成为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大众文化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成为大众文化环境最本质的特征……所有这些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成果，必将会照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下一次左翼运动崛起的理论旗帜。

　　 历史进步的每一步都需要付出代价，历史代价的每一次付出都会推动历史进步。历史付出了中国左翼运动失败的代价，但是却换来了人民认识上的飞跃和进步。

　　 在此亦可看出，当今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崩溃瓦解，并非是象当年红军失败那样属于认识问题，而主要是道义问题。当年全国几十个红区彼此隔绝，各自为战，却从未出现过红军打红军的现象，主要就是当时的共产党红军不存在道义问题，所有的分歧都属于认识问题，包括在瑞金毛主席差点儿被整死，也仍然是认识问题而绝非道义问题。而今天无论是那些“五毛左派”还是“左派带路党”，全都是一些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见利忘义、没有任何道义约束的市井流氓，连土匪黑社会的江湖义气都不讲，更遑论什么舍生于人、忘死于己的革命牺牲精神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革命不是江湖，但必须高于江湖，而绝不能低于江湖。江湖人物能够做到的，革命者肯定能够做到；而革命者能够做到的，江湖人物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革命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革命，才是能够唤起亿万民众同心干的革命。如果连江湖义气都没有，都差着十万八千里，又怎么可能具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呢！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道义问题，讲21世纪的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而是在于道义力量。没有道义力量的国家，无论经济多么庞大，军事多么先进，也一定是一个逢战必败，必然衰亡的的国家。对国家来讲是如此，对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同样是如此。此前决定右派失败的是道义力量，今天决定左派失败的仍然是道义力量。未来中国左派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所需要的也还是道义力量。

　　 一个政治集团的道义力量，主要反映在这个集团成员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上。从18世纪末巴尔扎克到20世纪初托尔斯泰，欧洲一大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所以会背叛他们的政治立场创作出一大批辉煌的革命者形象，就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使他们真实地再现革命者的结果。可见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革命者首先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同时改革开放，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就在于有一个舍生忘死的理想主义武士群体；中国洋务运动失败了，就在于洋务运动在精神上把中国人变成了金钱奴隶;所以战端一开，弱小的日本就如同当年弱小的蒙古人打败庞大的宋朝、弱小的满族人打败庞大的明朝一样，一举打败了庞大的中国。后来两手空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拥有全部国家资源的国民党，同样是因为拥有一批舍生忘死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一个政治力量的崛起，如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一样，必须拥有一批敢于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这样一批能够觉悟人生、了却生死的彻底革命者，任何革命都只能是一种空想，任何政治力量也只能是依靠其他政治力量苟延残喘的政治附庸，就像今天中国的“工具左派”“花瓶左派”和“左派带路党”一样。

　    历史往往会在人们浑然不觉的定势发展中突然顿挫，也会在人们麻木绝望的一片死寂中突然爆发。这种大起大落的生死轮回和浴火重生，在客观上会清洗掉第一轮革命自身所带有的肮脏污垢，避免由于革命者的道德缺陷，而使人类文明发生倒转。社会第一轮革命者，往是由已经觉悟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抛弃的地痞流氓所组成。理想主义者由于要埋葬现有社会而被现有社会视为死敌，地痞流氓则由于被现有社会所抛弃同样会成为现有社会的仇敌。后者如同新生婴儿从母体带来的血腥污秽一样，如果不清洗干净，新生婴儿就无法生存和长大。如今历史也开始了对中国左翼运动这个新生婴儿的清洗——无论自行瓦解还是外部镇压都是一种历史清洗。这种清洗方式就是在左翼运动的失败，通过失败的清洗来恢复革命力量原有的最圣洁最崇高的本质。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木有轮回，革命也有轮回。中国第一轮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结束了，中国第一批左派在整体上将被淘汰。在无坚不摧的“颜色革命”大潮中诞生的中国左派，完成了她的第一声啼哭——使打响“颜色革命”第一枪的中国，最终却成功战胜了“颜色革命”，成为改革开放国家中唯一没有被颠覆的国家。现在使命结束了，自然也就要枯萎凋谢，进入生死轮回，等待下一个春天了。

　　 在前所未有的道德崩溃中呼唤崛起和复兴的中华民族，也该借此机会清洗一下自己身上的肮脏铜臭了。一个“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的民族，只能是一个堕落的注定被淘汰的民族，而绝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潮起潮落，本质上是人类政治文明实现更新和升级的一种方式，是新旧生活方式交替的一种途径，如同蟒蛇脱皮一样是一种生命的新生和飞跃。因而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全民互害、道德崩溃的民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模板。别的暂且不论，仅仅从家家安装防盗门窗，把教育和医疗变成古今中外唯一暴利产业这一点来讲，就注定了中国有被“开除球籍”（毛泽东语）的可能，更何谈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左翼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才能形成一个伟大的道义力量，带领整个民族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只有浴火重生的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实现伟大复兴，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引导者，而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背弃者。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新一轮左翼运动的滚滚春雷，已经隐隐约约的在天际间回响，更大的风暴很快就会到来。虽然这一代左派死了，但是中国左翼运动不会死，由左翼运动唤醒的人民大众不会死，具有崇高品格和献身精神的新世纪左派必将会涌现出来，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东方文化复兴。这既是我们的坚定信心，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中国左翼运动不死！中国左派万岁！

　　2018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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