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二十四）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四编 “接轨”观察

　　过去三十年，经济理论界里，“全球化”无疑是最强势的声音;经济决策领域中，“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不可置疑的基本方向。在这样的导向下，运行了三十年，我们的经济体发生了怎样的演化，它在现实的国际经济体中，处于何种位置?由此导致了怎样的国内经济格局?

　　让我们从统计数据进行观察。

　　第一章 外贸观察

　　1.1全球格局：WTO的视野

 　　让我们先看看“全球化”的“领导机构”WTO组织提供的数据。

 

图4.1：各大区间的双边贸易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WTO组织将全球分为7个大的贸易区：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独联体、中南非、非洲，给出了2006年区域间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据此，笔者绘出了图4.1。图中的联线宽度与双向出口之和成正比。

　　图4.1显示：世界贸易主要是在亚洲、北美和欧洲之间进行，而两条最粗的连线都出自亚洲，这三个区域的经济高度相关。独联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顺次为亚洲、欧洲、北美；中南美的主要贸易伙伴顺次为：北美、欧洲、亚洲。至于其他的双边贸易则微乎其微。

　　认清这个系统的性质还需关注财富的净流向。图4.2的箭头代表区域间的净出口，同样，箭头的宽度与净出口量成正比。

图4.2：各大区间净出口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数据显示，所有地区对北美都是出超，这意味着全球的财富都在流向北美，其中最大的净流入来自亚洲。对亚洲而言，财富净流出的最大方向首先是北美、其次是欧洲。而最大的净流入则来自中东。这提示我们：亚洲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它的产品主要供养北美、欧洲。而中东则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能源供应者。

　　这一格局让人想起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沃勒斯坦的眼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域上存在核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的等级结构。

　　构成核心的是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它们的特征是高技术、高垄断、高利润、高工资。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只有（也只能有）少量国家处于核心区；

　　边缘区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低科技、低垄断、低利润、低工资，输出的是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沃勒斯坦把它称作“边缘类生产活动”;

　　图二提示我们，亚洲主要扮演着“半边缘区”的角色：从边缘区进口初级产品，为核心区生产成品。所谓核心区，主要是美国，图二显示，对所有其它区域，北美都是净入口，是全球唯一的财富净流入的地区。事实上，进入80年代后，美国就是持续的外贸逆差（见图4.3）。而来自亚洲的净进口占到了绝对多数。

 

 

图4.3：美国的国际贸易平衡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在这样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处于何种地位?又是如何走到了这样的地位?

 　　1.2 海关数据分析

 　　多年“融入”、“接轨”、“两头在外”后，中国巨大的外贸顺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崛起”、“中国世纪”之说充斥媒体。在事实上已经高度关联的世界经济体中，中国到底处于什么地位？让我们从海关统计数据开始观察。

　　通常称“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对外依存度”，用以衡量外贸对国内经济的影响。50年代对外依存度在10%左右，到1971年降至4.98%，这是那个年代外部封锁和我们自力更生的结果。70年代后期又恢复到10%左右。改革开放后，对外依存度波动上升，1985年突破20%，1991年突破30%，1994年突破40%，2003年突破50%，2004年接近60%（59.76%），2006年达到峰值66.52%。

 

图4.4：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显然过去2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中，进出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时间尺度看，1978年后，摆脱了在10%附近波动的局面，呈现指数上升的态势。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更是突飞猛进，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才打断了这一进程。

　　中国的贸易伙伴

 　　先观察出口市场构成。数据显示，中国的前三大出口目标地顺次为美国、香港、日本(见图4.5)。

图4.5：中国的出口目标地

　　注意，香港是个转口港，大陆向香港的出口远大于从香港的进口。可见出口香港的货物最终仍将分布到全球各地。但笔者找不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将大陆出口香港的货物，按比例配赋到世界各地。这当然不准确，但至少比上图更接近真实情况，由此得出的市场分布见图4.6。

图4.6：中国的出口目标地

(向香港的出口按比例配赋各地)

 　　由此看到，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顺次是美国(23.77%)、日本(16.09%)、韩国(5.39%)、德国(4.62%)、荷兰(3.44%),括号中的数字为1996-2009年分额均值。这五地共占中国海外市场的53.31%。

　　中国的进口来源分布见图4.7。

 图4.7：中国的进口来源分布见

　　最大进口来源地顺次为日本（16.93%）、韩国（10.00%）、中国台湾（10.39%）、美国（10.33%）、德国（4.96%）。从1996-2009年，五地共占进口量的52.61%。

　　外贸顺逆差反映的是两地间财富的净流动，中国外贸顺逆差最大的来源地见图5.8。

　

 图4.8：最大的外贸顺逆差来源地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香港，与之相比，其它贸易伙伴低很多。如果按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中国统计数据高出一倍以上。曹乾、何建敏在《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额究竟有多大 1993--2002年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 2004年第 8期)中分析了这种差异：

　　“1993--2002年间，香港将美国转出口中国的金额平均为 53亿美元/年，占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比重为39.3%，香港将中国商品转出口美国的金额平均为30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比重的90%以上”

　　据此认为香港转口贸易是两国政府统计数据差异的根本。他们扣除重复统计与转口增值(转口成本与利润)后，计算出调整后的中美间贸易顺逆差数据，比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高出30%以上。已有许多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在产业链的上定价被压得极低，在这样的贸易条件下，中国对美贸易还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顺差，可见，中国向美国的财富净流出达到了何等规模。回顾本章1.1节图4.2，最大的财富净流出是亚洲流向北美，海关数据则证实，在这最大的财富净流动中，中国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至于主要的贸易逆差伙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一方面，他们靠超市和专卖店占领了中国大陆大量的零售市场和时尚品市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拥有大量企业，中间产品高价输入，而产成品低价输出，这是跨国企业降低账面利润，逃避所在地税收的惯常操作。

　　另一类贸易逆差伙伴，则主要是向中国输出能源与原材料，中国将其加工成产品，再输出到核心区国家。

　　然而观察到此，仍仅看到皮相，尚需进一步探究中国的“外贸”到底由谁掌控，巨额的外贸顺差到底是谁的收益。

　　谁的“外贸”？

 　　海关统计将外贸的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加工贸易”指外资在国内出口加工区设厂，进口原材料、元器件，出口产成品形成的贸易。出口总额的贸易方式构成见图4.9：

图4.9：出口总额的贸易方式构成

 　　数据显示，1996-2007年，加工贸易占到出口总额的50%以上，我们忙忙碌碌的出口，不过是在为人作嫁。进一步观察外贸顺逆差的构成(见图4.10)，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的特征。

 图4.10：外贸顺逆差的构成

 　　数据显示：中国外贸顺差完全是加工贸易造成的，扣除加工贸易后，中国的正常贸易其实基本是逆差。海外资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离岸”加工厂，这是中国外贸顺差的根源。等于我们付出了环境、资源、劳力的代价，为外资生产他们在自己国内不能生产的东西，再运到它们国内。已有无数的报道告诉我们，在这笔买卖中，我们挣的加工费在最终售价中的比重微乎其微。

　　不同类型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份额，印证了这一格局。海关将出口企业分为外资、国有和其他三类。海关总局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5年7月开始，数据显示：外资企业控制了我国50%以上的出口份额(见图4.11)。

图4.11：不同类型企业占出口金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海关总局网站

　　“两头在外”——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形象表述，但它忽略了核心技术、品牌、营销网络与控制权，这些产业链中最关键的要素其实也统统“在外”。结果外贸导致的收益—外贸顺差也主要为外资所得，并通过“结汇”变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这其实是国家银行系统付出人民币，向掌控加工贸易的外资购买美元。这又危及国家货币发行的自主权。

　　1.3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从一个国家的长远生存与发展看，形成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远比一时的财富重要。当初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着眼于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引进技术，这些都关系到形成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然而，其效果如何?

　　利润：细看产业链

　　“加工贸易”战略有一个重要的目标：积累资金，这就要求在这个产业链上我们有自己的利润空间。

　　事实上，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都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没有自己的品牌，利润相当微薄。

　　我国出口的服装价格不及意大利服装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平均价格仅为3.2美元，出口鞋平均价格只有两美元多，这个价格只相当于日本鞋子价格的25%，意大利的18%，法国的16%，就连越南鞋子价格的单价也是我国出口价格的3倍。

　　东莞一家企业生产一条牛仔裤成本是两个美金，但卖到北美就是四五十个美金。

　　浙江出口的化纤染色布和印花布，每米平均售价为0.8—0.9美元，袜子平均价格每双0.21美元，领带平均价格每条1.6美元，几乎接近成本。

　　芭比娃娃在美国10美元，在中国离岸的时候是1美元。

　　美国的一只名牌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在美国市场上售价40美元，生产地中国只拿到3美元，其他37美元，由美国公司、分销商、零售商获取。

　　摩根•斯坦利的谢国忠指出：中国出口的一美元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接近四美元。美国方在这个价值链中占据了75%的份额，中国只占25%。(«21世纪圆桌:"汇率报复案"背后的美国逆差病症 »2005年04月1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要知道，在这25%中，还包含有进口的原材料成本。

　　进口来料占出口比重，有媒体称高达5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乔新平说：“我们算了从1992—2003年这12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对外总出口的价值链结构，2003年对美的出口中，22%是进口原材料的价值。”

　　就按乔新平说的22%算，扣除进口原材料的价值，中国仅得售价的19.5%。这中间还应扣除工资、税收、水电、折旧和各种其他消耗，剩下的才是行业利润。

　　即使这点微薄的利润，国内资本也只拿到其中很小一块。因为外资控制了相当大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

　　统计年鉴提供了“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前者可大体代表整个工业的状况，而后者可大体代表外资企业。比较这两张表，可以分析外资的作用。

　　“三资”企业占行业资产比重超过40%的行业有：

 　　表4.1：“三资”企业占行业资产比重

　　这些年，IT行业一直是社会热门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从资产上被牢牢地控制在“三资”企业手中。近年来，西方媒体一直在喧嚣“中国家具摧毁热带森林”，然而，中国的家具制造业却由“三资企业”绝对控股。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工艺品这些都是中国出口美欧市场的廉价大路货，都是“反倾销”的对象，而它们其实被“三资企业”控制着。

　　“三资”企业占行业利润比重超过40%的行业有：

 　　表4.2：“三资”企业占行业利润比重

　　可见，在“高科技”行业和出口大户行业，“三资企业”拿走了多少利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资本固然可以靠压榨廉价劳力和牺牲环境积累资金，而国际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金的速度远高于我们。在这样的格局下，“追赶”、“升级”现实吗？

　　就业：带动还是挤压

　　当初提出“两头在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靠外资带动就业。“三资企业”在我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润分额，一些人预期它会带动相应的就业份额。然而事实是，“三资”企业占行业利润比重与其提供的就业机会根本不相称：

　　表4.3：“三资”企业占行业利润比重与就业岗位比重

　　事实上，“三资”企业在国内攻城略地，使国内企业尸横遍野，由此造成的下岗狂潮让政府头疼之极。“三资”企业的确是“高效率”，它表现为在攫取利润的同时又挤压了社会就业空间。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反。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定律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

　　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人口增加了35.04%，而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931.3%。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不了如此低速增长人口的就业问题，导致学者们惊呼“奥肯定律失灵”。问题的根子只能是我们的基本经济格局，而出口与外资是我们经济格局中极为关键的因素。

　　核心技术：自立还是依赖

 　　当初提出“两头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引进技术。在国民经济中，技术主要凝聚在装备上，装备工业的竞争力是各行业竞争力的基础。装备工业缺乏竞争力，各行业就只能靠进口设备来提高竞争力，高额的费用不说，一旦事态有变，无法引进新装备，国家的命脉就卡在了别人手中。

　　图4.12比较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与进口总额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自1985年后，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高速增长，2002年后竟超过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具购置。可见我国的装备投资对外国的依赖性有多高。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高端设备我们都只能依赖进口，对建立自己的研发平台，很少从国家长远战略的角度着眼，“运十”、“中华之星”的命运就是实例。

 图4.12：进口设备占我国设备投资比例

　　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方针指导下，我们放手让外资在国内的装备制造业攻城略地。以工程机械行业为例，1995年，日本小松制作所和山推公司合资建立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995年，韩国现代与常林股份合资成立了常州现代;同年，日本神户制钢所与成工合资组建了成都神钢;1996年，日本日立建机与合肥矿山机械厂组建了合肥日立;1997年，美国卡特彼勒与徐工集团组建了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等。1996年韩国大宇在烟台投资成立大宇重工业烟台有限公司，这也是当时惟一的外商独资挖掘机制造企业。

　　而今，欧、美、日、韩与中国的合资企业成为市场角逐的主角，国外的筑养路机械企业如加藤、多田野、利勃海尔、波坦、马尼托瓦克，小型机械企业如凯斯、久保田等也相继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在合资企业中处于被动地位并逐渐失去话语权，所占股份越来越少，甚至完全退出合资企业。而内资企业明显表现出弱势。

　　有媒体报道，2003年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中，国际品牌已占半壁江山：进口产品达35.88亿美元(约合300亿元人民币)，国际品牌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的产品产销270亿元人民币。(中国工业报2005年11月18日)

　　2006年美国凯雷投资集团出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85%股权一事，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工业报》以《跨国公司强劲布局 中国工程机械无力招架》的标题报道此事;《经济参考报》的标题是《我装备制造业面临“外大内空”危机 》;《中国经济时报》的标题则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市场 崽卖爷田心不痛?》

　　人们终于发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市场丢了、品牌没了、企业成别人的了，而“换技术”的主体已经没有了。如今有几个行业可以声称：我们在技术上是可以自立的？

　　症结：国内厂商市场结构观察

 　　在第一编第一章中，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使产能与内需的失衡持续扩大，不得不靠海外市场消化过剩的产能，以保障资本利润。下面我们再从国内厂商市场结构的视角观察之。

　　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投资是为了以后的消费，出口是为了交换进口的消费（以及投资品）。因此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架马车”决定了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

图4.13：投资与消费的比重

　　这里第一个关键的平衡在投资与消费之间。逻辑上，两者之和构成了整个国内市场。它其实是在当期社会消费与长远生产力发展间的平衡。投资与消费各占国内市场的比例见图4.13。数据显示：投资所占比例1952年仅13.60%，1960年猛增到37.4%，结果是深度回调，到1962年降至12.63%，低于1952年水平。此后波动上升，到1978年为30.02%，仍在1962年水平之下。改革开放后，投资份额急剧上升，1986年超过1962年水平，达到38.67%，2003年达到51.4%，投资超过消费，到2010年竟高达63.92%。

　　计划经济年代，工业化的压力，使我们的决策者倾向于扩大投资份额。虽然投资比重过快增加往往造成被动的调整，投资冒进越严重，调整的幅度就越深，时间就越长。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利润极大化机制在压低劳动报酬的同时，提高利润，从而加速资本的积累，结果投资份额以更高的速度持续增长。

　　投资加速扩张导致产能急剧上升，而消费相对于投资持续下降，必然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于是扩大出口就成了必然选择。

　　站在国内厂商的立场，所谓内需就是“投资+消费-进口”，而外需则是出口。据此计算的国内厂商内、外市场构成如图4.14。

 图4.14：国内厂商的市场：内需与出口

　　数据显示，1978年前，在国内生产者的市场构成中，出口基本维持在10%以下，仅1955年达到10.04%。此后出口份额波动上升，到1990年突破20%，达到22.578%，到2006年达到峰值38.68%。

　　在上述两个平衡中，我们看到了投资对消费的挤压、出口对国内需求的挤压。为了形象地观察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出口这三个市场，我们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按比例扣除被进口满足的部分，以估计国内生产者市场结构的演化(图5.15)。

图4.15：国内生产者市场结构的演化

　　对国内生产者而言，数据清晰地显示了，出口的扩张、投资的强势与国内消费的萎缩。2004年-2007年间平均，口占37.93%、投资占35.80%、出消费仅占26.27%。可见对国内生产者而言，这期间出口商是最有实力的买主，而国内消费者最疲弱，所占份额仅略高于1/4。此后因全球经济危机，出口急剧下降，其空出的份额主要由投资弥补，消费份额所增有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0年代后期，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后，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投资的比重大体维持原有水平，而国内消费反而明显萎缩。

　　由此可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源于我们经济体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不变，这种依赖不可能戒除。然而，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这种依赖使中国处于给国际资本打工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中国经济难于自主，在“全球化”的大系统中，中国经济是一个偏斜的子系统，它需要另一些反向偏斜的子系统来“互补”，否则，整个全球经济大系统就无法运转。哪谁来与中国“互补”？这种互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1.4 从中美“互补”到“Chimerica”

 　　前文描述了在“全球化”体系内，中国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大量生产、大量出口。为了整个体系的运转，必然有另一些子系统的功能与之“互补”。美国就是其中的典范。所谓“互补”意味着将一方的状态翻过来，就是另一方的状态。

 　　商品与货币

 　　在市场经济中，伴随商品流动的，是货币的反向流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日渐增大的外贸顺差，和日益膨胀的外汇储备----美国印刷的绿色bill(见图4.16)。

图4.16：中国外汇储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据报道，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10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10月中国增持美国国债659亿美元 刷新年内纪录》2008年12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6,529亿美元占到当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18,796亿美元)的35%，占到美国国债总量的21.44%。根据此文提供的数据，中国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见图4.17)。

 图4.17：2008年10月，美国的主要债权国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货币/产品互补：中国生产产品，美国消费；中国赚得美元，回头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的年利率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目前已接近于零(见图5.18)。

图4.18：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

数据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上述报道称：“10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9月大幅增加659亿美元。”而10月份的外贸顺差为352.4亿美元，将外贸顺差全部用于增持美国国债尚不够。无怪乎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贾兰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已经形成“放债者与欠债者的关系”。（《印度以矛盾心情迎接“奥巴马时代”》2009-01-22联合早报）

　　既给美国造东西，又给美国发钱，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美国之间的“互补关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层。中国生产的商品之所以能大量流出，源于价格优势。而价格优势则源于低廉的劳力成本、资源消耗和几乎无需成本的环境破坏。在这些层面，我们能看到更丰富的“互补”。

　　劳力成本

　　关于劳力成本，正如“国际大循环”战略倡导者王建指出，中国劳工极低工资的状态已经维持了二十年：

　　“……我们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说20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的民工，一个月挣四五百块钱，20年后也还是挣这个钱。为什么20年过去了，工资几乎就不变？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呈现两极趋势：一方面高级人才的市场价格与国际接轨，不断往上涨；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长期被稳稳地压低。一般的小国，没有这么大的腹地空间，没有这么大的后备劳动力资源，这就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长期有竞争力。产品价格低、质量又好，所以越来越迎合发达国家的水平。”(《中日贸易摩擦的背后——访著名学者、国际大循环经济战略问题专家王建》2001年06月22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署网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提供的数据，2007年美国每周平均工资为695美元，相当于月薪20,850元人民币。而《中国统计年鉴2007》显示：中国年平均工资才21,001元人民币，即美国人工作一个月挣中国人一年的工钱。

　　这种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就业结构。直到2006年，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仍占就业岗位的67.3%(见图4.19)。

图4.19：中国就业结构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年鉴》

　　与之相反，美国就业岗位中这类比重小得多，高收入职位的比重远高于中国（见表4.4）。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分到了苦力环节，而美国人占据着老板和管理环节。这是中美“互补”的另一个方面。

　　表4.4：美国2007年就业结构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劳工统计署网站

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

　　资源

 　　进入本世纪后，与加工贸易急速增长同步，中国能耗急速增加。相反，美国能耗增速远低于中国。据《国际能源年鉴2006》，中美两国能耗趋势如图4.20。如果维持这样的趋势，中国能耗将很快超过美国。

图4.20：中美两国能耗 单位：1015Btu

　　对比中国的能耗与加工贸易(见图4.21)，两者均于90年代后期开始高速增长，其相关系数高达0.9856，表明中国耗能主要是在为别人生产。而美国耗能主要是自己享用。

 

图4.21：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与能耗的增长率比较

　　然而，中国是个资源紧缺的国家，这样的生产定位，导致自己的资源快速消耗。中国的能源以煤炭为主，进入20世纪后，大型矿难接踵而至，安监局疲于奔命，这暗示我们，安全易采的煤矿已经采尽，我们只能用矿工的性命来维持这台经济机器的运转。

　　于是，中国耗尽自己的资源，为美国生产廉价产品，而美国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中国说三道四。这是又一个层次的“互补”。

 　　环境

 　　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部分来自几乎不受制约的环境破坏。关于环境破坏的报道早已充斥了媒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环境破环已经不是一个个的孤立事件，而在威胁着大片区域的持续生存。环渤海地区就是一个典型。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的能源基地、化工基地和钢铁基地。这些行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基座，为其提供动力与原材料。扮演这样的角色，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渤海正在走向死亡。

　　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数据告诉我们，从启动《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2001年起，到2007年，渤海污染水域面积呈指数增长，短短六个年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47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6.58倍，轻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26倍。尤其是从2006年到2007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1.21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2.07倍(见图4.22)。

图4.22：渤海污染水域面积(单位：万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更有相关海洋专家出语惊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污染，那么10年后，渤海将变成“死”海；既使现在开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仅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来恢复清洁，也需要至少200年。

　　整个渤海不过9万平方公里，图七显出的污染指数增长态势提示我们，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基于这些数据，简单地用logistic函数外推，得出的结果见图4.23。 图4.23：用logistic函数外推的渤海污染前景(单位：万平方公里)

　　图4.23告诉我们，如果维持目前的趋势，到2013年，轻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17年，中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2年，严重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8年，整个渤海将变为一腔臭水。渤海沦为死海，指日可待。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的重化工业基地，渤海的污染，究其根源，重化工业难辞其咎。而重化工业的产品，主要是为外向型加工区提供原材料。而外向型加工区的目标市场是海外，其中美国占最大分额。

　　在飞机上俯瞰美国，最让人羡慕的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在美国行走，随处可见图4.24这样清新、幽静、美丽的环境。

图4.24：芝加哥城郊一个小旅馆(Comfort Inn)外

　　即使处于内华达酷热荒漠中的拉斯维加斯，也能不惜工本地营造、维护人工生态美景(见图4.25)。

　　于是我们看到又一个层面的“互补”：被精心保护的美国环境与日渐破败的中国环境。

图5.25：拉斯维加斯之晨

 　　社会安定

 　　消费多生产少的美国不得不靠超额发行钞票来应付，这造成了潜在的通胀压力。维持美国低通胀和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而回流入美国政府的货币。

　　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中国的社会稳定。农村最有活力的成员成了外资的打工仔，为美国人创造财富。被死死压低的劳力成本使他们不可能转换为城市人口，当数千万农民工退出劳动年龄后，他们能上哪里？

　　被接纳为城市市民?这意味着必须弥补以前为廉价出口而克扣的劳动成本。谁来支付?当年的资本家?他们恐怕早已荣归故里，不见踪影，即使找到，也于法无据。后来的资本家?他们已经对日渐提升的劳力成本感到压力和强烈的不满，正在动员学界大造舆论。偷驴的无恙，拔橛的赔钱，资本家们傻吗?

　　另一条出路是让他们回农村。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只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二三十年来，大量社会资源被吸引到沿海打工城市，广大内陆农村日益凋敝。华北大旱、云南大旱暴露出了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它们大多数是80年代之前修建的。而目前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根本不可能引导资源投向这个方面。被赶回凋敝的农村，对这上亿在城市里为资本利润、为美国人耗尽青春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作何反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们的子女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于是美国的社会安定与中国社会积累的巨大应力，成为鲜明的“互补”

　　债务：显性与隐性

 　　大手大脚的美国人欠下了巨额的显性债务。据媒体报道：

　　“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

　　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

　　5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把100美元一张的钞票摞起来，53万亿美元可绕地球两周；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承担着17.5万元美元的债务；如果平均分配给地球上所有的人，每人将分担9000美元。

　　这还不算多。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美国会破产吗?» 中国经济周刊 2008年第43期)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然而，上述农民工问题表明，无论是接纳他们进入城市，还是把他们赶回农村，政府都不得不为维持社会安定支付巨大的成本——这其实是过去二三十年间政府积累的巨额隐性债务。

　　此外，外向型的工业带来的繁荣刺激了政府的消费欲望，但外向型工业的所有权很大一部分属于外资，其收益非政府可控。于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以各种形式“融资”，其实就是举债，尽管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有媒体报道：“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惊人 据估算已达财政收入3倍» 2010年07月05日 中国经济网） 为应对2008年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当局大举投入4万亿救市资金,引得各地方政府毫无顾忌地举债“配套”，导致债务飙升（见表4.5）

　　表4.5 三类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期占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审计署、央行

(引自《平台贷危机难自救 还贷隐忧仍存》2012-02-20 中国经营报(北京))

这样的对比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反过来就是美国，两者嵌合起来正好“互补”。

 

“Chimerica”？

　　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

　　对此《现代快报》于2008年11月21日以《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为题发文，自豪地宣称：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

　　说白了，Chimerica就是东家与长工间的“互补”----长工干活，东家得收成，穷鬼长工一分一厘地攒钱，因为这是血汗换来的；而败家子东家花天酒地，因为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今东家搞得要破产了，于是盯上了穷鬼长工的荷包，叫他“负责任”，还说这是长工的根本利益所在：否则，东家破产了，你上哪里去打工？于是长工成了英雄，所谓“负责任”就是“英雄救美”。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成功地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大幅攀升。也使“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论”在许多人心里占据了“公理”的地位，人们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期待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实现“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车水马龙、红灯绿酒，已经让不少人引吭高歌“盛世”。

　　中国的“接轨”同时表现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

　　从市场角度看，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之前，中国的出口微不足道，而进入本世纪后，以惊人的速度暴增。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转载的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WTO Database），中国出口额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1年超过加拿大，2002年超过英国，2003年超过法国，2004年超过日本，2007年超过美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最大出口国（见图4.26）。

图4.26：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额演化

 　　占领海外市场的结果是形成外贸顺差，2004年以后，中国的外贸顺差显著增长(见图4.27)。

　　a：外贸顺逆差/当年国民生产总值;

    b：累计顺逆差/当年国民生产总值

图4.27：中国的外贸顺逆差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出口激增，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贸易争端。而国内产能又高度依赖于出口，这使中国与西方关系高度紧张。从资源角度看，在主流文明中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石油。本来，中国的石油进口微乎其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石油进口开始增长，进入本世纪后，石油进口高速增长,到 2008年已成为略次于日本的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见图4.28），令西方列强侧目而视。

图4.28：中国的石油进口量

(数据来源：国际石油网)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格局与发展轨迹上，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须臾不可缺，一旦中断，国内经济系统将面临重大危机，所以它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对西方列强而言，这同样事关根本利益，双方几无调和余地。

　　于是人们看到了烽烟四起的世界；看到了“主流文明”环绕我国的军事布局；看到了紧扼中国的进出口通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太平洋锁链”；看到了力图分裂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的势力。其实，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军事威胁。

　　央行网站提供了国家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导致外汇储备变化的因素很多，可以将其分解为贸易账户顺逆差与非贸易账户顺逆差。海关网站提供了2004年1月以后的进出口月度数据，据此我们可以算出2004年1月以后，贸易账户与非贸易账户的顺逆差(见图4.29)。

图4.29：贸易账户与非贸易账户的顺逆差。

　　数据提醒我们，与贸易账户顺逆差相比，非贸易账户顺逆差更值得关注：2006年前，其波动幅度与贸易账户顺逆差相当，此后日渐扩大，2008年后更是明显放大，远远超出了贸易账户顺逆差的波动幅度。这暗示短期内大量海外资金频繁进出我国。

　　图4.30为2004年1月起累计新增的外汇储备构成，数据显示非贸易账户顺逆差积累的新增的外汇储备大体与贸易账户相当，可见非贸易账户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地位，但其波动更无规则、更强烈。

 图4.30：2004年1月起累计新增的外汇储备构成

　　非贸易账户下，巨量海外资金频繁进出我国，表明如果国际金融资本打算对我发动金融洗劫，已经存在现成的操作渠道。这样的国际经济格局，势必深刻影响国内经济格局，下面主要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观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