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十五）

作者：王中宇发布时间：2017-08-14 09:43:58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三编两极分化观察

　　曾几何时，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度，而今社会分化已成为不争的现实。然而，这分化是怎样展开的，到了什么程度，其惯性前景如何?犹如云山雾罩。

　　第一章资金流量视角观察

　　自1998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开始公布历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到2010年为止，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覆盖的年份从1992年至2008年，共17年。(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观察这17年的资金流量表，辅以其他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

　　1.1 资金流量表

　　当前我国的统计体系基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SNA体系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产业”的概念泛化。

　　它将一切社会活动都视为“产业”，不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是“产业”，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也是“产业”，连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是“产业”----第三产业。“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社会组织”显然包括共产党，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引入的统计体系，将“社会组织”视为行业，它背后的逻辑是：各个政党、协会、学会、联谊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它们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中各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区别。不知执政党是否认同这一逻辑，但肯定有人会欢迎它。

　　其二是“价值”概念的塌缩。

　　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

　　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增加值”(即新增货币量)--的总和。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在第一编第一章里，我们已看到，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

　　统计系统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因此损害健康;这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也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一个理性的企业，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资金流量。于是资金流量表成为企业的基本财务报表之一，反映一个企业的资金流动态。企业的经济活动由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组成。在主流经济学中，用生产函数理论解释生产活动：生产的净产出源于劳力与资本的投入。所以反映净产出的增加值，由劳动所得(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所得(营业盈余)构成。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对生产性活动征税(生产税)，故实际的资本所得(营业盈余)为增加值减劳动者报酬减生产税。可见生产性活动的净产出由劳动、政府和资本三分。

　　站在企业经营的视角观察，企业的经济活动除生产性的之外，还包括非生产性的部分。其原因在于，自有资本有可能不满足生产所需，于是需要使用外部资本，并为此付出代价，由此形成财产性支出;同理自有资本亦可能让渡给他人使用，并因此获得收入，此即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支是资本拥有者集团，依据资本所有权对营业盈余的内部再分配。营业盈余加上财产性收支盈余，才是本企业业主的初次分配总收入。

　　主流理论告诉我们：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资本、劳力按自由市场的原则结合，以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再分配则注重公平，再分配的目标在于遏制收入差距扩大，防止社会分裂，以维持稳定。再分配在资金流量表中表现为经常转移收支。在经常转移项下包含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五个子项。理论上，再分配能使高收入的个人、阶层、行业或机构的一部分收入转化为社会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获益者。初次分配总收入经再分配的调节，即成为企业主（资本拥有者）的可支配总收入。

　　基于此，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将整个国家划分为5个子系统(“企业”)：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换而言之，在它眼中，国民经济由上述5个不同“企业”构成。«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展示了资金在这5个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流动，使我们可以观察各部门、各行为主体的相对经济地位及其演化。

　　1.2 收入分配格局演化：纵向视角

　　产业资本收入分析

　　资金流量表本来是为企业设计的基本会计报表之一。在国民经济的上述5个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运行与其基本原理最接近。所不同者在于，这里已经抹去了单个企业间的行业、区域、规模之类差异，统统合并为一个巨型“企业”。其核心特征是运用资本与劳力两大类要素，生产物质与服务，并通过资金分配将其分配到全社会各类成员。

　　这种生产--分配活动的组织者是企业主，企业主的核心动机是利润极大化。在17年的过程中，这一动机明显影响着生产与分配。

　　数据显示，增加值的分配格局见图3.1：

图3.1：非金融企业增加值分配结构演化数据来源：

　　数据显示，这17年间，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所占分额明显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明显上升。“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的演化过程见图3.2，总体上，这一过程呈指数函数迅速下降。17年间从1992年的1.28降到200年的0.89，虽然2002年回升到1.16，但2008年又降到0.89。

图3.2：非金融企业“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演化过程

　　图3.3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的演化过程，它表征了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净产值分配格局中，劳动者与政府相对地位的演化。17来，这一比值大体沿着指数曲线下降，反映了劳动者地位相对于政府的明显弱化。1992年这一比值为2.54，2001年降到1.34，此后有缓慢的回升，到2008年仅为1.59。

图3.3：非金融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演化过程

　　至于企业主集团与政府间的平衡见图3.4。1994年是企业主集团最强势的年份，这一年资本份额是政府份额的2.15倍，此后不断下降，到2003年降至1.23倍。奇怪的是到2004年竟一举回弹至1.79，以后就在此附近小幅波动。

图3.4：非金融企业部门“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演化过程

　　由此可见，在生产性活动的直接分配中，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均处于不断弱化的过程之中。而官僚集团相对于资本集团在1992-2003年期间处于不断强化的态势，而此后对资本集团做了较大的让步。由于正式就业的劳动者主要就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而生产性活动的直接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所以，这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处于弱势的基本原因。

　　对产业资本集团而言，其投入生产的资本既有自有资本，又有借贷来的资本，对后者需偿付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支付;同时其自有资本的一部分也会让渡给其他人使用，由此获得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收入。两者的收支盈余即构成财产性净收入。来自增加值的生产性收入加上财产性净收入即为产业资本集团的初次配收入。

　　财产性支付与收入的演变过程见图3.5。

图3.5：非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收支演化过程

　　数据显示：在1992之1997年，财产性支出占到营业盈余的四成左右，可见此时非金融企业对非自有财产依赖之重。从1998年到2004年，财产性支出占营业盈余的份额明显下降，这意味着产业资本对非自有资产的依赖迅速下降。回顾图3.2显示的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正是这种强势，使产业资本集团迅速积累起自有资本，日益摆脱了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其结果使财产性支付净额(收支之差)相对于初次分配总收入急剧下降(见图3.6)。

图3.6：非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支付净额演化过程

　　这一过程表明，随着自有资产的高速积累，产业资本集团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性明显降低，他们有更大的余地进行内部融资。大量企业集团和财务公司的涌现，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数据提示我们，截止到2004年，产业资本集团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基本结束，此后他们主要的忧虑不再是如何获取资本，而是如何为过剩的资本寻找获利空间。这一演化给金融企业部门带来了深刻的冲击，正是在2004年，金融界感受到了“金融脱媒”，靠存贷款利差生存的银行业发现自己面对着危机。

图3.7：非金融企业部门经常转移净流出/可支配总收入

　　初次分配总收入经再分配调整即为可支配总收入，它在资金流量表中表现为经常转移净支出。标榜“公正”，实为“维稳”的经常转移净支出，其占非金融企业部门初次总收入的份额演化如图3.7。它从1992年的26.35%，降到2005年的9.32%，此后略有回升，2008年仅为12.02%，收缩了一半以上。

　　产业资本集团的经常转移支出包括收入税、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三项，其演化见图3.8。除了收入税随着产业资本集团收入提高而增长外，其他两项17来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上。收入税是政府强制征收的，其他两项由产业资本集团自己决定，其走向反映了产业资本集团对“维稳”支出极不情愿的意向，可见其眼光之狭隘、短视。

图3.8：非金融企业部门经常转移支出分项目演化

　　综上，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主的各层次收入演化见图3.9。数据显示了两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其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主自有资金的迅速积累，致使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下降，导致初次分配总收入越来越接近营业盈余；其二，转移支付日渐弱化，导致可支配总收入越来越接近初次分配总收入。

图3.9：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主的各层次收入演化

　　金融资本收入分析

　　金融企业部门由从事金融中介以及与金融中介密切相关的辅助金融活动的各类金融机构，如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组成。金融机构在调剂社会资金中处于特殊地位，在筹集和调剂社会资金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是社会资金运动的中枢。联合国1993年SNA认为，金融服务一般包括两类业务活动：

　　一类是金融中介活动，即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如吸收存款或发放贷款、发行或购买债券等各种方式吸纳和投放资金，充当资金融通的中介角色;

　　另一类是辅助性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各种金融机构所从事的汇兑、结算、金融租赁、证券交易、外汇交易、投资管理以及信息咨询等。

　　辅助性金融活动的服务产出,与非金融企业的生产原理相同，可按相同方法统计。麻烦在于金融中介活动，由于不是直接收取服务费、而是通过利差获得收入，SNA将“金融中介服务产出”定义为：通过金融中介活动得到的应收财产收入与应付的利息之差，但不包含金融中介机构利用自有资金投资所获得的财产收入。

　　金融业总产出就等于上述两类服务产出之和，再扣除中间投入，即为金融企业的增加值。

　　金融企业部门的增加值初次分配格局见图3.10。数据显示，金融企业部门的劳动者所得份额非但未如非金融企业部门那样遭到显著的压缩，反而在波动中稳步微升。1992年为22.54%，到2008年为29.1%，最低年份就是1992年，最高年份是1996年(45.35%)。可见在三方博弈中，金融企业劳动者的地位远强于非金融企业的“同行”们。

　　图3.10：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初次分配演化

　　图3.10所示的演化格局，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本与政府间的博弈，图3.11为政府所得/资本所得，它显出一个Ω形态，1992年到1996年数据在0.336附近波动，此后直到2000年，政府相对于资本处于明显的强势，使这一比值升至2.41，随后，资本又处于强势，迫使这比值迅速回落，2003年后，它在0.239附近波动，直到2008年。

　　图3.11：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中政府所得/资本所得演化

　　与非金融企业类似，金融企业也可能因自有资产不足而需要使用外来资产，对此需偿付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支付;同时其自有资本的一部分也可能让渡给其他人使用，由此获得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支占营业盈余的比重见图3.12。与图3.4显示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对比，金融企业部门因资产借入、借出导致的财产性收支，其相对规模远大于非金融企业部门。自1992年至1998年，财产性收支与营业盈余之比，从4升到18以上，此后降到2-3之间。而在非金融企业，这个比值最高不过0.4267。可见财产性收支对金融企业部门的运行影响之巨大。

图3.12：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收支演化

　　17年来财产性收支相抵后的净收入见图3.13：

图3.13：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收入支相抵后的净收入演化

　　17年的累计净收入为-894.92亿元，即金融企业部门的财产性收支总体上处于亏损局面。

　　鉴于经济体量扩张，图3.13不足以客观表征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收支稳定性的演化态势，为此用当年财产性支出为尺度，度量每年的盈亏，得图3.14。数据显示，历年财产性收支的相对盈亏，在一个向下倾斜、且幅度迅速扩大的通道内波动。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趋势，到2020年，波动通道上沿将为13%，下沿将为-19%，平衡位置将为-3.17%。这种下行且发散性震荡的态势，势将导致金融系统运行向高度不稳定发展，并严重危及实体经济的运行。

　　图3.14：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净收入/财产性支出”演化

　　资金流量表中显示实际发生的财产性收入与支出，分为三个分项之和：利息、红利、其他。分项观查察，利息收支占17年累计财产性支出的96.45%、收入的99.51%，为绝对多数。图3.15展示了它们17年来的演化过程。

图3.15：金融企业部门利息收支演化

　　其次是投资的红利收支。红利占17年累计财产性支出的0.33%、收入的0.49%;微乎其微。2004年后利息收支呈现急剧加速的态势，但即使在比例最高的2008年，红利收入也仅相当于利息收入的1.72%。此外，还有含义不明的“其他”项，支出占17年累计财产性支出的3.22%，收入为0。可见存贷款业务是金融企业的最大业务。

　　各分项收支平衡见图3.16：

图3.16：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收支分项目平衡演化

　　数据显示，17年间累计，“利息”收支盈余2,970.49亿元，“红利”收支盈余198.70亿元，“其他”收支亏损4,064.09亿元。正是这个含义不明的“其他”项目，吞噬了“利息”、“红利”项目下的全部盈余，并导致了894.92亿元的净亏损。

　　统计定义，营业盈余加上财产性收支盈余等于金融系统的初次分配总收入。而已知财产性收支盈余这17年来有正有负，故初次分配总收入有时大于有时小于生产性收入，其构成见图3.17。

图3.17：金融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构成演化

　　经常转移为对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再分配，经此调整即为可支配总收入。金融企业部门的经常转移支付包括收入税、社会补助、其他支出三项。其中收入税演化见图3.18：

图3.18：金融企业部门收入税/初次分配所得演化

　　可见高收入的金融资本，实际的收入税率显著下降，2003年竟降到不可思议的7.46%。2008年回升到26.7%，仍比1992年的55.68%低一半以上。

　　至于社会补助支出，仅存在于1999年之前，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最高年份(1995年)仅0.59%，微不足道。

　　引人注目的是“其他”项，金融企业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中只含“其他”一项。2003年以前，“其他”项下的支出等于收入，可见此时“其他”仅是金融部门内部的转移。2004年及以后，“其他”项下收大于支，表现出社会对金融企业部门净的补贴，从2004年至2008年，“其他”项下的净补贴总额为1,111.30亿元。笔者无法查知“其他”项的准确定义。公开媒体曾报道，2004年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造，开始大量剥离不良贷款，2004年6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齐参与了由央行及财政部主持的竞标，其中仅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资产50%的名义价格，竞得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总计2787亿元不良贷款。不知此类交易反应在资金流量表的那一项，是否与经常转移项下的“其他”有关，望识者赐教。

　　数据告诉我们，金融企业部门的“经常转移净支出”主要取决于收入税，但由于“其他”项下的净收入，它比收入税的下降更明显(见图3.19)。可见在这17年中，金融企业部门的再分配机制比非金融企业部门削弱得更厉害。

　　图3.19：金融企业部门经常转移净流出/初次分配总收入

　　综上，金融企业部门企业主的各层次收入见图3.20。由图可看出三个特征：其一，营业盈余自1992年至2000年呈下行态势，此后高速增长。其二，财产性收支多年亏损，导致这些年份初次分配总收入低于营业盈余。其三，随着时间推移，再分配力度明显削弱。到2004年几近于无，此后才缓慢回升，但仍低于90年代前半期。

图3.20：金融企业部门各层次收入演化

　　政府所得分析

　　政府行为距企业行为差异更大，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利用征税和其他方式获得的资金向社会公众提共公共服务；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社会收入和财产进行再分配；通过公共投资活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政府部门由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组成。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部门由各种类型具备法人资格的常住行政事业单位组成，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附属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但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附属的法人企业，这类企业划入企业部门。(参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赵春萍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部门账户的编制方法»)

　　由此,政府部门的营业盈余是由事业单位和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产业活动单位的营业盈余构成。而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主要是事业单位经营税金。«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政府部门增加值分配格局见图3.21。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的绝对多数，且17年来呈明显扩张的态势，从1992年的64.3%扩张到2008年的78.0%，最高的1999年竟高达95.4%。相应地，生产税净额从1992年的4.4%降至2008年的1.7%，最低的2003年竟达微不足道的0.3%。

图3.21：政府部门增加值分配结构演化

　　政府部门同样有财产的借入与借出，由此也会发生相应的代价与报酬，即财产性收支。政府部门财产收支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利息收入和支出。政府部门的财产收入是政府部门的实际应收存款利息与对其在金融机构存款分摊的虚拟服务费之和。政府部门的应收存款利息是政府的财政存款与机关团体存款所获得的利息(参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赵春萍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部门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显示，政府部门的财产性收支，除2007年外，17年间总体上是亏损的。(见图3.22)

图3.22：政府部门的财产性收支演化

　　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由营业盈余、财产性收支盈余和生产税收入组成(图3.23)。显然，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主要由生产税构成，17年间平均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92.92%，最低为84.46%(1992年)，最高为99.76%(2000年)。

　　图3.23：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构成演化

　　经常性转移是政府部门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其意义在于“损有余以补不足”，从而遏制过大贫富差距，以保障社会稳定。因而原理上它不应是政府自己的收入来源，而是政府代社会进行的再分配。政府部门经常性转移项下，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见图3.24。数据显示：17年平均，经常性转移项下，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为58.4%，换而言之，有超过四成的经常性转移收入成了政府的净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