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松：记忆如何呈现?──重读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应当时的政治气候而生，同时又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并参与营造新的政治气候。同时，它又是权力斗争与利益争夺的重要武器，在它身上，不可能不刻写下复杂政治变动的投影。

　　试图对于1980年代进行重新探讨成为最近几年来的一个学术增长点。2005年初，程光炜、王一川、李杨和旷新年四位先生从不同的侧面重新考察伤痕文学[1]，探讨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理解的局限性，以新的思考“动摇或挑战”人们面对文学史的既定思路，从而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丰富人们的认识。他们都曾对“50-7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发掘用力甚勤，这样的思考便是他们近些年来研究思路的自然延伸，也是他们呼应时代变动的必然结果。对于伤痕文学的再探讨并不始于他们，1990年代已经有了一些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成果，[2]提醒人们去破除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关于新时期文学历史叙述的神话。

　　这次几个人的集体行动是此前已经涌动的“重返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追究这次重返的动因正如张旭东所言：是“利益和立场的分化为重读‘八十年代’提供了绝佳的背景。”[3]进入新世纪以来，早就暴露的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更清晰地凸现出来。中国何以如此?又将走向何处?知识界的种种争论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资本和市场的德性及左翼、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价值，选择确立新的立场。最近几年来，就有更多的文化与文学研究者重返八十年代，回到“新时期”文学及其发生增长的历史环境，去检视历史在乐观和激情背后的偏狭、盲目与一厢情愿。

　　这种重返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历史作出简单化的谴责并宣告断裂，而是站在今天的制高点上，审视当时人们在面对他们的历史时可能表现出来的限制，以进入被有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历史的丰富情境，呈现出新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在重新审视中，我们能像曾推动了1980年代文学史重构的钱理群、王晓明、李陀等人一样有所反思和调整。虽然由于种种困难，我们不可能完全洞烛历史全部真实，但我们依然能期待着从现在可以找到的材料中去清理人们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叙述的种种夸张的成分，并探讨其基本的成因。

　　一.伤痕文学的非自主性

　　在伤痕文学兴盛之初，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也正在大规模地展开。从那时起，文学要从“为政治服务”的宿命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成为时至今日的主流声音。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史的书写者中依然有人将获得自主性当作了伤痕文学的特征和功绩。比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这样写道：“很显然，以‘伤痕文学’为发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开始阶段里从时间上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在这种叙述中，伤痕文学是自主的，它服务于政治斗争只是出于巧合而已。张法在《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一文中也说：“伤痕文艺的产生，源自于革命文学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联。而伤痕文艺的历史使命，又正是要改变这种政治-文艺的狭隘关联。”[4]在他看来，正是伤痕文学改变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将文学作为文学来对待，文学由此才获得了新生命。这种纯文学的梦想在1980年代以来占据了支配一切的位置。但是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程光炜、李杨、韩毓海和旷新年等人讨论伤痕文学时都不程度地现身而出，让人想到伊格尔顿的理论立场：“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写集团的特殊利益的。”[5]

　　在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伤痕文学在其产生之时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从伤痕表现的合法性确立中就可以得到确证。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人们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痛。它是复仇斗争的合法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人和集团都能平等地拥有言说伤痕、讨还公道、获得补偿的权利。拥有这种权利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

　　伤痕文学是应当时的政治气候而生，同时又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并参与营造新的政治气候。同时，它又是权力斗争与利益争夺的重要武器，在它身上，不可能不刻写下复杂政治变动的投影。

　　回到当时的文学现场，人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明确的印象：伤痕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回归本体的努力，而是从一种政治控制下挣脱转向另一种政治的表演。从揭批“四人帮”到彻底否定文革、揭批毛泽东的错误的进程中，文学在不断调整自己追随政治。像李杨所揭示的那样，梳理伤痕文学写作-接受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的支配、监督、引导、鼓励、规训和惩戒时时在发挥着作用。一方面，权力话语将“文学为政治服务”修整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看起来是要将文学从政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文学却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为调整后的政治作着舆论和情感上的动员。此时斩断的是文学与被定义为是错误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新的政治的关系得以确立并日渐加强。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其一、高层领导的密切关注和深度参与。他们以至省市的党政领导都曾利用会议、题词、讲话等形式密切关注并严格控制着文学的方向。文艺界多种机构的恢复设立、领导的人事安排、刊物选题和组稿的倾向等等，从宏观掌控到具体操作，无不体现着政治的要求。

　　其二、文坛领导实践“文学不能脱离政冶”的自觉性。那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和副书记、重要刊物《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主编，“无论是张光年和冯牧，他们所坚持的或重申的，仍然是过去他们办《文艺报》时的指导思想：党的哨兵和喉舌”。[6]这就表明，在当时文学界当家者的眼里，文学依然是政治宣传和监控的工具，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时常能见到在很多文学问题的决策方面，要请示省市领导的记载。

　　其三、作家写作的类集体性。伤痕文学不是作家的独立创作，而是他们与政治领袖、文坛领导、刊物编辑、批评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或是说这种文学是后者对前者进行过剪裁和过滤的结果。作品和评论的发表，要经过多人推敲才定稿。“没有编辑审稿的慧眼，没有主编的勇气，没有评论家的及时肯定，这些作品也会像其他大量平庸之作一样，被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7]。作家们常在自述中交待他们的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刘心武自述，他所写的《班主任》源自他所参加的一系列批判四人帮反动理论的座谈会。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加深了它对过去几年的生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与四人帮那一套文艺创作“帮规”斗争的决心。[8]

　　其四、权力控制机制的严密性。一方面，在“揭批查”的运动中，对文学界的一些人进行撤职和审查处理，如袁水拍、施燕平、浩然等人;对一些作品进行批判，如《严峻的日子》《西沙儿女》等，从而震慑和规约着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文学界设立的评奖制使符合政策要求的作品受到表彰。文艺的领导者利用召开文代会、座谈会，设立评奖制度引导和鼓励创作，运用批判手段过滤掉异质的创作，筛选出合乎权力心志的话语。何言宏统计了《人民文学》1978、1979年发表的伤痕和反思小说篇数在总篇数中的比例，1977-1980年间的全国短篇和中篇小说评奖伤痕和反思小说评奖的比例，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总篇数中的比例[9]，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学领导者鼓励和选择何种文学作为主潮的导向。不少作家因为获奖而得到提拔任用，大大改善了生活境遇。这样的政治控制和选择力量使得文学作品和评论要想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就必须紧紧追随政策的要求。经过这样的筛选，文学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它与当时政治方向的协调一致。

　　其五，解决文学争议的权力手段。在伤痕文学旁侧，不是没有质疑和批判，甚至是态度极为激烈。但是因为权力资源的支持不足，这一声音不断地遭到遏抑。刘锡诚披露了很多历史的内情，让我们能对伤痕文学地位确立的艰难和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他说：关于《伤痕》，“在当时北京的文艺界，对这篇小说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甚至持否定态度。”“对于《伤痕》这篇小说，北京文艺界的领导人士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看法的。换言之，真正的分歧，即赞赏《伤痕》的意见和责难《伤痕》的意见或把它说成是伤痕文学的意见和争论，主要还不在普通读者中间，而在领导们中间”[10]领导们的不同意见其实也反映了历史变动时期的多种认识的冲突。因而在作品评奖的过程中，争论也是在所难免：“如果说读书会初选阶段还相对顺利的话，那么后半段，则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一种是认识和思想上的，一种是人事上的和关系上的。”[11]

　　《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发表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安思的《向前看啊!文艺》，“伤痕文学受到了起来越尖锐的批评和否定。”[12]但是最终这些声音未能被写入文学史。这些异质声音最终销声匿迹源自于领导人的表态。这不仅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很少能够独立思考”，更重要的是领导手中的权力使得人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习惯于等待上级重要领导人说话。[13]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是1979年6月的《河北文艺》发表的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惊动了作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召开了连续三天的座谈会，让李剑作出了检讨。

　　在伤痕文学被确定为历史合法记忆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并没有进行广泛而深入地讨论，许多疑问和争议被搁置和制止了。伤痕记忆被确定为新时期文学的元话语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但在其后的文学史书写中，我们看不到记忆定型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书写被简化成了应者云集的单调场面。

　　其六，评价以政治倾向性为标准。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对于三年以来的文学成就给予了肯定，这就确立了如何评价伤痕文学的基本前提。周扬所做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审定的报告对伤痕文学作品及思潮更是明确地进行了肯定，公开的争论才告一段落。[14]伤痕文学因为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可争议、不可怀疑的地位。自此，评论家也将如何评价伤痕文学同政治态度联系起来，认为非难和指责伤痕文学，“无非是讳言那可悲的和可诅咒的历史，目的也只是为了维护那种可怕的‘左’的思潮。”[15]对于伤痕文学的不同态度最终被上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极左思潮斗争的高度来评价。所以在其后二十年的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对伤痕文学的正面评价一路延伸过来，也就很好理解了。可以说，伤痕文学因政治转向而生，配合着政治调整的方向，受到政治的规约，以政治倾向作为评价的标准。评论家们对伤痕文学作出的颂扬性总结无不是以其政治倾向性作为评判的尺度。这种总结被确定为新时期文学史的基本结论沿用至今。现在看来，与其说这是对文学的颂扬，倒不如说它是政治态度的表决，是对拨乱反正和彻底否定文革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颂扬。

　　文学对于政治的这种从属和依附也是得到了很多利益的文学活动参与者的积极选择的结果。从1978年开始的一二年间，一系列为文艺工作者平反、改正作品评判结论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所表现出的紧密联系的背后利益的踪迹。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体会到了“从鬼变成了人”的喜悦。所以他们能够坚定而又热情地回报新政治，控诉旧政治的罪恶。伤痕文学的非自主性是完整的，在各个方面它都得到了政治的推动。非自主性成为它传播的动因，使它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茁壮的生命力。

　　伤痕文学无意于艺术性的创新。从艺术性方面考察，伤痕文学带有明显的旧时代工农兵文学的印迹，它是政治革命中冲锋陷阵的猛士，而并不是什么文学革命的先锋。它在文学性方面并没有更多的开拓。如果我们将政治性从伤痕文学中抽掉，它的文学性贫瘠将会一览无余。与50-70年代相比显得新颖的悲剧意识也只是政治性追求的副产品。早在九十年代前期，有人在将工农兵文学和否定它的异质力量──伤痕文学作了细致考察后下了这样的结论：满含作家真挚的泪水和苦痛书写出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从文学意义上说，给新时期文学所增加的真正的新东西少得可怜。[16]这一点即使是让那些作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他们也难以否认这一点。比如因为伤痕文学而成名的刘心武就坦陈：现在重提《班主任》，他表示毫无兴趣，懒得再说。时隔28年，现在的刘心武重新审视《班主任》：“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写了个谢慧敏，……但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的文学形象却极为苍白。”[17]这种苍白就在于她形象的概念化特征太过明显，作者并没有对当时的现实有自主性的思考，他只是跟从政治潮流而已。整个伤痕文学都具有因为应和政治而呈现出众口一词的特征。它所面对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政治对历史的表意活动。正像伊格尔顿所说：“历史是以双重缺失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文本的对象不是真实，而是真实得以存在的表意活动，而表意活动本身就是真实被部分地消除的产物。因此在文本之内，意识形态成了一个支配结构，决定某些“伪真实”构成物的特点和特性”。[18]这段话用来描述伤痕文学的特征恰如其分。它是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对历史展开了反思和批判，或是说，它是在非自主状态下对历史展开了对历史的审判和控诉。

　　二.伤痕文学的非批判性

　　马克思说，“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19]而福柯说，“批判是深思熟虑的不听话”，是“在界外思想”[20]但是伤痕文学的批判者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作为研究者出现，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出现，因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所羁绊，不能以理性的态度来分析整个中国所走过的挫折，而是情绪化地对之前的方略全盘抛弃。新时期的命名可以看出这种急于自证的心态。

　　伤痕文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法庭景观──“原告和法官”对于被告的控诉和审判。只不过在这里，原告与法官──知识与权力──合二为一。在这场控诉中和审判中，就像程光炜在清理“文艺黑线专政”这个词语时所指出的那样，“被‘审判者’不是被判刑，去了应该去的地方，就是保持了封闭内心活动的‘沉默’。”这使人“不能不为被‘批判对象’的‘缺席’而遗憾”[21]。虽然有人说，“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是有目共睹的”[22]。但是仔细推敲，这种控诉和审判的成果因为种种限制而在罪责指认和深入力度方面都让人感到有很大的欠缺。它的非批判性特征显而易见：一是它的批判并不指向自身;二是它的批判继承了它的批判对象的“打倒一切”的缺陷而将批判方向误置或浅尝辄止。

　　记忆言说具有选择性和再造性，正像卡西尔所言，“在人那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它与其说只是在重复，不如说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仅仅收集我们以往经验的零碎材料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回忆亦即重新组合它们，必须把它们加以组织和综合，并把它们汇总到一个焦点之中。”[23]伤痕文学家的书写实践了这段话。他们在作品中呈现出他们想呈现的而非真正的复杂的历史。

　　为了突出这场审判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伤痕文学首先着重书写了受难者形象的无辜。在关于伤痕文学的描述中人们多对小说和戏剧进行了剖析，从中发掘出伤痕表现的意义和得失。但实际上，在散文、报告文学这类纪实性的作品中，伤痕袒露时的悲愤和感恩色彩更为强烈。在一系列的记人感怀的作品中，作为干部、知识分子和知青受难者高大的形象足以让人从情感上获得同情和尊敬。而其中，知识分子是迫害的最大承受者。他们政治上受压制，肉体遭受摧残，精神上遭折磨。知识分子在展现自己落难的凄怆时将自身形象塑造为屈原和大禹一样的圣者。他们被塑造成坚定地爱着祖国和人民，有着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是追求和捍卫真理的勇士。除了写入散文和报告文学中的张志新、遇罗克、陈景润、竺可桢、黄健，还有小说中的张俊石、范汉儒、许灵均、陆文婷等人。通过刻画这样的形象，文学来为知识分子正名，呼吁树立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尚，充分地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他们将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视为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他们指出，“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的批判似乎并不指向自身。即便在反思自身弱点时，它也仅仅找出了怯懦和轻信，以此来揭露自己所受专制摧残之烈之深，最终还是将锋芒指向了他人。由此，文学有了充分的自信提起了对一个历史时代的控诉。被告由四人帮、林彪的极左路线直至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因为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二十年的探索都被权力话语定性为极“左”，伤痕文学家们的书写便有了政治上的合法依据。

　　吊诡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刻画与他们在书写历史创伤记忆时所表现出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高尚与卑俗，开阔与偏狭，深刻与浅陋同时在文本内外登场。在伤痕文学中，有这样一个预设：受难的群体应当受到尊重、保护和歌颂。而在他们控诉的时代，却受到了贬损、压制和摧残。在他们的叙述中，新时期与之前的时代相比泾渭分明，是非判然。他们着力突出的是正义和真理拥有者的无辜，对使自己遭受磨难的元凶的有限追查，对拯救自已的力量的无限感激。为使自己的无辜获得更广泛的同情，伤痕被描述成极少数人罪恶的肆虐，绝大多数人乃至整个中国痛苦的承受史。[24]他们要使人确信，在他们遭受迫害之时，中国也陷入了停滞和倒退。在他们复出之后，中国便迎来了前进和希望。这样的书写，潜藏着以自身地位的沉浮作为评价时代标准的意识。比如，人民在他们的笔下屡屡被提及，在抽象的意义上，他们是是非曲直的裁判，但在具体的书写中，人民中的普通成员便与愚昧偏狭联系在一起，只能等待着权力与文化的精英启蒙。这种矛盾恐怕是产生于他们塑造自我形象、谋求自身利益的需要。当他们表现冤屈时，人民可以给他们提供表达忠诚的对象、洗脱自已罪责的机会。当他们欲展现唤醒大众的价值时，贬抑人民的无知、粗鲁便顺理成章。他们要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精英地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而不是其它。很多的知识分子缺乏远大的抱负、深刻的识见和无私的品格。这一点在伤痕文学方面暴露无疑。他们斤斤计较的不过是自我地位的沉浮而不是中国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知识分子总要有所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25]伤痕文学的作家选择了站在强势的一边，展开自己的伤痕记忆。

　　在表达自己的历史思考方面，伤痕文学并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筹的智慧。伤痕文学因为满足于印证解释权力话语，对于历史的丰富性没有呈现。它要做的只是不加掩饰地讲出自己的创痛，为向历史告别作着理性的和情感的铺垫，驱除历史的魅惑。它并不想来探讨和总结历史的经验，历史在它们那儿只是映衬现实清醒和洁净的物件。忆历史之苦思现实之甜是伤痕文学普遍的心理。在反思灾难原因时，伤痕文学家们未能说出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多的内容。立场的限制使它表达出的仅仅是这样的识见：它将因为失误而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绑在了一起，而并不打算对资本主义进行追查和声讨，这种识见与当时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强势话语是一致的。文革的复杂并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建立在对历史做出简单判断和处理的伤痕文学的限制也是明显的。

　　伤痕文学对于未来的畅想，暴露出它对现实趋向合理性的过度乐观。它将历史归结为少数坏人对多数好人的迫害，而现实的政策选择是对历史荒谬性的终结与剔除。这样我们就将永远告别历史的黑暗与污秽。伤痕文学中到处弥漫着这种历史线性前进的观念。这样写，政治话语中创作要给人信心和勇气的要求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所处立场的问题。

　　比如，被视为“拒绝遗忘历史”楷模的巴金，在他晚年复出后的一系列的散文中，开始了持续不断地“独立思考”，但他的五卷本《随想录》最终只是止于破除领袖崇拜，保证作家个人的自由而已。对于历史，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从自身的伤痛注视中挪开眼光看沉默的多数人的命运时，伤痕文学家们也常常是浅尝辄止甚至是言不及义。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一系列刻画农民在解放后三十年悲惨遭遇和灵魂伤痛的小说，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道义形象塑造的手段。对于农民的怜悯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思考如何使农民摆脱悲惨和伤痛。与高晓声一同书写农民伤痕的周克芹、张一弓、张弦、何士光等人无一例外地将农民的悲惨命运归咎为极左路线的迫害和农民缺乏反抗意识的蒙昧软弱。他们未能对农民命运的复杂原因进行探讨，对前人为使农民摆脱痛苦和争取做人权利的奋斗探索及其成效置之不理。他们未曾触及农民在遭受剥夺之时依然选择做一个“跟跟派”背后的复杂场域。

　　当伤痕文学将控诉的呐喊由文革向大跃进、反右、整个社会主义探索及革命合法性延伸的时候，它就承继了它所批判的对象的一切偏颇和缺憾。它没有认真地去清理它所面对的历史遗产，也不打算去解答这份丰富的历史遗产向它提示的任何问题，它只是以自己的伤痕作为抛弃历史遗产的自足而又充分的证据。这样的抛弃事实上却是得到了它所批判和控诉的历史的荒谬，在试图驱魅的时候不经意间召回了它所宣判应当死亡的历史魂灵。正如下面一段话所言：“《新历史主义文集》的编者韦塞尔概括了五条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说，其中一条为：任何揭露、批判和对立的行为都使用了该行为所谴责的工具手段，因而就有一种使之成为他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26]伤痕文学的控诉和批判因此滑入了非批判性的泥淖。

　　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继承，伤痕文学如同它批判的罪恶一样，它对中国这个地域广大、历史悠长、现实困境重重的国度走向现代化之路过于自信，而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反省放弃了警惕。它在控诉时热情而坚定地宣布春天的到来，这种自信是否如前人一样携带着危机，自己对前人的思索、奋斗及其代价是否有过全面的深刻理解，是不是仅仅因为它遗留了伤痕就可以将其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抛弃，与前人相比，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洞察是否更深刻、胸怀是否更宽广、心底是否更无私，这些方面的问题他们似乎并没有想过。他们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艰辛和漫长一样缺乏心理准备。因而对前人探索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将其中的失误、挫折和必要的代价当成了历史的整体荒谬，很多人意欲将其全部扔掉而后快。很多人对迈纳斯的提醒不以为意：“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27]那种“吹毛求疵”恰恰成为伤痕文学的思想营养，更为丰富和深切的伤痕却被排除在文学记忆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伤痕文学并没有在寻根文学兴起之际走向解体，而是在一种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庇佑下，作为一种现实中继续书写着的记忆。从七十年代末至今，三十年即将过去，但伤痕的言说至今绵延不绝。

　　这种书写，九十年代以来与商业需求相结合，运用着多种形式将作家们能想到的任何罪恶和苦难都涂写在了这一时期，创伤记忆就这样定型并将沿着这样的路向不断地延伸。从1985年开始的以莫言、残雪、余华、徐晓鹤等人的先锋小说，到新世纪以来的种种纪实与虚构的文学形式，一直在重复书写着知识分子关于历史创伤的记忆。贺桂梅在其《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一文中，对伤痕文学的这种延伸形态作了剖析。她指出：“历史当事人非常明确地将这段历史表述为一段‘施虐者/受虐者’的历史，表述为一段‘清白者’受难的历史”，“关于‘反右’记忆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对苦难的控诉和面对造成这种苦难的当权者时的冤屈感无辜感”[28]。也就是说，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呼唤，这是多年宏大叙事的一个声部而不是充分个人化的表达。诉诸这样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向历史讨还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向现实诉求永无满足的现实权益和精神安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伤痕文学的精英意识形态特征。它是受难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和前文革历史时的文学想像。在将这种特定人群的想像当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全部时，它掩饰不住文化精英和权力精英对回归优越地位的诉求和失去这种地位的情感体验。

　　对于文学的优劣做出甄别和判断，必须对它所赖以产生和运行的生活的总体性环境作出清理。指出伤痕文学的非自主性和非批判性，是希望我们能够以詹姆逊倡导的辩证性思维去清理那种强调个别事实和事件的“反思辩偏见”，因为这种偏见“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29]如果我们将文学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化世界相隔裂，我们就不可能把握它的全部内涵，从而陷入一系列的错觉当中。我们今天回到八十年代重访伤痕文学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仍有必要重新检点伤痕文学所控诉的时代、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崛起的时代，联系中国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如此，“才能够将我们从自己僵化的观念当中解脱出来，使我们进入对于现实自身的一种新的、更生动的领悟中去”[30]，展开我们的有效的批判和重建工作。

 

　　注释

　　[1]我所考察的伤痕文学，也将反思文学包括在内。在这方面，我与程光炜先生的看法相同。详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另外，台湾吴丰兴的宽泛的界定也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所谓伤痕文学，系指在中国大陆，以反映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人民自身心创伤的严重性，并且指出疗治创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一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而言。”详见吴丰兴：《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6页。

　　[2]例如：1994年的王利芬的《变化中的恒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主义透视》和孟繁华的《1978：激情岁月》，他们对于伤痕文学光环背后的弱点就有过揭示。分别出版于2000年和2002年的两篇博士论文：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和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分别对伤痕文学的文本和伤痕文学的外部构型机制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

　　[3]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理论与神话》，《读书》，1998年第2期

　　[4]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5](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00页。

　　[7]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8]刘心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第4版。

　　[9]何言宏说，《人民文学》1978、1979年发表的伤痕和反思小说篇数在总篇数中的比例为74.47%和80.28%。1977-1980年间的全国短篇和中篇小说评奖伤痕和反思小说评奖分别占到了72%和80%。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其获奖比例为66.67%。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第44、48页。

　　[10]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1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0页。

　　[12]类似的争议还有很多，刘锡诚作了很多描述，比如：“1979年初，《人民文学》主办的1978年短篇小说评选中以及在评委会上，评委们也有争论，也有人说过《伤痕》这类作品吹得太高了。”1979年7月4日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一次编辑业务学习会上，对于《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崔坪以北京语言学院13楼一读者的名义提出了批评：“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学步苏联50年代所谓解冻文学的后尘，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学集中营文学作者索尔仁尼琴，不要学帕斯捷尔纳克”;“建国以来是否一切都错误了?有无对的?过去批判的是否都错了?……还有对文革的看法的问题，文学作品如何反映?”这些争议详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45页。

　　[13]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1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15]洁泯：《文学七年的随想》，《上海文学》，1984年10月，第69页。

　　[16]王利芬：《变化中的恒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主义透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17]《刘氏独白──“要提刘心武，还真不能绕过<班主任>》，http://www.hangzhou.com.cn2005.04.01

　　[18]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转引自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

　　[1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页。

　　[20]转引自韩毓海：《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21]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137页。

　　[22]周宪：《现代性的张力》，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23]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24]比如，程光炜对此追问，“以上悲剧在当时到底是全民族的、涉及所有家庭的，还是某一方面的?”详见程光炜《经典的颠覆与重建――重返八十年代之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这样的诘问一直存在，同时又一直被压抑。

　　[25]爱华德·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28页。

　　[26]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55页。

　　[27]莫里斯·迈纳斯：《旁观毛泽东时代》，《中国报道周刊》，http://www.mlcool.com

　　[28]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215页。

　　[29]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30]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　　(原题：《记忆如何呈现?──重读伤痕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