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中学老师被指攀比家长歧视学生

　　天津一中学老师被指攀比家长歧视学生#应该来说，十分之油腻，但也相当令人淡然。

　　四十年来，「人民教师」似乎在一切向钱看、万物皆交易的环境下，早已不是过去那种“无产阶级人民教师”的革命姿态，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商业化的当下，越来越趋近于一种普通职业。

　　以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之前的时日里某些景观来看，每年的教师节曾经更是一度成为部分体制内蛀虫大兴奢靡之风、鼓动家长学生送礼献媚的“油水日”。

　　不妨一猜，这则新闻里以财富体量作为从教态度标准的女教师，不知平时在与家长就财富问题打交道时有无什么捷越“动作”。

　　同时，即便依照这位女教师的价值观，又不禁想问她一句：你在家庭贫穷的孩子及其家长面前趾高气扬，那么想必在巨贾家庭的孩子家长面前必是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然而如此结果是，你歧视贫下家庭，可那帮富贵人家难道就会瞧得上你?

　　遁身一条阶层等级固化、人人媚上欺下的链条中，看似某些场合趾高气扬的你，被欺辱的时刻同样不会少。

　　所以这么看，或许又不仅仅要将过错归于这位口无遮拦的女教师一人。

　　因为人是融于时代的，一个人的认知和三观必定受到所处时代风气与氛围的影响。这位教师的眼里之所以只有钱、只有以财富划分学生的教育观，那只能是因为时代给予了她这样的认识。

　　所以某种程度上，她也只是个“受害者”而已。

　　教育的阶级固化是社会的固化之一部分，乃至是重要且扎眼的一部分，别的不说，就以当前每年网络爱议的高考作文选题来看，发散性越来越强，其对课本之外的阅历储备和人生哲思的考验力度是逐年加大。

　　不得不说，对考生的自幼成长容量、家庭教育、眼界和思维高度，已经在考试过程中形成了档次鸿沟。

　　某种侧面看，对阶层鸿沟的隐性维护也在不知不觉中践行。

　　同一套教材、同一段十二年苦读，就语文作文来说，同一个题目，权贵子女与贫下后代所创作的文字，已经很难趋同。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今天的香港，鸽子笼里的孩子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而高山别墅的子孙们却侃侃而谈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康定斯基的修养。

　　可悲的便是，前者恰是上街闹事、无脑反华的暴徒主力军，而后者则自始至终笑看脚下混乱的一切、绝无上街“呐喊”之可能。

　　他们自出生就是世界公民，其父母也早早在英美澳新给家族留好了离港的退路…

　　1980年，北京8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向历史看去，拿老大哥苏联为例。

　　在1917年之前 ，俄国的学校是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 ，国民教育管理体制松散混乱。

　　是十月革命 、准确的说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部门移交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决定》，第一次将受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工农阶级。

　　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宣言》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会和地主们对学校的影响 ，快速推动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教育开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维的冲击，

　　如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的理念趋势下，大批资本疯狂涌入原本属于苏维埃国家机器管辖的教育领域。

　　资本家们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发展”这些从字面上看合理先进、但实际上是在强化苏联新生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赫鲁晓夫上台后，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

　　列宁早在1917年就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可是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连《真理报》也开始对资本趋炎附势，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

　　《真理报》声称：“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可见利益集团鼓吹的“知识仲裁”，不过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实质是在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过往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后期，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有强势的父母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

　　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5～10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资本涌入教育进而“市场化”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两极分化。

　　至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

　　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到了1988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已经诞生了第一批由寡头投资的私立学校，这完全违背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第1468号法令。

　　但是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媒体，对其提出异议。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更是直接“摊牌了、不装了”：1991年初通过了《企业活动法》，声称“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而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理应包括其中，可以和私营商业机构一样注册。”

　　1991年5月，苏联中央政府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政府，几乎同时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门递交的有关私人办学的议案。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私立学校组织程序与功能》，尚带有一丝苏维埃的味道，比如私人办学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管下开办等严格条款。

　　但是俄罗斯方面制作的《关于俄罗斯私立教育机构组织程序及功能临时条例》，则完全是另一个立场。它允许资本自由办学，还规定各级党委严禁干预学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学内容设计。

　　两个月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其发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紧急措施》，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拔地而起。

　　教育，这个原本的贫民实现阶级跃升的最佳通道，突然被掐灭的后果，苏俄已经上了生动的一课。

　　在今天，教育市场化+学区房制度，这两把利剑更是几乎刺穿了边缘群体融入大都市核心圈的梦想。

　　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对于今天这则新闻里的女教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她一个人呢?

　　她那颗脑袋，不过是时代的产物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