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问题就在于泡制反共反华舆论的人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对《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真相》的点评

2015/6/27

　　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驳十分有力。可是问题就在于，长期泡制这些反毛反共乃至反华舆论的人，恰恰是被共产党打造成精英并推上主流地位的人。时至今日，这些人的主流地位没有丝毫改变，对国民党各种所谓抗战大捷的宣传仍然在继续，这方面的影视报刊铺天盖地，各种纪念活动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反驳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的人，却仍然被视为异端。

　　就拿当今中国反毛反共反华的核心力量法律党来说，虽然迫于习总整顿意识形态的压力，表面上暂时停止了各种反共主张，但是他们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丝毫改变，各种法律文件仍然由他们起草，各种法治改革会议仍然由他们参加，脚踩两只船的地方官员，仍然把他们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仍然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大发横财，仍然在用他们控制的资源打击左翼爱国力量……总之，他们的主流地位没有丝毫撼动。

　　许多善良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依靠共产党成为精英的人，依靠共产党发了大财的人，现在要反对这个党?这也是此前我们无数次回答过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共产两个字，使他们对自己打着改革旗号的抢劫活动越来越不踏实，对自己血腥的原罪越来越恐惧，唯恐哪一天共产党的共产基因复活，他们的罪恶会得到清算。所以对今天这些精英和富豪来讲，共产党已经从他们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他们的羁绊，于是便提出了改朝换代的要求，以保证他们的子女和财产永远安全。

　　多年前我们就指出过这一点，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抢劫，然后再反手把屎盆子扣到共产党头上。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的改朝换代，来彻底洗白自己的血腥财产。这就是依靠共产党成名成家、依靠共产党成为富豪的人，纷纷走上反共道路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党内官僚集团至今仍然容许这些人占据主流地位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法律党继续为中国“法治建设”起草法律文件的根本原因。当今中国，各种反共势力越来越聚集在党内，而拥护共产党的力量却越来越聚集在党外，已经成为最让人担忧的一大特点。

　　大家细数一下那些反共反华人士就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极个别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也是共产党打造的社会精英。这些聚集在共产党内的反共反华力量，其作用远远超过第五纵队，越来越类似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东南互保”和日本侵华时期的“华北自治”那种状况，一旦再次发生外敌入侵战争，这股力量势必会打着“使人民免遭战火洗劫”的旗号，把所控制的地方和部门瞬间变成汉奸政权。南宋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危险最致命的死穴就在于此。

　　大家只要看一下军队反腐的结果，就会知道这种死穴有多么要命。腐败之前两个军委副主席居然是一对腐败分子，一旦打起仗来，两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都是汉奸(平时的腐败分子，战时一定是汉奸)，中国能不亡国?军队这个相对来说腐败比较轻的领域尚且如此，其它部门更是可想而知。目前东海南海危机日趋严重，只要中国不放弃东海南海，未来中国将必有一战。如果我们不能在战争爆发之前，消除“东南互保”和“华北自治”的潜伏祸患，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将会像前两次改革开放一样，最终以悲剧而收场。

　　习总执政3年，成就斐然，怎奈当今中国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而本届执政还剩两年，股市和金融领域又在制造经济和社会动荡，动荡一起再拖两年，本届领导再想有所作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在目前仅剩两年的情况下，只有破釜沉舟，才能扭转乾坤。而破釜沉舟的关键，就是发动群众，扩大民权。十八大以来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步已经实现了，只是这个中央集权还悬在空中，需要落实在扩大民权这个基础上，只有把扩大民权这个基础夯实了，才能发挥中央集权的巨大积极作用，团结统一，廉洁高效。

　　“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政治改革原则。现在到了“扩大百姓民权”这个成败攸关的最关键环节，跨过这一关，中华民族将一片坦途;跨不过这一关，960万平方公里将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2015/6/27

　　关联阅读：

　　国民党抗战功绩太大，只能掩面而过

　　来源： 国资观察　　作者:龙尾生光

　　在过去，我们的官方教科书关于抗战主要讲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对国民党军所谓正面战场抗战情况讲的很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冶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薄，人们越来越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包括重新认识那段抗战历史。近年来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的影视剧陆续播出，让离那段历史越来越远的今天的人们能更客观全面的了解国共合作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的那场伟大战争的真实情况。

　　这本来是件好事，可偏偏与之相随的是沉渣泛起，混淆视听。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余孽及共产党的反对者们借机大肆吹嘘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诸如忻口大捷、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长沙大捷等“一系列”胜利，似乎是这“一系列”胜利造就了抗战的胜利，更有甚者以国民党军抗战消灭日军人数超过共产党军队消灭的日军人数来公开诋毁共产党的抗战主力的功绩，宣称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战的主力，是最大的功臣。

　　这些逆潮还颇有迷惑力，让一些人真的开始认同国民党军队是抗战主力而鄙视共产党是游而不击出工不出力。拿数据一看可不是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八年抗战大小数万次战斗消灭日军合计五十二万多人，而国民党军所谓“正面战场”消灭日军合计七十多万;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平型关和百团大战外，都是游击战，哪比得上国民党军“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那么“辉煌”啊!而且国民党军抗战中死亡将士远超过中共军队，也是“铁证”啊!

　　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可要真的将这些证据与抗战时的整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会显得及其荒唐和闹剧。

　　国民党所谓的大捷大多发生在抗战初期，如果将这些大捷按时间及地点排序的话，基本是两条线，一条是从北向南，一条是从东向西，最后都共同指向中国西南地区，即国民政府及国军沿这两条线大溃败后最后的落脚点。敢情这些大捷是在一路溃败中“创造”出来的，它们既没扭转溃败的战局，更没转化成战略上的胜利对抗战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增加点敌人的伤亡数外，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国民党军逃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说这话肯定有人不喜欢听了，可这是事实。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京津一带，要尽可能多地搬走就需要时间，何况国民党军是政府军，本来就有守土之责，面对全面抗战意志高涨的全国人民总得有所表示，硬着头皮也得打几仗吧，顺带着争取点逃跑的时间。以台儿庄战役为例，它是徐州的门户，因此徐州战区李宗仁集结四十余万国民党军与日军两万余人在此血战，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毙、伤敌一万多人的胜利，吹得震天响，也就是人人皆知的台儿庄大捷。可是后来呢?日本军整理集结后卷土重来，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国民党军放弃军政机关己基本搬空的徐州南逃。此时距台儿庄大捷仅一个月时间，可不是除增加点敌人伤亡数外为逃跑争取了一月时间而己吗?有能力在溃逃中组织战斗争取时间到还好，可恨的是为了摆脱日本人追击而逃命，竟然炸开黄河大堤，以决口之河水阻隔敌军。自己逃跑了，可大片土地被淹，数十万百姓淹死病死饿死，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无视百姓的痛苦，居然将此称为了不起的“黄河战略”，这也算是“大捷”吗?

　　真正有点意义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退缩至西南以后。实在不能再退了，再逃就要出境成流亡政府了。于是从四川长江口至湖南长沙，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坚决抗战，凭借天时地利及将士拼命，取得了几次胜利，保住了最后这块“自留地”。日军面对云贵川险峻的地势及过长的战线难有作为，加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在敌后开展运动战、游击战，建立和扩大根据地、游击区，打乱了敌人“巩固后方，以战养战”的图谋，日本侵略军被迫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全力剿除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有资料显示，日军将关内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用于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若按日军投降时的一百五十万计算，则日军用超过一百万的兵力及几乎全部的伪军(也有一百六七十万)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而仅用四十多万与国民党军近四百万对峙。国民党军居然也不敢主动出击，缩在西南坐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战斗而无任何积极行动，这能称之为抗战的主力吗?

　　对于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伤亡数远大于共产党军队伤亡数，因此国民党抗战的功劳比共产党大的说法，本人更觉可笑。国民党军素质低，战斗力差己是不争的事实，要不然也不会在后来的三年内战中被共产党军消灭八百多万而逃亡台湾了。日军是很瞧不起国民党军的，他们对国民党军的战斗配置是1：10，即以一个中队(连建制)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一个团，居然每每得手，令国军损失惨重。对八路军日军开始也不放在眼里，仍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及至屡吃苦头后开始重视，改1：5配置，仍不行，再改1：3配置，改1：1配置，最后不得不说“杀鸡也要用牛刀”。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二千五百多日军将两连八路军当主力部队包围在村庄，激战一天也不能攻克，反让两连八路军趁夜杀出重围。天亮后日军进庄才明白真相，狂妄的日军无法面对这一现实，一名日军中队长精神崩溃而自杀。

　　以上可以看出，尽管武器装备和补给上存在巨大差异，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却根本比不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死伤人数多就不值得炫耀了。如果共产党军队和日军战亡比是1：1而国民党军是2：1或3：1的话，只能说明国民党军无能，太差劲，应该感到惭愧而不是将之吹嘘为自己功劳大，更何况其所阵亡的人数中还有并不令人尊敬的“水分”在里面。

　　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国民党调集十五万人(多为装备差的杂牌军)守卫南京，可由于准备仓促，且没有坚守的决心，布置不当，指挥混乱，很快失败，高级将领抢先逃离，军队各自溃逃。日军攻打南京时，尚有数万未逃脱的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投降，最后被日军象宰羊一样一批批砍头、活埋或作活靶子射杀，这些人当然被作为抗战阵亡将士统计到国民党军的阵亡人数中，并作为比共产党军队死亡的多而证明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军队功劳大的证据了。何其荒唐!

　　对这几万“军人”的死，我们除了表示同情外，却无法对其表示尊敬。他们能称之为英雄吗?他们几万人的死换了一个鬼子的死吗?他们这样的死去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吗?“这是沙子堆起来的军队”，《我的团长我的团》剧中的台词用在这儿再合适不过了。类似情况国民党战场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己。难道就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未出现过类似几万人不抵抗任由鬼子杀死的情况，就可以笑话共产党军队死的人不够多、功劳不够大吗?

　　将帅无能，官兵素质差，贪生怕死没有必死之决心，甚至于内部争斗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军等等都是造成国民党阵亡数异常的原因，居然把它说成是抗战功劳大的证据，简直是厚颜无耻!

　　那么国民党军队消灭日军人数比共产党军队消灭日军人数多，总能证明国民党军是抗战的主力最大的功臣了吧?

　　我在文章的前面己讲过，国民党的“大捷”主要是在抗战初期的大溃败中创造的，但根本未扭转溃败的局面，除增加点敌人的伤亡数外最大的作用就是争取到逃跑的时间而己，谈不上对争取抗战胜利有多少积极作用。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拥有四百万军队并得到美国军事装备的情况下，面对不足五十万的日军仍不敢主动出击，缩在西南地区七年无所作为，让日军放心地集中上百万兵力及全部伪军(主要是国民党军投降过去的)疯狂进攻根据地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好意思自吹抗战主力吗?

　　抗战期间，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一路向西南败退，丢失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三亿多百姓沦落敌手，最后缩在西南不敢动弹，“养精蓄锐”准备打内战。而几万八路军渡黄河东进，挺进华北、华东和中原，不断建立和扩大根据地、解放区，至抗战胜利前己收复一半的沦陷区，解放沦陷区人民一亿多人，日军退踞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地区，苦撑危局。如果共产党军队能有更好的武器和补给(蒋介石拒绝将美国援助的武器补充给共产党军队)，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战果甚至夺取几个孤立的大中城市。一进一退，一战一守，一失一得，谁是抗战的主力最大的功臣不就明白了吗?

　　再量化一下数据就更清楚了。以国民党军队消灭日军七十多万计算，每消灭一个日军，对应的是丢掉三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约五百老百姓沦为亡国奴。以共产党军队消灭日军五十二万计算，每消灭一个日军，对应的是收复国土二平方公里以上，解放百姓约三百人。谁更有功于国，谁更有功于民，谁更有功于抗战，真是再明白不过了。

　　凭心而论，就整个亚洲战场来说，对击败日本法西斯功劳最大的当属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从歼敌数来说，美国官方统计消灭日军约五十万(美军对日作战以海战为主)，低于国民党军队消灭日军数，那是不是说国民党军不但是中国抗战的最大功臣，而且也是整个亚洲战场对日作战的最大功臣?想不到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居然是靠国民党军死守云贵川“守出来”的，真是笑翻了蒋委员长气死了山姆大叔!

　　为了让大家更加认识自吹抗战最大功臣的国民党的面目，有必要谈谈国民党在抗战中创造的几个奇迹。

　　日本在制造“七七事变”后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奋起抗战，可国民政府却从未发表对日宣战的宣言，甚至在半年后日军攻陷南京后，中国驻日使馆居然还在日本正常办公。奇迹呀奇迹，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居然还没“来得及”下战书，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脚踩两只船，跟日本人私下里的“和谈”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确定无疑，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悄悄停止。

　　1944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式大好的一年。苏军经过一系列战役，基本收复全境并向德国推进，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解放法国，也向德国推进，太平洋战场美军发动一系列跳岛进攻，取得辉煌战果并封锁日本海上运输线，使其处境维艰，“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可国民党战场却响起“变奏曲”。日军只出动二十多万人发起进攻，却在豫、鄂、湘、桂四省辽阔的战线上打得国民党军一败涂地，损失五六十万人，丢失三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二千多万百姓沦落敌手，令世界震惊，而国民党却狡辩说是“诱敌深入”。只可怜这二千多万百姓，苦苦坚持了七年抗战，最后却为了“诱敌深入”不得不在胜利即将到来时去当一年亡国奴，而作为“抗战主力”的国民党军也凭此创造一个战争奇迹：一年后作为战胜者所控制的地区居然比战争初期失败时所控制的地区还要小很多。这就是打了八年所交的成绩单，不服不行啊!

　　肯定有国民党余孽及仇共者要竭力否认歪曲甚至于谩骂污蔑，那本人最后再引用一下这类人所崇拜的外国人的观点吧。美国总统罗斯福是这样评价中国白的抗战：中国抗战最大的意义在于牵制住了二百万(关内关外的总和)日军使其不能用于其他方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此为标准来看，国民党军仅牵制住约五十万日军，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日军超一百万，东北抗联牵制关东军七十万，谁是抗战主力，谁是最大功臣还用说吗?事实是狡辩能歪曲的吗?

　　延伸阅读：

　　郑必坚勃然大怒：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不能写进报告

　　来源：中华网论坛 　作者：李树泉 任凭

　　2012年8月6日星期一，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复杂性科学与文化大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承泽园开幕。第一天主讲人是：吉林省原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先生。他心情沉重讲了一个小故事：听说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班子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与会人员提出，把共同富裕写进政治报告，郑必坚先生闻听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茶杯蹦起老高，怒吼道：不行!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一次我与这位与会人员同桌吃饭，当面与他求证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不过没有拍桌子、茶杯也没有蹦，那是夸张，郑必坚确实打断了我的发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更让我沉重的是，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人支声。”我听了以后，尤如一块石头，沉甸甸压在心上。

　　以上就是林炎志先生讲的小故事。你听了又有何感想?

　　1.。这是一件严重政治事件，有悖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

　　2.。郑必坚的言论有悖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有悖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改革的成果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改革如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4.。充分暴露了郑必坚是帝国主义代言人的丑恶嘴脸。到底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共同富裕的主张能不能写进政治报告，我们拭目以待。,

　　李树泉：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

　　原载：中华网论坛

　　附：百科名片：郑必坚

　　郑必坚，四川富顺人。研究生文化程度，教授、研究员。中国“和平崛起”的提出者。1932年生，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知识精英的旗手级人物，“猫论”、“特色论”、“国情论”的全面论证者，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兴奋的倡导者。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研究方向：郑必坚的重要学术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 他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特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

　　附文：

　　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透视西方心理战与中国改革(节选)

　　任凭 来源：http://economy.guoxue.com/?p=3312

　　四、一个最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本文这里不打算把中国的第五纵队一一列举。本文重点分析疑点最多，影响最大的疑似“第五纵队”、“意识形态专家”郑必坚。

　　对郑必坚的分析和吴敬琏类似，笔者无法断定他就是第五纵队，虽然他们起到的客观效果和第五纵队一样，但其主观动机确实难以在现阶段确凿核实。郑必坚的智商、水平、影响远在吴敬琏之上。这表现在郑必坚近期的的文章、讲话不像吴敬琏那样有那么多的漏洞。郑必坚近期文章和发言的特点似乎是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极力淡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色彩。他极力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却又让你抓不住把柄。郑必坚已经做到了一个体制内学者疯狂反对共产主义却又滴水不漏的极限。

　　笔者上文如此鉴定吴敬琏、茅于轼之类的人物：要么你是脑残，要么你是汉奸。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层智囊，笔者无法像鉴定吴敬琏们那样鉴定郑必坚，笔者只能对他作如下结论：如果郑必坚不是第五纵队和汉奸的话，那么以下所有奇诡的事只是一系列的巧合!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龚育之作为“两个凡是”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没有像华国锋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在改革开放年代节节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的位置。龚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国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遗稿都尽量发在了《炎黄春秋》，被《炎黄春秋》列为核心作者。

　　而郑必坚比龚育之更辉煌。

　　1954年郑必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理论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992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97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光明日报》网站、《中国高层文胆》一书对郑必坚的介绍，则隐去了郑必坚发明两个凡是的重要细节：

　　【1950年，郑必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1954年，郑必坚毕业后留校任教。郑必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郑必坚任该编辑委员会理论组副组长。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研究员。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