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从不生二胎交钱看中国专家的畜牲化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篇建议不生二胎交钱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走狗不如的畜牲专家!居然建议不生二胎要变相罚款。或许他们会说，这些钱退休后会返还，不是罚款。恐怕只有猪狗不如的畜牲才会做出这种无耻下流的辩解。道理很简单，按照40年来中国货币的贬值速度，现在的钱到40年以后退休时领取，恐怕与不还已经没有太大差别，所交的钱实际上已变成了纳税和罚款。大家只要看看七十年代一个工人能养几个孩子，就知道这种货币贬值有多么可怕。七十年代一个工人三四十元工资可以养七八个孩子，现在北京要养七八个孩子估计每月十三四万元也不够（包括买房在内）。可见提出这种建议的专家是何等地丧尽天良!

        当年，这帮畜牲为了追求改革成就，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否定社会主义，一方面几乎是免费使用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大量有文化的劳动力奇迹般地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强制老百姓只能生一个孩子，采用暴力方式强行建立了一种老百姓多付出少索取的财富快速积累模式，让一部分人以整个民族人口的萎缩消亡为代价迅速富了起来。当时强制推行一胎政策的血腥残暴震惊了整个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判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在此之前，人权从来都是新中国批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武器。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推断某人强制推行一胎政策，是仅仅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出于对当年全民批邓的老百姓进行报复，甚或是为了发动人们辱骂和妖魔化毛泽东。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一胎政策连这些猪狗不如的畜牲专家都承认，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弄不好甚至会导致中华民族不战自灭。

　　可是这些畜牲专家不仅不是建议国家向中国人民道歉，向中华民族道歉，补偿老百姓的损失，特别是补偿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造成的“老无所养”的晚年灾难，反而建议国家对不生二胎的老百姓变相罚款，就像当年对生二胎的人罚款一样。如此以来，好像独生子女状况不是国家强制老百姓执行的结果，而是老百姓违背国家政策自己造成的一样。如果一个人还稍微有一点儿人味，还稍微有一点儿良知，是绝不会提出如此丧尽天良主张的。莫说是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是国家暴力强制推行的结果，老百姓没有任何责任，就算是全世界没有强制推行一胎政策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是采用处罚的方式强制老百姓多生孩子，而都是采取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朝鲜妇产医院，80年代建成

　　就拿这些畜牲专家天天污蔑的所谓贫穷落后的朝鲜来说，就是采用各种奖励和照顾的办法，来优待那些孩子多的家庭。一是像毛泽东时代中国那样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免费分配住房；二是根据孩子多少来确定母亲的工作时间，孩子多的母亲都可以晚来早走，还可以上半天班，甚至不上班，在家养育孩子也同样发工资；三是根据孩子多少来确定国家补助标准。此外，由于朝鲜全民公费医疗，无论养多少孩子都没有医疗负担。我去朝鲜时看到平壤一座如同我们国家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立柱式宏伟建筑，问他们这是什么国家机关，回答说这是平壤市妇产医院。当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是银行等商业机构。相比之下，朝鲜政府并没有犯错误的人口政策，都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帮助老百姓养孩子，可是中国明明是政府错误政策造成的人口减少危机，却要惩罚老百姓，让不生二胎的老百姓出钱为他人养孩子。请问这还有丝毫天理吗？这样干就不怕遭到天谴吗？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中国老百姓不生二胎，不是不想生而是养不起。中国是个多子多福的传统国家，子孙满堂是中国人的小康理想，只要养得起，莫说是生二胎，就是生三胎四胎五胎六胎，老百姓都乐此不彼，甚至为此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就反映了这一点。可是现在，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和资助，养一个孩子都困难，老百姓又怎么敢生二胎三胎？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工人敢生七八个孩子？是因为具有生养七八个孩子的经济能力。七十年代工人平均月工资是38元，当时货币发行量不到700亿人民币，现在货币发行量是180万亿人民币，是那时的2570倍。2570X38元=97660元，也就是说现在月工资97660元才与那时38元相当。可是去年全国月平均工资是6193元，只相当于七十年代工人平均工资的6.3%，如此低的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如何还敢多生孩子。

　　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衡量一个时代老百姓的贫富，最可靠的指标就是看一个劳动者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而不是什么家电汽车等等。只有中国那些带夹鼻眼镜的知识流氓，才会把家电汽车等等看作衡量贫富的标志。秦始皇没坐过汽车，慈禧太后没看过电视，难道能说他们比今天一个老百姓还穷吗？

　　今天的人口危机是国家造成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欠账，绝不能用惩罚老百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更不能借此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只能用奖励的办法来解决，鼓励人们生二胎，而不是不生二胎就变相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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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7日

　　关联阅读：

新华日报：建议以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 不生二胎退休再取

新华日报 2018年08月16日 18:24

原编者按：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8月14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文章称，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以下为文章全文：

提高生育率：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