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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26日，上海第一批电灯照亮花园桥(现外白渡桥前身，1876年建成)。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廷皇宫里第一次安装了电灯。这一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购进了欧洲的一台(发电)机组，同时，李鸿章也从欧洲购进了一台不大的一台机组，当时只有16马力(11.76kW )，在宫廷发电。外国传教士买通大监总管李连英，李连英游说慈禧，于是在皇宫装上了电灯，电灯及发电机的品牌为西门子。比起以前烛影摇曳的场面，很多人觉得很新鲜。后来，宫里的这第一盏电灯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很多人都很怀念这盏电灯。等宫里重新装修好了，光绪就命人又重新安装了电灯。这时候，宫里已经有了多台发电机，慈禧索性就命人把几乎所有后宫的妃嫔宫内都安装了电灯。这样，宫里就很少看到蜡烛了。只是在一些供奉的地方才可以看到蜡烛。宫女们也非常高兴，因为每天晚上也少了一项任务，不用提心吊胆担心蜡烛会起火了。
自1888年电灯引入清宫后，很快由怀疑到欢迎，尤其是末代皇帝溥仪，不仅喜欢电灯、电话、电影，凡带电的东西他都非常喜欢。北京当时只有几十盏路灯，后来发展到几百盏，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大约有6000多盏路灯。
191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开设中国奇异爱迪生灯泡厂，主要生产白炽灯泡，兼产电瓷配件、灯开关、电风扇等，职工近千人，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电工制造厂家。1914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电工厂──钱镛记电铺，后改名电业机械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小型直流电机。1916年，成立了华生电器厂(后称华生电扇总厂)。该厂于1917年制成中国第一台变压器,接着又制造了第一台150千瓦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1919年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后称上海华通开关厂)开办，生产各种开关板、电表及电扇等，还制造了第一台13.2千伏和33千伏高压油开关。1929年，民国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建立电机制造厂，生产干电池、电动机和变压器。1936年资源委员会在湖南湘潭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后因抗日战争，先后迁至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兴建了电子管厂、电机厂和电线厂，曾生产100千瓦及以下的旋转电机及变压器、高低压开关、电线等产品。抗战期间，中央电工厂与美国西屋公司和摩根·史密斯公司分别签订了技术援助转让协议，培训技术人员近百人。这批人员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电工制造业的技术骨干。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中央机器厂，与瑞士勃朗-鲍威利公司签订了技术合同，由该公司提供2000千瓦汽轮机发电机转子以及全套设备的技术图纸和工艺规程，中央机器厂负责制造锅炉、发电机定子及机组辅助设备。共制成2套机组分别安装在四川泸县和云南昆明。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制造成套发电设备。1941年中央机器厂第四厂还设计制造了第一台5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在四川雅安。1942年又制造了3台15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分别安装在云南的大理、下关和昆明小洞。
截至1948年6月，民国政府登记的电工企业共335家(无线电厂和家用电器厂占1/3，不计外资)，从业职工近2万人。产量最高的1947年曾生产交流发电机21700千瓦、交流电动机51293千瓦、变压器146680千伏安。所能生产最大的发电设备，是四川民生机器厂与中央电工器材厂制造的1940千伏安水力发电机，和中央机器厂配合外商制造的2000千瓦火力发电机。最大的变压器是1948年中建公司制造的8千伏安自耦变压器，最大的电动机为1945年公用电机厂制造的300马力电动机。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由于长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各地电力工业虽已起步，但发展极为缓慢。到1949年，全国电力装机总量只有184.86万千瓦，年发电量仅为43.1亿千瓦时，分别居世界第21位和25位。(1950年世界发电总量已经达到9589亿千瓦时，我国仅占0.45%)。而且大型发电企业多为外资控制。
照片里的发电厂也是外资。1929年3月，美国和国外电力公司(american and foreign power company)以8100万两银中标购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产业，5月在美国德拉华州(delaware)注册登记，成立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35年，组建中美合资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府以150万元向沪西电力公司转让沪西地区30年供电专营权。美商以拥有沪西电力公司62.7%的普通股，控制沪西电力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改华中水电公司上电办事处。1942年8-11月，英、美籍人员被押入集中营，日方任用中国技术人员以替代。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美商收回。1946年，售电量回升到6.36亿千瓦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美商转移资金并分批撤离人员。1949年6月，任命业务、财务、工务经理3人组成的经理会和经理会主持下由各处长参加的行政委员会，主持公司全部业务，留4名外籍人员以顾问名义监督控制公司和电厂。1950年2月6日，遭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公司江边电站损失严重。经抢修运行，到3月上旬，全站发电能力达8万千瓦。1950年12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并于次年1月2日宣布终止上海电力公司与美国依巴斯公司的一切关系，这家美国人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收归国有。
1948年12月，上海，英国人经营的上海煤气公司。
上海是我国最早使用煤气的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一百三十多年前。对今天的上海人来说，煤气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当煤气在上海诞生之初，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用来烧菜烧水，而是用于照明。在煤气灯出现前，上海的街道和家庭住房使用的是昏暗的煤油灯。1861年，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一些英国商人援引英国已成功利用煤气的事例，倡仪在上海生产和供应煤气，用以照明。他们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上刊登了筹建煤气公司的发起书，向社会公开召股集资办厂。不到二年，英商就以筹集的资金，在苏州河南岸现西藏路西侧购买了约15亩土地作为厂基。当年这里有苏州河一条支流叫泥城浜，把厂址选择在这里，是为了方便原煤和其他原材料的水路运输。
1865年11月1日，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上海大英自来火房正式投产，向英租界私人用户供气。从12月8日起，向租界内公共路灯供气，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了煤气路灯。当租界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崭新的煤气灯在夜空顿放光明时，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好奇，他们纷纷驻足围看，观者如堵。
煤气刚开通时，每立方米价钱0.16元，当年私人用户仅55户，全是外籍用户。为尽快增加新用户，自来火房先后三次降价，而工部局大举进行越界筑路的土地扩张活动，也为自来火房的业务扩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自煤气初创到1881年的16年中，外籍用户增加了9倍，华籍用户也达到205户。16年间共获利润近40万两白银。在英商自来火房向英租界供气的一年半后，由法商筹建的煤气厂也开始向法租界供气，但由于经营不佳，在创办二十四年之后，终于被英商自来火房以三万两白银收购。在与同行业的竞争中，英商自来火房淘汰了对手，取得了在法租界的专营权。然而此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已悄悄对它构成了威胁。
1882年，英国人立德尔开设了上海电力公司，作为新光源的电灯开始在上海租界夜幕下闪亮登场。面对电力公司的挑战，大英自来火房的董事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之抗衡：增添设备，提高煤气质量和照明亮度，改造与延伸输气管网，并连续多次降低煤气收费，积极发展家庭用户。经过种种努力，煤气在同电力的首次竞争中获得了胜利，大英自来火房经营业务不但未受影响，相反还不断上升。1900年底，大英自来火房进行改组，成为在香港注册的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
然而商业竞争的结果是煤气公司败下阵来。1935年底，上海所有的煤气照明都被电灯照明所取代。就在煤气事业遭受巨大的生存压力之际，由于越界筑路的扩张延伸，大批新的公寓和里弄房屋建造，家庭厨房烹饪和取暖为煤气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煤气公司迅速调整经营方向，主要业务从照明转向热源。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让人们了解煤气的优点，还向市民示范如何使用煤气烹饪食物。通过积极的经营活动，终于重新打开局面，煤气年供应量出现了新的高峰。
由于客户增多，供需量稳步上升，西藏路煤气厂的产气能力已不胜负荷，董事会决定另建新厂。1934年2月8日，一座占地33亩、日产煤气四百万立方英尺的杨树浦煤气厂诞生了。一个月后，担负了近70年供气任务的西藏路煤气厂全部停产。正当英商煤气公司顺利发展之际，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一眼看中上海的煤气事业，于1938年底成立“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并在吴淞建造炼焦制气厂，与英商煤气公司争夺租界外的煤气供应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本军队就越过西藏路桥，占领了英商煤气公司，宣布实行接管，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由日本军事当局任命，后来又委托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统一经营上海煤气事业。由于受战争影响，上海市场燃料短缺，从1943年1月起，日本当局对全市煤气用户实行限量供气，超过部份征收10倍至50倍的费用，而日本方面军事需用的煤气量则不加限制。
1945年抗战胜利后，英国人收回上海煤气公司的经营权。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战后的煤气公司经营连年亏损。英商在消极经营、维持生产的同时，将全部资金转移到香港，不再投入扩大再生产。
1949年上海解放后，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在人民政府监督下继续经营。1952年11月20日由政府征用，更名为上海市煤气公司。收归国营的上海煤气公司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在中华民国时期，原本应该本国主导的水电煤公营事业，几乎都被外国资本控制。这就是买办官僚经营下的中华民国。
1948年12月，英国人经营的上海杨树浦水厂。
1880年，上海英国商人，在英国伦敦注册成立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并于次年在黄浦江边建造了自来水厂。水厂设址于杨树浦路830号，南濒黄浦江，占地12.9万平方米，由英国设计师哈特设计。1881年开工，两年后竣工。1883年6月29日，时任北洋通商务大臣的李鸿章拧开阀门开闸放水，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正式建成。
杨树浦水厂初期供水区域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及越界筑路等地区，用水人口约17万人。第一年总出水量1.245亿加仑(55.6万立方米)，平均日出水量3698立方米。20世纪30年代，该水厂不断扩建，占地面积增加了三倍，日供水能力达40万立方米，成为远东第一大水厂。1941年被日军接管，由日伪华中水电公司经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收水厂，第二年5月，归还英商经营。1949年上海解放时，水厂平均日供水量27.14万立方米，最大日供水量31.46万立方米，生产能力为日供水量41万立方米。
1948年12月，美国海军阿斯托利亚（Astoria）号轻巡洋舰，巡游在上海外滩黄浦江上。 照片下方为外白渡桥，照片上方为今天浦东陆家嘴方向，可以看到一些沿江的修船厂、工厂和民居。 62年后的今天，上海浦东陆家嘴，已经成为摩天高楼林立的金融区。毛泽东时代清除的买办官僚势力，又悄悄回来了。
1948年12月，上海外滩，飘扬着各色旗帜。
上海外滩建筑群，就是鸦片战争后100多年间，中国被外国势力瓜分的缩影。
照片左侧悬挂英国米字旗的，为英商怡和洋行大楼(外滩27号)。怡和洋行又名渣打洋行，1782年打入广州，在十三行中排名第三，以贩卖鸦片起家，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就是怡和洋行的烟土。1843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开设纱厂、啤酒厂、还做军火生意，并擅自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后被清政府赎回拆除)。怡和洋行因此被称为“洋行之王”，1922年11月建成此楼。怡和洋行在1941年被上海日本占领军，交给日本三井洋行接管，1946年恢复营业，但业务不如昔日，出租给大英轮船公司、昌兴轮船公司、安和实业公司等作办公用房。1955年，大楼由市房地局管理，外贸局及所属单位使用。
照片中间挂星条旗的，原来是格林邮船大楼(外滩28号)，又名怡泰大楼。1856年德商禅臣洋行来上海外滩19号开设分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后来将外滩28号地皮买下建造行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禅臣洋行作为敌产，被英商爱德公司远东分公司收购，成立怡泰公司。主要经营上海至日本航线的客运业务，后来发展到去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航线，拥有10余艘轮船，每艘船名前都冠以格林，故怡泰公司又名格林邮船公司。该楼1922年建成，1941年被日军接管。抗战后被上海美军占用，作为美国海军宪兵机构，所以挂起了星条旗。
照片右侧的三层小楼，原为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大厦。东方汇理银行于1875年由法国社会实业银行、巴黎商业银行、巴黎荷兰银行等联合发起成立，总部爱法国巴黎，1899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负责法国在远东贸易结算和汇划。1914年建成此楼。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在华银行中势力最强的银行，筹建初期资本仅有800万法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其资本已达1.5亿法郎。1956年东方汇理银行申请歇业，上海市房管局接管了大楼。现为中国光大银行。
1932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席德懋为上海中央银行汇兑局总经理。席德懋为席正甫的孙子，民国期间曾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席正甫的另一个孙子席德柄，曾任江汉关监督、中央造币厂长、财政部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宋子文与席家交情莫逆。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1949年上海解放，这个买办家族基本逃离中国。
自清朝末期外国势力入侵中国起，在上海外滩的建筑群中，兴起一个势力庞大的买办阶层。其中广东唐廷枢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服务超过半个世纪;苏州东山席氏家族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首席买办位置长达55年。沈二园家族祖孙三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这些家族的子孙亲朋几乎都是买办，遍布上海金融界。连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都要对其争相笼络他。买办阶层由此进入官场，形成官僚买办集团。
买办阶层通过勾结外国势力，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实业资产，成为外国在华势力的代言人。通过贩卖鸦片、军火、垄断商品定价权谋取暴利。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打压，大批企业被逼破产倒闭。如浙江巨富胡雪岩，在与英商怡和洋行争夺蚕丝定价权的过程中，遭到英国汇丰银行缩紧银根而逼上绝路。
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外国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双重夹击，导致中国自清代晚期以来，工业发展极其艰难。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国家扶植民族资产阶级，如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基本将欧美资本势力逐出日本，为日本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精神，基本消灭了日本买办阶层滋生的土壤。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用积累的资本发展工业实体，使得日本的工业水平迅速追上欧美国家，成为其后日本侵略亚洲的资本。
而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只能让中国成了屠刀下的鱼肉。
1948年，中国西藏。连绵不断的喜马拉雅山脉，深山中的河谷，只有探险家才可能深入这些地区。
1948年，中国。横断山区壮观的梯田。
1948年，香港总督府门口，穿苏格兰裙的卫兵在换岗。
其时香港总督为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译葛亮洪，英国殖民地官员，早年曾于香港辅政司署供职，及后历任百慕大与牙买加两地的辅政司、尼日利亚的布政司，以及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等职，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是继麦理浩勋爵以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港督。
1948年，香港。大陆难民在铜锣湾畔的小山上自建的木屋，一群孩子赤着脚在玩耍。
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60万人。1946至1949年间的国共内战令难民大量涌入香港，导致五十年代中期人口激增，达至约220万人。至1962年底，本港人口已达300万人。大量人口涌入，带来了技术、资本和劳工，促使香港成为制造业中心，纺织业迅速兴起。60年代初，香港的成衣业起飞;60年代中期，香港的塑胶业起飞;70年代，香港的电子业起飞;80年代后，随着地产金融服务业兴起，香港经济脱胎换骨。
台湾也是如此路数，与香港不同的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偷运去了大批黄金、工业物资和顶尖人才。
1948年青岛，美国福特公司最新推出的1949款水星汽车广告牌。下面是一名中国人力黄包车夫。
1948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9天8夜大罢工;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工会常委理事王孝和，被国民党军警以“妨碍戡乱治安”为名逮捕。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死刑。共同被判重刑的还有吴国桢(死刑)、张世宝(无期徒刑)。9月30日上午，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国民党军警枪杀，时年24岁，女儿刚满周岁。上刑场前，他一直面带微笑，从容面对死亡。
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1万余人在逸园举行追悼王孝和烈士大会，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1948年，上海大世界前挂满广告牌，其中挂着一条的条幅。一年后张贴这个条幅的政府，自己逃到台湾变成了匪。历史就这样循环着。Jack Birns拍摄。
广告牌内容，都是床单、毛巾、牙膏、肥皂、香烟、绒线、万金油之类的民用产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的工业水平。
1948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安徽蚌埠。美国摄影师Carl Mydans拍摄。
1948年12月，南京，军队人员携带伤兵难民在Chang Pa Ling火车站乘坐火车。Carl Mydans拍摄。
1948年12月，南京，被国民党撤离前丢弃的汽车，拆掉了轮胎。
1948年12月，南京，国民党官僚张其昀(宁波人，国大代表，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登上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取道广州逃亡台湾。陈布雷自杀后，张其昀成为蒋介石的近臣。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只有西南、海南、台湾三地可作为退守之处。张其昀是第一个提议蒋介石退往台湾的人。到台湾后曾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伪教育部部长、伪总统府资政。1985年病逝台北，终年85岁。
1948年12月，南京美龄宫。蒋介石(车门旁)在门口，旁边是美国凯迪拉克防弹车。美龄宫于1931年建，其原定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寓所，后改作去中山陵谒陵的高级官员的休息室。抗战胜利后，将其翻修为蒋介石官邸。
1948年，北平。明思宗殉国处，还真是这棵歪脖子树，谁将步他后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明思宗(崇祯帝)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时，仓皇从故宫的神武门逃出，在景山东坡的一棵歪脖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当时皇帝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追随。此树在清代被顺治帝加上锁链，名之曰“罪槐”，以慰民心。1900年八国联军将锁链掠走。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沈尹默书写勒石，1931年立於老槐树旁。碑高2米，正面纵题“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其中“明”字以“目”和“月”组成。右侧的上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左侧的下款为故宫博物院敬立该碑，1944年被拆掉，置于寿皇殿院内。1990年该石碑被立至原处.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结尾写道：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往北平。
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出发前一天，他就问卫士长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样啊?”李银桥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他还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3月23日上午，车队出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62年后，其深恶痛绝的“腐化之风”，已经腐蚀了他和亿万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根基。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由西柏坡移北平，当日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四野战车师
(原东北野战军，曾克林任师长，全师拥有的坦克装甲车辆只有132辆)。
此时的毛泽东，乘坐的是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检阅的是缴获的日式坦克。
因为这个国家，造不出一辆坦克，造不出一辆汽车。
1949年3月，广州。此前，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宣布将主要政府机构迁往广州。
这里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国都，放大后能看见照片前端的雄伟的白云大酒店，右边墙体有姑嫂丸广告，城市中心是哥特式天主教堂，一派欧陆风情的南中国大城市。
1949年3月，广州。沙面河畔倩影，石桥、榕树、洋楼、行人、轿车，恍然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清初为防范台湾郑氏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围海迁界"，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惟一的外贸口岸，时断时续直至1842年。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都集中于广州进行，史称“一口通商”。广州也便成为最早出现大量欧式建筑的城市。
1949年3月，广州市中心兀立的爱群大厦，左侧是广州市银行。
爱群大厦由香港爱群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由陈荣枝、李炳垣设计，1934年10月1日动工兴建，1937年4月落成，7月开幕。15层，高64米，是当时华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广州第一幢钢框架结构的仿美国摩天式的高层建筑。旧时代的“爱群大厦”是显露权力和身份的场所，平民百姓难以涉足，就连其门前骑楼下的长廊，一般人都不敢随意踏入。
作为参照：美国在1931年5月建成世界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共102层，高448米。
1949年3月，广州。中华民国行政院(临时)驻地。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傀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1949年2月，南京，长江畔，挑夫们正挑着中华民国政府文献。这些文献被装上租用的木船，运到远处的轮船上等待着转运到广州，这时广州已经被确定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
1949年2月，南京郊外的机场，报废的运输机和守着的国军持枪士兵。
这张照片里，应该只有钢盔是中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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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king
钢盔“冥国”也是不能自己制造的!当时的材料是高锰钢，是当时主要的装甲材料。呆湾到本世纪装甲车(晕爆)装甲都还会断裂的水平啊!刮军用的钢盔有英式的、法式的、德式的、日式的和美式的。TG缴获后一直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海军时间更长，后为制式80盔(中国第一种制式钢盔)替代。
钢盔看上去简单，设计、制造的时候可不那么简单!英式、日式和美式的就多多少少的有点问题!现代的军用头盔主材料只有中、美、荷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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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凯夫拉，中俄韩日都能造，其中耗用量最大的是美国，芳纶的一半用于军工。日本帝人近年来生产势头很猛，大有超过杜邦之势。
可喜的是，国内已经对芳纶生产技术突破，现在主要的生产商烟台氨纶集团已经在不断扩充产能。
1949年2月，南京。国军正在集结，准备抵挡长江以北共军的进攻。
国民党集中了115师约70万人的兵力，分布在宜昌至上海段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其中江西九江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统率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率75个师45万人防守。此外，尚有海军舰艇130余艘、飞机300余架配合陆军作战。
1949年2月，南京。国军队正在穿过城市街道，向长江边阵地进发，以抵挡共军。他们中的很多人，两个月后将死在长江边。
这是中华民国的拼死一搏，数万人为其殉葬。
1949年2月，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数千名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往上海长达数十年的白俄遗民，乘坐这艘海轮逃离上海，他们的目的地是菲律宾群岛，再转往全球各地。
1949年3月，广州。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坐像。
所谓的“国父孙中山”，已经见识过十几年来日军在广州的烧杀抢掠。还将见着他创立的这个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
中华民国——外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内不能安老弱于屋舍。
其走向历史垃圾堆，只是时间问题。
1949年3月，台北。国民党已经将大批高官眷属，残兵败将运到了达台湾。
同时运到台湾的，还有大批黄金银元、故宫文物、工业物资、生活物资。
就连救济大陆难民的棉花，都被国民党偷偷运到了台湾。
——你们该死。
1949年3月，台北。为建设台湾作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大本营，大批板条箱正在运抵港口，这是货轮正在卸货。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资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偷运到台湾。
这在全世界的政权更替历史上，也是独此一家。
1949年3月，台北。中华民国台湾省的经济全面复苏，这是台湾食糖加工厂内景。
台糖成立于1946年，由国民政府合并日据时代所有制糖会社(大日本制糖、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而来，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糖因大量外销糖产品，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企业。台糖现在仍是台湾最大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主要为农场)遍布全台各地。
日据时代留下的工业基础，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偷运到台湾的工业物资、人力资源和金银财物，以及其后美国向台湾提供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得台湾，形成了对抗中国大陆的雄厚资本。
1949年3月，台湾台北。国军名将孙立人将军。
还在1948年底，蒋介石就已经开始考虑和部署将国库所存的大量外汇和金银南运，甚至偷偷运到台湾岛。这时的解放军三大战役已经彻底动摇国民党政权的基础，马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统一中国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战场，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这是1949年3月间的影像，
国民党集团迁台前，孙立人已赴台湾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训练司令兼第四军官训练班班主任;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1950年4月，孙立人晋升陆军总司令。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郭廷亮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总统府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立人被判处“长期拘禁”，直到1988年3月才解除长达33年的软禁。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1949年3月，台湾台北。孙立人组织驻守台湾的国军在军事训练。
1949年3月，台湾台北。在硫磺温泉浴室洗浴的台湾妹妹。美国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路过浴池并拍下这些裸女照片。
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大批美军进驻台湾，这些女人成了国民党给美国大兵进贡的贡品。台湾色情业由此兴旺发达。
1949年3月，上海。为了坚守上海和转移重要物资，一支国军部队正穿过上海市区进行调动。
1949年3月，南京挹江门，国民党士兵在忙着搬运物资。挹江门临近下关码头，始建于1913年，初名海陵门，只有一拱。1929年为使孙中山灵柩顺利送往中山陵，将其扩建为三道拱门，易名挹江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挹江门尸体堆积成山，高及一米。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从挹江门攻入南京城。中华民国政权走入穷途末路。
汤恩伯，1898年生，浙江金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浙军1师师长陈仪的义女王锦白结婚，受其提携。1928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博得蒋介石赏识，由此飞黄腾达。1931年起任第2师师长、第13军军长等职，1937年任第6集团军司令。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豫中会战溃败后撤职留任。1945年12月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期间，浙江省主席陈仪准备通电起义。汤恩伯暗中秘报蒋介石，使陈仪遭到免职监视，后被逮捕杀害。1949年1月汤恩伯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月战败，溃退厦门，10月由金门逃亡台湾。1954年6月，在日本做肠胃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4岁，葬于台北汐止五指山公墓。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去台湾时，还曾拜过汤恩伯墓。因为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极力求情，要求免冈村一死。
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渡江战役示意图。
1949年2—3月，中央军委根据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由刘邓陈粟谭组成的总前委指挥，准备在5月长江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75个师45万人，夺取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
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40个师25万人，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约30万人，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
针对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杜绝战役总前委，于3月31日制定战役计划，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
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第10兵团8个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主力6个军由扬州三江营至靖江张黄港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9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4兵团、第5兵团9个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控制浙赣铁路衢州以西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1949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渡江战役计划。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3-4月，渡江战役前的训练。
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各兵团还拔除长江北岸国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
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4月20日签字。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20日夜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4个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成功渡江，突破芜湖至铜陵段国军防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图为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宣告覆灭。第四野战军一部同时从汉口以东地区南渡长江，于5月15日占领武汉三镇。第三野战军于5月27日解放上海。
汤恩伯于4月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堵击防线缺口，但已无济于事。21日当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突破长江南岸滩头阵地，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国民党集团鉴于长江防线已全线被突破，担心主力有被共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4月22日仓促宣布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
4月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和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解放军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4月23日晚冲进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集团，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1949年4月24日，华东野战军战车部队驶入南京下关。
1949年4月23日夜，解放军第35军攻入南京总统府。由于解放军占领总统府是24日凌晨，随军记者几天后才到达，所以这张照片为后来补拍。几天后，解放军第35军的随军记者邹健东，在驻总统府驻军领导的协助下，用一部德国产蔡司相机，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拍摄，时间是1949年4月27日上午10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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