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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舍主人:解放西藏,伟业千秋

作者:桃花舍主人  更新时间:2020-06-25 22:03:29  来源:察网  责任编辑:石头

桃花舍主人:解放西藏,伟业千秋

  近来在我国西南边陲加勒万河谷,由于印度军人又一次越境挑衅,导致了冲突。但其实,如果按照七十年前西藏反动政教合一政权和印度扩张分子的企图,这类冲突很有可能不发生在那里。

  七十年前,西藏反动政教合一政权鼓吹“四水六岗”、“大西藏”,妄图把西藏,以及青海中西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凡是有藏人居住的地方,都分裂出去。而以刚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不久、被植入了西式殖民蛮性的印度的扩张野心,它企图操控西藏腐朽的农奴制政权,并进而像后来吞并锡金国一样占据西藏。

  如果它们的图谋得逞,现在类似加勒万河谷的冲突,就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向东推进三、四千公里,更靠近华夏腹地的地方,比如在四川西部的金沙江河谷,乃至大渡河的河谷。

  但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不可能给内外反动势力实现妄想的机会:

  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电令西北局担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责任,次年1月2日,鉴于西北局负责人彭德怀陈述“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难甚多”,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电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于是,1950年3月,进军西藏先遣队从四川乐山出发。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解放军从新疆、四川、青海、云南各个方向进军西藏。到1951年12月,各路部队全部进驻到西藏主要战略要地,青藏高原从此获得了解放,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解放西藏的大进军,以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为主。指战员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时,十八军正按西南局的安排,从1949年12月初开始接管鱼米之乡川南,各级军政领导兼任地方政府职务,比如,军长张国华任川南行署主任,政委谭冠三任自贡市委书记,等等。1950年1月,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三位师长在重庆领受了刘伯承、邓小平交代的进军西藏的新任务。十八军正在实施的接管川南任务戛然而止,全军迅速掉头,改为从“天府之国”去往“不毛之地”,弯子转得很大。经过各级政治动员,激发起指战员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自豪感,大家都认为,能参加进军西藏的人是最幸福、最被人羡慕、最受人尊敬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向西藏进发。

  从川西入藏,具有正对西藏腹地、地理位置接近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汇处险峻的地势地貌面前,就荡然无存了:横断山脉由北向南切割而下,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交通条件极为缺乏,没有公路,只是一些狭窄险峻崎岖的骡马小道。海拔高、氧气不足、低温严寒,成为十八军指战员们面对的主要敌人。

  十八军进藏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不进民房,不住寺庙,在野外风餐露宿。高原行军,徒手爬山都要一步三喘,战士们除了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御寒装备、弹药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十分疲劳。途中常常涉冰水渡河,大家在水里浑身颤抖,牙齿不住地磕碰,有的冻得失去知觉。战马、牦牛大批地累死、拖垮,余下的物资要靠战士们背负。后勤补给困难,指战员们常常忍饥挨饿,坚持行军。

  要克服如此多的看上去不可能克服的艰难困苦,除了依靠高昂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官兵一致同甘苦”。

  1950年4月,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进军西藏先遣队抵达甘孜,部队断粮,空投物资受天气和飞机数量影响,无法完全解决问题。部队靠挖野菜、每日三餐改两餐、减少定额等方法坚持一个月,同时还要抢修简易机场,食少活重,有些干部战士对上级产生意见。一天,吴忠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不少人紧绷着脸,见了领导也不敬礼,背对着坐在地下,一声不吭。这时警卫员给几位首长送来早餐: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首长往各自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就吃完了。干部们见此情景,气就消了一大半。

  进军路上配给领导的马,往往成了病号福利。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时,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都不骑马,让给伤病员。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的脚上打了许多血泡,就是不骑马,让马驮运女兵的卫生纸,遇到雨雪,便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卫生纸的袋子上。

  说到女兵的卫生纸,就不能不提到进军西藏的女兵。当时进藏部队中,有一千一百多名年轻女兵,她们除了一些从事医疗和通讯工作的外,主要是文工团的文艺兵。

  最初,十八军领受任务时,上级要求非战斗部队人员的组织必须减少或取消,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但十八军领导坚持要带着去,表示“没有文工团,工作很难开展”,最终保留了十八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

  文艺兵们没有辜负军首长的期望,她们一路上,甚至在海拔几千米的山顶,敲响欢快的锣鼓,挥舞彩绸扭秧歌,随口编出顺口溜,比如“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等等,给行军的部队加油、鼓劲。部队前进到哪里,文工团女兵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有时她们还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后,再走一段回头路,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上搭建“鼓动棚”。

  文工团还参与运送物资、修筑公路、战斗时给前线运送弹药、干粮。

  部队到了藏民村庄,藏民受谣言蛊惑,都躲在家里不出来。文工团就敲锣打鼓,奏起音乐,吸引藏民渐渐出来,给他们演节目,顺势开起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宗旨,使藏民明白“金珠玛米”是藏家人自己的队伍,是亲人。就这样打开了局面。

  文工团员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娃娃”,她们一样要承受艰难困苦和牺牲。十七岁的文工团员章瑛,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全身浮肿,脚肿得连鞋带都系不上,线袜绽开处露出的脚面,皮肤肿胀透明得像要崩裂了似的,脚脖子肿得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肿得连弯曲都不行了,但她仍然坚持自己背着背包,不让别人帮助,拼尽所剩无几的气力跟着部队前进,最后倒在了路上。

  1951年12月,两个小文工团员张俊英和严崎华因行军和演出劳累,又没有足够食物,加上高原反应,全身浮肿,行军途中倒下了。张俊英牺牲了,几天后严崎华也昏迷不醒,测不出脉搏和心率了,被送进停尸房,晚上值班员给火堆添柴时,听到严崎华发出一声叹息,同志们把她抬回病房,两个月后,她康复,重返部队。

  除了指战员们共同承担的困难外,女兵们还有特殊情况:她们常常一两个月没法洗头,头发板结得像毡帽,梳也梳不开,就互相使劲拉扯,有的干脆把长发剪掉留短发。

  女兵还有更特殊的困难:生理期时,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常常被磨破,走起路来很困难。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一段时间后,临行时发的草纸用完了,就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剪开使用。蚊帐用完后,就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被子越来越薄,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有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他们也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给扯了,背着被套行军,让女兵们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干脆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过河时,河面上漂着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有个十来岁的文工团男兵,看见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吃惊地大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他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裤脚上正在滴血,忍不住又大喊起来,遭到女兵们一阵嗔怪和白眼。

  行军时经常一天过好几条冰河。有一次,一天竟然过了二十四道冰河!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全凭自己的体温自然晾干,而正在生理期的女兵更要忍受极大的痛苦。

  部队能给女兵们的特殊照顾,是首长尽量让出自己的坐骑给女兵骑上,男兵们则在过冰河时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首长和男兵们这样做,自己也不轻松,必须咬牙坚持。但有些女兵却“不领情”,坚持要自己涉水过冰河,她们三五人一排,手挽着手,涉过齐腰深且冰凉透骨的河流,她们为“没有输给男同志”而自豪。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七十年前的进军西藏,正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当年那些指战员们的奉献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强盛。他们解放西藏的伟业,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