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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在当下，只要“我想去延安”，中国就有希望
1. 曾被殖民统治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中的三角苦恋多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已经升起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最终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误导观众：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
2. 大音希声，最高级别的修饰词当慎用，不然就会走向反面。“文革”中人们多用“最”字以示极端重要；后来包括“林副统帅”这样的人又自造出“最最”这样的修饰语来表达感情，终成为笑话。当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让人“震撼”，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再造出“震撼的震撼”这样的语词——那人真只能无语了。
3.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优美，但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化方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像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像功成名就后回乡的知青在“忆苦思甜”，缺乏那种对劳动人民生死依存的感情。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再看1956年3月贺敬之写的《回延安》：
（1）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进亲人怀……
（2）……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3）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4）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5）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浪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4．演员的脸——与学者的字一样——是有政治的。借脸打脸，借名演员的脸弱化和丑化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西方宣传战的重要手法。
5．20世纪40年代末，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订用于对付苏联的代号为“Dropshot”即所谓的“滴水穿石”心理战计划，提出“广泛进行心理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媒体广泛援引艾伦•杜勒斯为对抗“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情报机关所作的指示：
战争必将结束，一切好歹会得到安排解决，那时我们将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物质援助去愚弄和欺骗。
人类的大脑，人们的意识具有改变能力。我们可以在那里作乱，我们还将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偷换成赝品，还要让他们相信这些赝品的真实性。怎么做？我们一定能在俄罗斯国内找到自己的同谋，找到自己的同盟者。最不驯服的民族的死亡，这一民族自我意识终极消亡的悲剧将一件接一件地大规模上演。
比如，我们将从文学及艺术中渐渐根除他们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放弃创作，打消他们从事艺术的兴趣及发自民众内心深处的对研究创作的兴致。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描绘为最为低劣的人类情感。我们将全力支持并抬举那些我们所谓的艺术家，这些人将会挺身而出向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强权、暴力、背叛，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灌输所有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将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制造混乱。
我们将悄无声息地，但积极稳妥地促使官员、受贿者毫无原则地肆意妄为；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将被宣传为美德；忠诚和正直将受到讥讽和嘲笑而变成过去的残余，没有人再需要它们。愚蠢无知与蛮横无理、谎言与欺骗、醉酒与吸毒，彼此之间的本能恐惧、厚颜无耻、变节背叛、民族主义和民族敌对，首先是民族敌对和对俄罗斯民族的痛恨——所有这些我们都将巧妙地、悄无声息地培养推行，所有这些必将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只有一小部分人，很少的一部分人会产生怀疑甚或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会将这种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之受到嘲弄。我们定能找到诽谤他们，将他们宣布为社会拉圾的办法。我们将清除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根源，将精神德行之根本庸俗化，并消灭它。我们将会如此动摇一代又一代人，根除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狂热崇拜。我们将从童年、青年时期着手对付他们，而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分化他们，腐蚀他们、败坏他们。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厚颜无耻之徒，俗不可耐之人，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
6．打倒被压迫者的反抗英雄是西方人推行殖民文化的关键。俄国学者注意到西方人就是用这种宣传手段击垮苏联的。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以苏联为例揭露说：
败坏并从精神上铲除斯大林、朱可夫、列宁、彼得大帝、苏沃罗夫和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就是要铲除俄罗斯精神世界的支柱，压制抵抗能力。
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80年代，在第五纵队文人笔下，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几乎全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诽谤和侮辱。
对更加久远的俄国历史的评价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伊凡雷帝。被颂扬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样的低能儿。按照80年代末当时的高论，整个俄罗斯历史简直是微不足道。俄罗斯民族素性低劣的思想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灌输到了思想中。 与清朝统治者只接受明毅宗朱由检（崇祯）而不提明成祖朱棣（永乐），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人接受东方“英雄”的底线只能是像俄国那个低能的彼得三世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印度则是甘地那样“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英国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
毛泽东不同意甘地道路，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话是对中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7．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史学时曾尖锐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恩格斯这句话对于后人理解包括汤因比历史学在内的英国的学术，是有益的。
关于宗教的历史，恩格斯又补充说：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
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恩格斯的意思是说，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古代宗教文献，它并不全是伪造的作品，但在其诞生之初，它仍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8.“发展”的本质是有针对性地扬弃和批判，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没有积极思想斗争的“民族文化大繁荣”的范本，就是宋朝文化。
9．梅兰芳在日寇占领时期反而有李小龙龙飞九天的气势，而李小龙之后香港武术界，却产生了向武旦角色靠拢的偏好。在英国殖民者面前，一些香港武者在影片中主动降格为阴沟里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环保人士。
10．用放大青春痘病理的方法否定青春，是目前一些“伤痕文学”的惯用套路。1949年以来，中国的问题是“青春痘”问题，西方的问题是“癌变”问题，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混淆甚至有意颠倒，是隐藏在这类作品中的黑线，其心不良。
11.文化人，有话语权。可说话写字要实事求是。轻率跟风，老了再看自己那改不了的“白纸黑字”，轻则不好意思，重则就要悔罪了。
12. 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
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
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偌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
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
13. 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在两个人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14. 我们的军队文艺工作者不是普通的演员，而是有特定政治使命担当的战士。没有理想的演员也许会变成身披万国旗的小丑，但演员一旦穿上军装，他们就必须是战士。
战士是要有理想的，要是仅作为一种职业就不需要理想，它就是个赚钱的饭碗，给钱就行了。如果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就失败了，在战场上官兵就散了，就不会有黄继光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枪眼，他要是没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信仰，仅靠市场利益，他为什么要用身体堵枪眼？
现在有人用世俗化的方式肢解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说什么黄继光也不是说的那样，雷锋也戴过表，谈过恋爱，邱少云不一定能经受住高温火烧等，这有意思吗？当黄继光堵枪眼那一刹那，他就定格了，他就是英雄。这就叫盖棺定论。
我们在宣传上就是要塑造、歌颂这些英雄，我们的战士需要的就是这些英雄。当英雄成为公众取笑或嘲弄、恶搞而笑星和“超女”成为公众狂热追捧的对象时，这个国家被人宰割的危险也就将悄然而至。没有英雄的国家是要散架的。美国现在都包围过来了，如果我们战士还以“职业”的心态打仗，那就保卫不了我们的国家了。
15. 目前文艺创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有些文艺创作缺乏生活经验，脱离生活实际。这是今天文艺作品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比如现在泛滥的抗战剧，多是美女抗战，荒郊野外和深山老林的游击队多是美女领导，这不符合实际。有位经历抗战的老同志跟我讲，现在抗战剧里共产党游击队吃白馒头，动辄要求请客，这根本不符合实际。那个时候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游击队找到点粮食极不容易，哪还有请客吃饭的事呢？还有的临死前还要问爱不爱，这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作家的小资情调而不是从生死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兵经验。爱情在那个时候是放在第二位的，生死存亡是第一位的。
16.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要看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愧的大师。 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
17. 今天有人改编“红色经典”，将其中的红色偷换为粉红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去红”的结果不仅是让我们的后代不知不觉地忘记或误记我们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诱使我们的后代背叛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都是最要命的。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如果联系目前社会上一些教科书中虚无主义内容、否定和虚化甚至丑化中国革命英雄的内容，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文艺暗流予以高度警惕。
18. 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在特定，比如人接受知识的初期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地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
19. 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
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
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
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手法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
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和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和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20. 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应最大可能地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
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危害就不言而喻了。
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21. 读谢•卡拉-穆尔扎（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
（1）重复，是宣传战中的有效手段。重复产生习惯，习惯产生本能。决定民众接受事物态度的并不主要是理性思考而主要是现成概念，不断重复某一概念会造成民众对其无意识的默认，并由此形成适应概念要求的习惯和本能。本能一旦形成，除非出现重大灾变的警醒，理性则对其产生的行动无能为力。
（2）这种广泛用于宣传战的手段，既可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鉴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的历史条件，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小册子中同意卡•考茨基将“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灌输的关键是将核心概念绕过受众的意识直接植入下意识并用重复的方式使之强行转化为行为偏好。
（3）重复灌输手段的使用是有其辩证极限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可变为“真理”，但真理如果说上一千遍，也会被人误认为是“谎言”。因此，遏制“重复”手段有效性的方式是重复本身，即将对手“重复”的内容推向极端——比如“文革”中那无限量重复的“万岁”“万万岁”——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心理后果。
22.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文章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这话反过来说也可理解为：当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笔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时，那军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场。
23. 国家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安全的依托。历史上已有很多语言都被埋在地下，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语言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音素、音节等“纯学术”的细节上而不关心这种语言的命运及其相关政治因素，那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真义。据信原本是中华先民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今天已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今天的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在未来也使中国语言成了一种“古老的传说”，那至少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失败无比的研究。
24. 语言的张力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某种语言能否成为战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斯大林总结说，在阶级压迫的历史条件没有消失之前：“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亚之前，中华文明及其主体语言即汉语是这一地区强势语言即斯大林所说的“胜利的语言”，这也就是中华帝国的战略语言。
25 语词变迁史表明，有较强张力的语言多是征服者的语言。当代最强势的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说英语的人如能带两句法语就会给人一种很有身份有教养的印象，这是因为法国人征服过英国；俄国虽没有被法国征服过，但由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强势，曾使得“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法语中有许多拉丁语词汇，说法语的人拽上两句拉丁语是有学问、有身份的象征，那是由于罗马人征服过法国。拉丁语对法国文化人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直到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才颁布《维莱-科特雷敕令》，要求往后所有官方文件都必须“以法语为母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尤其是不能用拉丁语”书写。民族的征服，在许多情况下也是语言的征服。
26.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出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概念，2007年，国家语委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命题，这些不仅是中国语言学界，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
27.苏联解体后，西方将弱化或分化的目标转向中国，据说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跑到我们的新疆、西藏等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出钱“资助”中国的一些学者为其做“语言学”或“民族学”研究，让我们自己的学者说那里原来有多少处于不同语系中的“民族”，并由此得出西方人想要的并符合他们战略目标的结论。这种“随风潜入夜”式的“学术研究”的后果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中国的政治统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由西方导演的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
28. 美国民族成分复杂程度不亚于印度，他们赞美印度是“语言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
29.国家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而民族的命运就是语言的命运。
30. 与“美利坚合众国”概念的重点在“合众”（united）而非“众国”（states）的道理一样，事实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概念的重点也不在于“民族”而在于“区域”，它主要是因“区域”差别而非“民族”差异产生的区域行政而非政治的概念。现代国家理论表明，主权国家建成后，民族的多样性只存在于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民族差异已归属于地理经济学中的地区差异范畴；在政治学范畴内，公民的原则代替了民族的原则，多样性的民族身份转化为无差异的公民身份；与此相应，在多样性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间的交流，更多地为无差异的公民共同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所取代。
31. 在国家主权形态下的族群语言是从属于而非对等于国家通用语言的，这在民族国家历史较长的西方国家中已成为语言通则。在中国塑造其地位高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决不意味着要消灭包括汉语在内的族群语言；恰恰相反，我们不仅要研究，而且要在保证中国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在中国民间大力保护各地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多样性。但是，诚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今天我们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升中国语的主体性，保留和丰富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它们和中国语的关系是多样性和统一性，在统一性中展示多样性，在多样性中体现统一性的关系。“汉语”与“藏语”“维语”等在国家语言政策中都属于具有平等地位并从属于“国家通用语言”的族群语言，而中国语则是全体公民有义务采用的无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32. 法理上讲，多民族国家联合组建起统一主权的共和国家后，“民族”的内涵就由政治范畴转入文化范畴，民族身份就转为国家公民身份。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统一的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自决权已让位于国家主权，这时，公民效忠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民族。与此相应的变化是，这时“民族分裂”已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在这时已不是一个法权或说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
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种角色转换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不触及法律；但如果你说自己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及政治原则和触犯法律了。同理，这时的“民族自治”，也成了一个用于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
在“公民国家”语境中，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民族宗教的权利和义务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权利；当民族选择权（而非“民族自决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矛盾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与此相应，国内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在民族和地区中的主体地位就应自觉地让位于国家主体语言——这在中国就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国家通用语言即“中国语”或“国语”。
33. 在国家语言层面，将国语语境中的“汉语”与语族语境中的“汉语”分离开来，在保留语族语境中的“汉语”概念前提下，将目前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汉语”的概念，进一步推进并提升为“中国语”的概念，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在国家中的地位高于包括汉语在内的族群语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对于推进中国语言战略意义重大。
34. 国语的使用有助于国家认同。目前在台海两岸，同是中国语言，可台湾的“国语”与大陆的“汉语”在理论上并不对接，这也不利于推进两岸的主权认同。在中国境内，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使用有利于地域族群认同，而不利于国家认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推广过“国语”和“国文”，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广国家通用“普通话”和“语文”，这些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提升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实践。但是，比较而言，与“国语”“国文”“普通话”“语文”，甚至有人提出的“华语”等概念比较，“中国语（Chinese）”的概念具有更鲜明的国家认同和更明确的主权归属认同的内涵。主权归属认同是国家问题的实质，也是当代华人世界的政治认同的基本前提。因此，用“中国话”的概念替代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普通话”的概念，在保留族群语境中的“汉语”概念的同时，将“汉语”概念中具有“国语”语境的部分进一步提升为明确的“中国语”的概念，这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中国统一大业的顺利完成，是有益的。
35.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广基于汉语的“普通话”，这对于弱化汉语的族群性，强化其公民的通用性，使中国各民族从自在的族群认同过渡到自觉的国家认同，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事实上完成了中国境内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向“新的语言”即公民通用语言的过渡。
尽管如此，“普通话”在理论上还是欠缺国家主权认同的意识，其使用的结果往往成了族群意义上的“汉语”概念的同义反复。比如目前我们在对外需要强调语言的主权认同时，我们常用“对外汉语教学”，这实则是中国“普通话教学”的同义表述，但这样的结果无形中突出了族群认同，淡化了国家认同。这既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治中各民族间通过对无差别的公民身份认同实现国家认同的一般原则，也不利于而且还会延缓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的国家统一任务的完成。
比如，有“汉语”，就得有“藏语”“维语”等不胜枚举的族群语言与之平行，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尊重各民族传统”，若深入分析，这种通过民族认同实现国家认同的做法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在统一的国家中，不统一的民族自决权让位于统一的国家主权、不统一的民族身份让位于统一的公民身份、不统一的民族认同让位于统一的国家认同，不统一的地区和族群语言让位于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试想，如果美国也要如此“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那光一个地名就不是“双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但美国的主流媒体统一使用的“官方语言”只是英语，英语就是他们的“普通话”，就是他们的国家战略语言。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说得明明白白：“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这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熔炉把我们的人民变成美国人，变成具有美国国民性的美国人，而不是成为在讲多种语言的寄宿处的居民。”
36.将具有语言认同积极作用的“普通话”的概念进一步向国家主权认同方向推进，将“普通话”概念提升为突出国家认同的“中国语”的概念，使“中国语”成为在国内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台海两岸有利于双方语言理论对接并由此推进国家主权认同，在国际上有利于祖国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维护中国的语言主权。
37.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为“中国语”概念提出作好了法律准备。该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里已将“普通话”归入“国语”即“国家通用语言”，将“汉字”进行规范性改造后使之成为“国家通用文字”即“国文”。它包括“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两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明确要求“国家推广普通话”，并将“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列入受国家保护的公民权利，要求“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第三条、第四条）。“公民”概念就是中国境内高于所有族群身份的统一身份，与此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只能是“中国语”。
38.“中国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汉语，只是中国语中的大方言。方言不是国家语言，它只不过是国家语言形成的必要元素。
英语中将中国百姓用“汉语”要想表达“中国语”的意思，更多地表述为“Chinese”。Chinese，英文的基本解释是“基于北京话的标准中国语”：
Chinese，the standard language of the Chinese,based on Peking speech.
而比较接近语族意义的“汉语”一词，英文则用“Mandarin”，该词英文的基本解释是“官方或大多数中国人说的主要方言”：
The official or main dialect of Chinese， spoken in about nine tenths of mainland China and comprising a standard northern, a southwestern, and southern variety.
既然国际上为我们准备好了只等我们利用而不需费力改造的现成语境，那我们就应当考虑与这种国际语境“接轨”：在对内对外主流电视报纸杂志中逐渐用“中国语（Chinese）”代替“普通话”的概念，以此对内将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提升为高于族群认同的主流意识，对外使国际社会对中国语言的理解减少不必要的歧义，使“中国语”成为用于提升公民国家认同和中国国际形象并因此被尊定为一的为全体公民通用的战略性语言。
39. 1965年7月16日，毛泽东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
40.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41. 国画水墨，至简至美。
42. 毛泽东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比如王羲之的行笔，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毛泽东还说，字是有个性的，你可以从它的笔法，从它的一撇一捺来判断这是谁的手笔。可以说，个人的笔迹和字体就代表他本人，代表他的性格。
43.单纯追求网站高点击率的结果一定是先点倒自己。
44.心理伤疤，是人因心灵脆弱受到冲创的记录，更是人战胜脆弱和克服困难的刻痕。心理没有伤疤的人是没有的，如有，那这人如果不是神也一定是天使，反正不属于这个社会。但总揭心理伤疤，更会使人无片刻安宁。一般而言，越是敏感的人，心理伤疤就会越多；同理，这样的人成功的概率也会越大，其前提是不能将敏感变为脆弱。治愈心理创伤的方法是用不断的实践成功让它“结痂”“钙化”和平复。
45.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懂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
46.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47.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时好时坏的学生。
48.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49.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
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50.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无不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