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吴国,有一个人把猿猴关在笼子里当宠物养着,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某日,他突然良心发现,遂生恻隐之心,感觉猿猴在笼子里实在憋屈,不如把它放归自然,让它任凭自己的“天性”去生活。所以,就打开笼门把猿猴放走了。可事与愿违,“信宿而辄归”,过了两晚上那猿猴竟然又跑回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心里琢磨“未远乎”,是不是因为放走的距离太近啊?于是,他便抬着笼子,把猿猴放归到很远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可怜的猿猴,因为长期过惯了笼子里食来张口的生活,在山野自然生存的“天性”已经完全丧失,根本无法在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自然地去寻觅能维系生存的食物了。不久,便“鸣而死”,哀号着饿死了。
这是明代帝王之师刘伯温著《郁离子·虞孚》中的一段“猿久笼,忘其习”的故事。说的是,社会环境可以极大的影响生物的习性,从而使生物的习性“封藏”起来,乃至达到丧失的程度。“其习”者,即是先天具有或后天养成的“思想”或行为的“惯性”。此“性”一旦形成“惯”,也就“入骨”了。人兽一理,概莫能外。
众所周知,在大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大自然赋予其“天性”的,尤其是有生命的东西,其天性表现更是明显。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天性)难移。但由于环境的束缚,天性虽难移,因时久也会被“封藏”的,这个能够封藏生命天性的能力,非“万物之灵”的人莫属。因为人在有生命的物种之中,其“灵”能统领、御使、主宰万物,包括人类本身。人类封藏生物天性的能力,首先是强制性改变生物的生存环境,文中所说的猿猴,就是被人类“封藏”的牺牲品。天性一旦封藏,这个生命的物体,就会成了有“主子”的“奴仆”或曰“附属物”,被封藏天性的生命,就难以独立生存,会完全依赖于主子。
而“主子”,却又以慈善的施舍者面目,似完全“忘记”了是自己制造了“笼猿”的悲惨结局。就如打断了别人的腿,再“关心”地送去拐杖,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他送去的拐,人家就没法走路。对这样的主子猿猴是分不清他的善恶的,就如对“笼猿”的关、放一样。但人是有分辨能力的,必须要想明白看清楚,是谁制造了笼子并封锁了猿猴。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务要怒其不争——作为人。
在现实生活中,这段“笼猿之死”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团伙,一直觊觎着殖民我巍巍中华,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各种卑劣的手法,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们渗透、培植在我国的奴才势力——那些晕晕乎乎,首先做了“笼猿”而不觉的高贵们,甘愿受美西方“滋润”“调理”、整天折腾在权和利的“安乐窝”里,唱着听着“后庭花”享受养尊处优的“甜美”,并极力制作着“笼猿”环境去让人们“习惯”于“美帝团伙”的摆布——
想一想:习惯于官僚,还会爱民吗?习惯于形式,还会接地吗?习惯于剥削,还会劳动吗?习惯于敛钱,还会亲人吗?习惯于奢侈,还会节俭吗?习惯于打工,还会种地吗?习惯于经商,还会做工吗?习惯于说谎,还会诚实吗?习惯于造假,还会做真吗?习惯于戒他,还会友邻吗?习惯于丑陋,还会善美吗?习惯于作秀,还会淳朴吗?习惯于忍受,还会奋起吗?习惯于剽窃,还会创造吗?习惯于虚无,还会归真吗?习惯于依赖,还会主动吗?习惯于自我,还会利他吗?习惯于媚外,还会爱国吗?习惯于外语,还会国文吗?习惯于卖祖,还会持家吗?习惯于敲键,还会写字吗?习惯于手机,还会读书吗?习惯于责人,还会过己吗?习惯于麻木,还会正义吗?习惯于无耻,还会要脸吗?习惯于享乐,还能打仗吗?习惯于宠物,还会敬人吗?习惯于天宫,还会下凡吗?习惯于特权,还会公平吗?习惯于跪舔,还会挺立吗?习惯于眼前,还会念初吗?……
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了,就会像铁索链(桎梏)一样把人牢牢地给束缚住,动弹不得,只有老老实实地作“笼猿”。最可怕的是,有的糊涂虫已经养成做洋奴的习惯,他会整天处于怕被主子甩掉的忧虑惶惶之中……就像笼猿一样,被放归后还要跑回来过笼中生活,真让它回归大自然的时候,却因不知如何生存而饿死了。试想,这样的洋奴为了表示甘心的“笼猿”生活,会不会不顾一切去讨巧主子帮着主子“加固”笼子呢……
但作为人,尤其是社会底层没有权势,但有思想、会劳动、耐吃苦、懂道理、辨是非、具力量、能创造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能创造人类历史文明的巨大群体。这个群体是能明辨善恶正邪的,这个群体要迸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决不会像洋奴一样视“笼猿”为自己的生存样板。他们的“天性”是笼子封锁不住的,他们会打碎笼子,用自己的“天性”去战胜“美帝团伙”和“洋奴”欲殖民华夏的罪恶意图。
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朱树松·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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