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中的劳动观：劳动者不是“打工人”

　　最近，淄博这个名鲜见经传的小城市借助烧烤“火出了圈”，公平、热心、人情味，“士农工商”都争着做好自己本该做好的工作，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建国初期那种人人奋斗的热火氛围。

　　这把火可不是攀“流量经济”的高枝，也不是靠整几个“洋玩意儿”来吹嘘“新一线”城市，更不是把劳动者当成消耗品、打工人，而是让每位市民都成为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以劳动定义价值，以劳动创造幸福，以劳动获得城市吸引力。

　　一切的社会价值，都必须由劳动者来定义，这不就是毛主席心目中劳动的样子吗?《毛选》和《毛泽东文集》所讲的劳动本职与精神、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劳动制度与教育，不就是主席重塑的中华民族劳动观吗?

　　必须亲身参与劳动。

　　毛主席最初对劳动的认知，源于少年时期被父亲强迫着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算账对账，这让他感到厌恶，更加激发出到外地求学的想法。等真正走出农村到外地读书、游学、做社会调查，他对农业劳动和农村现实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理解农民的辛劳与困难，与农民成为朋友，为劳动者做主人而奋斗的种子开始萌芽。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毛主席认为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那些捧臭脚的帮闲文人蔑视劳动、轻视劳动者是不对的。

　　在家乡韶山宣传革命运动时，韶山遭遇大旱，不但农作物缺水，人畜饮水都成问题，他就沉到田间，帮农民找水、运水，和他们一起劳动，组织他们一起渡过难关。在井冈山时期，他带领红军战士学习打草鞋，以解决没鞋穿的问题;率领挑粮队到老远挑粮，解决吃饭问题。在才溪乡调查时，他帮助妇女们在番薯地里锄草，与老农民在田里割禾打谷，帮助孤寡老大娘劈柴。

　　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20年，他在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时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奴隶的东西。”

　　他较早地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教育片面强调智育，培养出来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至于严重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不同，他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注重农民运动;不光是作为领路人，还要作为工农的一分子亲自参加劳动，将教育群众与参与群众生产相结合。

　　他主张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勤工俭学，老师也参加劳动。一系列政策，提升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推进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建立新型劳动制度与组织。

　　1938年，在国民党封锁和自然灾害的“加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运动，要求“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穿。”这个要求后来被总结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借此进一步道出中国历史上官民矛盾、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矛盾的根源：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他要打破这个怪现象，让机关、部队、学校抽出时间，因地因时制宜，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从而改变劳动观念，保障物质供应。他自己就在杨家岭开辟了一块菜地，还把儿子岸英送到吴家枣园参加劳动锻炼。

　　他在参与农业劳动过程中发现，农民靠天吃饭，农业最大的问题在于抗风险能力低，解决之道在于把分散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化生产。于是，原来分散的群众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成 互助组和合作社 ，提升了生产效率，发展了合作经济，创造出历史上从未有的奇迹。

　　毛主席的劳动观，建立在他对劳动者占有劳动产品、按劳分配的劳动本质的深刻理解，对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实现个人价值的劳动职能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改变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顶层制度设计，并在实践中，依靠政治思想工作、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提升劳动效率。

　　这样的劳动观确保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和生命健康权，把劳动和人融为一体，让劳动成为人的本质。而不是造成一批劳动与人分离的“打工人”，在忍受劳动异化的同时，还得感恩“996”等“福报”!

　　(文/煤油灯儿，来源：煤油灯儿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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