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财产应该成为官员的法定义务

——就“财产公开就是侵犯官员隐私权”向胡大主编请教一二

　　这个周末(昨天，8月8日，周六)，《环球时报》主编老胡同志在一个大博物馆里一边享受着凉气，一边很惬意地写下了一篇帖子《“很多官员的孩子都在美国生活”，这个谣言是如何传开的?》。拜读之后，对胡大主编的有些观点很不敢苟同，特此请教一二。

　　观点之一：“很多官员的孩子都在美国生活是谣言”，这个普通老百姓和胡主编都没有调查，也就都没有发言权。胡大主编以自己身边熟悉的人例证，恐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有一个数据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疫情期间，旅居英国有强烈回国意愿的低龄留学生达15000人，旅居美国的小留学生30000多人，胡大主编可否解释一下这些小留学生有多少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吗?更不用说向“恨国女”那样月零花钱5万美元的“大留学生”有多少了?能让中国政府在抗疫最艰难时期包机接回来的，其父母的身份恐怕非富即贵吧，恐怕一般老百姓连那单趟18万元的机票钱都掏不起吧。

　　观点之二：“今天有哪个党员干部故意隐瞒财产太难做到了。”民间曾戏言“不查都是孔凡森，一查都是王宝森”。不知道胡大主编可否知道从十八大至2019年8月15日，已经查处的受贿贪污金额过亿的“大老虎”就达21人，这还不包括最近查处的涉嫌贪腐7.17亿元的赵正勇等人。他们也是按中组部的要求年年向各级组织申报个人财产的，而且从组织程序上也应当是通过了所谓的10%抽检的。做为“体制内人士”，胡主编对此如何解释。

　　观点之三：“要求官员向公众公开财产是故意煽动民粹情绪，试图搞乱舆论。”持胡大主编类似观点的“体制内人士”不是少数。据说在好几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上，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但我们就是坚定地“不与国际接轨”。广州的一位叶姓人大代表曾说：“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还有一位副省长曾说：“让官员公开财产，为什么不先公开老百姓的财产?”

　　笔者就这个观点想和胡大主编等一干“体制内人士” 重点探讨一下。

　　一是让普通老百姓先公开财产是丝毫没有道理的。因为寻常老百姓手中不掌握公共权力，没有受托去管理公共事务。手中没有公共权力，不管理公共事务，就不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所以普通老百姓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财产，公布了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尤其是对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低收入群体而言。但官员就不同了，尤其是一些掌握人、财、物等大权的一定级别的官员就不同了，如果个人意志不坚定、党性不强、经不住诱惑，很容易出现被“围猎”的现象。虽然党内有许多纪律条例约束，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经常出现“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的现象。不止一位落马厅官曾经说过“官当到了我这个级别，制度对我而言就象牛栏关猫”和“到了我们这一级，就没有人敢监督了”的“狱中感言”这些话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透露了一个社会现象，现行体制内的监督虽然“篱笆”和“笼子”很多，网也越来越多，越织越密，但百密还有一疏，否则，苏荣、白恩培、赵正勇之流的大员是如何突破层层大网狂贪巨腐的。所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是对现行国家监督和监察机制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而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天眼”职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员财产公开法制化。

　　二是胡大主编等“体制内人士”还认为个人财产既然已经向组织申报了，就没有必要再向社会公众公开了;另外一个挡箭牌就是法律没有规定;还有一个托辞就是“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也应当受到保护。”不错，我国现行法律的确没有类似规定;官员也是人，当然有自己的隐私权，理所当然地受法律保护。但别忘了中组部印发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胡大主编等“体制内人士”为什么不以侵犯个人隐私权为由拒绝报告呢?!理论上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况且国外早已经成熟施行多年了，官员财产公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法律不会也不应当长时间逆人心和世界大趋势吧。向组织申报而不向公众公开，否则就是老百姓的奴隶，这是严重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的极端错误言行。难道官员按组织自律要求公开了自己的合法财产，就会变成老百姓的奴隶?对公众公开社会风气就会越不利于公平公正?此理念不仅是无稽之谈且有强奸民意之嫌;让人时刻感到有一股股深深地威胁寒意在刻意告诫普通老百姓：不许老盯着某些官员大肆贪污腐败不放，因纪检部门本身已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暗示隐私包括某些官员自己都说不清来源的巨额非法财产，否则就是“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但胡大主编等“体制内人士”似乎都忘了一个基本常识，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官员权力全是人民给予的，不仅要在人民信任下行使公信权;并应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所以虽然全国人大目前为此尚未专门立法，但作为先进执政党的一份子，这法实际早在人民公仆脑子里，可惜被某些腐败分子逐渐淡薄导致失控;许多案例证明，正因为无有效监督，腐败问题如同裁判员还受运动员领导一样，不仅无法公正执法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人竟如此调侃：“当官不为钱，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捞钱，不如回家卖米线!”也正是这种利用职权牟取财产被称谓个人隐私的法律盲点潜规则，使纪检部门有时也很无奈。不错，官员是人，但首先要是个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的人!公开财产是甄别官员清廉与否的重要手段之一，目的是保护公仆暴露贪官，形成让贪腐分子胆颤心惊，让人民真正信赖的社会高压态势!反过来人民群众也想问问这些贪腐官员：“人民的公仆贪污腐败奉行的是什么主义，有法可依吗?!”

　　三是官员财产公开，有利于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三不”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预防和惩戒作用，有利于人民群众监督各级政府科学规范用权，有利于减少和杜绝权力滥用，有利于保护好国库的钱，不被贪官滥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保护纳税人自己的财产。如果政府滥用了纳税人的财产，他很可能会拿纳税人的财产开刀，造更多的钱引起通货膨胀，征更多的税，贪更多的钱，最终倒霉的还是国家和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而且官员财产公开也有利于保护官员自身的财产权。官员们的私有财产，只要合法的，就会受到保护。

　　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曾亲笔写下：“做官即不许发财”警诫部属。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曾说过“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2015年年初，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提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可见，“为官”与“发财”如同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这是前人早已阐明的常识。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虽然按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官员财产公开是义务不是强求，但希望全国人大还是要加快公开官员财产立法步伐,以示党和国家对人人皆恶的腐败惩冶之决心!如能做到，我们党就一定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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