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对延安城的轰炸

作者: 邵建忠 日期: 2022-10-20 09:09:3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为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全面进攻,对中国人民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始终信心不足。但在全民族抗战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压力之下,他也不得不作出要抗战的姿态。但他在一方面号召全民抗战的同时,一方面却对由国际联盟出面制裁,或由第三国调停制止日军的进攻抱以幻想。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对其攘外安内的国策了如指掌,它们在看清了蒋介石的两面性之后,便对其施行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在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以武力压、逼中国就范,另一方面又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中进行斡旋和调停,企图达到不须再战就能使中国投降之目的。

      由于日本内阁会议提出的四项新的媾和条件极其苛刻,使得中国一方根本无法接受,蒋介石不得不顺从民意拒绝陶德曼带有劝降之意的“调停”,不得不担负起国人要求他与全国军民一起共同抗战的责任。日本帝国主义在遭到了中国“调停”的失败和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幻想破灭之后,便孤注一掷倾其全部兵力,全面升级了对华战争,它在不断加大对中国地面目标进行进攻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大、中城市及重点目标的轰炸,尤其是对担负着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战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及共产党首府延安的轰炸。妄图以此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和意志,迫使中国人民屈服。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图谋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中国军民,唯有抗战到底,已别无他路。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立即进行了改编,8月25日,红军改变为八路军,组成三个师后便迅疾开赴了山西抗日前线,9月28日,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变为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八路军除积极协助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之外,还不适时机地主动出击伏击日军。初到山西,八路军115师就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举歼灭敌人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击毁汽车十几辆,歼灭日军近百人。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毙敌百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彰显了八路军抗敌到底的决心,一扫在中国上空弥漫着的亡国论的阴霾。

      日本帝国主义在遭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之后,便开始了大范围的空袭行动。1938年2月18日,日军首次对重庆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开了有计划、有预谋对一个不设防城市,和无辜平民进行长期的、大规模轰炸的先河,之后又对共产党总部延安进行了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止,日军轰炸时间长达5年半之久,造成了中国无法估量的人员、财产损失。

      1938年10月,日军在相继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相对不足,特别是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泥潭,受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严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之后,便把主力转向了敌后战场。从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便成为了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从此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便开始了对共产党总部延安的轰炸。

      1938年11月20日,日军以7架飞机的梯次队形,第一次出现在了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的上空。日军先以一架侦察机在前面侦察导向,在找到目标之后,随之由后面跟进的两排轰炸机,实施对延安城的轰炸。日军在投下大量炸弹的同时,又用机枪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由于延安是第一次遭受日军的轰炸,加之守城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当时没有防空武器,因而无法抵御敌机的轰炸。而城内军民也由于缺乏防空意识,遇到飞机不知如何躲避,只得到处乱跑和躲藏,因而造成了很大的人员物资的损失。日军对延安的轰炸,也使得党中央始料未及。鉴于严峻紧迫的形势,考虑到日军极有可能还会对延安再次进行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不能继续在原地方办公的实际,中央随之作出了让所有机关单位立即搬家的决定。就在敌机轰炸之后的当天夜里,中央机关各部门就由凤凰山麓迁到了城北五华里之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及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也全部搬进了杨家岭。城内的其他单位、学校及市民等也相继向城郊其他山沟进行了紧急疏散。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军又以同样架次的飞机再次对延安城进行了轰炸。这次轰炸,幸亏由于人员物资的连夜疏散,才使得第二次轰炸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杨家岭山高沟深,地形险要,比较隐蔽,中央各机关搬到此地后相对有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即使之后日军又对延安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轰炸,但也基本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时,中央机关才从此撤离。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造成了很大的人员及物资损失。中共中央及时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国民政府。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财政紧张,有限的财力仅能用于恢复轰炸后创伤的“医治”,而对死难同胞家属则难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于是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便紧急请求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给予死难者家属以救助。电文是:“行政院孔院长钧鉴:延安于本月号(20日)马(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边区人员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祁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职林祖涵有叩(即25日)。”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也对日军的轰炸情况实地进行了了解和调查,并给了死难者同胞家属一定的抚恤救助。

      继前两次轰炸之后,1938年12月12日,日军又开始了对延安城的第三次轰炸。到1939年3月止,日军共出动飞机68架次,投弹200多枚,对延安城进行了八次轰炸;9月8日,日军加大了轰炸的力度,又以46架次,投弹200枚,对延安进行了第11次轰炸;10月5日,更是达到了顶峰,分两次进行:先以36架后以35架,共71架次的密集飞行,投弹225枚,实施了第12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轰炸。此次轰炸之后,日军以为对没有设防的延安城的轰炸已达到了使之夷为平地的目的,随之便暂停了对延安的轰炸。直到1940年4月2日,日军才又以12架次,投弹52枚对延安城进行了最后一次轰炸。

日军妄图通过对延安的轰炸,达到打击我八路军抗日的信心,使得在敌后抗日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回防延安,以减轻它在军事上的压力之目的。恰好相反,日军的残暴不仅没能扼阻住八路军进攻的势头,反而更促使了八路军对日军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1940年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调集105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军飞机再也不敢、也无力再轻易从山西起飞去轰炸延安。日军清楚轰炸延安的结果,如若继续轰炸下去不仅完全是徒劳的,更不会达到任何的目的,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因此便停止了对延安的轰炸。

      从1938年11月20日始,至1940年4月2日止,日军对中共首府延安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轰炸,对延安城共轰炸了13次,出动飞机211架次,投弹830多枚,造成军民死伤达二百多人,使大量的民房及窑洞被毁坏。由于延安毕竟不像重庆那样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因而在遭到日机的轰炸之后,造成的人员物资损失与重庆相比相应也就小了许多。

      1941年底,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于战线拉的过长,加之八路军在敌后力量的不断地增强,使得日军深陷人民战争的泥潭,直到抗战胜利日军的飞机再也没有能力光顾延安的上空。

 

遭日军飞机空袭后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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