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昭通文学及其方向

 　北京距离云南昭通万里之遥，在北京平时所关注的，除了身边的一些新闻故事，而对祖国各地的了解，尽管现在信息传播迅速，但也不能做到对每个地方都有了解，有的市县，如果没有轰动性新闻发生的话，即使如我还算知识面较宽的人，也有很多地方是不曾知道的，了解更是奢谈。昭通，并不陌生，但不了解。直到这次，在昭通的我的一个读者朋友刘绍清先生，给我发来邀请，让我谈谈昭通文学的发展道路，我才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了万里之外的昭通和昭通文学上。借助于网络的发达和收集信息的便利，集中一段时间仔细地了解了一次昭通和昭通文学，收获很大，尤其文学，使我感到惊奇又感动。

　　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交通的咽喉，历史上的大事，如秦朝李冰开凿五尺道，昭通则是五尺道的枢纽，从西汉至唐代，在昭通始设朱提(读音shū shí)县，又以朱提为名的银文化的记载也很多，如《诸葛亮书》：“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元明代，改名乌蒙，清雍正朝改土归流，为昭通府。到了现代，红军长征途中，“乌蒙磅礴走泥丸”即指此地，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实现了“博洛交权”，最终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昭通也由此而载入了新中国的历史。

　　在昭通这片热地上出现“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是与昭通独特的地理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是相联系的。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记载：“(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可见汉晋时昭通人已经儒学勃兴。现代昭通人罗炳辉、曾泽生、龙云、卢汉等为众所知。而作家群的出现，则是当代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昭通人胡性能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昭通文学现象调查》。昭通文学作家群的出现，应该是中国七八十年代文学浪潮后，保留下来的一块还继续涟漪在昭通的一个文学湖泊，而其它区的文学则随潮退而浪消殆尽了。至于为何能在昭通保留下浪潮中的余波，那么应该说这块比较偏远且有文化底蕴的区域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中，昭通师专这样一所酷爱文学的学校，是将昭通涟漪揽进了臂湾之内。在二三十年的发展中，昭通师专出现了非常多的文学社团，诸如早期的野草文学社，还有茂林、拓荒、秋雁、洪湖、星火、家园、南星等十多个文学团体，以及先后创办的《守望者》、《乌蒙诗草》、《山那边》、《星星河》、《红土地》等刊物，这些新涌起的文学波浪，浪生浪，浪叠浪，涌起的是昭通文学现象和作家群的兴起。依照统计，昭通作家中的重要作家都与昭通师专有着紧密的联系，形成的昭通作家群现在与中原作家群、东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并称为四大作家创作群体，显示了昭通作家们创作成就的非凡。

　　作家群的提法可能不算科学，可看作是人们将比较突出有成就的作家作为领军作家，再将聚集在周围的为数不少的作家们集合起来，而相比于其它地区的一种大概的叫法罢了。比如，陕西作家群以贾平凹为代表，东北作家群中有迟子建为代表，还有当代东北文艺风在大江南北的盛行为衬托，中原作家群有二月河为代表。

　　昭通作家群相比于这三个创作群体，地域要小的多，但也有以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为领军作家。领军作家与创作群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夏天敏、雷平阳、张仲全等优秀作家也带动了昭通作家群的形成。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是昭通市委市政府对昭通文学的重视，如果没有政府的重视，仅靠松散型分头写作的作家们将很难快速形成有影响力的作家群。《昭通文学发展道路初探》的出版，在推动地方文学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文学的出现是人类出现文字之后即有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最早的《诗三百首》是西周到春秋时期人民的心声，如在风篇里，有十五国的民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秦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是郑风。文学经历诸子、辞赋、诗词、戏曲、小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大国，涌现的文学大家群星璀璨。在这样一个文学大国里，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始终不占主流，留名的文学作家稀如晨星，而今天昭通文学现象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历史，是需要引起深入探讨的一个现象。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活动已是人们活动的第一目的，钱是第一位的追求。文学到八十年代末期，最后的风光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时戛然而止，随后的文学变成了单纯的文学爱好者把玩的工艺品，文学讲究起了鸳鸯蝴蝶梦所谓纯文学的属性，刻意强调文学要回归文学，多数的作家们如同在雕刻自己的象牙作品里孤独地自我欣赏一般。文学脱离了社会现实，成了只存放作家心灵的一座小小的象牙塔。文学在市场经济里衰落了，作家们跟随市场不得不将作品变成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的商品。文学的心灵被钱玷污，以迎合商业目的，文学衰落到距离衰败一步之遥。

　　文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社会走到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得到了更便捷快速的满足，有网络，有手机，每个人都容易看到永远也看不完的文字，但这些信息文字，不论文学作品还是八卦杂闻，良莠不齐充斥其中。人们阅读更多是为猎奇，不再钟秀于优秀文字，即使出现了优秀文字，在良莠不齐中也随之淹没。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学的浮躁社会，而所谓的文学，不过是一些附庸风雅的人装点门面的小小装饰品罢了。

　　我们真的不再需要文学了吗?不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只要人们还有情感和心灵慰藉，文学就永远不会消失。人除了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之外，因为人有情感，心中有爱有恨有郁闷有喜悦，有需要倾泻的渴望，需要与他人交流，借助了文字，便出现了文学。文学是物质需求之外人的第二重要需求。人在以文字交流的时候，人的心灵便会得到情感的释放和爱恨情仇的凝聚，精神上得到来自他人的温暖和慰藉，人与人在心灵上得到了默契相通，这便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不完全依附于物质生活，千百年之前的文学作品至今也能唤起人们同古人一样的情感起伏，优秀作品也将永世而长存，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的诗篇，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放，是永远不乏忠实读者的。

　　现在活跃在昭通的以一百多位已有成就的作家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根植于昭通大地，贴着大地行走，文字里的情感贴着乌蒙山而起伏蜿蜒，流淌在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之间。昭通各地的文学刊物，聚集着和培养着昭通大地上的一颗颗关注社会和人生的心，如有昭阳区的《乌蒙山》，彝良县的《彝良文学》，镇雄县办《赤水源》，绥江县的《金江潮》，水富县的《金沙江文学》，永善县的《永善文学》，盐津县的《豆沙关》等等，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干部作家，教师作家，据统计，昭通现有文学创作者已达三千人，创作群体可谓壮观，昭通在崇尚着全民写作。昭通随处可见的书店，总不缺的是人气，各种文学刊物摆在了最方便最醒目的地方。昭通是市场经济社会里坚持保留了文学价值和意义的一块圣地，是不为过的。

　　昭通的写作群体，身处于文学的繁荣和经济落后的夹杂之中，是一个好像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守于文学创作，将与艰苦和清贫相伴，经济优越很容易腐化掉精神上的坚守，但历史上的文学的繁荣，从大时期看，如汉唐宋明朝，不仅是文化繁荣期，也是经济繁荣期，而对于个体的文学作者而言，又可以脱身于这个大时期的繁荣，出现“国家不幸诗人幸”的个体创作的繁荣，这一点，也许只能用辩证法来解释。即使在汉唐宋明的繁荣期，在其中某段不安定期，照样遵从了辩证法，出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文学名家。因此可以判断，全国经济的大繁荣，必然会带来全国文化上的繁荣，而昭通不易改变的经济上的落后，在本地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上，也会出现许多文学作者将精神的追求放到了经济的前面，而所谓的“坚守”不过为伪，这样说应该是符合昭通文学现象出现的因由的吧。

　　昭通文学在云南已经占据了三有其一的地位，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学报刊上也有不菲的成就，但就全国的影响力来衡量，昭通文学尚算初显端倪。一是因为昭通作家群中能领军全国的优秀作家还没有出现，二是标杆式的作品还比较少，但也有拍成电影的《好大一对羊》;三是昭通作家和作品的地域特性比较突出，“越是民族就是越是世界的”的规律在一个封闭的国界之内也许并不适用，因此如果昭通作家越是强化作品的地域性，可能将会陷于地域文学的狭窄窠臼之中，难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一个作家群的最终定位，是需要这个群体在文学主张上要站立起来。当前看，昭通作家群虽然有前后辈人已有作品的支撑，源源不断地有新作和新人出现，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扶持，但从目前的作品中，很多作品仍局限于昭通一地的民生冷暖，即是说作家的思想境界和作品主题还走在现实的后面，跟随现实而创作，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文学，不单是反映现实，还是现实批判，都是讲娜拉的走前，至于娜拉走后怎样，还将是昭通作家们继续探索和攀登的方向。

　　不容否认和质疑，昭通作家群中知名和不知名的，其中有一些欲借文学而想改变命运和继续改变命运的作家，其目的一旦达到，则其文学创作将再难以有新的突破，成为守成作家，应当说，这也是一个规律，必然有会的现象。

　　文学创作是异常艰苦的，如果没有过人的毅力和耐于清苦的相伴，和对整个社会的从心灵深处的洞察和关怀，将很难开掘作家创作的新的源泉，将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家不是培训班里培训出来的，不是政府用地位和荣誉推上去的，作家只能是由社会造就，在社会中产生，作家是社会良知和正义、社会前进呼唤出来的。

　　昭通作家更需要将心灵迈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未来，如此，昭通作家群也就站向了中国作家之前列。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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