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

　　莫言的《丰乳肥臀》是“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山东女人——上官鲁氏——“母亲” 生殖能力极强，生了九个子女——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和玉女、上官金童。

　　老大、老二是母亲与亲姑父于大巴掌的私生女，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土匪密探)的私生女，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是母亲与屠狗人高大膘子的私生女，老六是母亲与天齐庙智通和尚的私生女，老七是母亲被四个溃败士兵强奸后所生，老八是母亲同瑞典天主教神父马洛亚的私生女，她孪生弟弟是上官金童——根本没有“父亲”上官寿喜什么鸟事，全都让一帮野汉子搞定了——整个小说就是乱搞性关系的“史记”。

　　这样的“母亲”，在中国出现的机率为0;纵然出现了也决不会被中国人“赞美”。起初，这部“家族小说”，因为作者声称中“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我还真相信其原型是莫言的母亲。其实，这个母亲只是满足西方人对神秘中国的想像，而如此滥交的母亲又正是西方性解放的产物。也就是说，莫言只是写了西方乐意看到的“中国母亲”，并且随便高歌一曲赞颂了西方男人(天主教神父)的性功能。

　　我就很不懂了，这样的中国母亲有什么值得赞美?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声称“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其中描绘乳房与性事的段落更是激情飞扬，触目皆是，色欲横流。老八上官金童更是怪异，酷爱乳房，见乳房就要，一要就往嘴里塞……。我还是录出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吧。

　　在星月璀璨的这个夜里，上官金童嘴里塞满花朵，仰面朝天躺在母亲的坟墓前，回忆了很多很多的往事，都是一些闪烁的碎片。后来，回忆中断了，他的眼前飘来飘去着一个个乳房。他一生中见过的各种类型的乳房，长的，圆的，高耸的，扁平的，黑的，白的，粗糙的，光滑的。这些宝贝，这些宝贝，这些精灵在他的面上表演着特技飞行和神奇舞蹈，它们像鸟、像花、像球状闪电。姿态美极了。味道好极了。天上有宝，日月星辰;人间有宝，丰乳肥臀。他放弃了试图捕捉它们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捉住它们，何必枉费气力。他只是幸福地注视着它们。后来在他的头上，那些飞乳们渐渐聚合在一起，膨胀成一只巨大的乳房，膨胀膨胀不休止地膨胀，矗立在天地间成为世界第一高峰，乳头上挂着皑皑白雪，太阳和月亮围绕着它团团旋转，宛若两只明亮的小甲虫。⑦

　　上官金童其实有严重的乳房崇拜情结，可能要以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才能解释得清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刻意裸露乳房，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二次大战巴黎解放时，著名法国歌手雪波跳上汽车顶，像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赤裸的乳房已经赋予了政治意义，象征着自由。《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摆弄的姿势不同，但展现的都是巨大、浑圆、坚挺的乳房，象征着商业化的纵欲狂欢。我想不明白，莫言塑造这样“母亲”“上官金童”之类文学形象，究竟有什么意义?上官金童这样的有“乳房癖”的一个形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莫言的“母亲乳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汉子抓捏过)难道真的像圣母玛丽亚的乳房那般圣洁?在我看来，意义寥寥，我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读。且不管这些，我在想，莫言声称自己小说不是政治，其实正是“政治”——满足西方对中国的可耻想像。

　　如果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属于莫言，那将是诺贝尔奖的莫大耻辱。

　　我不是说莫言没有写出过好的作品，但他的作品只是一种卡夫卡式的模仿和改进。仅这一点，中国作家阎连科比他好得多。在中国，真正的好作家可能就是阎连科，他近几年的作品都直指当下中国的荒谬的现实，同时又是高度艺术化的。莫言只是猎奇式的抒写，或许有某种奇异的美感，但终究让人感觉到他写的不是“人话”。莫言只是一个活在虚构的“历史”中的一个作家，只是一个“通俗”作家，从来不曾关注过真实的中国，只是将中国按照西方的解读，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神秘的野蛮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一切都让人感到那么的不可思议，即使残酷无情也是充满着“美感”。

　　你可以佩服莫言的想像力，但他的作品不可以让你了解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神。相反，一味的猎奇让世界对中国产生一种异样的东方印象。这种东方印象正是西方不谙中国文明的人常有的观感。你可以看看，莫言的主要作品有哪一部能真正直面人生?将一个“莫须有”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确实是他的本事，但谁人会认为那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曾经有过的生活，既不是科幻小说，又不是历史小说，更不是现实主义小说。总是眉飞色舞地叙述一个血腥的故事，好像很浪漫，类似于狂欢，其实很冷血，无悲悯情怀，实际上与中国、世界无关。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大江健三郎曾经预言，在他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是莫言。我认为，大江健三郎只是赏识莫言的文学技艺而已，对于文学精髓他并没有深究。莫言在文学技艺方面确实有着与中国其他作家不同的品格，有着独特的角度，也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他是一个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一个作家，并持续地保持着这种追求，这也是他与不少中国作家不同的地方，显示出了他的自信与特异。但是，这不能掩饰他对中国有切实的理解力、表现力的匮乏。他的主要作品并不比《鬼吹灯》《幻城》之类更让人体察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当然更不会像《盗墓笔记》那么畅销。注意，莫言的作品在怪异特质方面，与《鬼吹灯》《盗墓笔记》之类网络小说真的别无二致。莫言的作品看起来，只有文学圈子内的极少数人表示赞赏，这种赞赏也仅限于想像力及语言文字方面，并不会涉及到“宏大叙事”之处。也就是说，莫言的作品，只是案桌上的山水，而不是大地上的山水，就像我们欣赏一首诗，它只是某一个词用得绝妙，但整个意境却让人不敢恭维。

　　如果没有电影《红高粱》的成功，莫言绝对没有现在这样的知名度。《红高粱》张扬的就是野蛮，借着“抗日救国、爱国主义”的旗号，宣示民族的血性。那用烈酒攻打日军军车的行迹，实际上就是义和团式的盲目与无知，其情节严重地荒谬，让一个严肃的事件成为了一个无可自拔的闹剧。确实让人有了喜感，但这样的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事件，能采用这种表现形式吗?

　　一个只靠追慕马尔克斯风格的作家，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就是这种作家，只是将马尔克斯的怪异情节加以模仿，而完全不考虑到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衔接，甚至有些关键的基点，完全是“为文造情”。比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蛙》，其中的基点是“蛙”是一种图腾。当然中华文明里面并没有这种图腾，之所以作家设置这种图腾，只是因为“蛙”与“娃”谐音而已，因为有关繁殖、延续后代的主题，具体说来只是一个“代孕”的故事。整个故事的文化背景都是虚的，我们能读出多少人生的感悟呢?我不知道，这种小说竟然能得茅盾文学奖?我曾经亲耳听过茅盾文学奖的权威评委雷达先生的一席话。雷达先生说，其实莫言以《蛙》获奖，只是名义上的，他的最好作品并不是《蛙》。其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看面子，福利式的奖项。同时，雷达先生也诚恳地承认，他并没有读完张炜的《你在高原》，但《你在高原》也获得了茅奖。

　　就凭着这种态度，中国的文学永远也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中国的文学奖项基本上只是授予体制内的作家，那些一直在中国文坛上涂鸦的“碗儿”，都在排着队，看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当然突然冒出一个权贵插队领取文学奖(诗歌类)的事情也会发生的。“羊羔体”在2010年可是热词，一个写了一大堆文字垃圾的武汉市某书记竟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类)，而让我们打心眼里崇拜的海子、食指，前者只是在其死了之后，后者只是在其疯了之后，官方才似乎给过一个什么奖项。

　　请翻阅一下《向往温暖》这部获奖的“羊羔体”诗集，谁能指出哪一页有着鲁迅的一点风骨?我看北岛的诗歌，倒处处有着尖锐的视角，让我听到荷戟独彷徨的孤愤者内心的呐喊，但他的诗歌似乎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北岛是孤岛，从没有与所谓的“中国诗坛”接壤，正如海子是弃子，食指是残指。公允地说，车书记早年是写杂文的，可能有点鲁迅笔法，但是因为总是给他带来心理的困扰和现实上的纠葛，所以才改写诗歌的(这是他在某期《诗刊》说的，大意如此)。车书记悖离了鲁迅精神，成了温顺的羊羔之后却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莫大的“幸运”。

　　事实上，所谓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除了体制内的作家或体制内业余作者相互娱乐之外，人民早已经弃之如敝屣。其品质远不如王跃文等人的官场小说。我们老百姓别想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官方背景的文学期刊中(尤其是名家的作品)看到当下中国的现实，更不能奢望其中有什么未来中国的构想或理想蓝图。这类文学期刊只是体制内的作家或准体制内作家的园地，是他们的歌台舞榭，是他们的风花雪月，是他们的名利场。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作家，有着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坚守良心的高贵，于无声处书写着自己的时代?莫言显然不是这样的作家，他更愿意从故乡的传说和故纸上去猎奇，一旦有了一点发现，便踵事增华，哗啦啦地按照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民间思维方式来重构中国传奇。《檀香刑》应该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一部书，可也只拙劣的盗版的莫言式的《百年孤独》。莫言盗得了马尔克斯的皮毛，附在了一个残酷冷血的“历史”故事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创造性地光大了卡夫卡现代主义小说的伟大传统，艺术地再现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让我这种对拉丁美洲历史所知甚微的人，深切而清晰地体会到这块大陆上的人民独特的生存形态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倔强的自信心，让我听见了苦难的拉丁美洲内心的愤懑和抗议。它不只是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强烈的历史政治小说，融合了作家对拉丁美洲未来的忧虑和信心。“魔幻”只是表现这种宏大内容的一个美学形态，“政治”才是它的精髓。

　　而我们中国作家自从发现了卡夫卡、马尔克斯之后，却将其真正的内核弃之不顾，买椟还珠，本末倒置，将其“魔幻”或“变形”之形式奉若神明。莫言先生的《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标本，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家族经历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坎坷和苦难，企图再现“半百年孤独”(仿效马尔克斯以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百年孤独”)，因为不接地气或水土不服，已经成为了“失败之书”，而在此之前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是写一个中国农民家族的长篇小说，却是得到广泛赞赏的成功之作。真正好小说当然需要独特的想像力，但如果一味如天马行空而不脚踏实地，就可能有如浮云。莫言有“国际视野”，陈忠实有“中国视角”。《檀香刑》的内容是关于残忍的中国酷刑的。这种酷刑惨无人道，然而莫言却醉心于对它们进行精细的描述，抱着欣赏的态度进行极为惨烈的酣畅淋漓的精妙叙述，将这些酷刑渲染成汪洋恣肆、激情迸射“暴力美学”。这部作品的人文价值让人质疑。在谋篇布局上，《檀香刑》虽然有了一个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八股式的框架，即所谓的“凤头、猪肚、豹尾” ,但也毫不掩饰地直接套用《百年孤独》。《檀香刑》的第一句：“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 ——这就是《百年孤独》的第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的翻版。就是在内容上，谁都能清楚地看到仍然受到了《百年孤独》强烈启示：行刑。莫言将这“行刑”二字进行了扩写，拉成了一部绘声绘色的长篇小说，其语言能力毋庸置疑，但其模仿的痕迹也是路人皆知。

　　当然，你可以说这部小说道尽了中国历史的“黑暗”或人性之恶，但你纵观莫言的小说，你将发现他那一代的作家几乎没有关注到身边的黑暗和恶。为什么?因为描述自己曾经看到过的黑暗和恶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放弃了一个作家的良心、责任和担当，又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就选择了书写“从前”，而不敢书写“不久前”，更不敢书写“当前”。这些作家书写的都是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经历过的“历史”，既不敢正视历史和政治，又极力逃避现实，以标榜自己的文字是所谓的“纯文学”。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单位》《新兵连》都是不错的作品，但前者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写过去或早已经消逝的人事，怎么虚构也不会太“失真”，因为那一代人几乎死光了;写当下还活着的人曾经经历的人事，就不敢胡编生造了，因为“证人”还在世上。画鬼容易，因为没有人见过;画人太难，因为人人都熟悉人。写玄幻小说并不太难，因为那不是人间世的事情;写卡佛式的小说就相当不容易了，因为那是当下的生存纪实。一个从来没有关注过当下黑暗的小说家，无论他的作品被吹得天花乱坠或畅销、得到某项官方或非官方奖项，我都怀疑他的伟大性;一个从来都不曾对历史、现实、政治发表过自己看法的作家，诺贝尔奖也从来没有青睐过他。诺贝尔奖金不是救济金，可怜可怜你的国家的文学实在太“穷困”，就“赈灾”，而是要看文学的实绩的。仅此来看，仍在中国大陆上涂鸦的作家都是不配得到诺贝尔奖的。

　　余华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或书，都太平无事，一个小册子——《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就不能在大陆出版了。为什么?其实，大部分篇幅还是与“邓三科”相一致的内容。仅仅因为其中的一些篇幅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现实、政治等方面的态度，说了一些毛主席在当代国外的巨深影响。于是，就禁了。

　　中国要想真正复兴，所有已经成名成家的中国人就应该秉着良心，说出人民的心声，不能只在象牙塔里，要回到人民之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对历史真相、现实问题、民主政治噤若寒蝉的作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或许莫言是例外。若是，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

　　写于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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