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抗战文学不能重蹈“抗战雷剧”式快感叙事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塑造了大批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爱国将领吉鸿昌、张自忠，东北抗联烈士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都受到了中国作家的关注，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介绍，近年，众多有良知的中国作家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创造了一大批抗战题材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中长篇小说就在千部以上。

　　抗战文学的三个阶段

　　在研讨会上，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将中国的抗战文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二是1945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阶段将文学直接作为战争的武器，期其唤醒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第二阶段，由经历过抗战的作者将那段历史向大众普及；第三阶段，亲历性的作家基本退出文坛，由鼓动到记忆，由植入到想象，抗战文学进入了创作时代。《吾血吾土》《来生再见》即是这一类中的优秀作品。”范戈咏说。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回顾了早期的抗战文学，特别是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一部《生死场》强烈地表现了民族精神。此外，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等，也都是当时抗战文学的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966年的“17年文学”中，一半以上也是写抗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三月雪》《苦菜花》……

　　“抗战题材是一个大宝库，写不尽，常写常新。”雷达说，新时期以来，写抗战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一代人没有直接参加抗日战争，通过借鉴间接的生活经验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也涉及抗战，但是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

　　然而，雷达也提出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有没出现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作品，也没有出现伟大的战争小说，这需要我们反思。写战争最根本还是写人，或许我们的作品对人的理解还有待提高。”

　　纪实文学揭露历史真相

　　雷达认为，现阶段抗战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纪实文学的异军突起。“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在资料搜集和人性拷问上都很深度，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深入采访了多位国际正义人士……”

　　何建明特别推荐了杨义堂的长篇传记文学《抗战救护队》，直呼“写得非常非常好”。该书第一次讲述了时任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林可胜为代表的一群抗日医护工作者的故事。抗战救护队在林可胜的组建下，达到150多个、3400多人，以小分队的形式辗转各个抗日战场，救护军民800多万人次，培养军医两万多人。何建明说：“大家以前都只知白求恩，却从来没听说过林可胜，作者把这段历史挖掘了出来。”

　　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原局长汪守德说，抗战文学一是要正视自己，二是要认清对手。“你只写鬼子进村是如何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样的作品永远不可能深化。你得真正去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刺刀书写的谎言》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成都军区青年作家王龙的长篇纪实文学《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第一次揭露了二战期间日本作家为虎作伥的历史。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除了极少数正义作家，其他作家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人之多。然而，这些人的生平经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全书描写的9位日本“笔部队”骨干作家，包括“侵华文学第一人”火野苇平、唯一被判刑的从军作家石川达三、“陆军班头号功臣”林芙美子等。他们穿着不同军种的制服，左手拿枪，右手握笔，一边亲自参与屠杀，一边以笔助战。让读者诧异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也曾是一名“随波逐流的摇摆作家”，加入过“海军报道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多年来，国内描写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著作汗牛充栋，却几乎完全忽略了与其并行的‘文化侵略’。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日益猖獗，世人如果要警惕防范‘笔部队’的子孙继承衣钵重操旧业，发动歪曲历史的第二场‘文化战争’，就必须掀开至今蒙在这些日本右翼分子脸上的那层遮羞面纱。”

　　抗战文学的国际视野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说：“战争中有善良的人，也有与魔鬼较量的人，人性很复杂。我们不能满足于像‘抗战雷剧’那样的快感叙事，在与强敌的对比中，我们更要冷静地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他认为，过去的抗战文学以中国为中心，但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战文学的国际视野十分重要。

　　黄国荣的《极地天使》就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该书以山东潍县一个美国人建造的乐道院为叙述中心，日本人将其占领后作为抗战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各国人士就在这座牢狱中与日本人周旋。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推荐了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称其为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写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个战场——外交战场。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罗斯福（继任者杜鲁门）、丘吉尔（继任者艾德礼）和斯大林，领导世界的“巨头”们在“外交战场”上唇枪舌剑，斗智斗勇，制定条约，发表公告和决议。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原局长汪守德称该书用一种顶层的眼光来看待战争，超越了战争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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