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气魄与胸襟决定事业格局

 《反经》中的大智慧(原序)篇：气魄与胸襟决定事业格局

　　【导读】

　　《反经》(又称《长短经》)是一本逻辑体系严密、涵盖奇计善策的智慧之书，由唐代赵蕤所著。全书共9卷64篇，内容上承尧舜，下迄隋唐，围绕修身铭训和治国要则这两个重心，探讨经邦济世的纵横之术，品评前哲先贤的聪明睿达，引经据典，雄辩滔滔，堪称仁人志士奉上御下、开拓进取的顶级范本。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其评价颇高：“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本篇(《原序》)是赵蕤为《反经》所作题跋，斯文之意，除提要钩玄、开宗明义之外，别有阐发者二：其一，成大业者，须雅量高致，怀远以德;其二，持盈保泰，要“王霸兼用”，不拘常法。

　　【反经原典】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志向、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

　　【史海沉钩】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中期人士，字大宾，四川籍，据史料记载，其“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赵蕤本人虽浸淫匡时救弊之术，然而生性恬淡，不屑入仕。也许正是这种隐者的个性，才使他特立独行，不像其他史学家那样在著述中以为帝王歌功颂德为主，对他们的过错失误却讳莫如深。相反，《反经》更加注重分析帝王贤相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抽丝剥茧、鞭辟入里，令其难以虚假伪饰，可以称得上是“笑驱八蛮有奇策，开怀聊与话诚真。”。正因为如此，尽管历代统治者对《反经》不得不借鉴学习，但却因《反经》触其隐痛，只能学而不授，用而不宣。据实而言，就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本篇虽为其序，未涉正文，然亦不乏发蒙之语、醒世之谛，可资玩味。

 　　文章强调：“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一个人的职业、志向和身份决定了他的利益诉求和行动指南。志业不同，所行所为自然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胸怀宽广、豁达大度的领导懂得“形器不存，方寸海纳”的教诲，为政做人力求“包容并举”，因此可以“度权量能，征远来近”，使得四海宾服。

 　　所以对于“以舌为剑，败己官箴”的陈琳，曹操爱而不咎;对于“阳狂为巫，各吠其主”的蒯通，刘邦赦而不罪;对于“尝事太子，以计相害”的魏征，李世民擢为丞相。这些圣君英主这样做的原因，并非是生性迂阔，不知道当初对手要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狠心，实在是由于他们理解“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的苦衷，明白一切都是职业、志向和身份所使然。

 　　以上所述之理，不惟曹、刘、李这些开基立业之主通晓明鉴，“霸据江东，二世为帝”的孙权也深谙此道。

　　孙权的成功与王允的落败

　　建安八年(203年)，孙权领兵西攻江夏，黄祖大败，狼狈溃逃。甘宁带兵为其断后，他沉着冷静，举弓劲射，杀死了东吴破贼校尉凌操。孙军不敢再追，黄祖性命这才得以保全。甘宁立下大功，但黄祖不但不加重用，反而忌其勇武，暗加防范。甘宁也想弃之而去，只是没有一条万全的途径，因而，独自忧愁苦闷，无计可施。

　　苏飞察知其意，邀请甘宁，置酒欢宴，酒酣之际，对他说：“我数次推荐，主上不肯任用您。日月流逝，人生几何?应该早做长远打算，寻一个知己，成一番大事!”甘宁停了一会，说：“我也想走，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苏飞说：“我请主上派你去做邾(今湖北黄冈西北)长，那时，你可以自己决定去就。”甘宁非常高兴。

 　　于是，苏飞提出让甘宁任邾长，黄祖同意。甘宁招回原来离去的散兵游勇，又聚集一些愿意相从的人，再三思忖，决定投奔孙权。

 　　归顺之初，甘宁还担忧自己“敌国之将”的身份，生怕横遭贬抑，骏足难展。岂料，在日后相处的过程中，孙权不仅未有只言片语谈及前事，反而对他十分器重，待其犹如旧臣。甘宁心情愉快，立即向孙权献计：“如今汉家运数日益衰微，曹操更为骄横专断，最终要成为篡汉的国贼。荆州这个地方，山势利便，河流畅行，这是我们东吴西面的屏障啊!鄙人曾在刘表手下任职，据我观察，刘表自己既没有深谋远虑，接班人又资质低劣，根本难保其地。将军应该先下手为强，不可落在曹操之后。图谋刘表的计划，第一步先从黄祖下手。黄祖如今年老，昏聩无能，军资粮食都很缺乏，身边的人在愚弄欺瞒他，而他一味地贪图钱财，在下属官吏兵士们头上克扣索取。这些人都心怀怨恨，而战船及各种作战器具，破损而不加修整，荒误农耕，军中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主上现在前往进取，必定将他打败。一旦击败黄祖的队伍，即可击鼓西进，前据楚关，军势即增大扩广，这样可逐渐谋取巴蜀之地了。”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原文：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孙权很赞赏这一意见，坚定了用兵的决心。经过两度征伐，果然擒获黄祖。

 　　当然，孙权“包容并举”的收效不止于此，其后“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拒关羽”，“守西陵获朱光”等等战役，均有甘宁之功。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甘宁去世。后世将他与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统、徐盛、潘璋、丁奉，并称为“东吴十二虎臣”。

 　　名盛一时的陆机曾经评价孙权说：“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应当是实事求是的。(笔者按：至于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则又系别情，故存而弗论)

 　　相反，一味鼠肚鸡肠、器小易盈，只能是自取祸败。三国时期的大司徒王允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其早年间的确是正直无私、急公好义，这从他诛杀赵津、力抗张让的事迹中可以窥见一斑。但自从他设计除掉董卓之后，便开始夜郎自大、不可一世起来，常常对别人说：“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于是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毫不在乎。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后汉书》载曰：“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

 　　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如此弹压文人也还罢了，毕竟为蔡邕之死怏怏不悦者只是一群“落魄书生”，没有武略相济，终究掀不起滔天巨浪。更为糟糕的是，他对手握兵权之人的处理，也十分草率，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其最后走向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凉州旧部时，反复无常，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悍将，吕布也多次相劝，反复申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可没过两三天，王允又改变了主意，并向大家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

 　　此举间接逼反了李傕、郭汜二贼。要知道，当靠山倒掉之后，他们本就成了惊弓之鸟，无根浮萍，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所期盼者，无非是希望主政者顾全大局，能够不计前嫌，稍加安抚。孰料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不久，李、郭等辈便攻陷长安，吕布自知不敌，慌忙出逃。护己之资既失，王允只落得个乱刀加身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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