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廉：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二）

　　罗兴廉：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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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毛泽东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毛泽东早年和中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内容。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生前大家都是公认的，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更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只有反革命在暗中咒骂）。但毛泽东逝世后，一些人就发难了，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错误的，是民粹主义者。中国现在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这些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正确的，而且还对科学社会主义有新的认识。因为从人类社会已走过的历程来看，从旧社会向新社会发展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率先进入新社会。奴隶社会历史悠久的、最先进的是埃及，中国的奴隶社会比埃及晚一千多年，但最先进入封建社会的不是埃及而是中国。中国是封建社会的祖师爷，英国的封建社会比中国晚一千多年，而且经济、科技都大大落后于中国。但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最早的，原苏联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比英国落后许多年，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是英国，而是苏联。

　　人类社会不完全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方式发展。还有跳跃发展方式，如美国就跳过了封建社会。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跳过了奴隶社会。还有后来居上的发展方式，如美国对英国就是后来居上。

　　因此，解放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第一节　毛泽东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认识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提高，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变质?能不能巩固?能不能顺利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和列宁都来不及涉及这个问题。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了，公有制基本上建立以后，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只要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原先毛泽东也是这样认识的。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毛泽东认为，光这样做还不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巩固，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逐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变质的危险。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呢？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而，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段话是毛泽东对已经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马列主义的丰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

　　下面是我对毛泽东这段话的重新认识：

　　第一句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相当长的，而且是历史阶段。这话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说过，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时间不会很长。现在看来，毛泽东这话是正确的。他在别的地方还说：建成社会主义至少要100年甚至几百年，建成后要巩固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要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

　　现在，从国内国外的实践来看，这句话是毛泽东对人类社会的新发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

　　毛泽东这些话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的阶级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并掌握国家政权，压迫剥削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前的被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并用国家政权逐渐消灭阶级，使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句话，“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话也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说过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己有了”。“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列宁的这些话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社会。

　　毛泽东这句话，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消灭阶级的一个特殊的阶级社会。这个社会既不同于以前的各阶级社会，又不同于未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句话才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向前发展，通过迅速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趋势是向后发展，复辟资本主义。

　　62年前，毛泽东也只认识到前一种发展趋势，57年反右派斗争，他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他就急急忙忙抓经济建设，还“戏言”如果经济上不去就要被开除球籍。62年后，他才逐渐认识到后一种发展趋势，并设法防止后一种发展趋势。由于其他领导人只看到前一种发展趋势，看不到后一种发展趋势，当毛泽东提出后一种趋势的可能性时，很多领导人还看不清楚，很不理解，很不明白，反而说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认识水平、政治水平太低了，看不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后面的几句话，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毛泽东在此处特别强调了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认识。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些教诲，这些忠言，这些警告，人们不但不执行，还反其道而行之，把毛泽东晚年的精华思想打下十八层地狱，让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成灾，使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第二节 　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新认识

 

　　要弄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认识，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阶级。

　　什么是阶级?

　　关于什么是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明确给阶级下过定义。人们在谈论什么是阶级时，都是引用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话：即“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列宁对这个定义没有详细解释。后来，人们在理解这个定义时，就把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当成是阶级存在的唯一的条件，其它三个条件都不要了。因而人们就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也就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基本上没有了。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是“左”的表现了。

　　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列宁那段话是四个条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是其中之一，列宁那段话的核心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还说过：“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7页)

　　“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这些人在社会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一个集团可能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7页)

　　由此可见，剥削阶级就是占有别人劳动的集团，被剥削阶级就是劳动被人占有的集团。

　　一部分人的劳动是怎样被另一部分人占有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奴隶是怎样成为奴隶的。

　　最早的一个被剥削阶级是奴隶，最早的一个剥削阶级是奴隶主。

　　这两个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奴隶是少数人用权力和暴力先把一部分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然后再占有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这样奴隶就产生了。最先的奴隶主是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利用手中的权力自己把自己变成奴隶主的。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生产的东西，除了勉强养活自己就没有多余的东西时，人们就把战争中的俘虏全部杀掉，甚至煮来吃了。也就是说，在生产力极不发达时，就不可能产生奴隶主和奴隶。当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生产的东西除了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最低生存而外，还有剩余，这时，氐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就不杀战争中的俘虏了，把俘虏变成奴隶。又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的财富逐渐增多，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公共财富和公共所有的奴隶占为己有，这样，酋长和军事首领就最早成为奴隶主。由此观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产品除了维持自己的最低需要还有多余时，别人占有才有可能。但并不是人们生产的产品有了多余就自觉自愿让人占有，而是被人用权力和暴力占去的。最早是把战俘变成奴隶，这是用暴力实现的。最早的奴隶主是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他们是靠手中的权力把氏族的集体财富化公为私占为己有的，把氏族集体的奴隶占为己有之后，自己就变成奴隶主了。

　　这就是说，阶级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很发达)。但生产力又不是唯一条件。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有了多余，才给别人提供了占有的可能性。但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要依靠权力和暴力。权力和暴力是产生阶级的助产婆，没有权力和暴力剥削阶级是不会产生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部分人用权力和暴力把自己变成剥削阶级，把另一部分人变成被剥削阶级。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以上是俱往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朝。众所周知，现在的俄罗斯已是堂而皇之地、公开地、名正言顺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已大量出现。那么，现在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现在俄罗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表面上看，与当年奴隶主产生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产生的，都是用手中的权力把公有财产占为己有形成的。但认真分析又不完全一样。奴隶主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酋长和军事首脑的思想变化，然后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去逐渐占有公共财产。奴隶主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虽是不合理的，但在客观上它是进步的，它是由落后的原始社会向进步的奴隶社会过渡的必然产物。

　　俄罗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修正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分子造成的。修正主义分子经常攻击社会主义，颂扬资本主义，使原苏联的许多干部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然后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有意无意地去占有苏联人民几代人用血汗和生命积累起来的财富。当叶利钦宣布实行私有制时，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原来名义上由他们掌握的全民所有制，摇身一变，就堂而皇之地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把自己变成资本家。苏联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反动的，它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许多资本家是直接间接利用权力把自己变成资本家的。

　　俄罗斯离我们远矣，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已变成私人企业了。那么，这些私人企业的业主中，有几个是工人呢?有几个是普通干部呢?这些私人企业主中，有几个不是原企业的当权派?有几个与政府的当权派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由此观之，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法律等)既能起促进作用，也能起促退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很激烈的。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特别是修正主义分子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先是制造舆论，允许资本家存在，然后把自己亲属或亲信变成资本家，变成剥削阶级，把工人变成被剥削阶级，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苏联、东欧地区和中国有些部门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以后，阶级也就基本消灭了，这是过去共产党人的共识(包括毛泽东在内)。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以后，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向地球开战(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逐渐认识到的。他在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没有讲阶级斗争，发表时，听了各方的意见以及变化了条件，才加上了阶级斗争那段话。但那时，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还缺乏认识，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变质问题。反右派斗争，他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反右刚一结束，他又抓向地球开战。他还“戏言”，如果经济搞不上去，就要被开除“球籍”。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毛泽东也是逐渐认识到的，是1962年9月以后才尖锐提出的。

　　1962年9月在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因为这是客观真理。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那些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讲资本主义的好处，为民主社会主义歌功颂德。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就是人间天堂，社会主义就是人间地狱了。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就连马列主义也否定了。他们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理论连根拔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坚持要搞社会主义的人，就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为社会主义大造革命舆论，揭露、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死如归。

　　当前，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也就是说，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1962年9月，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这段话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的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这段话是毛泽东48年前的警告，希望不要出现“不然的话”。但现在看来，“不然的话”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在这之前，他还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当成主要的，认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还没有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同日，他在另一份报告上还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12月20日，他在发言中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群众头上，……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毛泽东在《5•16通知》中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容许有什么平等吗?”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1975年底他又石破天惊地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以上的新认识正不正确呢?要判断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首先要确定标准，确定原则，确定立场。如果这些问题不确定，那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也达不成共识。

　　因此，要判断毛泽东以上阶级斗争理论是否正确，首先就要确定标准。这标准就是毛泽东1963年11月17日，在《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倒数第二段上加写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实践为标准不是因为是毛泽东说的，而是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5月11日，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以后，人们形成的共识。

　　要有原则，这原则就是邓小平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也不是因为它是邓小平说的，而是当前我国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公认的原则。有的人虽对“四项基本原则”“恨之入骨”，但他是不敢公开反对的。这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要有立场，这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原则和立场来评价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那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危险性），是完全正确的，是“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犹如“哥德巴赫猜想”。他的慧眼尤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破红尘。也就是说，在他提出以上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时，阶级斗争还不很明显，一般人还看不出来。毛泽东却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准确地预见到他不希望的事态出现。魏巍在1993年《话说毛泽东》中说：30年前，当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时，我们还不理解，现在才理解了。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提前看清50年。

　　现在国内国外的实践都证明毛泽东以上那些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一是国外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理论是正确的。为什么东欧和前苏联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有人说，是因为那些国家长期不搞改革，经济上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果。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来看，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最差的。根据世界银行当时公布的资料，东德已进入富国行列，苏联是第二个超级大国，其它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穷的是老挝，其次是越南，第三是中国。如果主要是经济原因，那么，最先变质的应当是这三个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三个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变，而一些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先变质了呢?看来经济原因不是主要的唯一原因。

　　那么，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国家当时带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头面人物，除波兰的瓦文萨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他人都是当时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里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苏联从赫鲁晓夫时起就开始起变化了。到了80年代，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雅柯夫列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人，就是当时在职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哥尔巴乔夫。把哥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看，他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是不可思议的。但把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联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敌人来看，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带头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一个强大的、使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望而却步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四分五列，顷刻瓦解，既改了“名”，又换了“姓”。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头号帝国主义的原子弹还要利害得多。

　　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只是这几个人，而是有一个官僚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8•19”事变之前，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攫取了苏联人民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要把这些非法财富变成名正言顺的合法财富，就必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否则，人民迟早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因此，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要求改变现有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以便用法律形式公开承认他们非法占有的合法性。所以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没有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消灭不了苏联和欧洲的共产主义的，叶利钦是复辟不了资本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叶利钦班子里的人92%都是前苏联的各级官员。

　　由于这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量占有苏联人民的财产，苏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一些单位和一些地方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主义制度犹如“挂羊头，卖狗肉”一样，失去了人民对它的支持和爱戴。因此，当叶利钦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时，人民自然不会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去保卫苏维埃，保卫“社会主义”了。

　　当叶利钦正式宣布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老当权派和与当权派有密切瓜葛的人，又“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捞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堂而皇之地成为俄罗斯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他们合法和非法攫取财富有七种手段：(一)利用他们以前非法掠夺的财富，合法廉价购买自己管辖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或利用权力非法私分股票;(二)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国际国内市场的悬殊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和外汇，获取一本万利;(三)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通货膨胀率谋利，非法挪用巨额公款谋利。有的就把工人、教师、干部和军官的工资拿去经商，使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四)凭他们手中的权力，通过办银行假破产侵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五)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行业实行垄断。(六)凭他们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在政界的代理人串通一气，低估国有资产，致使大部分国有资产落入他们手中。全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500家大型企业的实际价值为2000亿美元，在私有化过程中，只卖了72亿美元。(七)采用美国人的建议，搞“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量化到个人，每人分一万卢布，再由少数人收购。这些手段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与当权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办到。他们就是利用这这些手段侵占掠夺前苏联人民创造的财富，把自己变成垄断财团或金融寡头。

　　二、中国的社会实践也证明毛泽东上述阶级斗争理论是真理。中国现在有没有新资产阶级呢?如果用大家公认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用现在大力提倡的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看，中国现在就有新资产阶级。不仅有，而且大大超过了1956年我国实行“公私合营”时的规模。当时的私营企业主只有16万户，总资产33亿元(相当于现在的330亿元)，雇工250万人。而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已达176万户，比1956年多了十多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七倍;总资产已达成3307•7亿元，比1956年多三十九倍。(参看《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3页)

　　这是2000年的资料，现在有多少呢?具体数字不知道，但肯定比2000年多得多。

　　我国现在已经存在新的资产阶级，这已经不是深奥的理论问题了，而是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广大老百姓早就感觉到有新资产阶级存在，广大工人群众早就感受到受新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因此，我国当前是否存在新资产阶级问题，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世界观和立场问题。不承认我国当前有资产阶级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们心知肚明，只是为了某种需要装糊涂而已;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包括走资派和死心塌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欺骗人民，把新资产阶级改名换姓成民营企业家，或所谓的新阶层，因此，中国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了。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把承认我国当前有资产阶级的人诬蔑为：思想僵化的人、教条主义者、极左分子、“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等。

　　《生死决策》、《大雪无痕》和《忠诚》等电视剧就集中反映了我国当前有些国营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看《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晚期的封建社会，不看《生死决策》、《大雪无痕》和《忠诚》就不知道当前中国有些国营企业里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就不知道当前国营企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生死决策》和《大雪无痕》里的无产阶级胜利了，资产阶级失败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的路还更长，也更艰难。

　　从《当代思潮》、《内参选编》、《焦点访谈》以及各种新闻媒休报到中看出，这类阶级斗争还很严重，有的无产阶级确确实实是处在水生火热之中，如黑砖窑、黑矿厂……。

　　三、国内外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提出的，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人提出了，马克思的新贡献是：阶级斗争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新贡献是：在苏联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新贡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命的对象之一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不宜强调阶级斗争了，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是“左”的思想。这种认识，在1989年以前，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在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突变，俄罗斯的现状，中国的实际，再这样讲，就是不顾事实，就是睁眼说瞎话，就是在事实面前说谎，就是欺骗人民，为自己复辟资本主义辩护。

　　在中国，虽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复辟，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也是很残酷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会成为现实。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措施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措施如下：

　　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1年以前，毛泽东心中也没有接班人这个概念，在中央常委里面只是依次排了个队，没有明确指出谁是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多方面的原因，逐渐形成的。促使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因有四：

　　第一， 苏联赫鲁晓夫的真面目逐渐彻底暴露以后，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身后是否会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如何才能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呢?这是他晚年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他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措施之一。

　　第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杜勒斯是美国前总统艾森毫威尔的国务卿。毛泽东认为杜勒斯是想问题的人，比较有章程，是美国真正掌舵的人。因为杜勒斯比较系统地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策略。“和平演变”策略，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屡遭失败以后，想出的另一种策略。就是在武力威胁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加紧渗透、腐蚀，培养他们的代理人。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还认为，“和平演变”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不行，第三代、第四代可能性就比较大。现在看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已初见成效，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且代价最小，收获最大。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一个审时度势、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确实要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和平演变”策略刚露矛头，他就率先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和危害，并逐渐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还不断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要认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要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身后，我国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大的风波，但由于人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充分地准备，能从容不迫应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虽有惊，但无险。不像有些国家那样，经不起风浪，几乎在一夜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就改了“姓”，换了“名”。

　　第三，蒙哥马利元帅的启示。蒙哥马利元帅是英国二战时期的将军，1961年前，毛泽东虽已看出赫鲁晓夫的危害和杜勒斯“和平演变”策略的危险，但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还没有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二战时期的老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对熊向辉说，中国的皇帝很聪明，能事先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能使政权稳定，毛泽东有无继承人?

　　在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前，熊向辉和浦寿昌对毛泽东说，会见时，蒙哥马利可能要提出主席的继承人问题。

　　毛泽东问?继承人是什么意思?

　　熊向辉说：就是继承你事业的人。

　　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译英文，习惯上理解成为继承人。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1961年9月24日会见时，蒙哥马利说：“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这以后就开始使用接班人这个词。

　　第四，宋任穷的催化。1964年5月以前，毛泽东也谈过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但比较零星，还不系统。1964年5月13日，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培养支部接班人的做法。毛泽东对宋任穷的信很重视。从此以后，他就逐渐系统地提出有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5月18日，毛泽东将此信批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阅，并说：“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宋任穷写的报告，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年轻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有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时，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内容：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贡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翻天覆地的崭新事业，因而是异常复杂、艰难、曲折、长期的事业，要建成不易，要巩固更难。要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中途有不肖子孙背叛社会主义事业，那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毁于一旦。这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了，再也不是无稽之谈，危言耸听了。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是极“左”思潮，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识人间烟火，是睁眼说瞎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对巩固科学社会主义是有远大战略意义的。但他在选拨接班人时屡屡失误，对我国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二、批判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新贡献。

　　因为，真正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威胁比美国帝国主义的原子弹还可怕。前苏联革命刚成功时，可说是百孔千疮，就是在那种困难情况下，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苏联，也没有把苏联打垮。希特勒穷凶极恶没有把苏联打垮，二战后与头号帝国主义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冷战，苏联也巍然不动，而戈尔巴乔夫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把一个令头号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苏联搞得亡党亡国。因此，毛泽东把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确的。

　　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很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呢?原因有四：一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优势，它们不会在这两方面选择突破口。但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还有一定优势，它们往往先在意识形态选择突破口。二是意识形态有韬光养晦的属性，它们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三是意识形态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都会起先锋作用，因此，1962年9月在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四、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也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刀，先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