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民科”与“官科”的两败俱伤

　　我党二十大召开之际针对“四个自信”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掀起高潮，日本的藤村新一式“考古”骗局与韩国对中华文明“鹊巢鸠占”殷鉴不远，与“吴勇毒教材”现象相反相成的廖凯原式“民科”会否因此而挑战“官科”?

　　《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一文曾刷爆国内各大社交媒体，因为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因接受富商廖凯原捐赠，或聘任其为教授或为其开设课程、设立中心，而廖凯原只有“民科”背景，其研究范围包括“量子物理、相对论、基因工程、云计算、宇宙学、黄帝内经、老庄哲学、阴阳八卦、莎士比亚……”北大与清华确曾为廖凯原开设进修课程，而廖凯原也被聘为四校名誉校董，为之专设研究机构并多次主持国内个别名校讲座，内容涉及“轩辕黄帝的科学法治观”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届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坛”认为：“廖凯原教授有力论证了轩辕是人类首位领袖、首位全科医者、首位环境学家与首位人权律师。”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协办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研讨会”认为：“廖教授精确计算了我们宇宙与存在的创造与分配过程，创作了‘轩辕召唤’(《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一诗。他是振兴由中华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2.0的第一人，能通过科学公式得出详细数字，也可阐释与预测现行的牛顿引擎、爱因斯坦相对论、大统一理论与标准模型宇宙学均无法阐释与预测的事物。”对于廖凯原提出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KQID(凯原量子信息力学)”之类的“民科”概念，普通读者看不懂，专业学者也看不懂。选修过廖凯原所开设课程的某个学生的感受可能最接近广大读者心照不宣的真相：“总的来讲，廖是个有点疯疯癫癫但热爱教学生也热心教育的好人。他的那些个东西有没有人信?除了他自己，包括校方，学生，他的秘书，也没有啥人相信，基本就是大家一起陪寥凯原玩一下。校方为了拉赞助，学生则为了人脉与奖学金。”对廖凯原的舆论把“民科”当成笑话是情有可原的，但务必警惕傲慢与自负。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往往是“民科”一马当先，症结在于科学突破需要超越既成的思维定势，这让非科班训练的“民科”甚至“票友”有优势。“民科”绝非真理的标签，就像主流并非真理的代表，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寥凯原创造的“KQID”理论被曝光后质疑其捐资教育是沽名钓誉的很多教授乘机为自己的理论打开了宣讲平台，反对以动机度人是必要的，即便以动机度人也当以君子之腹度人而切忌坐井观天。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有自己“别无分店”的话语权动机，即便寥凯原存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宣传平台的动机，只要合法合规合理合情就是无可厚非的。真正让寥凯原招惹麻烦的是他独创并力图推广的“KQID”理论的确是一位典型的“民科”，他的话语表达不是一般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把量子物理、相对论、基因工程、云计算、宇宙学、信息技术、黄帝内经、马列经典、“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带一路”、中国梦都一锅炖了。见过纵横古今中西的，但没见过这样纵横古今中西的!批评“民科”者对寥凯原的“民科”定性在有关“KQID”理论的图片上充分彰显：或许也是“讨厌和尚恨袈裟”，对寥凯原的舆论把“民科”当成了笑话。这情有可原，但务必保持心态的开放、情志的敏锐与头脑的冷静，高度警惕傲慢与自负。普朗克曾说：“按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此即“普朗克科学原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科学也要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民科”或许也包含“真理的种子”，不一定构成真理的反面，就像主流不一定就代表真理一样。寥凯原曾将爱因斯坦视为“民科”典范：“爱因斯坦在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之前只是个‘无名无姓的民科’，一个瑞士的专利局技术员。实际上，他就是一位终身民科。”这是符合史实的，当是时也，牛顿经典力学一统天下。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曾说：“所有比较重要的基本定律与物理科学的事实，都已被发现，它们已很稳固地成立，甚至连因为有新的发现而要对它们补充的这种可能性，都极其微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视为“民科”后二十年不到就跻身于“居庙堂之高”的“物理学主流”了，社会科学领域也有来自“民科”的发现。托马斯·库恩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即“科学共同体”所从事的活动都是“解题”，即用既成的“范式”分析与解释现象与问题，所以注定就是在“范式”的定势下工作而不可能完成“范式”的突破与超越。如何判断一种理论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偏离主流的“民科”就一定包含真理的种子甚至构成主流的先声?偏离主流的“民科”若都包含真理的种子甚至构成主流的先声岂不天下大乱?偏离主流完全不费吹灰之力，随便唱个反调就行，问题是凭什么。主流成为主流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受了相应时空下的推敲与检验，不会那么不堪一击。主流不是真理的代表，“民科”更不是真理的标签，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实事求是。无论主流的理论还是“民科”的理论的成熟标准至少有四点：是否逻辑简洁通透，是否回归生活常识，是否偏离历史主流，基本概念有没有原创。马克思在世时曾针对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现象指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谚概括得非常好：“学来的歌儿唱不得”。真正掌握一种理论，必须靠自我发现，“学而达之”的可能性存在，但似乎不高。即便真正理解了别人的概念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原创者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原创者的思考上是不是彻底?如原创者是彻底的，你为什么还提出你的理论?如原创者本身就不彻底，你为什么不超越而使用别人的旧概念呢?若不满足以上四点，套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理论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寥凯原的KQID理论有原创要素，但该理论明显偏离历史主流与生活常识，该理论也不符合逻辑简洁透通的要求。但寥凯原在学问上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从四岁就开始试图理解生命的意义”的执着到其晚年认为的“KQID是真正的万物理论”的自信。但寥凯原有必要走出自我，在话语表达上与主流理论尽可能对接而不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而自娱自乐，要用更强大的解释力支撑并证明理论的真理性。不能引人注目则相当于没有或形同不在，但更重要的是经得起注目、背后有相应的价值支撑意即能让注目者提升价值。面对舆论批评，寥凯原的公开信强调批评者没有理解自己的理论，更不曾证伪自己的理论，声称自己“已全身心地投入到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2.0的研究”。大楼建好了，何不借我党二十大召开之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掀起的高潮再摆一次“学术争鸣”大擂台?

　　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官科”质疑“中国的夏朝是不是真的”的“考古学证据”针锋相对，根据我党“前国师”、江泽民幕僚之一何新的考证，“希伯来”是假的，“古希腊”是假的，“罗马共和国”也是假的，西方文明史只能从“罗马帝国元凶、同性恋凯撒”与“埃及艳后、蛇蝎美人克娄帕特拉”的政治联姻讲起!“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中国特色“公知带路党”怎么勾结海外反华势力“官科”恶心中国人民的老祖宗，中国特色“民科”就敢怎么“挖祖坟”恶心西方文明史!但从长远来看，二者之间无限升级的泼妇骂街式“学术争鸣”只能让世界各国学术界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及其背后翻云覆雨的政客坐收渔利。投机分子一旦将考古学与民族主义挂钩，纳粹在中国变脸复活的迹象也就依稀可辨了。

　　“民科”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特指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民科大神”的来源主要有五个：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在非国立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中却从事并未列入科研计划的个人兴趣研究课题的“科学怪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不精通相关领域的科学理论、没有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却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而敢于提出或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爱好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而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的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的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争光理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并无二致，因而其理想主义包装之下也可能潜伏着某种功利之心。昆明少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磊认为：“民科所作的发明研究对社会是有益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正海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中有的人不乏真知灼见，不应给他们戴上‘伪科学’的帽子。”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院长段昌群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科学，是社会文明成熟度的体现。社会与媒体不应过度解读民科现象，应给民科以更多的包容与尊重。官方的科技协会或社会团体应向民科开放，既让民科了解科技界的研究方向，也为他们的科学研究进行引导。”《中国青年报》认为：“民科大概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第二，这些人一般属于偏才。第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依靠自学，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执著;或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方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第四，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功利。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这本来不奇怪。问题在于，对他们探索科学的热情，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心理学学者唐映红认为：“民科听到了科学史上一些关于科学发现的小故事，以为科学靠灵机一动、一拍脑子就能得到，所以他们就拍脑子，脑子上拍的全是包。”科学史学者田松认为：“力挺‘民科’，反映了科学教育的欠缺。”中国青年网认为：“民间科学家，从严格意义讲，绝对不能算科学家，而应算空想家。”腾讯网认为：“民科的真正对立面是科学而不是官科，科学需要系统而不是妄想，民科成不了科学。”搜狐文化网认为：“民间科学家有深度‘科学情结’，但又对真正的科学研究缺乏基本了解，独自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群体性完全无视四百年来科学家们的成果，企图靠自己单枪匹马打倒‘官方’科学家，这无异于唐吉珂德骑驴持矛试图打倒邪恶的‘风车巨人’。”方舟子认为：“‘民间科学家’一语其实并不严谨，让人误以为搞科学研究还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因此我在这里想改用‘科学妄想家’来称呼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又自称作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认为：“‘民科’们大多不屑于研究小问题。他们的‘研究’往往针对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要么试图推翻著名的科学理论，要么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立志于研究一些听上去很玄、很牛的东西。他们基本没有受过专业科学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数理功底较差，并且常常把科学与神话混搭，‘洋’为‘中’用，‘科’为‘民’用。”新中国曾有“浮夸风”与“大跃进”，科学研究领域也未能幸免，“民间科学家”更是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直接轰击正式的科学研究，所以往往与“官科”逐步沦为部分崇洋媚外的专家学者的代指相反相成，其结局当然是两败俱伤。

　　“民科”与“官科”是人为划分的阵营，民间科学家并不全是“民科”，科研院所与高校内部也有“民科”的身影。第一，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来看，“民科”并不讲究严谨的科学精神，甚至对科学本身都有误解。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中“民科”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杂个人情感与价值批判，甚至发起人身攻击。再有就是“民科”提出观点与理论往往不是基于事实、实验结论或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的任何一种，而是直觉与脑补——讽刺的是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他们并没有可靠的直觉。第二，从研究开展的角度来看，“民科”不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事实上他们往往没有达到理解与运用这些方法的知识水平。他们会凭着一腔热血用初等数学的知识来论证高深的数论问题，其结果是他们发现了很多“漏洞”，你甚至能看到他们一天之内推倒数学大厦几十上百次。他们很热衷于使用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学科名词，尽管自己不明白它的内涵与外延。“民科”做研究基本都不做实验，成果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悟”。严谨一点的倒是会设计几个漏洞百出的思想实验。或运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类比推理。第三，从对待研究成果的态度上来看，“民科”对“官科”的研究结论意即以此为基础撰写的教科书与专著都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不过是满纸荒唐言而已。他们会先批判完，再找其中的问题来佐证自己的批判意见——也就是有目的地断章取义。大部分“民科”很傲慢，不屑于读文献与引文献，与人争论时还趾高气昂，这种天老大老子老二的狂妄态度也是“民科”不被“公知”待见的一大原因。对民间科学家的赞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对“官科”的不信任，体制内的科学家能享受到更多的经费与科研资源，也不可否认社会上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教授专家。但官科的权威不在于学术资源的优势，而在于其对学术成果严格的评价体系。将民科理解为栖身民间的科学家或将学术界定义为官科关注的都只是行为与发布渠道，身在民间的研究者如果以学术渠道为主发布研究成果而接受同行评议就不是民科，身在学术界甚至有过杰出成就的人若只能以非学术渠道为主来宣称重大“研究”则无论他身在何处、名声是否显赫都会在该项“研究”中的表现都会被视为民科，评价科学成果或学术水平本该以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为依据。

　　把民科与伪科学划等号、原创理论与民科划等号后把原创理论与伪科学划等号，给提出原创理论者贴上“民科”标签然后扣上“伪科学”帽子，看到有谁提出原创理论都要先考察头衔身份，与纳粹式血统论就何异?一旦从网络上捕风捉影发现对方是“民科”就如释重负大喜过望，似乎抢占到了身份制高点并因而抢占到了学术制高点，进而张牙舞爪的摆出一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架势，“大义凛然”地将其清除出局……根据“民科是伪科学→某人是民科→某人的原创理论是伪科学”的通行逻辑，体制外不如体制内、民科不如官科、非科班不如科班、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只要把比自己先进的科研成果贴上“民科”标签扣上“伪科学”帽子就能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躺在沙发上、夹着二郎腿抽着烟品着茶优哉游哉的眯着眼锁着眉、盘算着怎样向国家申报选题套取国家科研经费、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继续自我陶醉于早已被“民科”甩掉几条街的课题研究的“学贵做派”。对“民科”有“种族歧视”就会认为只有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系统内自我循环近亲繁殖对“民科”实施“种群隔离”才能避免“民科”基因污染培养出纯而又纯的纯种科学家的“门户观念”。自己技不如人却在反民科反伪科学名义下设置种种似是而非的进入障碍，抱残守缺削足适履的阻挡科学发展以维护旧的范式共同体成员的狭隘学术既得利益、包括学术话语权不当垄断的机制设计，在反民科反伪科学名义下无限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学历评价高于学术评价、把学历评价作为学术评价的必要前提，规定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必须有博士学位、使不赚钱的学术体制成为能赚钱的教育体制的附庸以保证教育产业迅速发展高校利润迅猛增长的“制度设计”……凡此种种，不但彻底堵死国内名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而且造成国内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不但误人子弟，而且严重败坏了国内学术风气，破坏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本土科学的发展。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则务须果断停止民科与伪科学划等号、官科与科学划等号、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制度体制机制设计，对民间创造力的开发作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价值观导向。但“官科”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如果有证据与经文发生冲突，被抛弃的毫不犹豫的就是证据而不是经文。世界上所有的主流生物学家都坚信进化论是正确的科学理论(最多做局部修正)，这是因为进化论提供了太多确凿的证据。任何人可检验证据、任何一本科学书上有一点错误都迟早会被发现并被纠正。“官科”面对强大的证据往往会以“证伪主义”反驳，但社会太复杂而值得运用“唯科学”的仅在知识领域，没有任何科学能指导一切人类社会活动又何来“唯科学”?民众靠“专家”得不到可靠的知识，这时“民科大神”就会有市场，即使被戳穿也无助于“官科”摆脱“塔西佗陷阱”。

　　伪科学是已被实践证伪但仍然当做科学予以宣传推广的理论假说或假设，理论假说或假设往往是科学发现的拐杖。实践证明，科学史上的假说或假设95%是错的，但不能由此否定假说或假设(包括被证伪的假说或假设)在人类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理论假说或假设本身就是伪科学，只有理论假说或假设已被证明是错的情况下仍然将错就错当做科学予以推广的才可认定为伪科学。在理论假说或假设已被证明是错的情况下，提出者没有将错就错继续把该假说或假设当做科学予以推广，社会上仍然把该假说或假设当做伪科学甚至科学骗局穷追猛打，这会挫伤科学家或科学爱好者科学探讨的积极性。把伪科学与某种特定身份如民间科学家划等号则是投机分子插手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手段，在把不是伪科学当做伪科学的同时为真正的伪科学开绿灯。何为民科?民科就是伪科学;何为伪科学?伪科学就是民科!这是“官科”的常用逻辑，但任何科学成果都是科学家或科学爱好者无身份约束条件下认真观察深入调查苦苦思索大胆设想反复验证的结果，把“民科”与“伪科学”划等号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将“民科”与伪科学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关系是对“民科”概念的内涵延伸与外延扩大。在中国，所谓民间科学家就是指的体制外的科学家;而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只有中国才有，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如果只有体制内的科学家才属于“科学共同体”，体制外的民间科学家就属于“在科学共同体之外”，那岂不是说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属于“在科学共同体之外”?如果科学共同体的内外标准不是体制内外，而是另外的标准，那又怎么能把“民科”“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民科”难道不是“民间科学家”的缩写吗?在中国“民间科学家”难道不是指体制外科学家吗?给概念下牛头不对马嘴、内涵模糊逻辑混乱纯粹胡扯蛋的定义又是哪个“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根据库恩的“科学范式论”，人类科学发展过程就是范式转换过程，与范式转换过程相对应的总体上就是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的过程。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的过程与范式转换过程虽然是对应的，但不是同步的——范式转换意味着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但不等于与旧的范式转换、新的范式形成的同时，就能在新的范式基础上马上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从新的范式出现到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之间必然会出现一个在旧的“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就是这些“特殊人群”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的雏形。把这些“特殊人群”定义为游离“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民科”、“伪科学”，实际上是否定了人类科学发展过程是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符合科学史的事实。同时，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建立在不同范式基础上，所以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是正常的。相对论刚产生时，爱因斯坦被德国物理学界斥责为“疯子”;而爱因斯坦本人也至死不承认量子力学。是否意味着爱因斯坦与量子力学创始人都是民科与伪科学?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不能否定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过程就是由“不能达成基本交流”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转化组成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就是由牛顿力学向量子力学转化的中间环节，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与宇观的深化。人类科学史就是“不能达成基本交流”的有不同“特定思维方式”、不同“基础范式”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转化史，切忌把有不同“特定思维方式”、“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定位为官科与民科的关系。

　　科学研究不符合科学学基本原理的特定思维方式，不但“民科”有，“官科”也有。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国内高校推行的什么“论”都有，唯独没有“原创论”的“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SCI收录论”、“评奖级别论”、“双一流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是否属于“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如果是，是不是意味着国内高校被“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所把持?如果不是，那么“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SCI收录论”、“评奖级别论”、“双一流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的学术评价标准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科学学或科学史依据是什么呢?有必要以原创基础理论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国内高校推行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如果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就要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世界顶级刊物”的概念定义是什么?如果说，“世界顶级刊物”就是发表“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刊物，那什么是“世界顶尖科研成果”?如果又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作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定义，岂不是犯了定义项包含被定义项的逻辑错误?第二，评定“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评定“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就是发表的论文都是“世界顶尖科研成果”，那么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作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岂不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第三，如果以刊物的影响因子大、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那么评估刊物的影响因子大小、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低的参照系是什么?如果评估刊物的影响因子大小、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低的参照系是美国或英语世界，能用美国或英语世界的影响因子大、论文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吗?第四，即使以全世界为参照系，以影响因子大、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圣经》在全世界的影响因子最大，引用率最高，能不能说圣经就是科学?《资本论》在全世界的影响因子、引用率仅次于《圣经》，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第五，“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是谁制定的?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人，他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资格谁赋予的?赋予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资格的人，他赋予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人的资格的资格，又是谁赋予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不是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是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在世界一流大师指导下把学生培养成能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一流人才。目前中国名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是西方名牌大学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破格提拔教授、博导，尤其是北大清华甚至规定应聘北大清华教授必须是“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并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却没有任何真正学术建树、既没有原创理论又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信口开河，使之在中国有极高的知名度、话语权与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误导学术评价标准与社会发展方向，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不公平，严重误导人才的成长，严重阻碍本土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严重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到底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还是国内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如果国内高校西化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其背后的科学学原理何在?

　　北大清华等名校自主办学主体把西方当国际、西方出版物当国际顶级刊物、西方学术界对论文的引用率排名当学术评价的标准，把中国人的学术话语权拱手让给美国人并美其名曰“与国际学术评价标准接轨”，实践还是不是检验各种学术头衔、学术标准含金量的唯一标准?符合北大清华“双一流”标准、引进世界一流大学方案设计的始作俑者的中国学者榜上有名台上有声，媒体追踪光彩照人，在中国有极高的知名度、话语权、影响力与市场价值，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大力宣扬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社会货币化，但在国内重大现实问题上谈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见解;他们极力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社会货币化与GDP增长方式，却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更多的隐患。所谓的“双一流”选人标准并不是真正的高标准严要求，而只是承载名校自主办学主体狭隘利益的西方话语权对中国话语权的一种恶性竞争、不当竞争，直至中国的大学讲台被西方话语权控制。他们把自己毕业的美国大学自封为“世界顶级大学”、把给自己发表文章的西方刊物自封为“世界顶级刊物”只是为了使自己对北大清华讲台的垄断与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控制合法化，有关方面之所以给“双一流”学者极高的学术地位、话语权乃至北大清华等名校的领导权只是为了强化他们头上的“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的光环对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示范效应与推动效应，让他们整天在电视上晃来晃去实际上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开发成教育产业的客户而为教育产业当模特做广告。这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也是对中国人民扭曲的价值观、个人成长观导向。自己没有任何原创理论、所引进的西方学术又不能解释中国问题，顶着西方名校博士头衔、掌握名校办学自主权、极力鼓吹推行教育产业化的中国学者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学术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学术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教育向钱看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学者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践踏中国人民的创新成就，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尤其是北大清华等名校自主办学主体推行的学术体制学术标准符合哪一条“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违背科学学基本原理或“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只是一种行为，与特定的主体之间既不能划等号也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把违背“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或违背科学学的基本原理这一行为与特定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划等号、然后又把“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与“民科”划等号是牵强附会的，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根据，而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偷换概念把违背科学学的基本原理或“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即“特定思维方式的人”与“民科”划等号，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间科学家，达到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目的。指责“民科”研究不规范，自己却无法给“民科”下个符合科学学规范标准、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定义，必须由“研究不规范的”民科自己给“民科”下个符合科学学规范标准的定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说明，反民科思潮本身违背了“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不是违背某个具体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而是违背了科学学原理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如果说违背某个具体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有可能是新理论的产生、科学的发展，那么违背了科学学原理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则只能是伪科学。“民科”概念纯粹是有完整学历却没有像样学力纪录、高分低能技不如人的无能之辈用可怜的身份自尊掩盖身价自卑、用曾经考场上的辉煌掩盖现实成就的尴尬、掩盖自己无能取得心理平衡的通道与恶性竞争学术话语权的工具。民科不是伪科学，“民科”概念才是伪科学。那些声嘶力竭歇斯底里对“民科”口诛笔伐的人没有一个有原创理论，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原创理论是怎么产生的。凭什么说对称逻辑是伪科学?因为对称逻辑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国外网站也查不到?官科、学界有名、老师讲过、课本里出现过、国外网站能查到的，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就是反“民科”者的科学素养。恩格斯曾说：“一旦社会上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将比十所大学更快推动科学的发展。”中国自古就有“真正的高手在民间”的说法，科学艺术发展的真正源头是社会实践，高校与社会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高校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灵感离不开社会的创新氛围与创新需要，国民创新体系离不开全社会的创新机制。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国民创新体系的经济基础，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型大学的社会基础。创新型大学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机制、成果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创新型大学实际上是创新型国家的“全息元”。没有民科的蓬勃发展，创新型大学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展望中国的“民科”与“官科”?学历完整性、职务正规性、头衔显耀性、身份显赫性、待遇优越性、学风浮躁性，“官科”优于“民科”;理论原创性、知识系统性、逻辑严密性、学风严谨性、学术规范性、实践有效性，“民科”优于“官科”。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有大学讲台、掌握学术话语权、占有媒体宣传制高点、攻城略地大奖小奖各种荣誉地位统统拿下的，“官科”优于“民科”，尤其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院士让业余科研爱好者望尘莫及;真正能创立原创基础理论、改变人类历史、在人类科学史上刻下痕迹青史留名奠定中华民族学术地位为民族争光的不是目前风光无限的“官科”，而是暂时坐冷板凳的“民科”，比如“亲恨仇快”的屠呦呦。

　　“民科是伪科学→某人是民科→某人的原创理论是伪科学”，这样的逻辑能在社会上通行很难说真的仅仅是出于反“伪科学”。如果真的仅仅是反“伪科学”没必要把“伪科学”与“民科”——特定身份捆绑在一起，没必要把“伪科学”与“民科”两个概念划等号。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要害与危害在于：不是用原创理论检验博士学位是否合格，而是用博士头衔衡量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用颠倒的学术评价标准抬高学历贬低学力;在高分低能的假“博士”在真学力面前相形见绌、证明教育产业化政策已失败的情况下，通过“民科”“官科”的二元区分、颠倒学术评价标准以继续掩耳盗铃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是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目的，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实质是高分低能的假“博士”对真学力的挑战。“民科”概念的产生、极具中国特色的“民科”“官科”的区分、反民科思潮的出现，说明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极度缺乏科学素养，说明国内教育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学风问题。但在国内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不仅仅是学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教育产业化政策及与之相应的逆选择逆淘汰的干部人事制度环境下，学历与学力、头衔、水平、身份、身价的不对称乃至巨大反差是必然的，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学历与学力、头衔、水平、身份、身价不对称的尴尬现实面前，有关方面如果不是通过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实现优胜劣汰，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实现学历与学力、头衔、水平、身份、身价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实现学历与学力、头衔、水平、身份、身价的高层次平衡以消除社会异化现象，而是将错就错通过把科班与科学、学历、学力、“民科”、伪科学划等号的政策、体制、机制设计与价值观导向强制实现学力与学历、水平、头衔、身价、身份的低层次平衡，就为反“民科”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体制保证、舆论环境与社会心理基础。在反“民科”浪潮中跳得很高的人，实际上都是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的马前卒。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强制实现学力与学历、水平、头衔、身价、身份低层次平衡以维护现有的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教育产业化政策与逆选择逆淘汰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措施，都只能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贻笑大方，在人类历史上落下以纸包火、削足适履、抽刀断水、螳臂当车的笑柄。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而一手遮天倒行逆施刻意扭曲颠倒人类文明价值体系，用“官科-民科”二元化固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那就不仅仅是异化与笑话，而是反人类。“知识诚可贵，学分价更高。只要拿文凭，两者皆可抛”，“60分万岁，70分受罪”，很难想象在这样被动学习的环境中能培养出具备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成果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很难想象经过这样的被动学习形成的“学历”与“学力”、“科班”与“科学”能划等号。沉湎于“科班”与“科学”、“民科”与“伪科学”划等号的幻觉中不可自拔的现行名校自主办学主体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卖学分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除了读教科书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造成国内大学生数量全世界最多而人均阅读量却是全世界最少，网吧爆满、图书馆冷清，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背道而驰，“大学精神”的硬核是“科学精神”而不是阿Q精神。

　　中国特色教育本来改革的目标是消除计划体制下的异化现象，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教育产业化改革却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更加严重。名校自主办学以学校利润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学术与超学术的人身依附关系。名校自主办学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名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名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腐败，已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一切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高等教育应为中国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做贡献，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GDP增长做贡献。名校自主办学推动的学校利润与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创新体系要求彻底改变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特别是创造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改变为教育产业化政策服务、把学历摆在学力之上的社会人才体制机制。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本质。以提高智力为核心，名校教学体制与科研体制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是异化，其结果就是大学生的科学素质低下。不可否认，在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体制机制设计与价值观导向环境中，“读读读，书中自有田螺姑娘”是可能的，“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万两”也是现实的，但“读读读，书中自有原创理论”只是痴心妄想。原创理论不是把“科班”与“科学”画等号的“顶层设计”就能一厢情愿产生，也不是把“民科”与“伪科学”画等号的“顶层设计”就能一手遮天抹杀。面对非科班——“民科”出原创成果的能力优于科班这一客观事实，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唯我独大我行我素行不通，试图靠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假博士整天一只手柱着一根金箍棒一只手对着“民科”竖起中指指着鼻子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喊打喊杀也只能蚂蚁缘槐蚍蜉撼树自欺欺人自取其辱;调适心态调整思路通过正向改革使名校教育体制与科研体制无缝接轨，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名校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不是科班而是科学，而科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既不可能关起门来从课堂产生，也不可能通过灌输书本知识得到发展。什么“论”都有、唯独没有“原创论”的“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评奖级别论”、“双一流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等都是在关门卖学分制度造成国内名校占有国家大量科研经费却不但鸟不拉屎而且狗也不拉屎的严酷现实面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南郭先生为南郭先生群体保驾护航的产物，是水货排挤干货、“劣币驱逐良币”的产物。这些奇奇怪怪、没有任何科学学根据的所谓学术评价“标准”说明，顶着西方顶级名校博士头衔并不意味着知道原创理论怎么产生;根本不知道原创理论怎么产生的书呆子，当然根本不知道教育体制与科研体制、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怎么衔接。不是从理论本身考察新理论是否真理，而是从一个人是不是科班出身判断新理论是否成立，出于教育产业化目标对高校教学科研体制的顶层设计，使高校教学目标与科研目标完全脱节乃至根本对立。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弱将手下无强兵。没有原创理论、根本不懂原创理论怎么产生的人本来不具备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根据高校教学目标与科研目标的内在一致性，不具备学术评价话语权也就不应具备高校领导权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话语权。执迷于“科班”概念、“国际惯例”与“双一流”标准的所谓世界顶级名校博士把持国内高校领导权与学术评价话语权，只能培养出一大批高分低能、有博士学位无博士学力的“屠龙术”附庸。

　　“民科”与“官科”的学术标准是统一的，“民科”、“官科”的二元区分没有科学根据，“官科”是科学、“民科”是伪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没有科学根据。中国要强化国民创新体系，不是反“民科”而是根本改变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压抑人的创新能力的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所谓“官科”，狭义指体制内科学家，广义指在自己研究领域取得教育部承认的海内外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人员。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进，“官科”概念有从狭义向广义延伸、广义转化为狭义的趋向。凡是“官科”的研究成果都是真科学、凡是“民科”的研究成果都是伪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不是基于科学学原理的、规范的、负责任的学术评价，而纯粹是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使学术体制成为教育产业链中一个环节的产物，是教育产业化衍生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染指辐射带动学术行政化的产物。学术行政化，就是在学术资源配置、学术成果评价中，不是体现科学发展规律、促进科学发展，而是体现行政意志、实现行政目标的科研体制。学术行政化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规律，阻碍科学发展。教育行政化，就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教学成果评价中，不是体现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才成长，而是体现行政意志、实现行政目标的教育体制。教育行政化严重违背人才成长规律，阻碍人才成长。教育产业化，是把教育由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的改革取向，经过教育产业化改革使教育部门由公益部门转变成盈利部门，在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通过教育产业这个平台纳入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的同时，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为高校带来利润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产业化是典型的、彻头彻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垄断的不是一般的自然资源，而是智力资源、社会资源与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教育产业化颠倒了学历与学力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扭曲了学术评价标准与社会人才评价体系，破坏了国民创新体系，剥夺了贫穷家庭后代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使GDP、人均GDP指数大大提高的同时，降低了中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实际生活水平，使国内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感指数大大降低，是改革的异化与社会的后退。教育产业化是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的根源，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教育产业化的两大毒瘤。

　　在中国特色“官本位”与学术、教育双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成立，但绝大多数伪科学不是民科而是官科，不在体制外而在体制内，而且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只不过因为“官科”掌握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有关方面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而刻意掩盖“官科”中的伪科学，放大“民科”中的伪科学。当体制内——“官科”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官科”的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官科”的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民科”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以致造成学术界身份与身价、成就与地位、贡献与待遇的极大反差。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的“民科”——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必须让“民科”与“官科”在科研体制、学术评价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对民间科学家的赞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对“官科”的不信任。固然，体制内的科学家能享受到更多的经费与科研资源，也不可否认社会上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教授专家。但官科的权威，不在于学术资源的优势，而在于其对学术成果严格的评价体系。将民科理解为栖身民间的科学家，将学术界定义为官科是错误的，因为它关注的只是行为与发布渠道。如果一个身在民间的研究者如果以学术渠道为主发布研究成果，接受同行评议，他就不是民科。反过来，一个身在学术界甚至有过杰出成就的人若只能以非学术渠道为主来宣称重大“研究”，那么无论他身在何处，名声是否显赫，起码在该项“研究”中的表现可被视为民科。评价科学成果或学术水平，应以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为依据，而不能因“科学家”在民间就高唱赞歌。要在全社会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知识轻智慧、重继承性发展轻创新性发展、重按部就班增长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重持之有据轻言之成理、重引经据典轻自圆其说、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严重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严重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严重异化的人才体制。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除了彻底改变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外，要打破体制外与体制内的人才堡垒，让体制外与体制内的人才平等竞争，让体制外—民科的一流科研成果可畅通无阻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国内一度声势浩大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浪潮纯粹是贼喊捉贼、李鬼捉李逵的闹剧，这场闹剧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逆流、中华文化发展史的耻辱与国内学术界的雾霾，严重阻碍了本土科学的发展与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这股逆流在中国泛滥成灾主要是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必然产物，必须从哲学、科学学的高度对这股逆流迎头痛击以正本清源，还国内科学界以朗朗乾坤，让本土科学转向健康发展。

　　“官科”科普讨论时有如下几个典型的观点或做法：：凡是经验的都是不可靠的;凡是未经随机、对照试验、双盲测试、未作统计数据分析的、主观的都是不可信的;凡是与经典教材不符的都是编造的;凡是与商业有关的都是虚假的;凡是对未知问题提出不同看法都是别有用心的;凡是没有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都是不可信的。“官科”否定对方的论点之前往往会问：你是否有文献证据?如果你提供了文献证据，他们又会提出一系列看似科学的理由来否定这些证据：研究的样本数太少、论文作者不够权威、论文发表的期刊不是外文(他们通常认为中文期刊都不可信)、虽然是外文期刊，但期刊不够有名、期刊的影响因子太低……等等。总之，他们不是从事实本身去讨论，而是利用并不完全相关的因素去试图表现自己的正确。“官科”认为只有Cell、Science、Nature上面的论文才入得了法眼。但据香港大学金冬雁教授统计，即使是诺贝尔奖成果的论文，也可能只发表在IF很低的杂志上，而这种杂志的IF在对于“官科”而言不值一提。“官科”以主观判断代替客观事实、以绝对代替相对，缺乏正确的逻辑(或本身就想利用诡辩替代逻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修养有明显缺陷。经验来自于对客观自然的感受，人的大多数知识最初都来源于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总结、设计、研究，才有了知识，所以经验是知识的基础。经验积累不仅可能产生知识，对于研究还可能产生直觉、灵感。科学研究的路径，通常是从假说→验证→理论。而假说有很大的经验、直觉或偶然机遇成分(例如含硫橡胶的发明、青霉素的发明，都是极为偶然的)。假说之后的预实验通常不一定是大样本的RCT研究，可能只是为了先获得一个大致的判断，而后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官科”认为经验、初步研究一无是处、主观感受毫不可信，仿佛除了RCT研究以外，其它任何单盲的、开放性的研究、观察性研究都毫无价值，连从经验中获取灵感都是罪恶的。照此观点，若一个人说自己饿了，必须要把这个人的胃内食物容积准确测量后作分析，以统计数据说明“这个人饿的程度与常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才是可信的，不能不说是荒谬。这种立场，显然来源于自然认识方法中的教条主义。一个人对某个被大众广泛认可(但不一定正确)的观点提出不同观点，往往在科学上有很大的价值。例如著名的“日心说”。奇思异想往往基于合理的逻辑推理、与公论不相符的现象观察，因而往往突破常规，带来创新。想象力是人类的翅膀。有一句俗语说得好：思路决定出路。如果连想都不敢想、不能想，还能有什么出路呢?怎么可能有创新呢?又如当前的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死记硬背标准答案，而不是根据这些知识培养想象力、推理能力，不是用自己的思考与实践去质疑权威、突破常规，又怎么可能带来科学上的创新呢?众所周知，在“地心说”被推倒前，宗教裁判所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宗教人士认为自己是科学(以及包括但不限于科学)的法官。“官科”认为自己就是科学的法官，在对不同观点者的态度上往往是极端的左派，甚至不惜以文革批斗方式实施人身攻击;在对科学发展这件事上，又是极端的保守右派，而保守的方式又常常看起来是“科学”的，这也谈不上是光彩的。其起源，既有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不全面，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不全面。把商业与研究的决然对立，把期刊与论文质量的加以等同，则根源于逻辑的混乱，因而将不相关的因素置入因果关系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到底是主观判断为先、还是尊重客观现象为先;是唯物辩证，还是固执己见。这关系到认识是否全面、态度是否客观、用辞是否审慎、讨论是否理性、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是否能从现象去探究本质。保守而教条的认识，导致缺乏想象、不能接受(甚至打击、阻碍)新的观点与认识，不但使抱着这种认识的人自身无以进步，更会阻碍别人的探索。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因果错位的各种讨论方法，并不能为讨论者及公众带来更多正确的科学认识与进步。“官科”教化众人的科普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可能是留不下龙种，却孵出了跳蚤。但网络科普界现在似乎谁极端、出位、偏执、决绝，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注意力与影响力。由此，科学事实拎不清，也不会有科学的种籽与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发展远没有到全知全能的地步，实际上我们所知的是太少了。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未知，而不是不过脑子就否定未知、打击异见。

　　海内外考古学界的重大共识之一是“人类共同的始祖是非洲智人”，炎黄子孙是不是开了“人类文明之先河”并不比当今国人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更重要。最近看到西方国家预警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危机与中国夏粮丰收场面，“四个自信”姑且不论，至少“家里屯粮心不慌”的民心所向是信得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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