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社会主义改革（三）——门阀的破灭

　　自秦皇施行郡县制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不绝，稳定传承，成为四大文明古国惟一延续到20世纪初叶的奇观，其中儒家思想和中国特色文官制度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为保持大一统文明古国立下历史功勋的官僚体系，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朝末年，已经成为把持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话语平台的腐朽特权阶层，他们继承魏晋南北朝兴起的门阀制度，以勋贵家族和各级官员为核心，还有依附在他们身边的士子阶层，组成了一股超越皇权的特权政治力量。他们的经济基础就是兼并土地、垄断商贸，其成员许多就是豪强地主和商业巨贾。在小冰河时期，以农业立国的明帝国遭受到农业歉收粮食短缺农民起义和后金崛起边事危难的重重困窘，天下之主崇祯皇帝力图挽救危亡，却面临粮饷两缺的尴尬境地，京师勋贵和六部大臣只会提出增加田赋(明代制度，凡挂名官宦和士子名下的田产免征赋税，田赋全部压在小小的自耕农身上。因此形成田产转移兼并，官宦门阀世家尽享田产权益却丝毫不予承担税赋责任)，给早已如骆驼般负重不堪的农民压上最后一颗稻草，而不愿从饱满的私囊中拿出几两银子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其中尤以国戚的表现最为差劲，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居然在崇祯穷途末路朝堂劝捐军饷的时候，心疼半晌才拿出万两白银充数，而日后李闯攻破京师，仅从这位伯爷家中就抄出白银30万两。就是这种标榜“与国同休戚”的公侯将相门阀世族间接葬送了大明的锦绣江山。清兵入关，有明一代的门阀世家随之飞灰湮灭，满清觉罗和八旗贵族又通过两百多年的演变成为新的门阀特权世族。

　　这样的故事在清末又重新上演。不过是吊死的崇祯换成被囚禁瀛台的光绪而已。甲午战败，赔付日本两亿两白花花的银子，国家再不变法即面临王国灭种的危难。但变法就要触动门阀的既得利益，于是企图依靠底层激进派官员变法的光绪皇帝变法未成身先禁，成了老佛爷手中的傀儡，阻碍变法的满清贵族也终于在十多年后随着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彻底丧失了其政治和经济特权，幸而20世纪进入民主时代，民国还为其保留了宝贵的吃饭家伙和家中浮财，落得一个富家翁做做。

　　当年联动分子就私下自诩“要是在过去，我们这些人不是大家公子就是千金小姐”，对外称自己一伙是“当然”的接班人。毛泽东坚决要打破“周期律”，伟人掌中风雷动，打破了这批公子小姐的世家梦幻，草根得见革命委员会一片蓝天。尽管蓝天也有雨雪风云，毕竟体系是朝向草根开放了。近三十年来，又有官员和专家精英一直致力于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等级关系，有官员想做高高在上的“大老板”的，有专家精英要做独霸话语权的学霸学阀的，而且他们的等级制大厦蓝图已经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在党政机关，在公私企业，在社会交往等等领域，这种名为分工实为等级的森严制度和潜规则已经卓然有型。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小学生比未来就是在比较自己父母的等级能量。

　　历史的规则告诉人民，有压迫就有反抗，平安老总马明哲六千万年薪成为全国打工白领的众矢之的，通钢老总陈国君和工人的悬殊工薪直接导致了其身败名裂，这不是简单的“眼红”和“心理不平衡”的问题，铁的和血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大众民主的时代，类门阀的等级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胡总代表党中央宣示，我党要宗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时代宗旨。觉醒起来的人民大众，以新一代知识白领为前导，对新门阀体系造成的社会不公给予了一波又一波一轮又一轮地坚定反击。正是互联网的正义声音吓坏了一些官员和专家精蝇，有官员利用权力对曝光监督者进行种种打击迫害，有专家精英叫喊“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云云。只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再想像几百年前那样依靠特权聚敛家财，享受王侯般生活的门阀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是肯定没戏了。

英雄史诗

　　文革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又是一部在火红的年代演绎出来的英雄的史诗。

　　史诗的主角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毛泽东。正因为他永远把自己放到百姓的空间，以自己的道德魅力、天才智慧和大无畏英雄气概带领几亿有觉悟的劳动人民向几千年公认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宣战，带领人民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超越时代的不凡历程。对于这样一部再也无法复制的旷世人民圣典和群体英雄史诗，我们只能以宗教般的圣洁来传承她的本源。

　　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号召，锁定了英雄史诗的三大主体方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诠释了这一无产者的英雄史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奴隶群体和草根阶层社会地位的根本性抬升，工农兵，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从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

　　王进喜，这个耿直的西北大汉，十五岁起便因生活所迫沦落到玉门油矿做苦工，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经历了工头打骂欺压和工人当家作主两个朝代，认定了共产党的品牌。就是在当代精蝇以“饿死几千万人”的口号恶攻不已的1960年，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新油井井喷之时，压制井喷的水泥砂浆搅拌不及，王进喜猛地跳下搅拌池，在北国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搅拌机，这一动人场景被电影《创业》作为经典镜头而永远复制下来。“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的铁人精神从此成为大庆精神的核心。中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是推动国家前进的主力军，前三十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执政基础，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对党和国家报以主人翁式的奉献，为改革初期的经济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工业基础，同时全面造就了工人阶级在大时代的英雄群像。后三十年，下岗、买房，耗空了工人们前三十年的积蓄；耗尽了工人群体对党的朴素感情，主人沦落为工奴，成了“群体事件”的不稳定因子，眼看分道扬镳了也！

　　陈永贵，一位出自太行山深处的传奇农民副总理。还是在精蝇们嗡嗡喷墨的六十年代，这位大寨大队的支部书记遭灾不报灾，发动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积极分子，以集体的力量和满手的老茧向大自然宣战，“先治坡，后治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年粮食自给还向国家上交了爱国粮。太祖一激动，在中南海叫上永贵大叔和前不久才去世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到家中寿宴款待。周总理把大寨人的做法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大寨成为新神农，红旗渠、韶山灌区一系列人间奇迹在战天斗地的凯歌声中展现神州。奈何昨日之神州群英，在小岗村样板示范下分崩离析，早已沦为卖土地、吃救济、偷抢霸路的等外公民，时势造英雄，亦造义和团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军方队更是英雄辈出的黄金时期。以全民道德楷模雷锋为突出代表，仅和平年代以身殉职的就有抢拦惊马救火车和儿童的欧阳海和刘英俊，有坚守岗位保护钱江大桥的蔡永祥，有危难时刻保护民兵的王杰，有和洪水波涛搏斗救人的谢臣，有在青藏高原掩护民兵的门合。在局部战争方面，有在珍宝岛战斗的十英雄，有和蒋军剑门、章江两舰作战重伤坚持战斗到胜利的麦贤得，有小艇干倒南越海军大舰的西沙之战271、274英雄群体等等等等。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学的就是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英雄精神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奉献精神，是团队力量的集中体现，每每勃发在个体生命和个人抑或小集体利益需要牺牲的关头，聚精会神建小家，一心一意谋发财的时人是学不来的。大庆人在国家急迫需要石油的时候宁肯少活20年，大寨人在国家经济困难粮食短缺的时候遭灾不索取，大灾还要交公粮，解放军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险的时刻就挺身而出，为工农商学兵各界竖起了可见可及的学习榜样。

　　英雄史诗也是随着主流导向流淌的歌，在全国人民振奋向上的年代，知名的英雄方阵后面是无数的无名英雄的奉献。正是这一代人，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共和国清新向上的社会习俗唱响了时代最强音。

　　但是后三十年，理想被抹黑，奉献当傻瓜，拜金成主流，社会利益化，工厂改制，农村单干，孕育英雄的组织结构彻底解体，占国民总数90%的工农兵大众成了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其上辈人的艰辛付出和利益牺牲成就了今天特权阶层的盛筵，“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英雄的时代已经消亡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

　　六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保持文革精神，社会就走向光明，人类就走向平等，英雄就层出不穷；反之，社会就走向黑暗，人群就分崩离析，英雄就销声匿迹。笑贫自以为播下龙种，其实收获的不过是一群跳蚤而已。英雄们，惜乎哉！

愤青

　　网易博友昶昊说得很经典：中国需要热血青年，需要愤青。愤青不应该是个贬义词，可以设想，没有南湖上那条小船里的那些愤青，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革红潮虽然远去，却给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传承，这就是宏大地愤青队伍。

　　所谓愤青，一有文化，二有热血之愤怒青年者是也（有此禀赋的老青年应该也在其内）。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车轮，背后都有愤青推动的影子。近三十年来群众自发地与局部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网络上正义呼声成为网媒主流，其中主导的力量就是愤青。

　　愤青是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路见不平有人铲”一族的精英人群，其言行又是对传统的“缴粮纳税明哲保身”文化（现代翻版叫作“做好自己的事，不折腾”）的反动。因此，历来当权者都是把愤青排斥于主流圈子之外，视其为动乱不稳之源。

　　所谓“造反”，并不是愤青们的专利，更不是中国人的喜好。古往今来，特别是在中国，暴力革命从来都是草根阶层的最后选择，无一例外都是在草根被逼上死路绝路之后的被迫无奈。只要社会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政治对话的渠道，只要社会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非暴力交流的机会，只要人民的声音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发出的地方，只要人民还能够看到哪怕是一丝一毫改善的希望，人民都绝不会选择暴力革命。二战之后欧美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百年来工人阶级的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形成了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暴力均衡，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剥削阶级的镇压和专政，更是让西方统治阶级深深产生了历史恐惧感，迫使统治阶级接受了非暴力交流的政治对话渠道，因而才有了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今天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不学无术，其对劳资关系的认识还残留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果没有正确和有力的导向，注定是成为中国社会动乱的罪恶之源。

　　文革之前，党内走资派已经开始向官腐路线发展，而大部分工农群众则是怀着报恩心情原谅这些正在量变转质变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有的甚至认为“人家打了天下，自然该人家坐”，即使党内高级大佬持这种想法的也是不少。从反右开始，党内不少地方和单位的各级当权者就把压制不同意见作为常规的“维稳”手段，如同毛爷爷讲得那样：“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少奇同志在《论修养》中成形的的“驯服工具论”就是这些党内走资派和官僚派的上方宝剑。

　　正是如此，才激怒了既有见识又有文化的愤青造反派，这些人关心国家大事胜过钻营个人前程，上有最高统帅撑腰做主，奋起造反。旧北京市委是党的老大都夯不动的有名的“土围子”(前不久网上流传的要质疑共产党合法性的万里就是这个土围子的核心成员)，但在愤青们群起攻击之下一朝崩塌。愤青作为非常时代党内两条路线殊死斗争的非常借用力量，凸显了群众尤其是群众中的精英人物组织起来的能量。文革也为愤青们提供了“四大”这种话语通道和民主权力保障的平台，红卫兵和各色造反组织就是愤青们的俱乐部沙龙，大部分愤青入驻革命接班人梯队。当然文革过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党内各级大佬官复原位，再也不需要其最高领袖看重培养的愤青一族了，于是有些出息的愤青全部归为七十年代的新右派，罪名唤作“三种人”。

　　文革本是党的元始天尊发动的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党内各个政治集团政治诉求的思想革命，作为四十年之后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摈弃历史恩怨，左中右各派通过政治对话沟通观点，由此走向求同存异的政治和解。试问，精英集团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数千年，老百姓不过还是在党的领导轨道下“造反”三五年，怎么就成了千古第一历史浩劫？怎么就连讨论的机会都一概封杀？为什么党内左翼两份公开出版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连连被新闻出版署吊销刊号？猫腻到底在哪里？

　　近年来，工人反对私有化兼并，保卫工厂国资的奋争和农民反对官僚资本借“开发”之名掠夺土地的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流血冲突在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所谓“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国内阶级矛盾对抗步步加深，共产党的执政为民宗旨受到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严峻挑战。透过重重迷雾，现在我们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妖魔化文革已成为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反毛灭共亡华的一张红桃A，只有牢牢地把文革踩翻在地，就不愁没有妖魔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切入口，就不愁没有否定共产党及其领袖群体的切入口；只要沿着这张路线图，人民救星毛泽东就是千古罪人，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非法”组织，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万恶之源，中华民族就是劣等民族，中国愤青就是一伙法西斯打砸抢烧分子，中国就会被牢牢钉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人权被告席上，被国内外资本吞噬的原属人民的亿兆国家资产就会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合法传家财富。

　　文革不正名，文革中的愤青不正名，中国共产党就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社会主义历程就跳空残缺十年，中华民族的崛起会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这绝对是一个事关党、国家、民族生死存续的大问题！因此，作为文革的活遗产，已步入老年的文革愤青要求得到历史的正面评价；而作为他们精神上的传承者，亿万中国当代愤青则正在改开这一优秀的反面教员教育下成长起来，成为维护国统、党统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主力军。愤青不绝，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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