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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工业革命与世界工业化回眸(十一)

作者:超级工程一览 发布时间:2016-05-16 13:42:5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新中国工业革命与世界工业化回眸(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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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1日,南越,西贡以西20英里的Bao Trai正在激烈交火。一群村民躲在河岸边,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儿童,惊恐地看着一名手持M79榴弹发射器的美军伞兵。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至1971年,美国春田等五家兵工厂,生产了超过35万支M79榴弹发射器。韩国大宇公司和南非Milcor公司获得授权仿制。越南战争长达20年,美国投入的军费超过1680亿美元(约合14.9万吨黄金,现值63120亿美元)。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二战军费的一半,相当于1966年中国GDP(761亿美元)的两倍多,相当于2010年中国全年GDP。(民族复兴网编者按:1966年与2010年可不能用GDP简单类比,显然对1966年是不公平的)


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占GDP总额的10%左右。1964年美国军费开支525.85亿美元,1970年达到801亿美元。越南战争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使以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牵引的美国工商业体系,得以维持运行。美国军工产业吸纳了超过300万就业人口。国防工业雇佣了全国59%的航空工程师,22%的电气工程师、20%的普通工程师。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与军事工业相关。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跟在美国后面发了战争财。而美国政府透支国力,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恶化,国债规模迅速膨胀。1969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被迫转向战略收缩。苏联趁机进入战略扩张阶段。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获得上千亿美元外汇收入。过于依赖石油出口,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间接导致苏联解体。
        到1980年代,美国依托军工产业积累的巨大技术资源,向民用产业进行产业转移,形成显著的技术竞争优势。如波音、IBM、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通用电气、通用动力、杜邦、陶氏化学、美国铝业、埃克森石油、固特异等企业,成为难以撼动的产业巨无霸。到1990年代,随着苹果、微软、英特尔、雅虎等新兴企业的崛起,美国进入新产业变革时代。同时期,中国由于全面摧毁肢解军工产业、压缩军费开支,转而发展低端出口加工业,使得全国重工业体系陷入破产衰败状态。全国下岗失业人口超过4000万人,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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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南越,西贡东北部,美国陆军出动UH-1直升机,进行机降作战。美联社Henri Huet拍摄。蝗虫般漫天飞舞的UH-1,成了越战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从1956年至1976年,美国共制造了超过1.6万架UH-1直升机,耗资上百亿美元。光是在越南战场就投入了超过7000架,损失2500余架,阵亡飞行员2200余人。在产量上只有苏联的米-8中型直升机能够匹敌(生产了1.2万架)。1980年代后,UH-1逐渐被UH-60黑鹰直升机取代。2012年中国直升机年产量,飙升至近200架。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美苏高强度军备竞赛的疯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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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8日凌晨,福州军区守备7师F131号登陆艇,战士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及吴春富两人,枪杀艇长甘久郎和其他6名战士,将登陆艇驶至马祖岛投敌。当晚,解放军通过情报系统获悉,台湾军方将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本岛。1月9日下午3点半,台湾军方派出的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搭载吴文献等人从马祖起飞(如图)。三分钟后,福州军区通过预警雷达发现该机,空军第24师出动两架歼五、两架歼六,将该机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歼五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记一等功。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将其斥为“谋杀反共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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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14日,苏联运载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因癌症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年仅59岁。这位天才设计师杰出的项目管理能力,保证苏联赢得了美苏太空竞赛的头一个阶段。他的猝死,对于被内耗和官僚主义困扰的苏联登月工程来说,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照片为拜科努尔航天城内的科罗廖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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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上空,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G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万米高空相撞爆炸解体。要命的是,B-52轰炸机上带着四颗B28RI(MK28)氢弹,爆炸当量145万吨。美军紧急出动进行搜索,在陆地找到三枚摔坏的氢弹,第四颗掉到了海里。美军动用了3000多人,耗资2000万英镑,在海底搜索3个月,最终在4月7日8时45分,将第四颗氢弹从864米深的海底,捞上了海燕号(ASR-14)潜艇救援舰的甲板。MK-28是美国最长寿的核弹头,威力7-145万吨,从1958年服役至1991年退役,服役期长达33年,总共生产了4500枚(起码耗资百亿美元)。中国在1967年空投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即达到了MK28的水平,一步抹平了与美国核武器二十年的差距,堪称奇迹。1979年9月13日,中国的一枚空投氢弹因降落伞失效,在新疆罗布泊直接坠地破裂,造成放射性污染。邓稼先博士在查看事故现场时受到大剂量辐射,1986年因直肠癌去世,年仅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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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17日,沈阳飞机厂,试飞员葛文墉驾驶02架歼七原型机,首飞成功后跨出机舱。歼七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F战斗机技术资料进行仿制,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单发单座两倍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葛文墉试飞时所穿飞行装具,是1963年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时,带回的F-86战机所用的美制P-4A防护头盔及抗荷服。歼七服役时列装的是根据苏联ГШ-4МС头盔仿制的TK-1型头盔,和DC-2型高空代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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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对越南(北越)的轰炸。该照片拍摄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工作室的监视屏幕。美联社Marty Lederhandler拍摄。据美国国防部数据,1965年2月至 1968年11月,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到10.77万次,投掷炸弹258万吨,北越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2吨,投弹密度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炸弹估值超过300亿美元)。“饱和轰炸”及“焦土政策”在越南留下超过2600万个炸弹弹坑,导致上百万平民死亡,战争难民超过1430万人,30万孩子沦为孤儿,8.3万人截肢,4万人失明或失聪。1965年6月到1970年7月,越南战争最激烈阶段,中国共派出了32万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通讯、工程等任务。高炮部队共有63个团,总计15万余人赴越南执行防空任务。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1965年至1978年,中国共向越南援助超过2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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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市中心佛克恩大街(Folkungagatan)。瑞典是北欧第一大国家,从1860年代起发展工业制造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中立国而逃过了战火侵袭。一战期间对钢铁、滚珠轴承、木材等战争物资的出口,使瑞典获利颇丰。1876年创立的爱立信(ERICSSON),1883年成立的斯德哥尔摩电气公司(ABB前身),1908年成立的SKF瑞典轴承公司,1927年成立的沃尔沃汽车公司,成为瑞典工业的支柱。最著名的当属以炸药起家的诺贝尔家族。二战期间,瑞典继续以中立国身份从中获利,同时向美国和纳粹德国出口轴承、优质铁矿砂等战略物资。瑞典的军事工业也在二战期间得到迅猛发展。1951年瑞典Saab飞机公司开始研制Saab-35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1967年首飞的Saab-37战斗机,是世界第一种鸭式气动布局战斗机。与美国、苏联同时期生产的飞机性能相当。瑞典尖端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工业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之上。1960-198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以下,让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颇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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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开始脱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1950年南斯拉夫因灾粮食产量减半,出现严重饥荒。铁托访问美国,接受美国经济援助。1951年铁托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到1963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达到11.5万余家。给私营业主提供高利贷者,被称为私人银行家。各企业相互竞争,盲目扩大投资,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泛滥,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迅速。失地农民沦为廉价劳工,使得南斯拉夫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989年东欧剧变后,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加盟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其后波黑和马其顿宣布独立。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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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上海打浦路越江公路隧道工程,采用直径10.2米超大型网格挤压盾构掘进机施工。该机由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1958年成立)设计,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辅以气压稳定开挖面,在黄浦江底掘进1322米。同年,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始研制直径7.1米的压缩混凝土盾构掘进机,1968年进行试验挖掘。198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试验段挖掘试工,采用国产6.41米刀盘式盾构掘进机。到19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地铁项目开始上马时,各单位花费巨资进口日本、德国、美国生产的盾构掘进机,动辄数亿元。1990年代中国重工业企业正处在破产浪潮中,无力投资研发盾构掘进机。2006年后,随着各省市地铁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20-30家盾构机生产厂,但核心零部件全部靠进口。年产值上千亿元的盾构产业,其中60%属于外国进口零部件。盾构机的三大关键部件:主轴承、液压件和电气控制组件依赖进口,长期无法实现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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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水城钢铁厂动工兴建,1970年建成投产。该项目是三线建设中,贵州省最大的冶金企业,年产120万吨生铁、60万吨钢、55万吨线材。六盘水是完全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年轻城市。1964年中央在规划三线建设时,决定在贵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安顺六枝县、盘县、毕节水城县境内,建设重点煤炭基地。1965年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6年4月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总指挥部。10万建设者、50多万吨物资运往六盘水,在这片原始地带创业。建设项目包括六盘水矿区、水城发电厂、水城水泥厂,盘县发电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上百个项目。水城矿物局机厂职工庄均福回忆,1965年他从安徽淮北到贵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没有电,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民用建筑都没有。住的是油毛毡房,喝的是山泉水,吃野菜、吃包谷,生活十分艰苦。刘凤林回忆,当时职工们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理不了发,许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工人甚至赤着脚劳动,磨出血泡也没有叫苦的,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

  到1978年,经过十几年艰苦创业,六盘水煤炭产量达到730万吨,洗精煤186万吨、发电量4.2亿度,水泥43万吨;工业总产值3.9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9%。1964年到1984年,国家对六盘水的工业基建投资为24.85亿元,其中煤炭业占19亿元。1990年,国家放开产品市场价格调控后,煤炭行业生产成本暴增。当时国有重点煤矿吨煤成本为58.6元,售价仅43.85元。全国煤炭行业亏损57.56亿元。六盘水的日子很不好过,国有工业企业濒临破产。六盘水境内两大矿务局开始接连崩溃。由于大批工人下岗致使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城市服务业凋敝。2000年前后,六盘水进行经济转型,招商引资、鼓励发展私营个体户、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六盘水境内有超过2400家私营小煤矿,诞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死于煤矿事故的打工者,每年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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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2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刘少奇主席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发了《二月提纲》。《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身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4月16日至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扳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起草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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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4日,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召开2500多名职工、家属参加的建设胜利新村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各参战单位职工、家属积极行动起来,贯彻油田矿区建设的总方针,全年建成8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修好二支渠30条排、灌渠,耕地3000亩。东营靠近渤海湾,现在是山东省地级市,但在50年前,它只是一个小村的名字。1961年在东营村勘探出工业油流,揭开了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序幕。1965年1月,东营胜利村坨11井发现85米巨厚油层,获得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胜利油田由此得名。现河采油厂总工程师赵久尚回忆,1966年他从新疆独山子煤矿来东营时,还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职工住的干打垒房子,喝的地沟水。干打垒是大庆油田开发时,学习东北老乡的建房方式,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中间填入黏土,夯实后做为墙体。屋顶架木梁,铺防水油毛毡。经过17年艰苦奋斗,到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仅次于大庆油田。职工也从干打垒房子,搬进了新建的住宅区。1972年孤岛采油厂建设时,招了一名17岁的修井工叫蒋洁敏,由于吃苦耐劳,提拔为作业大队长。1980年被推荐去山东大学深造。1989年蒋洁敏升任孤岛炼油厂党委书记,2000年升任青海省副省长,2007年成为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3月,蒋洁敏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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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4日,台湾省海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企业号核动力航母(CVN-65),从菲律宾前往越南战场时,与台湾国民党海军进行联合演习。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孙子蒋孝勇等共14人,登上企业号航母参观演习。1965年陈诚病死后,蒋经国已经确定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就任伪"国防部长",掌控台湾国民党军权,全力煽动反共军事行动,对中国大陆进行武装渗透。1965年4月,蒋经国下令成立“石门科学研究院筹备处”,7月改称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开展台湾原子弹研制计划。1967年文革高潮时期,蒋经国拟定了数个以特种兵、空降兵为主的反攻大陆作战方案。两蒋十分清楚,以台湾省的军力,来对付手握核武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中国大陆,无疑是蚍蜉撼树。冷战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极力煽动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仇视,间接助长了台独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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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台湾省台北市,中华商场前,美军人员乘坐的人力三轮车。驻台美军拍摄。1965年台湾成为越南美军休整基地后,每月有上千名美军乘飞机到台湾五日游。美军赴台湾买春、强奸案件频发。1966年7月11日,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周中峰(后任伪国安局长),给台湾省主席黄杰的机密报告称,历年来处理美军的”涉外案件年约二千至二千五百件之间,双方均能顾全大体,符合弭祸於无形,制乱於初动之要求“。蒋介石担心美军强奸案引起民愤,加上美军在台又有治外法权,国民党只好扮演”龟公“的角色,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强奸案最后都是”和解“收场。最夸张的是一起”美军强奸,国军赔钱案“。1966年6月19日凌晨二时,驻台中的美国空军一等兵圣米格尔,在旅馆召妓不遂、竟然萌生歹念,持刀强奸旅社李姓女服务生。台中警察将其当场逮捕。然而由于被害女性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第三联队士官。国民党以“维护军心士气”为由,向受害者先行垫付遮羞费10万元新台币,再由女性被强奸者向台中地检处撤销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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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5-16日,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的瓦特,再次发生暴乱,有2名黑人遭到枪杀,25人受伤。加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31人被捕。(March 1966 Watts 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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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6日,美国NASA发射“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控制飞船与无人目标飞行器“阿金纳”,完成了首次太空对接。对接半个小时后,双子座8号的一个姿态控制发动机意外点火,造成飞船出现灾难性的翻滚。阿姆斯特朗以手动控制,脱离了与目标飞行器的连接状态。双子星8号脱离阿金纳后,发生了更剧烈的翻滚,致使两名宇航员差点昏厥。飞船最终坠落在日本冲绳县以东80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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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7日,美国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在发射11小时后,因故障被迫返回,坠落在太平洋海面上。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大卫·斯科特,正在等待救援人员将其拉出舱外。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地球人。【2015年曝光的中国20吨级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采用陆地/海上降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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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7日,美国贝尔公司研制的X-22A倾转翼垂直起降试验机首飞。该机长12米,翼展11.97米,起飞重量8吨。前部紧贴机身安装2台通用电气YT53-GE-8D涡轴发动机(1267马力),另两台安装在机尾横梁上,有四个直径2.13米的可旋转刚性函道螺旋桨,最高平飞时速409公里。首架原型机在8月8日坠毁,第二架原型机在1967年8月26日首飞,一直飞行至1988年。1986年贝尔与波音联手,拿下了美国国防部价值37.14亿美元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研制合同。从二战开始,倾转翼飞机前后耗时七十年进行研究,经历无数挫折,才最终投入实用化。总投资在500亿美元以上。【2013年9月,中航工业在天津展出“蓝鲸”倾转旋翼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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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陕西省,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红旗机械厂)研制的涡喷-5乙(WP-5B)发动机,用于米格-15比斯飞机。该机长2.779米,直径1.27米,重989.24公斤,属于单转子涡喷发动机,是涡喷5的非加力改型,不带加力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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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湖北省,国营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6.3米重型立式车床。该机床重200多吨,可以加工直径6.3米、长度3.2米、重达80多吨的圆柱体工件,椭圆误差不超过0.03毫米。它的性能和质量,达到当时国外同类型机床的先进水平。该厂建于1956年,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床厂。其中最大的超重型车间,单层厂房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长度超过280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企业最高峰时员工总数多达3万人。1980年7月,武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专门生产导弹封头、壳体的W029型强力旋压机。1989年,武重研制出中国最大的CK53160型超重型16米立式车床,自重近700吨,工作台承重450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超重型机床供应国之一。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连年亏损。至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负债率高达95%。武汉重工业工厂云集的中北街,被称为亏损一条街。外资巨头在武汉办起了“瓜分盛宴”。2005年3月,武汉另一家骨干企业——武汉机床厂,仅以7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美籍华人JC周(原为桂林某机床厂技术员,1987年出国),成为外商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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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更名为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并将商标由无敌牌更名为蝴蝶牌(上海话中无敌与蝴蝶发音相同)。从此蝴蝶牌缝纫机红遍全国,曾是很多年轻人结婚时,梦想拥有的三大件之一。1974年蝴蝶缝纫机的产值达8198万元,上交利润2468万元,将技术转让给全国众多合作工厂,如河南开封缝纫机厂。1979年蝴蝶缝纫机产量突破100万台。1980年代起,大批乡镇企业和私营作坊,从生产缝纫机零部件,向组装整机转型。大量廉价缝纫机冲击市场,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同时由于群众从自己做衣服,向买衣服转变,家用缝纫机消费迅速萎缩。到1996年,上海的缝纫机厂陆续破产倒闭,只有蝴蝶牌活了下来。目前,全球缝纫机的年销量约1000万台,中国市场却仅有10万至12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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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东风牌19钻手表,采用最新研制的ST5型19钻机芯,月差20秒左右。东风牌手表的前身就是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表一一五一牌手表。东风是内销品牌,海鸥是出口外销品牌,1973年开始出口。1974年至1978年生产了1183万只海鸥表,为国家创利税6.82亿元。天津手表厂一度是天津人的骄傲,到80年代有职工五六千人,转产电子石英表。到1990年代,全国钟表行业出现全面崩溃,38家大型手表厂全部停产。天津手表厂亏损两千多万,2000多名工人下岗失业。1998年厂里卖掉了最后一块40多亩的地。天津手表厂的巨额国有资产遭到瓜分掏空。2002年天津手表厂厂长王德明等人,以股份制改制名义,另外注册了天津中欧表业公司,生产海鸥牌手表。王德明等厂领导实际控制股权。2007年香港宜进利集团收购天津海鸥表机芯厂。2008年天津中欧与香港周大福合资,组建天津海鸥集团。周大福接手宜进利股份,并出资收购厂领导的私人股权。2011年初,原领导班子突然被撤换。新领导班子上任,继续张罗合资。自2007年至2010年三年时光,海鸥表厂主导产权三易其主。历经几代人血汗打拼出来的亿万国有资产,就此成为瓜分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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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前后,四川宜宾五粮液的厂房。五粮液出自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的“姚子雪曲”。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1954年,五粮液传人邓子均的利永川酒坊,向国家献出配方。1959年邓子均去世后,成立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房设在宜宾翠屏山和真武山脚下,年产300吨。1963年五粮液获得国家名酒称号。1964年,国家名酒标准化工作启动。五粮液在1966年完成了蒸馏和勾兑实验等分配项目,至今在酒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白酒产量10.8万吨,1978年增长到143.74万吨。1980年代各级政府公款吃喝,走后门送礼风潮起来后,白酒消费量猛增。茅台、五粮液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即花钱买酒请客送礼,喝酒的人自己不掏腰包。2012年中央出台禁令限制三公消费后,五粮液市值在两年内蒸发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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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四川自贡马鞍山,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从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等单位抽调建设者,来到四川自贡,建设第一机械工业部东方锅炉厂。该厂原本选址在德阳、江油,但江油布局项目已经不少。一机部长段君毅勘察后拍板,在自贡马鞍山建厂。由当时中国锅炉制造的老大——哈尔滨锅炉厂包建,其他单位协作,到1971年12月26日投产,主要生产燃煤电厂用大型锅炉。1964年国家规划三线建设时,中国已经有了哈尔滨、上海两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能够研制全套电站装备。出于战略布局考虑,在四川建设第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基地,包括德阳东方电机厂、绵竹东方汽轮机厂、自贡东方锅炉厂,分别由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援建。这些大型工厂在筹建过程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成套生产装备。全国采取大协作方式,对当年从苏联获得的技术装备进行消化吸收,成功完成了“工业复制”过程。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工业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当年中国从苏联获得的“移植型工业体系”,转向自主升级型,完成了技术自主化。世界上能做到这一步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这是几代人血汗打拼的结果,而毁灭它,只需要几年。东方锅炉厂能在1990年代的中国国企破产浪潮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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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8日5时许,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余震不断。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强震。3月9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直升机飞赴邢台。3月22日16时,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地震。邢台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451人,倒塌房屋508万间,毁坏公路桥梁77座,经济损失10亿元,受灾面积2.3万平方公里。震后河南、河北、北京等40个县市地震谣言泛滥,引起群众恐慌,影响工农业生产。(袁汝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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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邢台地震灾区。参加救灾的达100多个单位、36674人,其中解放军官兵24411人、医务人员7095人,汽车881辆,飞机38架。灾区成立了以部队为主的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各受灾地区、县也相应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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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分乘两架伊尔-18专机,从北京经新疆至巴基斯坦。4月19日,专机从缅甸仰光返回云南昆明机场。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是刘少奇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从昆明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4月16日起由毛泽东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二天,刘少奇、陈毅等人乘坐飞机抵达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定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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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前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条街道,屋角挂着苏元章拔牙所的招牌。旁边墙上贴着“大同市曲艺馆”的演出海报,节目有“快书”“魔术杂技”,票价“一律一角”。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拍摄。这一年冬天,中科院考古所在山西大同挖掘出侵华日军奴役矿工形成的“万人坑”。这一年,山西大同矿务局开工建设年产27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云岗煤矿,1973年3月31日投产。退休工人李佐帮回忆:1966年国营煤矿招收农民工,他到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工程队当了一名碹工,吃国家供应粮。矿上每年只发一身工作衣,磨损特别厉害,下了班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缝补衣服。老工人张大力回忆:他到雁崖矿工作的时候,矿上没能力为员工们解决住房问题,十几名员工挤在一间小工棚里休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平房,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安家。到1970年代矿上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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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阿富汗。阿富汗霍梅拉王后在王宫举行宴会,照片为宴会前宾主合影。右四王光美、左四张茜(陈毅夫人)。王光美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张茜是演员出身,夫人外交的带头人。1956年到1966年底,张茜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12个国家。文革爆发后,张茜遭到游街批斗,红卫兵指其生活腐化。当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及妻儿子女,依靠政治特权,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老百姓岂能看得惯。文革起来后,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成为北京八中革委会主任,一度猖狂至极,甚至勒令民主党派在三天内解散。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委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逃脱了法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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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粮食部审定的全国通用粮票,面额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65年、66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发行量极大,几乎就是粮票的代名词,直至1993年退出市场流通。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只是购粮凭证,不准买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全国通用粮票等同于现金。各省市发行有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指定国营粮店,凭户口本购买食物,限期使用。职工要到外地出差时,由单位开具介绍信,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无时间限制。全国通用粮票因此具有极大的优越性。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产业收割期,粮食供给日益宽松,一些农村小商贩进城,用鸡蛋换取城市居民手中节余的全国粮票。10斤全国粮票能换12只鸡蛋。当时,干部贪污挪用粮票,也是经济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毛泽东每月粮食定额是24斤。大学生每月定额33斤,中学生22-24斤,小学生15斤。教师医生每月27斤。城镇居民每月24斤。部分省市县发行干部专用粮票,区乡干部每月33斤。各省市粮食定额略有差异。毛泽东时期,中国老百姓一口一口省下的粮食,转化为工业建设原始资本,建起了超过30万家工业企业。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国有企业积累的巨额资产,成为官僚权贵集团瓜分的肥肉,转化为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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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20日,河南省林县举行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三条干渠同时竣工,总干渠和干渠全长171.5公里。红旗渠从1960年2月开工,为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组织数万民工,开凿渠道从彰河引水,苦战十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干支渠总长1500公里,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先后有189名建设者牺牲,256人重伤致残,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十年九旱、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修建红旗渠的功臣遭到打击迫害。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县委干部雷庆祥,借着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机会制造冤案。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人,如作家华山、诗人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

  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崩塌,红旗渠渠道废弃。水源地用水紧张,红旗渠常年见底。渠道无人看守而破坏日盛。农民们将渠内的石块搬回家盖房子或砌猪圈。任羊成家门前的沟渠,常年被生活垃圾和污水淤塞,散发出难闻的臭味。1991年,红旗渠成立风景管理区,旅游收入寥寥。灌区管理局共有员工512人,工资都发放不下来。1977年红旗渠引水量为4.57亿立方米,到2000年仅剩下0.73亿立方米。360个配套水库毁弃。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将红旗渠风景区打包拍卖,政府入股分红。2014年6月26日凌晨,红旗渠局部坍塌,76间民房被冲毁,400亩农田被淹。2014年1-9月,红旗渠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旅游收入198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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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1日,直布罗陀以西1400英里,大西洋海域,美国海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VA-59),出动8架战机驱逐苏联的图-95轰炸机。照片里是VF-74中队的150425号F-4B鬼怪II式舰载攻击机,和VAH-11重型攻击机中队的F-3B战斗机。美苏两国飞行员甚至能通过玻璃座舱,看清对方的脸和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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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公园里的长凳,只限照顾白人小孩的黑人保姆坐,其他黑人只能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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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贫民窟。因工业化而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居住在简陋破旧的棚户区内。社区领袖Elies Ortiz招募志愿者,组织人口普查,修建图书馆、成人学校,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直至1975年佛朗哥死后获得合法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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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7日,越南战场,美国侵略军出动UH-1直升机,在丛林里实施机降,搜索越共游击队。美联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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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台湾省高雄港内,停靠的美国海军艾伦·萨姆纳级驱逐舰。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建造的最好的驱逐舰,共70艘,满载排水量2800吨。照片里的DD-745在1969年移交台湾(襄阳舰),DD-786在1977年移交台湾(开阳舰),DD-845在1987年作为靶舰被鱼叉导弹击沉。DD-684在1972年报废。最右侧的DDG-18,是亚当斯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4500吨,共建造23艘,是5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到1992年全部退役。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一共从美国接收了37艘退役驱逐舰,组成了庞大的阳字号舰队,对解放军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中国大陆采用飞潜快战术,在发展造船工业的基础上,从最初建造50吨级快艇、1800吨级潜艇起步,到1970年建成攻击性核潜艇,1975年建成第一代中型导弹驱逐舰(051级),满载3600吨级。其后由于1980年代裁减军费,海军发展缓慢。直至1992年才建成第二代导弹驱逐舰(112舰),满载4200吨级。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国耗资22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了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满载8000吨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经济爆发式增长,海军舰船加速投产,相继建成052B、051C、052D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驱逐舰,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台湾国民党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台湾省没有大型作战军舰研制能力,主要依靠购买美国退役军舰,舰龄普遍在30年以上。同时期,韩国在发展先进造船工业基础上,实现了大型军舰国产化,但是关键系统要靠进口。中国与日本,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具备尖端军事工业体系的国家,背后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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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奉命进驻越南(北越)安沛省,负责滇越铁路老街-安沛段的防空守卫任务。5月31日清晨3-6时,敌军出动30批109架次飞机,被我击落16架,击伤10架,俘获敌飞行员4名。战斗极其激烈,高射炮管都打红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照片为5月31日战斗中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67师607团5连全连7名战士牺牲,他们是:指挥仪班长兰海平; 指挥仪七测手李学成; 指挥仪八测手居学军; 指挥仪九测手孙永芳; 炮四班班长黄永龙;雷达传诵班战士郑绍杭;有线电话班班长姚宝兴。这七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越南红河畔的安沛市烈士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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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河南省安阳专员公署粮食局,制作的丰收不忘节约宣传画。号召人人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每一分钱的工农业原始积累,都是全国亿万劳动者,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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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日,山东省国营淄博昆仑机器厂,研制的鲁山牌1.5吨载货汽车,后改名为长征牌。该厂建于1956年,1971年改名为淄博汽车制造厂,生产泰山牌载货汽车、212吉普车。1996年转产轻骑摩托车。2005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有资产7亿多元。这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原来的国营淄博汽车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薛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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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韩国大邱,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客车组装厂。该厂成立于1961年10月27日,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生产客车。1983年改组为大宇汽车公司,1984年对美国出口汽车。大宇集团创立于1967年,一度是韩国第二大财团,资产高达650亿美元,全球雇员32万人。大宇创始人金宇中,曾被韩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但高速扩张带来的高负债率,导致大宇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破产,负债800亿美元。金宇中潜逃国外。2000年12月,大宇汽车宣告破产。2001年9月,美国通用汽车以12亿美元,并购韩国大宇汽车,中国上汽集团占股10%。  1966年,韩国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大宇汽车前身),与丰田合资,进口日本零部件,组装丰田CORONA 1500轿车。这是韩国汽车工业跨出的第一步。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汽车工业保护法》,严格限制外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韩国大宇、双龙、现代、起亚等汽车企业,从1960年代开始引进日本、美国零部件组装轿车,到1990年代实现技术自主,具备汽车研发能力,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期间因为技术质量问题饱受挫折。1980年代韩国出口至美国的廉价小型轿车,以质量低劣而臭名昭著。韩国企业因此下大力气进行质量管控体系建设。直到1987年,韩国政府放开进口车限制,加收60%关税,进口了第一批轿车。1989年,韩国汽车年产量破百万大关,达到113万辆。1991年,韩国现代公司制造出第一辆国产化率100%的国产车Accent(雅绅特)。1999年,韩国现代跻身世界第11大汽车制造商,标志着韩国汽车工业崛起。如果不是韩国政府严格的市场保护政策,韩国汽车工业在产业培育期,肯定被拥有技术市场优势的日本、美国、欧洲轿车冲垮,根本熬不到产业收割期。到2007年,外国进口汽车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有4.5%。2011年韩国汽车出口量315.19万辆,中国仅为81万辆。(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中国改开后成了韩国最大的市场,没有中国市场韩国不可能工业化。
中国大陆、台湾的汽车代工业都是活生生的失败例子。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2400万辆,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其中:国产自主品牌轿车仅占277.44万辆,多数是15万元以下的中低端廉价车型。排名最高的吉利帝豪EC7仅位居21名(16.5万辆),甚至还不如排名第18位的东风悦达起亚K3(17.4万辆)。中国轿车销量前20名,全部被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日本日产、韩国现代占据。改开三十年后,美国德尔福、江森自控、伟世通、博格华纳、李尔、日本电装、爱信、三菱、德国博世、采埃孚、法国法雷奥等零部件巨头,全面控制中国汽车产业的变速箱、发动机、底盘悬挂等核心部件。中国汽车制造业7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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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阿尔巴尼亚,工厂内使用中国援助的锻压机床。中国应阿方邀请,由摄影学会派袁毅平、《解放军画报》总编高帆、新华社记者唐茂林,前往阿国拍摄。从4月28日至6月6日回国,拍摄期间获得高规格接待。袁毅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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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号外,我国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这是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代号629,采用轰-6甲空投爆炸,威力20-30万吨当量。核装药中加入了高浓缩氘化锂6,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聚变-裂变反应,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氢弹通常采用原子弹的裂变能量作为引爆扳机。氢弹扳机和被扳机,是氢弹研制过程中的难点。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在三个月内进行了上百次爆轰模拟实验,反复测试分析,最后确定了扳机系统的结构方案。核工业系统工厂加班加点,完成了氢弹核部件加工组装。中国核工业,是改革开放后,少有的几个没有被合资风潮搞垮的产业。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妨试试看,去跟美国人合资生产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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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9日,《北京晚报》头版,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愤怒声讨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头版刊登文章:《北京日报》为什么包庇邓拓,决不准把党报变成反党工具。1912年,邓拓(原名邓子健)出生于福建闽县,父亲为清末举人。1931年入读上海政法学院,参与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务。建国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多次斥责邓拓负责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邓拓辞职后由吴冷西接掌人民日报。邓拓极其爱好字画收藏,1959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邓拓斥资5000元,从白坚夫(吴佩孚的秘书长)手里购买了宋代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1964年,邓拓为避风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45件(套)古代书画精品。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及明代石涛、唐伯虎、倪瓒、仇英、沈周、八大山人等名家的绘画精品。一个共产党革命干部,手里居然有这么多古代名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1966年5月18日,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1979年胡耀邦为其平反,称其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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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6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席主持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五一六通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等人起草,先后八次易稿。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指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违反党纪党规,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盗窃中央名义,擅自发布《二月提纲》。批判彭真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不点名的反击刘少奇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五一六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原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接班人、赫鲁晓夫等词汇,实际是隐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并且确定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国务院与军队势力。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林彪在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用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刘少奇采取了“丢卒保车”策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通过中央决议,撤销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将其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刘少奇长期作为党内二把手,拥有众多党羽,如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等实权人物。刘认为毛泽东要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那就干脆让给他,自己仍然大权在握,也不至于被打倒。5月30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开会讨论,主动提出把《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大权交给毛泽东控制。毛泽东迅速派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掌控了最关键的舆论喉舌。
但是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消灭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敲打敲打那些得意忘形的共产党官僚集团。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县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发表(即本图片),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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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北大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炮轰北大党委遵从上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群众革命。当时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德怀侄女)。陆平掌管北大时,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引发左派愤怒并与其斗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直保护陆平。1965年7月,彭真公然假借毛主席名义,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利用四清运动之机,陆续组织斗争迫害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实在是忍无可忍。

  5月25日晚,北大校长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等人支持。5月26日,北大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由此遭到围攻。


6月1日中午,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康生从北京密报来的聂元梓大字报抄稿。毛泽东直接给康生打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毛泽东在材料上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顿时震惊全国。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58次电话,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 6月1日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宣布停止北大党委职权,派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外地声援聂元梓等人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对事态的急剧转变,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感到惊愕。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6月3日起,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掌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开始向北京以及各地的重点大学、中学派驻“工作组”,组建“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与学校的干部子弟联手,镇压教师、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此后的短短五十多天里,制造了西安交大6.6事件(王永婷跳楼身亡,李世英自杀未遂)、清华大学6.7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大6.1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等诸多对抗性的校园事件。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仅北京就有1万多名的教师、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更有近千人被抓捕,为了抗议“工作组”,发生多起教师学生绝食、自杀事件。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都被工作组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抗议。刘少奇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群众强烈抗议。【1947年土地改革、1957年反右、1963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刘少奇负责的工作组均制造了冤假错案,导致大量人员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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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干部子弟)、卜大华(军队子弟)、邝桃生(军队子弟)、王铭(干部子弟)、熊刚(干部子弟)、张承志(回族)、张晓宾、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17名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些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卜大华是七机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王铭是副总理罗瑞卿秘书王仲方之子。同日,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组织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其母阮波是女作家。
清华附中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成志学校。建国后成为北京录取分数最高的中学,有一大批北京党政军各部委中高层干部子弟。校内矛盾非常尖锐。如某些干部依靠特权,将子女转入清华附中(指王铭)。1964年发生的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只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外交官,校长万邦儒(地主出身)不问是非,公然袒护干部子弟。由于校领导多数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出身,怕犯政治错误,不敢得罪高干子弟,引发平民子弟不满。王铭靠特权入校后,生活散漫,难以通过入团申请。他居然给团中央写告状信,说清华附中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立即担任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骆小海、邝桃生等干部子弟(官二代)都是如此,除了有个级别不高的干部老爹,功课平平,身无特长。在清华附中形成了一种束缚压抑心态,对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弟心怀嫉恨。19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后,政治风潮已起。骆小海在教室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与卜大华、邝桃生等干部子弟逐渐形成小圈子。校领导怕犯政治错误,对其进行限制,自然引起骆小海等人的不满,对校领导贴大字报。到1966年3月,骆小海等人的矛头,明显指向了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平民子弟)”。指责校领导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干部子弟声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干部子弟试图维护政治特权的抱负,便是他们最初组建红卫兵的目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开始主动投靠干部子弟,跟在屁股后面供其驱使。从1966年5月成立红卫兵,到1967年1月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北京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队伍,主要以中高级干部子弟为主,维护的是其老爹老妈的干部特权阶层利益,犯下了累累罪行。高干子弟的暴行,引发平民子弟的强烈反抗,由此产生了大量由平民群众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
这些干部子弟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砸碎他们的特权阶层爹妈。到1967年干部阶层遭到沉重打击,干部子弟抓入监狱后。这些鄙视人民群众的高干子弟沦为黑帮分子,他们对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恨之入骨。全国上千万平民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毛主席主持下,成为文革主力。  文革时期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袖章。红卫兵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不能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他们实际是完全敌对的群体。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出现,至1978年遭到政府取缔,延续长达13年,规模达数千万人。主要动乱时期为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期间在全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派别组织。单是一所学校或工厂,都可能存在数个相互敌视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从组织目标来分,可分为“保皇派、造反派、伪造反派、逍遥派”四大类。红卫兵袖章有“红底黑字、红底黄字、红底白字”三种。其中红底黑字袖章,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的专有标志,出现在文革初期,存世量较少。为了防止伪造袖标,当时采取在袖标上加盖公章的方式。
 文革初期,参加红卫兵有着严格的身份要求,必须是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工厂和工人数量有限,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发起时,最活跃的北京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这些人占学生数量的20%左右。如清华附中1500余名学生中,红卫兵不到300人。这批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第一批红卫兵,也称为保皇派。
保皇派兴起于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失势,由干部子弟发起,主要以武力保护老干部集团,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文革斗争方向。这一派的特征是组织能力强、信息渠道强,敢打人杀人,有高层干部在背后支持,但缺少群众支持。在1966年至1967年,老干部集团未被彻底打倒前,保皇派一度猖狂至极,犯下众多惨无人道的暴行。保皇派代表组织有北京东纠、西纠、海纠、联动,济南黑字兵、沈阳红后代等。造反派兴起于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失势,以中下层群众或左派群体为主,多因反抗官僚集团或保皇派红卫兵迫害而起,主要佩戴红底黄字袖章。这一派的特征是鱼龙混杂,规模庞大,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能从群众中吸收大量成员。还有一种造反派是在保皇派失势后,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组织的“伪造反派”,用打手冒充革命群众,借其势力与造反派斗争。在1967年老干部集团被打倒后,造反派、伪造反派之间争斗激烈,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逍遥派是以红卫兵的身份为掩护,企图逃离派别斗争;如无力自保,也无法逍遥其外。1978年老干部集团复辟后,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遭到清算打击,数十万人被捕入狱,牵连300万人以上。而高干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即使文革时期犯有杀人命案,最终也被老干部们包庇过关。高干子弟(官二代)现今控制着中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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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毛泽东发动的舆论攻势,引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干部集团的反击。

  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贴出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大字报。6月8日,北京四中、八中的上百名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来清华附中声援,如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成兄弟等。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到校门口劝解,根本不被这些高干子弟放在眼里。有人调侃“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平民学生。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愤然写下以“宣战”为笔名的大字报,“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宣夏芳由此遭到干部子弟的切齿痛恨。


6月8日当晚,共青团中央指派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宣布接管清华附中。当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该校高一学生。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干部子弟)。组长刘晋每天要向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从6月9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遭到干部子弟批判殴打。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那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遭到批判整肃,甚至被拳脚相加、剃阴阳头。动手打人最积极的是那些跟在干部子弟(官二代)屁股后面,出身不好的学生。
7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甚至杀人。都是这群极端狂妄、无法无天、蔑视普通老百姓的干部子弟所为。因为他们背后有老子撑腰。8-9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各学校单位被打死1772人,相当部分是学校老师。这群高级干部子弟,最终居然狂妄到胆敢冲击公安部大楼,去救那些被公安部门抓捕的干部子弟。在半年疯狂之后,1967年1月,随着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和二月逆流事件爆发。老干部集团倒台后,失去爹妈支持的干部子弟,一下子沦为“黑帮子弟”,保皇派就此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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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谭厚兰、刘兴隆等四名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揭发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质问什么禁止贴大字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是由于学的太窄了吗?谭厚兰于1937年出生湖南望城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1961年以干部身份保送北师大政教系学习,其人身材娇小,戴副眼镜,生活勤俭,学习刻苦。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调任北师大校长。1959年北师大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北师大校内关系比较复杂。如陈垣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副校长),曾任延安抗属小学校长,后在中宣部任职。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浦安修是党委委员。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校任教。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北师大的学生里既有干部子弟,也有贫寒子弟。
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引发全校辩论。北京市委随即派遣工作组进驻北师大,组长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组员有刘卓甫(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组进校后,既批校党委,又批带头造反的学生。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友余作广播讲话,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谭厚兰等反工作组的学生,随即遭到工作组严厉打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康生夫人)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事件。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孙友余拒绝检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7月27日,江青、康生带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
8月23日,谭厚兰组织了北师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9月9日中央文革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谭厚兰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天派是指以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地派是指以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12月26日,谭厚兰以“井冈山战斗团”为核心,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公社。1968年造反派红卫兵失势后,谭厚兰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0年调回北师大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死于湘潭医院,年仅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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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家的三个女儿,戴上红卫兵袖章,左起邓榕(16岁)、邓楠(21岁)、邓琳(25岁)。其中邓琳是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毕业。邓榕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邓小平的传话人。邓楠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二年级,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四年级(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西侧一公里,1949年与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合并,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刘亭亭(刘少奇女儿)、邓榕(邓小平女儿),陈伟华(陈云女儿),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由于高干子弟众多,高官夫人们对该校校长职位争夺很激烈,只得长期空缺。副校长卞仲耘等人实际主管学校,对高干子弟进行特殊照顾。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自然引起平民子弟不满。然而文革初期,率先向校领导发难的,居然是高干子弟。
1966年6月2日早上,刘进在跑步时听到广播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她找到宋彬彬,问愿不愿意写大字报。上午10点,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联名,贴出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攻击校党委,立刻引起全校各班大辩论。6月3日上午,为了抓住文革斗争方向,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8条要求。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会议,并向共青团系统传达指示,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工作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根据邓小平指示,决定把北师大女附中作为运动“典型”,向该校派出工作组。
6月4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组长)、马娴华(副组长,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叶礼艳组成的工作组进校。胡启立到校视察。工作组进校后,根据宋彬彬等人的揭发大字报,夺了校领导的权。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副校长胡志涛、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通通靠边站。唯一留任的是主管后勤总务的李副校长。在工作组支持下,建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担任副主席。刘亭亭与邓榕成为年级代表。随即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成立班核心小组。掌权的全部是高干子弟。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学生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父亲在空军任职)等高中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对反工作组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一句话,导致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6月21日,在工作组指挥下,举行了第一次对卞仲耘(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汪玉冰(女)、梅树民等校领导的揭批会。女教师袁淑娥跳上台,大骂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袁通过卞校长,把丈夫丁某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因此哭诉卞破坏其家庭。还有一名教师揭发卞仲耘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将卞仲耘打得当场呕吐。6月22-23日揭批会继续开,工作组继续煽动学生殴打校领导。卞校长挨打最多,被迫给上级领导写求援信,并传到了邓小平手里。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部分学生反抗。
6月27日,梁二同等18名高三学生,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军人)的情况。邓小平通过邓榕向工作组指示: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此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已经作为”黑帮“被停职。邓小平对刘进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汇报过后,邓小平做出指示:发动学生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不允许学生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红卫兵此时还处于地下状态)。
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辩论对象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反工作组的学生。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说他们想夺权,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说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12名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精神病。
  从1966年6月至8月,邓小平主抓的北师大女附中,六名校领导中有五名被斗,六个教研组长有五名被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半数教师遭到批斗。从7月23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随时叫他们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7月31日,反工作组学生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8月5日下午,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打死卞仲耘的不是红卫兵)。成为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名被打死的干部。当晚,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为主任。高干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依然牢牢掌握着大权。直至1967年毛泽东将老干部集体打倒,平民子弟才翻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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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9日,一支规模多达528人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部长级,左图),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正式接管清华大学。6月初,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后,清华大学先是出现揭批彭真的大字报。然后干部子弟将矛头转向了清华校党委,指责蒋南翔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授治校”。将清华108名教授称为“108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与师生展开辩论以自卫。
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包括: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高干子弟在工作组支持下,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打成黑帮。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批评学生的串联活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右图,江苏滨海人,父母为中共党员)等人,对工作组表示不满,要求与工作组组长叶林辩论,炮轰工作组压制文革。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出任工作组顾问。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对其进行批评。蒯大富以绝食抗议,还跑到清华火车站,准备卧轨自杀。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决定让校共青团来解决闹事学生的问题。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对其批评教育,蒯大富则口若悬河地进行辩论。最终多数人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这意味着今后他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学校将蒯大富软禁了起来,关了18天。
没想到事件出现转机。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询问情况。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撤销。7月31日凌晨2点,周恩来总理乘坐汽车至清华大学甲所宾馆,听蒯大富汇报文革状况,一直讲到清晨5点还没说完。当晚7点,周恩来将蒯大富约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带着山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继续听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一直讲到晚上10点,并做了全部记录。第二天,8月1日,八届十一次全会开幕。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底摊牌。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副司令。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夺权后,针对的斗争对象是旧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清华大学由高干子弟掌权,针对的是以清华校长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由此分裂成两派,以“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高干子弟为主),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平民子弟为主)。1968年5月30日,清华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伤残。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78年4月,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判处17年徒刑,1987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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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新市委直接领导文革工作。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一切职务,派驻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彭真是刘少奇亲信,但换上的李雪峰,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24年,依然是刘邓派系的亲信。1967年1月至4月,李雪峰被毛泽东派到天津躲避文革风头。1968-1970年出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入狱关押八年,开除党籍,1982年平反。1976年,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和薄熙来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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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大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以南一公里,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钱学森、王光美均毕业于该校。1953年该校改组为北师大一附中,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有大批高干子弟,如刘平平(刘少奇女儿)。1966年6月,邓小平将北师大女附中作为文革典型,派驻工作组。刘少奇则将北师大一附中作为文革运动典型。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附中,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长)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当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6月19日晚,刘平平放学回家后,告诉刘少奇,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6月20日,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6月20日当天,刘少奇亲自接见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亲自将校长刘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月21日,王光美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大学工作组,住在万寿庄招待所,配有两名秘书,实际在背后操纵清华大学的文革斗争。
从6月24日到30日,根据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批斗会就开了八小时。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三次批斗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甚至毒刑拷打。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1966年6月,毛泽东身在杭州,周恩来出国访问,北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天下。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制造了大量惨无人道的暴行。工作组主要从共青团中央抽调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仅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抽调了7239人参加工作组。这一轮疯狂的迫害行动,直至7月28日,工作组撤销为止。8月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后,以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开始了疯狂的打人、杀人、抄家活动,被迫害致死者超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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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前后,美国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SFC),库房中堆放的F-1火箭发动机等待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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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练习使用哈苏相机,配置500毫米长焦镜头,旁边是训练用的月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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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初,美国发射双子座9A载人宇宙飞船,指令长托马斯·斯塔福德,静静地看着舷窗外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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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6日,美国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为了打消黑人对外出的恐惧,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徒步220英里返回老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51号公路上遭到枪击,身中63颗铅弹。梅雷迪斯痛苦地躺在街道上。他大喊:“难道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吗?”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Jack Thornell,告诉他保持冷静,救护车就在路上。凶手奥布里·诺威尔(Aubrey Norvell)被判有罪,在监狱里不停地后悔自己没有用大号铅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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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2日,美国芝加哥Division街,因芝加哥警察枪杀一名波多黎各青年,引发延续一周的大规模骚乱,波多黎各移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伊利诺伊州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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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一群警察刺刀上枪,镇压骚乱。克利尔沃特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距离肯尼迪发射场200公里。1966年夏天,美国43个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包括芝加哥、克利夫兰、俄亥俄、亚特兰大、乔治亚、和圣弗郎西斯科,各州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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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越南,美军A-1攻击机投下白磷弹,烧毁村庄。白磷弹内含有大量粘稠剂,爆炸后产生云状火焰,灼烧150米半径内的生物。粘到人体后能一直烧到骨头。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将白磷燃烧弹列为违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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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29日,英国伦敦,一名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女性,被几名警察拖走。全美反战学生运动扩散至全球,后来成为全球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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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的热情欢迎。196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毛雷尔,请他向中国政府传话:“美国与中国打仗是极其愚蠢的,美国只想与中国贸易,以中国所允许的方式与其相处”。1969年9月,毛雷尔访华时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周恩来。2000年2月28日,毛雷尔因车祸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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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0日,湖南省《长沙晚报》印刷厂,职工杨华生的退休证。退休年龄65岁,工龄21年,职务传达,月薪39元,退休工资为原每月工资的70%。内页退休费领取记录显示,1973-74年的每月退休金为29.8元。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工60岁、女工50岁退休。1955年女工退休年龄提高为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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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汽车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试制的两台CQ260越野车样车装配下线。1984年10月1日,红岩汽车CQ261越野汽车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牵引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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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8日,《工人日报》头版,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推迟高考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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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21日,湖南韶山滴水洞,毛泽东主席与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央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后排从左至右)合影,钱嗣杰拍摄。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从杭州经南昌,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他日日夜夜看文件、材料、报纸等,没有见过任何外人。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特别看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报告。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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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写的唯一一首诗《有所思》。诗曰,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6月26日,毛泽东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离开韶山后,毛泽东经长沙赴武汉,7月18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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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游罢上船,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攀谈。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摄影钱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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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17日起,日本圆谷株式会社制作的怪兽连续剧《宇宙英雄·奥特曼》,首次在东京放送(TVB)开播,创下收视纪录。平均收视率高达36.8%,最高时达到了42.8%。日本是个崇尚英雄的国家,但是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实际沦为美国殖民地,那些二战战犯岂能拿来宣传。经济上的日益崛起,与政治上的压抑,形成了矛盾的社会心态。因此虚幻的英雄打怪兽,拯救国民的影视节目开始在日本流行。这些打怪兽剧的主题,都是宣传正义、爱、团结等理念,在做生意的同时,向儿童灌输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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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19日,法国幻影4A型轰炸机,携带AN-11核航弹进行了空投核试验。AN-11是法国的第一种实战核武器,用钚239作装料,重约1500公斤,爆炸当量6万吨,纯裂变弹。1962年5月首次试验,1963年开始制造,1964年10月服役。1967年AN-11开始被其改进型号AN-22替换,当量不变,重量减轻至7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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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19日,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记者李振盛,与体育记者刘文山(右)一起到松花江边野餐,三瓶啤酒,两个面包,两根黄瓜,一根香肠掰两截,把这些东西往报纸上一摆,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李振盛祖籍山东荣成,出生在辽宁大连,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条件远好于普通工农群众,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优越感。1969年9月,李振盛和妻子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1972年回到报社。李振盛在文革时期利用记者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照片。1990年代李振盛前往美国,将大量中国文革照片交给美国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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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镇圧群众运动的大字报。标题有:工作组为什么这样怕群众、怕民主、怕革命。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工作组大方向上有严重错误。工作组在打黑帮中的右倾错误应该辩论。做五十天老爷,犯二十条罪状。张兆美居心何在?致全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工作组的错误必须批判。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老根就是刘少奇!
1966年6月3日至7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工作。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师生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致使多人受辱自杀。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令人发指!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多数学生教师的愤怒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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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8日《河南日报》,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江青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李雪峰收起折扇,走到话筒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奉陪到底”隐含着挑衅意味。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施压下,被迫宣布从北京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失势后,遭到各学校学生的反扑。一些工作组成员遭到学生殴打辱骂。如北京大学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河北省委书记),遭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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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9日《河南日报》头版,学习英雄刘英俊。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滔天罪行。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专学校万人大会。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邓小平发言称: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
刘少奇主席对学生发言称: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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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无线电系)学生谭力夫,以鬼见愁为笔名,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谭力夫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生于1942年,其父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右,死于1961年)。

  谭力夫的对联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干部子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


 当时已经有一批高层领导干部被中央文革打倒。干部子弟(官二代)惶恐不安,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做普通工农群众。于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替他们被打倒的干部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见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菩萨。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干部子弟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公然宣传血统论。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的血统论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1966年8月,以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展开了疯狂的打砸抢杀活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干部子弟要以武力保卫爹妈们的干部特权身份。谭力夫四处宣传血统论,为干部子弟提供理论支持。为了显示红色贵族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入狱。中央文革小组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谭力夫。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1969年下放到农场,1970年入伍。199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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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期《解放军画报》,宣传一心为公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1965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嫩林铁路朝阳1号隧道,铁道兵三师第十三团十六连施工时发生塌方事故。张春玉与其他战士冒险跑入隧道内,在顶部坍塌前,将战士郭凤堂推出洞外。张春玉被碎石压断左腿,右胸三根肋骨也被碎石砸断。战友挖了三个小时才把他从废墟里刨出来。另一战士王物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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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0日,《江西日报》,学习刘英俊同志,江西农药厂积极生产农药支援晚稻灭虫,武宁县抓紧时机割青沤肥,全省各地拖拉机站职工全力投入双抢。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和战友们驾驭着炮车行驶在马路上,受汽车惊吓,辕马在马路上狂奔,正值工人上班、学生上学之时,而就在炮车前面不远处,有六个孩子被惊呆。情况十分危急。刘英俊用肩膀猛抗辕马的脖子,使炮车拐向了右侧小道,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刘英俊却被马车压住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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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霍夫(Hough)爆发骚乱,俄州国民警卫队在屋顶上警戒,望着冷冷清清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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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美国纽约,从布鲁克林3号码头看曼哈顿岛。这一年,美国海军关闭了拥有160年历史的布鲁克林造船厂,大量员工失业。这一年6月30日,迈克·泰森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贫民区。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他改嫁。7岁时泰森在纽约街头遭到性侵犯,就此混迹于街头。1978年,12岁的泰森因偷钱包被送入少年拘留中心,并被中学开除学籍。那时泰森认为他根本活不过25岁。所幸他在监狱里认识了拳击教练博比·斯图尔特。博比发现了泰森的拳击天赋,并将其引荐给71岁高龄的著名拳击教练库斯·达马托。1982年泰森母亲去世后,达马托成为泰森的监护人。1986年,年仅20岁的泰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一向狂傲的泰森,将毛泽东作为最崇拜的英雄。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世界革命领袖,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泰森通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将毛主席头像纹在右臂上。2006年4月1日,泰森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记者问他的感受,泰森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解放了中国人民,影响了全世界,但美国人恨他。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领袖发起,支持社会底层群众,对当权派官僚集团进行夺权的政治运动。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官僚集团。文革初期,人民群众无论在理论、组织、物资、资金等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对抗官僚集团。尤其是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高层干部支持下,对支持打倒官僚集团的群众,展开了疯狂的迫害行动。1966年8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市大批群众受辱自杀或被毒打惨死。

 五十年后,当年参与文革的干部子弟(官二代)非富即贵,权倾天下。
他们肆意篡改历史,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身上。
而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遭受文革“迫害”。
改开三十年来,官僚集团勾结资本势力对人民群众的血腥压迫,恰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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