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泽东为新中国农民树碑立传

　　一直对几千年来“颠倒的历史”愤愤不平的毛泽东，在他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之后，就决心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955年，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心情十分高兴的时候，因为他看到了几亿中国农民觉醒起来，摆脱了几千年来作为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一家一户个体生产，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如他自己所说：“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继续忙碌于国家元首的事务活动，他向中共中央表达了辞去国家主席的意愿，“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做一些“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的事情。那么，这段时间，他所关注并投入极大的精力与热情要去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正在全力以赴地编写一部书，书名最初是《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曾考虑叫《五亿农民的方向》，最后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为了编写这部书，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说：从1955年9月15日开始，“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这部书初稿编成后，毛泽东马上印发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要求参会人员“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一路调查，每到一站，找人谈话。从11月1日晚出发到5日晚抵达杭州的四天旅程，分别与天津市委，德州地委，山东省委，济南市委，泰安地委，兖州地委，徐州地委，安徽省委，滁州地委，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镇江地委，无锡市委，苏州地委，上海市委，松江地委等领导和有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到杭州后，又向多名警卫战士，特别是刚刚探家归队的战士了解农村情况。从杭州返回北京后，自12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据长期在毛泽东身旁担任秘书工作的逄先知所写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这部书共编入材料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毛泽东为这部书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光这些按语合起来就有四万多字，还写了序言。全书在12月27日完成，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投入?他是要把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记载下来，要为在这场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农民英雄树碑立传。这是毛泽东亲手为新中国的农民编写的历史，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亲身实践。

　　打开这部也许在一些人书柜里已经尘封了几十年的书，我们重新闻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无数个不甘穷苦落后，靠自己的双手和艰苦劳动改变命运的鲜活人物跃出纸面，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奋斗史。他们也许祖祖辈辈都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如今不仅可以昂首挺胸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变成铅字，登上以往只有文人学者才有资格的文坛。

　　毛泽东写的按语，使整部书有了一个质的升华，把无数个别的人物串联起来，互相映照，构成了中国农民通过艰苦奋斗，翻身求解放，求幸福的整体形象，毛泽东称之为“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把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和奋斗精神提炼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今天读到这些按语，除了再次感受毛泽东那种犀利而又朴素、并为中国老百姓熟悉而喜爱的语言风格，更深深感受到他出自内心的对劳动群众的热爱和赞美。

　　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带头人物和模范人物，毛泽东毫不吝惜颂扬的笔墨，让他们的真名真姓登载“榜上”，随着书的发行，很快就成为比任何电影明星都更耀眼的名字。 河北省遵化县的农民王国藩在1952年把西铺村最穷的23户农民组织起来，办起了一个合作社。由于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被人们称作“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他带领全社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改变了世代贫困的面貌。毛泽东把他们的事迹列在全书第一篇，并为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榜上有名的不只王国藩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写道：“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在《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写道：“刘玉如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国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经过刻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的。各省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应当广为传播，鼓励大家。”在《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写道：“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们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讥笑，经过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篇，广为传播。”

　　毛泽东不仅自己为这些普通农民中的突出人物大声叫好，而且要求各省各地的干部们都这样做，因为“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不是一本书能够包括得了的;其中还委婉地对“还没有去找他们”的“文学家们”提出了批评。说实在的，那些习惯于待在象牙塔里写“阳春白雪”的高雅人，有几个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兴致和感同身受的情感去听听穷乡僻壤泥腿子讲的故事呢?

　　当然，这部书不都是表扬的，也有不少批评文章和反面典型，真实反映运动发展的困难和曲折。所以，毛泽东忍痛放弃了本来很喜欢的书名《五亿农民的方向》，听取了秘书田家英的意见，最后定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但是有一点很突出地不同于历代的史书，那就是——颂扬的是穷苦而奋起求翻身的农民，批评的则是那些阻碍运动或做了有损于农民利益的事的官员。

　　这部书不单单是为那些农民英雄立传，还涉及了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妇女解放，同工同酬;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开办农业技术夜校，普及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水土保持;发展畜牧业，办好养猪场;民主管理与合理的秋收分配;做好青年团工作，发挥青年作用;抵抗天灾，生产自救;发展多种经济，开展副业生产;解决耕牛问题;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当时农村情况的“百科全书”，无愧于一部详细记载中国合作化运动的完整史书。

　　整部书倾注了毛泽东对贫苦农民的热烈情感，他针对社会上有人“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的风凉话，针锋相对地为“穷光蛋”撑腰说话：“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这就是说，几千年被认为统治阶级奉为真理的“颠倒的历史”，现在要“颠倒过来”了。

　　这样一部史书，能不能经得起后人的检验呢?

　　先来看看此书立传的人物。据可查到的资料，王国藩先后10次被毛泽东主席接见，期间毛泽东曾派人去实地做了调查，毛泽东指示“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在这样严格核实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常常援引“穷棒子社”的例子。王国藩后来升任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但仍然保持俭朴的生活，在担任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时，本可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但他什么也不要，一直住在西铺村自家的土屋里，和其他群众一样记工分，一样到年底领取分给自己的粮食。这个作风与被人们称为农民副总理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可查得到资料的陈学孟，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后来曾升任省委候补委员，但一直保持清正廉洁。在他过世多年后的一篇报道中称他“未尝白吃群众一顿饭，未尝占公家一根草”。在“百度”上查“凤阳有哪些名人”，跳出来的名单中，除了一大堆帝王将相之外，“陈学孟”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整本书与它所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逝世后，经受了严格的审视和检验。1980年召开的被当时媒体称为“党内民主大发扬，思想大解放”的四千人大会(据说实际参加的人数约有5600多人，均为高层官员)，历时一个多月，对毛泽东的功过评头品足。其中有些人的观点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如当时邓小平所说——“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就是在这些近乎严苛甚至挑剔的审视眼光下，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1999年刊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建设成就统计资料》，其确凿的数据证明，从1951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1956年年底基本实现农村合作化的整个过程中，农业生产一直是增产的，农民生活也逐年得到改善，农民群众对政府的政策是拥护的，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直到今天，亲身经历过的老农民依然怀念那个年代，特别是集体经济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抗御自然灾害等，给他们留下永不忘却的记忆。

　　在铁的事实面前和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毛泽东为新中国农民所写的这部历史，永远不会因偏见与诋毁而动摇其坚如磐石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