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两弹一星”精神：惊天动地的壮歌

惊天动地的壮歌

　　一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册中，“两弹一星”是极其辉煌的一页。

　　上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一声召唤，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满腔热情地投身祖国建设事业。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归国途中被驻日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1950年，邓稼先用不足两年时间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的第9天就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抱着“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的初心，回到国内，加入了中国核事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程开甲教授，在天山深处核试验基地的“干打垒”平房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20年。他说：“如果我不回来，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着。”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钱学森从美国回到祖国;1956年2月，按照周总理要求，钱学森起草了发展我国导弹事业的意见书。

　　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大工程。一批批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来的中国军人，带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走向工厂、矿山，走进科研院所，踏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新征途。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是张蕴钰。这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将军面对新的光荣使命，激动地说：“上几代的爱国者已经捐躯，处于当代的我们能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该是多么幸福呀!将鲜红的热血涂在印版上，印出光灿的国史，有此际遇何志不酬呢?”

　　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最初得到过苏联的技术援助。可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短短1个多月时间，1300多名专家撤走了，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很快，我国自己制造的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0年，我国登山健儿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给在艰难中前行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振奋。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196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把自己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为国争光的壮丽事业。

　　以钱三强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那几年先后为“两弹一星”事业输送技术人才900多人。钱三强说：“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当组织上决定让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时，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我愿以身许国。”从此，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化名王京，成为攻关队伍中的一名技术带头人。钱三强同参加研究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女科学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著名科学家郭永怀，在美国留学时始终拒绝参加机密工作，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原子弹研制的秘密工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而牺牲。在那无情的烈火中，他仍然紧紧抱着那个装有核武器资料的皮包。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20多名中国专家，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立即奋笔请缨，他们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麻袋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就是靠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他们夜以继日，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当时正值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帝国主义封锁，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困难。在青海高原、在大漠深处，科技人员和战士、职工一起开荒种地，打骆驼草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基地建设。他们咬紧牙关，用心血、用汗水、用双手、用肩膀、用因饥饿而热量不足的血肉之躯推动着共和国核武器事业前进的车轮。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又一次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彩。极度困难的年代，也是实验室灯光明亮的年代;忍受饥饿的年代，也是创业者歌声嘹亮的年代。人们称誉这是“两弹一星”创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习主席在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过去在外部封锁下，我们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创造了“两弹一星”，这是因为我们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二

　　1962年10月30日，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明确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成员包括7名副总理、7名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从中央专委成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央专委共召开了9次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国家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10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

　　核测试队伍在程开甲、董寿莘等专家的率领下，同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在短短两年内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取得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建立了力学、光学、核测量、放射化学、核电磁脉冲等基本测试手段，为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正当中国一步步迈进核门槛的时候，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企图绑住中国人民的手脚。赫鲁晓夫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试验大军云集，帐篷连营，大西北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缩影。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公安部、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33000多吨器材、物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116节、汽车1270台……

　　为了核试验，5000多名工程兵日夜拼搏。盛夏，地表温度达50多摄氏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他们照常施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他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为了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4000多公里，在半年中每人穿烂了7双鞋。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原子弹即将问世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有人鼓吹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针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1964年9月2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原子弹爆炸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毛主席果断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对核武器发展问题，毛主席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时，钱三强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年轻科技人员开始氢弹的理论研究。1963年，在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核武器研究所，迅速投入氢弹研制。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称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带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连续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于敏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用暗语给邓稼先打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同时升起了两颗太阳。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同美国1030次、苏联715次、法国204次相比，我国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

　　1996年7月29日，中国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三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曾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还有的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但是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他们绝没有想到，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1964年6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这次试验，从巴丹吉林沙漠发射，弹着区设在罗布泊。周总理反复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题才行。1966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委派聂荣臻元帅前往现场主持这次试验。导弹发射前，试验空域飞机停飞，兰新铁路停运，1万多名居民临时疏散到安全地区，以防万一。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此后，我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1965年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计划于19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目标概括为四句话：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外形定为72面体的球形;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第一、二级选用正在研制中的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第三级采用新研制的固体火箭。参加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单位达5000多个。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过4天4夜的秘密旅程，开到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保卫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长达上万公里的线路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昼夜执勤的民兵。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卫星上天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人们至今记得，年过古稀的周总理和科技人员一起趴在地毯上观看图纸，他特意嘱咐将非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写在卫星轨道预报方案中，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茫茫太空响起了“东方红”乐曲。

　　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2021年，我国已有8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行了300多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风云气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海洋系列卫星”“资源系列卫星”“实践系列卫星”等型号、“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200多颗卫星。

　　“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研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脊梁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书写了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的辉煌篇章，对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

　　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一批老一辈科学家和将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将无悔的人生凝固成一尊尊永恒的雕像。在舍生忘我的拼搏中，许多科技人员、工人和士兵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大漠中的一片净土，成了他们永久的宿营地。成千上万的奉献者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无名英雄和载入史册的功勋们同样光彩。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托举着祖国的和平盾牌。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凝铸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习主席在看望“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时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两弹一星”精神源于历史，更属于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使命任务，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显得更加珍贵、更加重要。“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的精神，是创新的精神，是奋斗的精神，是上进的精神。她不仅是保存文物的博物馆和供人瞻仰的纪念碑，不仅是壮丽的景观和精辟的词句，她是奔腾不息的河流、延绵不息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她需要继承和发扬，需要不断注入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