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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解构袁克定式宪政秀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2-07-25 10:40:4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安倍晋三遇刺后日本加快了复辟军国主义的“修宪”步调,研究“宪政”何以在中国难产则不可低估袁克定对民国宪政的破坏力,吃一堑才能长一智。

  “宪政”(Constitutionalism)又称“立宪主义”,最初是一个跨学科(政治学与法学)概念。具体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导宪法制定或推动宪法实施的实践,二是建立或推动特定类型政治制度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基于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特定目的而单方面将本国的政治模式宣传为“宪政典范”,包装“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并据此攻击与其政治制度有差异的国家,不择手段对“非我族类”的国家实施文化传导与价值输入。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然不能简单粗暴地套用“宪政”舶来品,尤其是不能用西式宪政架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新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之根本是“坚持依宪治国”。西式宪政自我标榜“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但权力的诱惑无时无处不在威胁公民的权利,而宪政能否真正建立起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实施程度,归根结底则是能否真正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无论国体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概念调整(包括修宪)本身不能当饭吃,但“社会主义宪政”的表述能抵御海内外公知对新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指责且方便于国际性学术交流,突出“宪政”就是要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尊重宪法就是尊重宪政。新中国“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的民主改革逐步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而当今中国宪政之争的要害是民众要在生存权的基础上争发展权,这是“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看到改革开放后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日益猖獗,劳苦大众则是读书无用、苦干无功、报国无门,而贿赂是唯一的为人处世通行证,党纪与国法孰轻孰重之争再也回避不得了。“五四宪法”第五条明确了社会主义宪政的第一条原则,即党在法下,宪法与各级法律都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依法取得执政地位,但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人民群众要通过宪法与各级法律对党监督。薄熙来从破坏言论自由起步在重庆私设公堂,大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党委书记“一霸手”一句话就能将任何依法维权的公民“法办”为“精神病”,毛泽东设想的“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法治精神从何说起?二战后德国达豪集中营门前留下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对禁言不加以制止,那么下一步他们就要灭口!”社会主义宪政的第二条原则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解放,“让人民监督政府”就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宪政的第三条原则是司法独立,在新中国体现于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法院独立审判,党委与政府都不能干预司法,公安部门只服从司法部门的领导,市长或市委书记殴打公安局负责人都是滥用职权。如何打破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开的“药方”是民主,而社会主义宪政的第四条原则是渐进民主,从县、乡人大代表与行政一把手的直选或普选起步,自下而上一步步地推进民主改革就能消灭腐败痼疾、打破阶层固化、根除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专制余毒。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宪政的第五条原则是公平发展。社会主义要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弱势群体,但不能对民营企业巧取豪夺。社会主义要打破市场垄断鼓励自由创业,保护知识产权才有可能实现人尽其才,这才是共同富裕或公平发展的真谛。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可从四个方面分析: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具体实现过程或状态;宪法规定一系列的调整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而侧重于静态的调整,宪政提供实现规则的环境与过程而侧重于动态的调整;宪法是一种规范形态,宪政是一种现实形态;宪法提供的规则通常表现为一种方式或方法,宪政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社会共同体追求的目标。宪法实施的过程就是宪政建设的过程,建设宪政的基本途径是让好的宪法充分实施或充分发挥根本法的作用而确保其执行环节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权威性。社会主义宪政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恶意异化为某种私器,比如袁克定一家将民国之资本主义宪政渐进异化于封建主义复制品,尽管乃父在“修宪”方式上有所保留。

  孙中山“二次革命”被镇压后“中华民国约法会议”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袁家的暗中协助下,一部完全是对总统意志量身定做的新约法横空出世了。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立法院)采取一院制,未完成组织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袁家这个参政院的组织与性质与革命党在1912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乃至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大同小异的,被戏称为“花瓶”或“橡皮图章”情有可原。但袁家的这个“政协”代行了一个短期的立法权,在袁大总统所需法律的基础上也拟订了一般国家所需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都是孙中山版国民政府时代的法律蓝本,甚至对中国眼下的立法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法承旨替袁家所立之法(尤其是大总统选举法)则难逃助纣为虐之嫌了,比如其中第一条规定“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住居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第二条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第三条规定“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根据这个选举法,袁大总统不特享有终身职,但死后传妻或传子悉听尊便,以至于1915年底成立的“中华帝国”年号竟然是“洪宪”!袁家复辟帝制之前当然有充分的准备,当时倡导“君主立宪”的杨度、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孙毓筠等社会精英人物也少不了撺掇想当“皇太子”的袁家大公子袁克定。袁克定一表人才,自幼年起即随乃父历任各地,清末先后任荫候补道员、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袁世凯筹备称帝时袁克定为了能接班当皇帝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网罗了一批民国名人与清廷遗老搞了个“筹安会”,而且亲自印刷假的《顺天时报》忽悠一度犹豫不决的老爷子“上位”,还断言西方列强何等支持这个“中国的华盛顿”。为了大造舆论,袁大公子甚至组织乞丐与妓女上街游行支持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迅速摆起了“皇太子”的臭架子,“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曾破口大骂“我跟了老头子(袁世凯)这么多年,竟然也不与我说实话(复辟帝制),这个曹丕(袁克定)以后叫人怎么侍候的了?!”袁家复辟帝制仅83天后就在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中被迫取消帝制,袁克定这个“坑爹”的“皇太子”也在一夜之间沦为平头百姓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善经营而穷困潦倒的袁克定被迫投奔表弟张伯驹移居清华园,新中国成立后在章士钊的安排下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1955年寿终正寝。毋庸置疑,袁克定的下场至少要比溥仪好一点,也许这与其晚年拒绝当汉奸的封建士大夫晚节有关。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袁克定曾赴德国就医,被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而有了“治国平天下”的狂热皇帝梦。为了忽悠乃父复辟帝制,袁克定曾利用其“家族魔咒”(袁家外出做官的没有活过60岁的)对乃父进言只有称帝能破除这种魔咒。袁克定还伪造报纸忽悠乃父,当时有巨大社会影响的《顺天时报》是乃父每天必读的,而袁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大肆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氛围,天天刊载西方列强支持复辟帝制的长篇大论专供乃父批阅。后来这件事被袁世凯的三女儿戳穿了,袁世凯乃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效仿历代帝王将乃父的坟地命名为“袁陵”,但遭到袁世凯的结拜兄弟、临时主持政务的徐世昌反对而被迫改名为“袁林”,袁世凯的墓碑上至今还是徐世昌写下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袁世凯没能逃过袁家“60岁魔咒”,如果袁克定能跟着复辟帝制则还有可能活到1955年吗?再回推一步:如果袁世凯没打开复辟帝制潘多拉魔盒则现在的中国会怎样?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奉诏武力镇压南方革命,暗中却与革命党讨价还价。袁世凯借革命党之力逼清帝逊位,又借清廷之力篡夺了“民国大总统”宝座。毋庸置疑,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左右逢源对近代中国走向共和功不可没。如果不是被袁克定利令智昏的“坑爹”忽悠到复辟帝制哪一步,袁世凯完全能靠西方列强寄予厚望的“中国的华盛顿”的威望当终身制总统,进而让袁克定连任“民国大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袁克定在镇压武昌起义期间帮袁世凯出的一系列主意早已表明自己绝非等闲之辈。孙中山让位后的二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口号表明他只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干不好实事,袁家对清廷“挖墙脚”则是一步一个脚印,甚至能践行后来的陈独秀喊出的“民主”与“科学”等口号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中国的第一支警察队伍也是袁家在天津成立的,还有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詹天佑靠京张铁路一夜成名是离不开袁家的物色的。袁世凯上台后更有大量的实业建设,如果能消灭各地军阀而彻底统一全国,近代中国反超日本也不是不可能的。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曾多次对北洋新军幕僚说:“我们只要埋头苦干十年,十年后就能抬头与日本相见。”袁世凯当总统后本来是有机会按图索骥的,但在袁克定等投机分子的怂恿下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再也找不到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后起之秀,而北洋军阀的分裂让中国失去了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崛起”的机会。袁世凯武器有可能当终身制大总统,以其实力与能力加上独断专行的优势,要避免良弼等清廷遗少拼凑的“宗社党”复辟帝制则袁世凯不得不独裁,至少要比指望满清皇帝那种愚昧、保守且反汉胜过反洋的封建余孽主政强一点。袁家主政则完全有可能利用西方列强互耗集中精力发展民族工业并避免军阀混战,后来的抗日战争就有可能改观了,只要袁家继续发展陆军而与日本发展海军互补,这样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未必不能造福于绝大多数黄色人种。只要北洋军阀有袁家这个定海神针,后来的日本即使要扩张也只能选择南下而不是西进,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就有可能更有利于中国与美美列强瓜分战果了,中国至少能在战后被默许控制琉球群岛、朝鲜半岛以制衡日本,还有可能在东南亚驻军,美国驻军关岛就能在西太平洋高枕无忧了。归根结底,传统的儒学教育促成的封建士大夫晚节难免让袁家前怕狼后怕虎。满清继承朱明的“三纲五常”等奴化教育让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精英长不出“反骨”,靠北洋军阀坐大的袁世凯其实也是罢明了有实力推翻清廷自立却畏首畏尾,如果是生在汉朝则恐怕早就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比之下在欧洲见过世面的袁克定就没那么多投鼠忌器而有可能对日本那种君主立宪像威廉二世那样矫枉过正了。慈禧太后死后清廷再无挽狂澜于既倒之才,袁世凯完全有机会秘密联络北洋各军镇发动政变,然后自己当总统与宣布“民主共和”而赢得革命党的支持,而“不名一文”的孙中山即便能赶到武昌起义现场也不可能压住袁世凯的风头了。如此一来,袁世凯在朝野上下的威望都将无与伦比,当上大总统后集中精力抓建设的阻力则会更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华民国国会”,理由是当时国会议员不足半数而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此前袁世凯以革命党籍国会议员安装参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为由取消了与革命党有联系的“跨党议员”的议员资格。国会议员达不到法定比例而开不成会了,“民国”岂能再去发工资?不久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而成立由袁家控制的政治会议取代参众两院,旋即制定“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法”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大,如每届任期十年且能无限期连任、下届总统由上届总统推举,等等。但袁世凯即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四亿多中国人的眼皮底下将整个中华民族控制在袁家的后花园中,何况还是在革命党奔走相告二十年而深入民心的“民主共和”思口号响遍神州的历史条件下?!袁世凯是个在专制主义泥淖里浸染了三十余年的前清大臣,骨子里有洗不尽的封建士大夫思想乃至渴望黄袍加身的虚荣心,加上轻而易举取代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而飘飘然起来,在袁克定等投机分子的鼓噪更敢铤而走险了。当然,袁世凯如果不想当皇帝,谁也强迫不了他。但处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位置,换了谁也难免生出很多非分之想来。贪恋权力、爱慕虚荣是人的本性,何况还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熏陶?但袁世凯毕竟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所以解散革命党议员时能按法定程序拿“国务总理”熊希龄当枪使。但是谁给了他“师出有名”的机会?恰恰是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逼上帝位的,至少修铁路计划是这样的。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以该案幕后主使是袁世凯为由不顾黄兴等绝大多数国民党大佬的反对发动“二次革命”且迫使党员们摁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以至于此轮革命响应者寥寥而很快就败北了。袁世凯要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只杀一个宋教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主要对手是在政治上威胁最大的孙中山与在军事上威胁最大的黄兴,如果只杀宋教仁则是舍本求末,袁世凯在当时“民主共和”的口号震天响的形势下岂能如此犯傻?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无论袁世凯是不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凶手,该案在当时毕竟是走了法律程序的,袁世凯也在主动配合调查,彼时孙中山武力讨伐其合法政府则是相当不明智的。此前袁世凯在宪政问题上大致还能中规中矩,至少没越过孙中山版“临时约法”限定的总统职权范围。同样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袁世凯就是宋案元凶,孙中山悍然动武则是置国家于无法无天的危险境地的不负责任的意气用事。连孙中山的急先锋黄兴也认为:内乱将给西方列强以可乘之机而大致中华民族生灵涂炭!但孙中山一意孤行的“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废除民主共和政体的机会,此其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不顾宋教仁实行内阁制的请求而执意实行总统制,但仅过了三个月又将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匆匆制定“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而对总统的权力加了诸多限制,如此“因人而制宪”是有露骨的个人倾向而很难服众的,袁克定与宋教仁则不约而同地添油加醋嗤之以鼻。对即将接手民国政府的袁世凯缺乏起码的信任与尊重,除了让袁世凯施政越来越困难之外,整个北洋军阀都要窝一肚子火而不可能不对革命党生出敌意。但当时袁世凯并没有马上找革命党发难,相反还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就算是表面文章也无可厚非。政治就是如此,只要表面上不违反游戏规则,对其幕后动机作任何猜测都是徒劳的。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也没立即解散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而是仍想在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蓝本施政,在三个多月的制宪过程中也没公然横加干涉。但国会坚持不采纳袁世凯提出的三点修宪意见:将“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改成“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将“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改成“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将“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改成“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袁世凯提出的三点要求可将其权力与现在的法国总统(而不是更有实权的总理)类比,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刚刚摆脱专制的转型国家,南方各省叛乱而国家元首权力有限,国家稳定何来?当时有议员对袁世凯说:“议会就是监督总统的”。袁世凯反问:“谁来监督议会呢?”该议员答:“人民”。袁世凯气愤地说:“我没看见人民,只看见一个个的人!”得罪整个北洋军阀匆匆制订一部根本大法,其效力不可能不打折扣。美国独立前夕制订根本大法几次差点流产,最后相关各方各退一步才有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宪法,美国政府能长期稳定绝非偶然。但应收款面对的国会议员绝大多数是刚愎自用的,不肯作丝毫让步而让总统成了一个摆设,行政权被无限削弱而国会的立法权却无限膨胀而司法权又没做明确的界定,以至于国会成了“超议会”,美国极力避免的“议会专政”就这样差一点被一小撮孙中山眼里假公济私的“猪猡议员”梦想成真了。哪个总统会容忍自己的权力被架空而坐视国家陷入战乱?此其二。袁世凯靠经营北洋军阀起家,“北洋三杰”等军头曾对其感恩戴德惟命是从,所以让袁世凯很放心。但袁世凯当了总统却有名无实,原来的军头们则变成了各省的督都而各霸一方尾大不调甚至阳奉阴违起来。冯国璋在南京经营直系军阀而有令不从,张勋在徐州公然支持溥仪复辟帝制,陆军总长、警察头子段祺瑞则让皖系军阀后来居上……军队国家化的步伐又还没迈出,孙中山又发动了“二次革命”,所以袁世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了,此其三。袁克定暗中撮合的“筹安会十三太保”不断攒鸡毛凑掸子引经据典高唱“君主立宪”赞歌,伪造舆情欺上瞒下营造袁家复辟帝制的“良辰吉时”,袁世凯就算越来越信不过北洋军阀旧部也不可能认为亲儿子有动机“坑爹”,此其四。袁家复辟帝制未尝不是袁世凯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被迫做出的牺牲,认为只有靠皇帝的威望拨乱反正才有可能避免中国再次生灵涂炭,以至于袁世凯在登基仪式上直言“当皇帝祸害袁家子孙”,这种话在满清贵胄变成平头百姓但能避祸之际说出来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复辟帝制后袁克定按捺不住自己的蠢蠢欲动而追问袁世凯“百年之后”谁来掌权?袁世凯的回应只有两个字:约法!他模仿康熙大帝在一个玉匣子里放了自己的遗嘱: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共治中华民国!他深知自己的儿子威望远远不够继承皇位,更深知管理国家的险象环生,所以一直没让儿子担任大总统也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受政争之害,何况还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前辈晚节足以令其“见贤思齐”?!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要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不过分夸耀也不过分贬低,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评价袁克定也应如此。

  反过来看袁克定与遥相呼应相反相成的宋教仁添油加醋嗤之以鼻的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后强迫其追随者发动全国人民“盲从领袖”之“慎施命令”,尽管孙科像“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一样被孙中山刻意边缘化了。共和与专制之别何在?彼时像袁克定一样鼓吹复辟帝制的美国宪法学权威、书呆子教授古德诺直言前者远不如后者,何以然?后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子承父业抑或兄终弟及一目了然。但前者的问题就大了,列宁、斯大林死后的一轮又一轮政变毋庸赘述,看看国共两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明争暗斗吧!无冕之王要么传子要么传妻,即便机关算尽也难免百密一疏。毛泽东曾感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德诺则认为:“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之为优也!在政治学理上,袁世凯搞的更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异姓继承式寡头政治)而避免自己的子孙有被政变殃及之虞。但高一级反而只过了八十三天就“遗臭万年”了,何以然?古德诺的“体制转型论”认为:“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当皇帝)属于体制转型之前的形态而早已“定型”,但在顶多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逆行而企图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式定型则有“反动”之嫌了,尤其是在“民主共和”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当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前苏联式个人独裁则是连传统帝制也不如的寡头政治,但毕竟是个“现代化”的衍生品,属于“帝制”转“民治”的过渡状态而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定型,这种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共“一霸手”的权力越来越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的皇帝了,但其权威性无疑反而是递减的。这种“权力递减”导致的从“民主大乱”到专制“大治”的轮回能否摆脱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但毕竟是社会科学家,任何不能预测理论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屠龙术”,不敢预测的历史学凭什么例外?社会科学家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若干现象(尤其是体制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特定现象推论下一个社会形态,此类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太可能成熟的,但在百年之后回顾,历史学家不难发现民国初年的袁克定式“劝进”闹剧等现象就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代际政治是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其政治分界不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茶杯风暴,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型。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后都能卷起一股政治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会有典型的代际政治。西方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都是跨代的,多数美国人进民主党或共和党是基于家庭原因而继承了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而美国宪法二百多年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20世纪的中国更多的却是子辈对父辈的背叛与决裂,比如“五四青年”一代对参加过戊戌变法、同盟会的父辈的决裂,文革期间“红卫兵”与“红司令”的决裂,苏东剧变期间中国代际决裂。何家栋区分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五代政治人设:19-20世纪之交一代(1870-1880年左右出生)、五四一代(1890-1900年左右出生)、一二•九一代(1910-1920年左右出生),四五一代(1940-1950年左右出生)、20-21世纪之交的一代(1960年以后出生)。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之间本来还应有一代(1930-1940年左右出生),但“反右派”、“大跃进”与文革毁了这一代的思想创造力,21世纪初垄断政坛的正是这一代人当中经过屡次逆向淘汰后留下的幸运儿。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军人,第二代领导人绝大多数属于党务工作者出身,第三代领导人绝大多数属于工程师出身,第四代领导人亦然,自我党十六大以来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是学文科出身的,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副处级以下的职务但不出五年就跃升至副部级了。他们既没有当工农兵的经历也没有研习政治理论的条件,多数甚至没当过处局级(县市级)以下的正职干部,与苏共几代领导人相比最像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但后者至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且在战争中当过军队中高级政工干部,所以勃列日涅夫还敢给自己封个元帅头衔。但“再下一代就出现了变化:现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拥有文科最高学历者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者;排在接班序位前列的李克强与李源潮,一个是法学学士与经济学博士,一个是法学博士,都可以算作政法系的成员。”这一代都插过队,了解民间疾苦,多数人是从县(处)、市(厅局)、省(部)正职干部一级级爬上来的,所以都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但“执政集团中的博士与反对派阵营中的博士对垒,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崭新的现象。二者既然都是博士,自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师承与知识背景……‘政法系’作为知识上的一个共同体,在政治上分化为执政者与反对派两个对立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事实上,博士与博士之间除了有学术上的共同语言,还有一些人脉上的联系。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何家栋就差像袁克定撺掇的“筹安会十三太保”那样“劝进”了!

  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世界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在政治上会否进而加速推东民主建设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关切乃至全人类的重大课题了。举目四望,如果不算索马里那样的“失败国家”,现在世界上仍然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已为数不多,一类是沙特阿拉伯那样的绝对君主制产油国家能让本国居民贵族化而劳苦大众主要是外来移民,一类是朝鲜、古巴那样的极权国家靠子承父业或兄终弟及而随时有可能在政治继承问题上引爆定时炸弹。袁克定殷鉴不远,前者中国学不来,后者中国又退不回去。但两类国家的民主化都只是时间问题,前者更有可能通过和平宪政改制而后者更有可能通过革命改朝换代。20世纪末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既有坦克上街、人头落地的案例(如葡萄牙、罗马尼亚)又有解严修宪、政治妥协的案例(如韩国、台湾),后一种模式在政治上比较平稳顺滑且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相对较少。中国要实现和平宪政改制则要靠多种因素的合力:首先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其次是执政党在理论与政治上的革新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体制内外两方面的良性互动。中国如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希望在民间,强调“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邓小平则都有对民间诉求的某种反应而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运动的政治遗嘱执行人。“法治”的基础是“公民社会”,主要构成要素是独立的公民人格、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自治的社团法人、政教分离的教会、独立的舆论媒体、公民运动与竞争性的思想库。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毛泽东是与代表们一起坐在代表席的,周恩来主持制宪会议,会场里有投票箱、监票人而不是举手投票。制定宪法之前,从高级干部扩展到全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全民讨论延续了近三个月,参加讨论的有1亿5千多万,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5亿多人,最后由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的意见共138万条,较之于我党二十大前夕的“互联网议政”毫不逊色。清末、北洋军阀与蒋介石时代的统治者自娱自乐的立宪把戏早就让中国老百姓麻木不仁了,但1954年全国人民凭着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责任感参与制定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宪法,怎么能不积极?围绕“法治”或“宪政”之争的体制内外良性互动必须从承认对方、彼此接触与坦诚的协商与对话入手,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我党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陶斯亮曾对“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说:统战就是与持不同意见者协商对话,只联系“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人”(所谓的“民主党派”)是组织部的工作而不是统战部的职能。如果不是几个性急的学生打乱了民主推选的学生对话团与“高自联”的安排,中国特色宪政进程也许不至于被骤然逆转。坐牢二十七年的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与前总统德克勒克在南非从“人治”到“法治”的和平转型进程中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图图大主教直言“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因身陷囹圄而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会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这个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与卓越品质的囚犯……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与种族主义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他(指曼德拉)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异不已。”而“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大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中国古代文明比南非源远流长而历来不乏大智大慧的政治家,问世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类的领袖是完全值得期待的,为我党二十大建言献策期间最不缺的则是袁克定或何家栋式喜鹊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建设能否借鉴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宪政建设经验?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可资参考:……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与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与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 ……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需要动员人民大众……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一定要争取民主与自由……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

  袁克定若能揭开自己的棺材板死而复生则会如何对我党二十大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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