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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从“义和团带头大哥”毓贤到红卫兵式“爱国贼”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2-07-22 10:57:1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毓贤对义和团始乱终弃对当今中国的红卫兵式“爱国贼”有何教训?

  1901年,山西巡抚毓贤在兰州被朝廷处以极刑,当地许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要求赦免此人,只因“这是个清官”。其实毓贤这个清官比贪官还可怕,贪官要钱,他要命。首先,传出毓贤是清官的是山西的义和团。八国联军攻入京师后山西巡抚毓贤感觉大祸临头,决定将本地义和团送走。义和团首领答应了,但要毓贤发放遣散费。毓贤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我非常想给各位英雄发钱,但我为官两袖清风,除了几身破衣服,啥也没有,不行你们就拿到当铺去,换几个是几个。说完后毓贤令人打开事先备好的箱子。团民一看,果然全是破烂衣服。看到堂堂大清巡抚如此贫穷的义和团首领由衷地赞叹:“真是个清官。”于是,毓贤的清官美名就此远扬。这是件很荒唐很有趣的事,毓贤的官是花钱买的,后来竟成了百姓口里的清官。同僚眼里的毓贤其实是个酷吏,杀人不眨眼。他主治山东时的滥杀令人发指,短短三个月里就杀了两千多人。他发明的酷刑中最惨无人道的是“站木笼”:在衙门前树立木笼,内壁是铁钉子,将人吊在笼内,脚下垫几块砖,让犯人的脚处于够着与够不着之间。人在笼内,为了喘口气,就会去踩砖,难免晃来晃去,这样身体被铁钉扎得鲜血淋漓;如果人踩到砖,毓贤马上命人抽取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由于草菅人命,老百姓暗中称其为“屠户”。慈禧太后召见义和团首领后毓贤觉得“民心可用”,于是昔日被他绞杀的“拳匪”成了他利用的对象,他开始纵容拳民杀人放火,“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也是他的主意。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毓贤曾洋洋得意地自称是义和团的两大首领之一,1900年转任山西巡抚后痛斥视“拳”为“匪”的州县官,称他们是义民。他热情接待无业游民,送钱送粮,并发给他们刻有自己姓氏“毓”字的钢刀。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总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矣,毓贤痛斥之,郡县乘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拳民们奔走相告山西出了一个“好官”,投奔之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经费不足。没钱没粮怎么办?毓贤出了个主意:“抢!”他对义民说:去抢洋人教堂与教民吧!他还提出了一套奖励机制:六成归自己,四成上缴。于是,山西开始了疯狂的抢劫杀人。在这个过程里,毓贤的言行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恶魔。据《清朝野史大观》史载:1900年团民火烧英教堂,毓贤登高观赏。一个传教士逃出来说:“山西发生灾害时,我捐了五六万白银,救活了数千人,现在能不能抵一死?”团民根本不听,击杀了他。一位母亲抱着孩子跑出来,跪下哀求:“我是个医生,每年救治数百人,饶了我们母子吧!”话未说完,一团民将其推进火中。这位母亲又顽强地跑了出来,团民再次将其推入大火里,母子一起被烧为灰烬。再举一个例子:毓贤抓了二百多个教女,杀了其中二人后将她们的血放在盎里,让其余的人喝,士兵还将其中数十个漂亮女子拉走……最后这二百多人都被毓贤杀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毓贤一再向慈禧太后表忠心,愿随时率义和团勤王。但当朝廷下令勤王时,毓贤暗地里让百姓挽留他,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联军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使晋民吁留。”之后他却告诉朝廷:“不行啊,去不了,山西父老不让我走啊,这里更需要我。”缩头乌龟做得大义凛然,慈禧太后西逃后毓贤感到自己的末日要来了,于是决定为自己留条后路,将山西的义和团送走。他对义和团头领说:山西境内已没有了洋人,天津、山东一带还有很多,你们去那里发展吧。这位义和团大师兄想,这不是鸟尽弓藏吗?于是要求给大家发点路费。毓贤于是说了开头那段话,在不明真相的民众中赢得了赞誉。八国联军认为毓贤是义和团祸首,必须严惩。清廷也要找一个背锅的人,于是宣布将毓贤革职、发配新疆。刘鹗认为毓贤这种“清官”比贪官还可恶:贪官有顾忌,不敢公然做坏事,而清官则打着道德的旗号无恶不作。因为宣扬不要钱,所以什么都敢做,无所忌讳肆意妄为,这样的人小则草菅人命,大则祸国殃民。

  义和团实际是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而被立即处死,义和团的蛮干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当时的中国能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但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是不可能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的。当时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若干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比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认为:“(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据《庚子记事》记载:“(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曱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人们深信不疑。义和团运动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卷入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后,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太后对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太后只得作罢。慈禧太后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一千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端郡王则向慈禧太后推荐义和团,说他们能刀枪不入。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与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后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太后立刻归政于光绪。慈禧太后决定宣战,后来又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后清军与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慈禧太后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义和团奉诏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这才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两千名新军加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一千多个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多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多人幸存。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义和团是“奉旨造反”而威势无人能匹,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太后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曱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但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太后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打来了,义和团却仍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慈禧太后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但八国联军很快攻陷了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义和团运动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每个中国人都要赔一两银子,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邹容认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元培认为:“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认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认为:“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义和团乱国五十年后,思想者们对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一文支持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认为对义和团与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文革期间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了“造反有理”的佐证。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但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而义和团运动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企图彻底排斥西方文明而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当然,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太后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崇拜义和团的红卫兵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英法联军,也只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实际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仇视与毁坏,不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文革红卫兵潮,文攻武卫导致了数千万曱人死亡,无数家庭毁灭,国曱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与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不能否定其自身该承担的责任。当代的爱国贼,就是历史上的义和团、红卫兵,但比义和团与红卫兵更狡猾、更无耻、更功利。近年来一批打着“爱国”的幌子的投机分子其实是把“爱国”当成了一种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乱子也视而不见。这种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爱国贼有几个特点:第一,突出自己、压低他人。如果谁与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思路不一,便是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谁就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难脱反华与汉奸之嫌!第二,人格分裂。有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第三,以“爱国”装点门面。有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什么固定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了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就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知乎”网站有一问:如何正确评价红卫兵运动?“文册”答:唐僧取经成功,被封为旃檀功德佛。但这一路来看到很多地方打着佛寺的名义为非作歹,甚至与妖怪勾搭到一起,就申请整顿天下寺庙。如来很认可,让他放手去做。唐僧利用自己取经后的巨大威望,号召有信仰的僧人们起来反对贪财好色勾结妖魔的方丈、住持。运动发起之后,到处都是批判斗争。但唐僧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让孙悟空下去了解情况。孙悟空回来报告:“师父,下面可把您给骂惨了!以前为非作歹的方丈主持,用与自己合作的妖魔恐吓小和尚们不许乱动,然后由他们的亲传弟子假装配合您的号召。现在被斗的都是他们的仇人,与清理寺庙一点关系也没有。”唐僧感慨道:“不打倒阎王,解放不了小鬼,你去先把妖魔抓起来,再顺着妖魔收拾一批住持、方丈,小和尚才敢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忠君爱国洪承畴”答:没有一个回答切中要害,记住了从来没有什么文斗派,所谓的“文斗派”是现在左圈小朋友的发明目的是把对立面搞成武斗罪魁祸首乱打一气,用心不可谓不毒也。斗争从来不分文武,文武本一家。吹“文斗派”的,告诉我有谁文斗了!左圈安那其能文斗?做梦!“鹤云声”答:一群娃娃,被煽动充当了炮灰。顺带着,因为后续被持续清洗,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话语权,就成了整个10年的所有罪孽承担者。就像三体里面我最喜欢的评价:孩子:叔叔阿姨是英雄吗?爸爸:不是。孩子:是烈士吗?爸爸:不是。孩子:那他们是什么?爸爸:他们是历史。这群娃娃不明白的是,历史是残酷无情的,他们是真正信奈领袖的那一代。但他们不明白,领袖的话是经过层层传递的;他们自己看似是听从一个人的意见,其实听的是集中于个人意见的很多人的意见。他们是被刻意煽动的,为的就是让领袖的意志与思想,出现历史的断崖。现在是新时期了,谁还会记得我们,拿咱们当回事儿?大家很快就会忘干净的!Hwb的事说明,敌人不会立个靶子告诉你我是敌人,快来打倒我。他们会融入我们,会变成我们,甚至比我们更像我们,最后在我们的尸体上,成就他们。“季退思查内姆叄世”答:究竟是哪一拨?循环“一波的开始响应号召,痛打前一波,一波的最后,被定性为混进XX的坏人,被后一波痛打”循环了那么多轮。你不具体讲清楚谁干了什么,谁干谁,而笼统的把这七个球,往好、坏两个框里塞。狂暴轰入以前不知道的新人脑内,是绰绰有余了,但却是永远也没办法自圆其说的。“Moenova”答:该运动简单粗暴地完成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剩的窘境,让年轻人有事可做,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促进了年人的爱国热情。要正确理解一个历史错误,首先你要站在当时的决策者的角度与群众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为什么正确。历史上的人可能道德水平没现在高,但人可未必比现代人傻。他们所做的事很可能是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只是这个决策会以伤害其他一群人为代价。就拿有人提到的十字军东征来说,本质原因是欧洲爆发饥荒,人口过剩,不稳定因素增加。然后才有了大量人口以圣战的名义向东流动。如果用“圣战”去理解十字军东征是非常片面的。圣不圣都是统治者说了算。统治者不想通过战争与饥饿来减少人口,于是“东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然后再“圣化”纲领,让大家别反对。十字军东征是自愿的,没人逼着东征。现在的一群资本家的祖宗,在红卫兵时期就躲在家里学习,等高考一恢复,瞬间就领先同龄人一大截。在大家的祖宗都在革命时,他们却在为原始积累做准备,这是这场运动对当今中国资本家的祖宗们的意义所在。重新分配财富,为后代扫清了障碍。反智成了政治正确,减少了潜在内卷人数。破坏历史,只有自己能从历史中学习精华。反对英语,只有自己的子女会说英语,赴美留学。这群人到国外拿着一本“资本家”秘籍回国,然后国内就开始启动新一轮的留美热潮,全盘西化。这群人的后代居然能在规则都没做好的情况下拿到攻略,这是什么概念?就像一个新游戏还没上线,就有人通过同类游戏总结了一本攻略。新游戏一上线,这群人就瞬间起飞。这个时代有不少资本家要感谢这场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无尽财富。只不过玩到现在,后面很多嫡系拿着攻略还是被草鸡打败,所以他们还想再来一次分配。他们把钱全都放在国外家族信托,在国内已成了无产阶级。现在他们想再次煽动群众把国内的钱重新分配一次,双赢。只不过这一次受制于环境,不能像以前那样过分,只能用“软革命”。我思维太狭隘,只能大致理一下,实际上这种人肯定有更加细致的规划。还有某种东西不敢说了,也可能我说不对,自己想。“不爱笑的猫”答:有的人为了造反而造反,有的人为了保皇而造反,有的人为了自保而造反!大家都要造反,但造反的目的不一样,造反的手段也不一样,甚至彼此之间就是相互矛盾的!红卫兵这个概念还是太笼统了!“滕浩”答:革命激情持续释放。“股神股魔”答:现在无论是炒股、上班、看新闻、分析经济与国内外新闻,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思想!无论人种、宗教、国家还是投资,根本上的区别就是思想的不同。人人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思想的不同而攻击异见者,爱国爱的过于极端就会变成民粹主义,变成红卫兵,爱少了则被人家利用变成港独分子这样的人。宗教也是这样,爱的极端了,觉得其他都是异教徒,都该毁灭;不爱的呢?无神论者就觉得信教的都是疯子,是脑子有问题的人。人种论者也一样,有的觉得其他种族低贱,自己种族高贵的,民族主义者;也有的觉得自己的民族低贱,论为easy girl想要改善自己民族基因的。做投资也是一样的,做价投的疯狂攻击其他流派的;做技术分析的看不起做价投的;做缠论的缠徒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宇宙的真理,疯狂的吹捧一个自己内心造出来的“神”。这种人最终觉得疯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其他与他们不一样思想的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这个世界本来和而不同,大家求同存异,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知乎用户”答:听老一辈讲述过很多人以“大义”之名对自己怀恨在心的人肉体毁灭,就像日本导演伊丹万作的反思,“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但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被欺骗也是一种罪,从古至今这也不是值得吹嘘之事……而若无其事口口声声称‘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再次上当受骗。不,现在他们就肯定已开始被其它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了。”(《战争负责人的问题》)“郑艺泉”答:跟十字军一样……“Samuel Solomon”答:我认为理应让新生代群众广泛认知了解那个已被官方纠错了的十年,以及那十年里的人们的各种百态,而不是利用时间的流逝期盼着人们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否则,甚至就连《你好李焕英》以及《老师好》那样的时代背景都不一定能完全融入领会,简称“电影都快看不懂了”。红卫兵无疑是“那十年”的特产之一,随着时过境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怕是早已换了一副面孔与人设融入了“眼前的苟且”。我不想再将他们评为某种遗毒,但这也要视他们的行为管控能力而定,毕竟某种情结只会形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效应。譬如“三岁看老”,其实是人类幼年的经历会终生难忘,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不仅是人类,很多动物也客观存在着这样的表现,比较典型的案例当属被人类豢养而丧失野性的各种猛兽。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案例就是“灯塔国民不擅心算”,明明能通过后天努力去改善,可他们仍旧“结账捉鸡”。倘若正视这一现象,再反观曾做过红卫兵的人们,以及经历过“那十年”的所有前辈……不难发现,他们当中但凡不是幼少年恰逢文革,甚至没赶上文革峰值的那几代人基本上都能携带着“不一样的元素”。唯独“凑巧”了的那一代,特别是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半都会“万变不离其宗”。能保存并坚持正常意识流的反倒成了极少数!譬如王小波,譬如姜文,其实他们也只是在叛逆中追求特立独行罢了。他们叛逆了“那十年”,却也以特立独行示人,依然孤独寂寞于任何时代。但与绝大多数的红卫兵不同,姜、王为代表的他们只追求自我的特立独行与叛逆,红卫兵则是“抱团即暴露”。红卫兵虽也显得特立独行于各种时代,虽也表现的极为叛逆,但他们却永远都没勇气叛逆“那十年”。红卫兵但凡于今感到孤独寂寞,大概是另一番本意,因为他们一旦能抱起团来势必妄图恢复“当年勇”。于是咱们也可于当今领略一下红卫兵的“风采”:锁了篮筐的广场舞,夜深了照样轰鸣着的音箱……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追求自由本无错,只不过他们“维权”的风格与手法往往太任性,可谓是“不管不顾唯我独尊”。但必须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他们抱团以后”,倘若他们化整为零马上秒变五好市民慈祥长者。圣人有坦荡荡与长戚戚之别,有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之分,所以我甚至都有点怀疑自己亲眼见识过的传统文化是不是早就变质了?毕竟有他们这一代人走在了前面,既然传统,必经传承。我也不想以偏概全的囊括他们整个一代人,只无奈“遗风犹在”,且与传说中的并无二致。我甚至还避之不及的切肤体验过他们的骚操作,何止“怒封篮筐”这么简单,更非“噪音扰民”那般直露。总之,他们特别喜欢拉仇恨,一贯擅长把任何情况都演变成矛盾不可调和。然后留下一片烂摊子,且绝不忏悔,像极了曾被他们闯入并砸碎了的别人的家庭。更为不可理喻的是,他们对待自己的血亲,或许还不及某个路人,往往与被他们批斗过的人们一视同仁!我突然记起来,传说中的他们貌似也曾绝情批斗过自己的父母,也曾于一家人之间且无法客观割裂血缘的前提之下相互划清界限……那一代的人与事就随着那一代入土为安吧,恰如那一代人喜闻乐见的“划清界限”,以及这一代人津津乐道的“肃清流毒”。同时,作为仍然活着的那一代人,也完全有义务“把自己的习性关进牢笼”。否则他们对后代晚辈将毫无意义可言,甚至贻害无穷亦未可知,所以不如让所有人都对他们形成一个清醒的认识。“BELIEVE”答:早期的运动收到了巨大的干扰,以至于在人数上占劣势的、由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分成员支持的、代表运动真实目的造反派被另一派残酷镇压(参见井冈山兵团与当时有刘某御林军之称的清华大学红围脖的斗争、重庆大学与北京六中的造派)。另一派则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干的事几乎算得上法西斯罪行。这个情况在1966年的7、8月最为严重。在1966年8到12月,形式发生了转变,由于种种原因,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后来工人造反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红围脖运动逐渐停止。在三年文化运动结束后,整个组织已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加有社会影响力与实践能力的学生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诞生的有历史意义的组织,是三年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个次级主题。“mugiwara”答:认识不清时代,看不到时代的方向;为了私利绑架国家;无脑阶级斗争,对有钱人不加区分随便扣帽子;分布极为广泛,席卷全国;道路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参加了失败的运动。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也不会关心国际,他们只谈论国内不谈论国外,他们是“吃着方便面的命,为什么要关心国家?为什么要关心美国?”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正义感,也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为绝对主体的国家是怎样反抗牟利者的。他们是一群生活悲惨喜欢发泄情绪也理所当然被情绪利用的人。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他们会很喜欢用手机应用或职业为自己谋利,孟德尔以及某位参拜某社的某演员或许在其中,因为他们要外扩,这种人是那种不能自己释放压力的弱者,也是不断将压力传播到各处的渣滓,他们即使拿着教员的书、说着教员的话也是一样的无知。他们不愧自己失败者的名号,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即使聚集起来也是失败者。“匿名用户”答:想想德胜同志的革命生涯,还有他认为的“大乱才能大治”,他是不是希望这个运动中出现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能代替他继续革命的人呢?“张海祥”答:有一种东西叫革命,有一种东西叫改良,那么革命与改良之间是什么?是不是文革?“勇闯异世界二号”答:hwb是一场超超大号引蛇出洞,吊的就是这波出身不好的造造的鱼,吊出地主资本家狗崽子来让韦国清罗汉好好弘扬一下佛法,我似乎又又又又赢麻了!“李大王45”答:不知道有过这个运动……“lich1988”答:你问的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是儿子英雄儿好汉?这两派的差别比粉红与精日的差别还大,毕竟粉红与公知也就在网上打打口水仗,那两派打起来离的近能溅你一身血。“匿名用户”答:这种提问方式,其实您就等着您想要的答案。您又何必来问呢?“大恨”答:那个人就是幕后指使,不要赖别人。“章自”答:写出来了,你乎也是马上删除。“白齐生”答:都是下面的和尚把佛经念歪了。“林中观鹿”答:这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之一,义和团,红卫兵,小粉红等,其实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电影《芙蓉镇》里,姜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部电影献给中国人民最珍贵的叮嘱。如今我们不再是红卫兵、义和团那种人,我没有权力与资格去指点任何人的人生,只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做一个多读书,多思考,保持独立思想,不受大众干扰。尊重他人权利,懂得维护自己权利,向往和平,向往文明,不暴力,不野蛮,拒绝无知与无耻,建立正确的是非观,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国家的人。然后,好好的生活。“黑夜黎明”答:红卫兵主要分成两派,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分为文斗派以及武斗派。两派的作风与理念以及最后的下场都不同,不知道题主问的红卫兵是那个。“马鹿”答:再过几百年吧,当时的事现在没法公正评价,毕竟利益相关的太多了。“匿名用户”答:逊尼什叶之争都要图图咖啡乐。“古史”答:一群书读得太少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妄图用宗教狂热的方式去逆转客观发展规律,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成内斗的傀儡还浑然不自觉。“知乎用户”答:恶意提问?现在又提红卫兵。这是想再来一次吧。经历过的不会来回答了,我想公正客观的评价红卫兵运动,但我没经历过想看看资料,但资料呢?真实的资料呢?是谁在掩盖,淡化。“旗帜”答: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指其成员。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支配下产生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一种群众性组织。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与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与中学里的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红卫兵曾给党、国家与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ok123456”答:泛基督教运动的一种!像太平天国!失业了咋办!跟着宗教运动对弈财富运动!在有序化中高密度学识技能有用!在无序化中运动最有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兵贵神速……

  “天津泰达吧”有一帖:“义和团与红卫兵是不是还在啊”。“审配审正南”跟帖:他们都在人心中。“和园长一起走”跟帖:我看中国现在有好多。“克勒穆尼茲”跟帖:还得加上个“MZ斗士”。“告别等于成长”跟帖:爱国斗士。“Alan爱泰达”跟帖:1967年再来一次……幽灵一般的回音……

  十八大后中国大陆提倡爱国主义、反对殖民文化心态的舆论呼声中常有学者宣扬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领导世界的时代,亦有学者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流行的崇洋心态完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压迫的结果。近代以来殖民文化心态在中国究竟是发展到那样严重不堪、甚至令人作呕的程度仅仅是西方文化压迫中国的简单结果吗?义和团运动对外文化观念的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空前强烈、而国民对近代以来世界的变化懵然无知的情况下承袭氏族与图腾时代以来以异族、异教为魔鬼的原始观念,而将列强的侵略与一切西方文化混在一起,统统视之为充满无限邪恶的“鬼教妖法”,视为异神对“天朝”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的致命蛊毒;二是为了抗御“鬼教”与“妖邪”对圣朝的侵害,义和团最大限度地发掘与动员了本土文化中有强烈排异性的原始信仰、民间宗教、群体性“除妖灭鬼”的狂热等文化因素,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壁垒机制空前强化。这种观念的强烈非理性特质,非但在义和团运动的盛期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在其由高潮向失败的转折中、以及失败之后的社会文化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并由此使国民的民族精神普遍受到极大的损害与销蚀。在此基础上,国民心态也就必然在一夜之间由盲目、炽热的民族自大狂急遽蜕变为万分的恐洋、崇洋。诚如蔡元培的观察:“一经庚子联军之压迫,则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凡为外人,不问贤否,悉崇拜之;凡为外俗,不问是非,悉仿效之。”义和团运动中的非理性特征有一系列强烈的表现,例如人们沿袭着《山海经》等古代巫术典籍中的原始观念而将一切异族与西方文化视为无比险恶的妖邪魔鬼:“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者也……为虺弗摧,为蛇奈何!这种鬼怪的侵入不仅直接危害着圣朝的道德秩序,而且更破坏了天地宇宙的和谐。因此中国的生存前提,就在于彻底剿灭这种牛鬼蛇神以及随其而来的‘洋货’、‘洋教’、‘西法’等等一切最邪恶的东西: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原为佛教神名,民间泛指害人的恶魔)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耶稣猪精,西洋之主……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遍告世人:谨守门户……莫吃迷药(西药),吃则中蛊。”(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人们甚至根据中国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而编造出“洋鬼”们更加骇人听闻的鬼域伎俩:“(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这种原始蒙昧思想的基础之上,国民心理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非理性的膨胀:一是竭力夸张自己民族固有文化的神圣性,例如义和团文献中充斥了义和团宣扬的从玉帝老君到关圣孙猴儿等等普天万千诸神,尽皆下界剿灭洋鬼、维护大清国一统天下的神话;与此同时,全社会到处弥漫着对本土文化中各种“除妖灭鬼”神圣方法的狂热迷信: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术)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船来者宽广数里,大师兄一指,炮皆反击,船尽沉。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洋人)皆自顾不暇,必不能远涉重洋。(义和团)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第二,就是将一切西方文化混同于列强的侵略而加以狂热的诅咒与扫荡: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亦毁之。呼华人之识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龙江土语,羊一岁谓之库尔布子,二岁谓之二毛子,见《黑龙江外纪》。拳匪之谓信耶教或办洋务之人,曰二毛子,语盖本此,羊、洋同音),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所业者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可见,本民族神话的膨胀必然与对异民族文化非理性的仇恨互为表里。义和团对中外文化非理性认识与狂热行为的结果,无疑只能是悲剧性的。例如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包括士大夫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对当时中外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战争发展的形势,都不可能有起码的了解,他们心中充满的只能是虚妄可笑的自大神话: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关帝)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灭尽之,时不可失。所以山河倾覆般的灭顶之灾,就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突然降临在高枕无忧的国人头上:京城失守之事,两宫实未料及,因各官奏胜仗者居多。及二十一日,洋兵入城,则圣驾适才起跸。时约早晨八点钟,京官各宅多熟睡未醒。北京城破……禁军皆溃……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北京城中无数中国军队与义和团们在“洋兵”破城时的望风披靡则更让人触目惊心:二十日,黎明城破……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倾而尽,墙阴屋壁,掊视往往得红巾。同样,由于义和团运动盛期的民族信仰狂热与“剿灭洋鬼”的狂热都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它们不仅在运动失败之后急遽瓦解,而且更进一步普遍堕落为极端的恐洋与无耻的崇洋;而这种国民心态与世风,恰好与不久以前全民对任何与“洋”相关事物的盲目仇恨与扫荡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对此加以详细记述的文献史料很多,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上述转变发生的具体过程,例如: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团民)顾以为乐……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憙。嗟吾北民,岂知人世有羞耻事邪!(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义和团)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又如,与义和团风靡北京时“市中店铺招牌,亦互题新名曰‘义和昌’、曰‘义和兴’、曰‘义和泰’,皆以媚(拳)匪”的风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众多市民竭力为这种侵略者旌扬功德的可耻景象: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胜”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梁启超在揭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对国民心理的戕害时特别以此为例:“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衙)千百,呜呼痛哉!”民族神话由膨胀到幻灭的剧变,造成了国民信仰心理的巨大失落与动摇,由此人们对自己昔日信仰的神圣性发生了深深的怀疑。例如:“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其时已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与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原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又如,与义和团运动盛期人们对中国民间诸神之灵威的狂热呼唤与无限崇拜(当时北京家家日夜烧香祈祷神明下界帮助剿灭“洋鬼”,以至店铺出售的香烛等物全被抢购一空)形成强烈对比,在此时人们眼中,中国的神灵们也都成了无能的懦夫:凡(洋兵)驻扎之庙宇,经卷器皿,沿街掷弃窗格桌凳劈碎烧火,佛象打毁堆泥秽中……琉璃厂吕祖祠素著灵感,圣象被洋人毁坏,抛在庙前,任人作践;仙师平日最灵,至此何一无显应乎?土地娘娘财神诸象,亦均打碎,想神灵亦遭劫数耶?抑神灵亦畏洋人暴虐耶?地安门内之西弘仁寺,由明至清之古寺也,亦化为灰烬矣。则神佛亦无灵验也。余思之,俗语云:“神鬼怕恶人”者,此寺系俄国之人而焚之也。怕恶人者,即俄人也。与其膨胀时的极端狂热一样,非理性民族神话的在随之而来的幻灭与腐溃之过程中,也必然依旧要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造成巨大的戕害。在狂热的非理性意识基础上鼓荡起来的对外来侵略与西方文化的拒斥及其转瞬间的烟消云灭,不仅在当时对整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还使人们的心理沉溺于封闭的怪圈与执迷的思维定势,由此极大地阻绝了国人吸取教训、走出深渊的可能,从而又为民族自大神话膨胀与幻灭之间再一次的轮回准备了前提。比如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后的情况:“当在行在时,下诏罪己……太后每见臣工,恒涕泣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及还都,中外渐安辑,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再如个别国人见到洋兵占领北京时观赏国子监内的孔子像后又不觉沾沾自喜地以为这是由于明如日月的孔教感化了野兽般洋人,所以称之为“日月同天化鳄蛟”,并说“西兵入(国子监)瞻仰者,皆于先师前免冠致敬。朱(隽瀛)填《金缕曲》述之,有云:‘五洲教尚同文秉。见频番,兜鍪手脱,庙堂致敬。”又如把义和团运动中国惨痛的失败归结为打开国门、学习西法的结果并进一步幻想着禽兽般不懂礼义的洋人之最终覆灭与中国决不能“竞效西法”的理由:海禁不开,洋夷莫能入我疆;洋夷不来中华,中华何能有教民?……当此之时,泰西各国竞尚机巧,富强其国,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并置不讲。此大乱之道也,立国焉能久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外洋各国必难免矣。虽现在富强,横行海上,凌侮中国,肆其毒害。而再阅数年,彼皆内乱不暇自保。何暇航海梯山,扰乱中国乎?中国之人不思遵行王道,以固国本而培国脉,乃竞效西洋之机巧,求国之富强,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之类也。若仍竞效西法,不思挽回我王道,实事求是,则天下大坏,必日甚一日矣。经过了那样深重的国耻之后,人们竟然得出了如此的“教训”,这真是让人扼腕不已。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建者等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在宣传学习民主与科学的迫切性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义和团上述种种非理性狂热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为反面例证,只是由于后来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一系列严厉的批评才被加倍故意地遗忘了。于是义和团运动前后国民心态的上述翻覆颠倒及其文化内因,非但没有得到思想界充分的总结与全民族清醒的认识,反而被后人在笼统的“爱国主义”口号之下掩盖过去、甚至加以进一步的颂扬。其结果当然只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灾难性后果,这主要是文革时对民族神话的狂热崇奉与对一切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再度膨胀,以及在对待中外关系中采取义和团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例如红卫兵“扫除一切害人虫”、向世界进军的“革命理想”,就与当年义和团所谓的“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等等虚妄信念几乎一模一样: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军,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的围歼!这是最后的斗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点吧!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到处是人群、干戈、遍地是军号、战鼓、红旗,从波特兰到底特律,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烧起无边的火海,筑起层层的街垒,手榴弹隆隆爆炸,机关枪哒哒响起,强盗们的乐园纷纷夷为瓦砾,马路上堆满了吸血鬼的尸体……毛主席的伟大声明发表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亿万只拳头指向一个目标,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此类极端的自大神话对民族精神向着非理性化方向的膨胀,以及它必然的破灭之后国民信仰心理的急遽失落、这种失落导致崇洋思潮的甚嚣尘上等等一切与义和团运动覆辙完全相同的恶果,无一不是历史的轮回在文革之后再次原样重演过的。近代以来在中国反复流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崇洋心理,固然最终源于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压迫与强制输入,但从中国这应受一方来看,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与现代文明进程完全相悖的回应方式,也是重要而以前人们多不愿提及的原因。本世纪中,中国以理性的态度与广泛的国际合作赢得了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以义和团、文革等等非理性的对外回应方式导致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这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也证明了这一点。康德曾指出,理性社会中建设性的对外关系,是与完美的国内政治随时相互依存:“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不论是本世纪初的守旧派因为对内“仇视新法”的需要而借助义和团排外等等较远的历史,还是中国现、当代史,都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种依存关系。现在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危险,即中国变成一个权威性的民族主义国家。

  “爱国贼”一词最早好像出自李承鹏之口,后来这一词被广泛地应用于网络。“爱国贼”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杂交的一个怪胎,曾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法西斯主义者向来喜欢以爱国者自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区分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两个标准:一是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主义则践踏人权。爱国主义不仅保卫自己国民的人权,也捍卫敌对国家人民的人权,认为敌对国家的人民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爱国主义者仇恨的只是侵略者,只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敌对国家的法西斯统治者,而非敌对国家的人民。法西斯主义则仇恨敌对国家的人民,把整个敌对国家的人民当做敌人。二是爱国主义只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受侵略者的伤害,在国际上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法西斯主义则主张弱肉强食的国际观,弱小的国家与民族应屈服于自己国家的强权。在中国大陆,喊着“爱国”的口号却对自己国内民众的人权屡受侵犯无动于衷的打砸抢宝图,叫嚣“核平东京”、“宁愿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鹰派”,叫嚣“杀光日本人,强奸日本女人”的“五毛”,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时为之而鼓掌欢呼叫好的吃瓜群众,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变成弱肉强食的“流氓”的狂热分子,不是法西斯还能是什么?说他们是“爱国贼”还不够准确清晰,其杂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的理念并无根本不同,其行为方式语言模式与纳粹党徒也无根本不同。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之上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反对侵略的。抗战时期,叶荣臻将军曾派专人把日军的战争孤儿归还给日军,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爱国主义;无论是毛还是蒋都曾强调: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同样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受害者,这样看待中国卷入的国际战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提到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荒唐与愚昧本来不该与自夸自诩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划等号,后者在哪种地方最盛行?美欧显然不是,朝鲜必定是。倘若心胸有足够的宽广与包容又能放眼世界博采众长知己知彼,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显然是偏见与无知的产物,眼界有局限又加上带有恶意的诱导,没见过外面的世界的良民才会被激起这种毫无道理的傲慢与激情。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如果是无良的统治者自幼就灌输这种愚昧给民众,能逃脱且最终能反悔的恐怕少又少之。义和团的阴影就一直在中国游荡,也许是你是我或是他,红卫兵爱国贼五毛七毛战狼们就是当今的义和团。笑着看穿逝去的容易,认清当下与自身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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