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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曾明:鲁迅先生冷峻的目光依然审视着中华大地

作者:陈曾明 发布时间:2022-06-09 11:00:2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有关“毒教材”的三题

一、教育部的人不要屈原,教育界的人厌恶端午

  6月3日《何新老家伙》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何新:屈原被教育部驱逐出历史》。此文是何先生的旧文,最初发表于2018年6月21日,时隔四年何先生再次发表,时值人民教育出版社“毒教材”问题持续升温,何老先生用心用意不言自明。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此事,在此不妨摘录何新先生文章中的几段,以飨读者。

  “端午节时期,惊闻屈原史事之内容已经从新版(2017年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中消失了。屈原生前曾经被楚怀王放逐,他不会想到,二千多年后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编历史教材从中国历史中驱逐出去。”“除名的理由是胡适一类少数疑古派学者曾经怀疑屈原不存在以及记载屈原的《史记》一书不可信。”

  “我认为这是西方势力利用卧底教育界的木马摧毁中国文化的阴谋的现在进行版。”“我怀疑中国高校高层公共知识分子中有外来渗入的文化木马,近年主导了多种教科书的编制权。而老一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学者及其弟子,则或被洗脑或被异化、边缘化,难以发出声音。结果必然就是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被除名而且被逐出于中国历史这个结局。”

  无独有偶,四年后今年端午节,历史再现惊人相似的一幕。这一天,博主戴雨潇实名举报了原云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督学罗崇敏侮辱共和国英雄烈士,涉嫌违反《英烈保护法》。

  端午节这天罗崇敏在其公众号“三生教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端午:一个鼓励自杀的节日》。开头一首诗就直接挑明文意:“胡编乱造投江事,以死役生几千年”。全盘否定屈原和他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赤裸裸的开挖中华文化的根基。

  更为恶毒的是,他先是批判了屈原和儒家,然后话锋一转,就把矛头对准了刘胡兰、刘文学、王二小等革命英雄。罗崇敏歪曲历史事实,居然把刘胡兰、刘文学和王二小等革命英雄、抗日英雄说成是自杀者,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树立了一批忠君爱国的自杀者榜样,会误导青少年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和勇气。堂堂共产党的党组书记、人民政府的教育厅长、参事、国家督学,竟然口出狂言,满嘴污言秽语,真乃千古奇观!

  教育部的人不喜欢屈原,摒弃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界的人厌恶端午,公开侮辱中华文化,从四年前到四年后,一脉相承,不屈不挠,誓言与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对抗到底,决意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抗衡到底。奇葩的不仅如此,出版教材的竟然删除新中国的英雄,编写教材的毒化中国的少儿。

  讴歌赞美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教育和激励的几代中国人,成为新中国崛起和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但这篇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光辉史实的文章却在2001年从初中课本中删除,主导删除这篇文章是当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

  王旭明在采访中道出了删除该文的缘由:这篇文章对当时的中美关系会有影响,而且文章描述太过真实血腥,这样血腥残酷的战争描写是不适合给孩子们看的,对于孩子们的精神世界的养成是不利的。这样的英雄故事已经不适合社会了,所以才下定决心删掉它。

  此外,他认为魏巍的这篇《最可爱的人》主观想法过于浓烈,用词也较为夸张,有很大煽情作用,中学生这个年龄读这篇文章很容易陷入进去,说不定会滋生仇恨的情感,这样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从教育部、教育界到教材出版发行、编写审核,几十年如一日,如出一辙,有目的,有目标,系统的、连续的,去中华化、去共党化,这是偶然的吗?

  难怪何新先生愤慨不已:“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五胡乱华和蒙古及满清的三个异族统治的政治殖民地时代。但是灭了汉政权的异族统治者却没有断灭华夏的学术文化之根本。所以至今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而我们现在经历的时期,华夏文化徒有其表已被惨斫其根,在外来木马公知专家们的步步谣诼砍斫下,中华文化之根正一步一步被彻底摧毁着。而且他们无孔不入,从幼儿园和初等教育做起。这种文化的破碎化与巨变之深刻,近年以来非此一端,真是触目惊心,无所不用其极也!此真华夏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巨变,一叹!”

  此后被逐出课本的还有《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我的战友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出版发行教材的反感共产党的领导,编写审核教材的丑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企图抹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光辉历史,不就是梦想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去史去党是一脉相连的,想通相向的。

二、毛泽东的实践,邓小平的担忧

  又历史地回旋到了今天我们这一代的面前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其后在反思1989年政治风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多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并提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再次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求“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深刻地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晚年在反思89政治风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时反复强调的教育是最大失误的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对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教育、学校教育高度重视的一贯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当时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教育工作重视不够的忧虑心情,至今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把文化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部分。在其晚年更奋然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项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明确规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再次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今天“毒教材”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公然在学校施教十年之久,深深地刺痛人民群众心的时候,面对现实,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思想,文革提出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腐蚀群众,征服人心”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材教育到经济政治领域对我国的渗透颠覆却日益猖獗。

  坦率地说,文革中批斗过“反动学术权威”,游斗过教授、教师,学生们批判过“师道尊严”,出现过停课闹革命的情况,今天教育领域的诸多乱象,如果放手让群众学生揭发批判,涉及“毒教材”的一干人以及诸多教育乱象的制造者参与者,群众会不会打他们,或者让他们游街示众呢?或者说,打他们、让他们游街示众就是“人身摧残”、“浩劫”吗?

  三、鲁迅先生走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又来了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百年后的今天,“救救孩子”的呼声再次全网响起,发自无数个家庭、无数个父母,发自亿万中国人的内心。

  《狂人日记》里,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著名文化评论家陈先义同志在其《救救孩子》一文中指出:“今天,104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吁。不过这次戕害孩子、毒害孩子的早不仅仅是什么封建礼教一类了,是一切资本家豢养的走狗们,是穿了“黄马甲”的资本大佬。鲁迅当年批判的那些吃人恶魔,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资本大鳄。鲁迅当年要拯救的是被封建礼教逼疯了的孩子,而今天的资本大鳄则是要彻底对我们的孩子实行转基因的魔鬼。

  他们这些替西方鬼子们卖命的奸细们,拿着人民的俸禄,却干着毁坏下一代的罪恶勾当。他们要把本属于华夏儿女的炎黄子孙,硬生生要改造成西方鬼子的模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无疑是断子绝孙的罪恶勾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民族深知“教书育人”事关百年大计,关乎千秋万代。教什么书,育什么人,事关国家民族的血脉根基。

  “毒教材”之“毒”在于美丑、善恶、好坏,根本的在于“刨根毁基”,刨中华民族之根,毁中国发展之基。它戳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

  “毒教材”的争论,表面上看,是拿什么教育中国人、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让未来的中国人爱什么、恨什么、追求什么、想什么、干什么?实际上是中国选择什么道路,走什么路线,走到什么地方去,发展成什么样子的根本问题。

  成功与失败、毁灭与兴旺,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鲁迅先生说 :“让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 。”无数人在觉醒,无数人在行动,为了孩子,救救孩子!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不希望伟人对于年青人的寄托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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