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歌颂劳动者，不是这么歌颂的

　　已经记不清这是央视第几次在同样的错误上被群嘲网骂。

　　如果一次又一次，那只能说明：这在他们那帮端坐象牙塔里的塔尖群体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错误”。

　　可以清晰观察到一个愈发普遍的文化宣传现象：由主流媒体机构策划、制作并大规模投放的舆宣产品，无论是城市形象宣传片、国家项目纪录片还是旨在弘扬“正能量”的公益广告，其叙事、画面、价值导向，似乎正在与中国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日常现实经验形成巨大的鸿沟。

　　这些宣传产品往往呈现出一种精心打磨的、窗明几净的、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超真实”图景。

　　在这些图景中，劳动者被抽象得打造为一个个充满激情、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奋斗符号。

　　在主流媒体制作的精美画面里，劳动者是一群如NPC一般被设置好行为程序与精神面貌的人型机器人，永远不知疲倦、不为生计所困。

　　他们的汗水总是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他们的笑容总是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满足。

　　然而，这些画面却系统性地过滤掉了现实的粗粝与残酷——我们几乎看不到富士康流水线上机械、重复的动作对人性的磨损，看不到建筑工地上频发的安全事故与被拖欠的薪资，看不到外卖骑手在算法的驱使下用生命与交通规则赛跑的惊心动魄，更看不到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在面对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时那份深沉的焦虑与无力感。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苦难的浪漫化、对牺牲的赞颂和对结构性困境的个体化归因。

　　宣传话语巧妙地将劳动者面临的系统性剥削与压迫，转化为个人意志与道德品质的考验。

　　于是，“自愿加班”被美化为“奋斗精神”，“过度劳累”被包装成“敬业奉献”，“放弃家庭团聚”被歌颂为“舍小家为大家”——连996都可以被称为“福报”，这是一番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本不敢宣传的场景。

　　大可以去问问法国上街游行如家常便饭的工人，去问问美国动辄罢工停运的铁路员工，去问问韩国每年在全泰壹祭日当天聚集呐喊的青年，以及西方国家那些议价权力高耸的工会组织——996是福报，你们要不要?

　　推荐阅读：权力爆表的意大利工会

　　如是宣传层面的叙事策略，只能说恩格斯所言极是：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或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中，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样控制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主流媒体作为精神生产的核心机构，其产品天然地带有统治阶级的烙印。

　　事实上，这种“悬浮”与“脱节”，恰恰是其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精准“接地气”之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当主流媒体去“表现”工农阶级时，并不是站在这些底层劳作人群的立场上、并不是以他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而是以一种“他者化”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将劳动者作为其意识形态叙事的道具和素材。

　　宣传产品所要达成的舆论诉求，并非真实反映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以推动社会性变革，而是将被拍摄者的形象整合到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蓝图中，使其“安分守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人力资源”。

　　这其实就是我之前在分析《光明日报》风波时说的，“无产阶级的客体化”。

　　推荐阅读：无产阶级的客体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过深刻的“异化劳动”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成为统治乃至奴役人的异己力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都发生了全面的异化。

　　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归自己所有，反而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成为加强对自身统治的力量——因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身就越贫穷。

　　但是宣传产品对此的策略却是将根本归于既得利益集团持有的生产资料即劳动产品，巧妙描绘成工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作品”，以此激发毫无意义的共情感与荣誉感。

　　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恰如其分：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当劳动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 ，当工人在劳动时感到“像在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到舒畅”时——所谓“享受劳动”就成了一个悖论。

　　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这种本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

　　人不再是作为“人”去劳动，而是像动物一样，仅仅为了吃喝而工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的今天，力工思维开始「被黑化」了。

　　原因很简单：过去那一套我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参与进去的劳动方式、成本投入、作业流程，好像已经无法为自己生产理论上应当生产出来的价值反馈了——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情绪价值。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论断：

　　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可是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又是让剩余价值归了谁?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但实际上送给了柳大善人、曲婉婷母亲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直言：

　　当贵族们在沙龙里讨论艺术时，工人们正在矿井里为他们的优雅买单。

　　然而，在贵族们塑造的宣传作品里，却又构建了一种“苦难美学”，将本应被消除的苦难，转化为值得欣赏和赞美的景观。

　　那些精美光鲜的宣传片热衷于展示劳动者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坚守：满身油污的双手、被汗水浸透的衣背、在寒风或酷暑中工作的身影——这些本应是拷问劳动保障制度、质疑生产条件是否人道的证据，竟然瞬间被镜头扭转氛围，赋予了一种“悲壮的美感”，成为对劳动者“意志品质”的“颂歌”。

　　这种美学逻辑的实质是：苦难是必要的，甚至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不是消除苦难，而是以一种“正确”的姿态去承受苦难。

　　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它刻意抹杀了苦难的阶级属性，将所有人的苦难混为一谈——仿佛资本家创业的“艰辛”与工人为生计所迫的“辛苦”是同一种值得赞美的所谓“奋斗”。

　　通过引导底层群众放弃对现实的批判，直至诱使劳动者转而“刀刃向内”，最终追求一种“安贫乐道”“克己复礼”的道德自洽，从而实现了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的笔触重绘劳动者的生存图景、进而维护这种异化状态的稳定再生产。

　　必须看到，无产阶级的苦难是结构性的、是被迫的，它源于生产资料的被剥夺，使得他们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外别无选择。

　　这种苦难的结果是贫困的再生产和人的异化，其“奋斗”成果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攫取。

　　而资产阶级的“苦难” 则是选择性的、是为了资本增殖的“风险”。他们承受经营风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他人。

　　如此“奋斗”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和对社会的统治。

　　将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苦难”相提并论，并一同加以歌颂，是一种极其阴险的话语策略。

　　它通过“大家都在奋斗”的假象，掩盖了“一些人在为另一些人的财富而奋斗”的真相，并试图用抽象的“奋斗精神”来弥合具体的阶级鸿沟，让无产阶级误以为自己和资产阶级同在一个“奋斗共同体”中，从而放弃对剥削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反抗。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产阶级伪善的描述实在直切肌理：

　　资产阶级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假装把他们根本不会做的事情看作一种莫大的恩典;它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是为了工人的真正利益，而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如今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对塔尖“歌颂奋斗”的宣传格外之抵触，不是因为对奋斗本身的情绪如何，而是一场劳动者对主体性丢失的自我反思。

　　用东亚劳工研究的前驱之一、以十年时间完成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具海根的话说：

　　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所谓的‘汉江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