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

作者: 丁晓平 日期: 2021-04-06 10:03:11

  下雪了,越下越大。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空低垂,德胜门的箭楼好像更挺拔了。清晨,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颠簸着穿过门洞,木制车轮在与雪地“吱呀咯吱”的旋律中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迹,像雪花写给大地的两行诗歌。

  骡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车把上的是一位账房先生,看上去像一个乡佬,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账簿。另一位坐在车里,头戴毡帽,穿着一件厨师的背心,油渍满衣,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看样子他们是趁着年根儿到城外收账呢。出了德胜门,骡车折向东,跑得更快了。走了一程,太阳出来了,大地明亮起来。他们一路向东,找了一条小道,直奔天津而去。

  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坐在骡车上的两个人,都是五四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车把上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坐在车里面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两个人都出生在金桂飘香的10月,年龄却相差整整10岁。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35岁的陈独秀第四次东渡日本,应老朋友章士钊之约到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25岁的李大钊,此时正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两人在《甲寅》杂志社见面后,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价值观,惺惺相惜。1915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邀约李大钊撰稿。1916年夏天,李大钊从东京寄来了长篇散文《青春》,纵笔放歌,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满腔热情地向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出崭新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编辑部被这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深深打动,决定在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乘车离沪北上,本打算筹集资金,以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后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约,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进京,震惊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而在此半年前,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国,在北京《晨钟报》任编辑主任。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1917年12月,李大钊接受章士钊推荐,决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红楼。

  1918年11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遭到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的反对。怎么办?陈独秀和李大钊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俩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红楼开会,决定创办《每周评论》。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6月11日,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拘留。一时间,舆论哗然,全国掀起了营救声援行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的《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李大钊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定地站在一起,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

  当时的北洋政府禁止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去上海躲避。他们借来王星拱家厨师的衣装,乔装改扮,雇上一辆破旧的骡车,于1920年2月14日一早,冒着大雪赶往天津,再乘船前往上海。送走陈独秀,李大钊马上给在上海的学生发了电报,安排好接站和住宿。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在中国建立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李大钊建议他去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因为上海是中国工商业和经济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很快,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面了。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茅盾、李达、邵力子、施存统、陈公培等有志于马列主义的朋友们一道,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陈独秀拜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历尽周折,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6月,在陈独秀主持下,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达等人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由“共产党小组”改称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能出席大会。7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让人想不到的是,由于会场遭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只好秘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烟雨南湖,碧波荡漾。毛泽东、董必武等10位代表,在南湖“红船”上完成了一大所有议程。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日出东方,秀水泱泱。一个伟大政党从这条小船上开始扬帆启航。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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