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不受法律保护造就了左派文章的全民筛选机制

作者: 张宏良 日期: 2021-04-10 11:27:38

  看到今天民族复兴网刊登的署名陈俊杰的文章《左派带路党之辩》,很是惊奇这位陈先生的特殊能力。他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除了提出问题和一些简单解释之外,所有正面论述几乎全都是我文章中的原话,注意只是我的原话而不是我的观点,虽然其中没加一个引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从我文章中摘录的。特别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是大段大段地引用我的文章,而是从我上百篇文章中一句一句摘录出来,然后又一句一句组织排列在一起。看来这位陈先生差不多读了我所有关于左派五毛党和左派带路党的文章,所下功夫之大让人佩服。

  只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位陈先生在全面论述他的观点时,用的全都是我的话语,几乎就是我的语录集,可是他在每次点名列出我观点的时候,却很少是我的观点和原意,不知道这是他的误解还是曲解。但甭管是误解还是曲解,结果就是他从我上百篇至少是几十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语录集,变成了他的观点,而把一些与我不相关的话变成了我的观点。可见,读你文章最多的人,并非就是懂你文章的人,更不一定是赞成你的人。这位陈先生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问题上读我文章最多最细最深入,反复阅读次数最多,并且掰开了揉碎了再重新整合在一起所下功夫最大的人。但是很明显,他并没有读懂我的文章,从他摘录和排列出的我的话语顺序来看,他并不明白我对左派带路党和左派五毛党以及与此相关问题论述的含义。

  但不管怎么样,这位陈俊杰先生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我的这些观点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我是应该感谢他的,虽然他的本意并非是宣传我的观点而是在宣传“他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对我文章摘录和排列组合上,有的地方歪曲了我的原意,但是他在客观上毕竟起到了宣传作用。这大概也是复兴网刊发他文章的原因。

  由此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多年来中国特殊的环境,特别是左派被剥夺部分公民权以及文章不受法律保护的状况,造成了左派文章随意被篡改被剽窃随意处置,包括今天网络上那么多人都在把去掉我们名字的文章用来发原创,打赏拉赞助等现象,已经成为我们文章传播的其中一种主要方式。

  记得曾经有一位专门撰写万字长文批判张宏良的河南作者,他批判的典型语式就是“张宏良根本不懂得……”,接下来的话全都是从张宏良文章中抄袭的原话,连标点符号都不变。此人曾经一度名扬左翼,后来大家发现他批判张宏良的话都是张宏良文章中的原话,便逐渐把此人丢到了脑后。由于他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张宏良文章的原文,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还有一位湖南的左派同志更干脆,把张宏良关于相同问题的几篇文章拿过来拆分后重新一组合,签上大名就发表。类似这种五花八门的传播方式有很多很多。正是因为当今中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上实行左派文章不受法律保护的政策,在客观上加速了我们文章的广泛传播。经常有一些对我有意见的人发来文章教训我要好好学习学习,一看却是别人署名的我的文章。还有一些一有机会就攻击张宏良的网站,却连续不断地发去掉张宏良名字的文章,一边靠批判张宏良骗取各种经费,一边靠发去掉张宏良名字的文章博取眼球和打赏。

  西方媒体和国内右派总是造谣说什么中国左派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其实在当今中国就各种政治派别而言(不包括一般的社会公众),言论出版自由受到最大限制的恰恰是左派,或者说左派只有言论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前30年中国右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全都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近十年来右派失去了国内的部分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在国外还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中国左派40年来在国内只有言论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在国外则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没有。曾经有两家国企出版社主动编过张宏良两本书,一本是有关农业的,一本是有关金融的,书都印出来了,有关部门打电话通知不能发行,出版社说经过严格审查修订没有问题,回答说有没有问题都不能出,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有关部门究竟是什么部门。

  中国左派文章不受法律保护这种状况,早已经法律化、制度化和固态化了,要想改变恐怕很难很难。法律和各大媒体平台都规定,文章侵权的唯一证据就是在媒体平台率先发表的原件,而左派文章被禁止被删除的状况决定了根本找不到原件,自然就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也是当今中国法治的特点,就是设置一个无法取证的怪圈,让你到死都无可奈何。河南惨绝人寰的“开胸验肺”事件,就是这种取证怪圈的结果。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

  不过,正是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倒成就了左派文章的广泛传播和历史影响。因为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正常传播途径,只能依靠民众自发传播,而要民众自发传播,就要代表民众利益,反映民众意愿,能够说出人民群众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能够帮助人民群众看清原本看不清的问题,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会传播。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文章审查的第一个全民筛选机制,用大众政治时代的全民筛选机制,取代了以往历史上文章筛选的各种检察官制度。

  2021-04-10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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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左派带路党之辨

  张宏良的《左派带路党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认为,社会民主党、左派五毛党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当今中国的主要敌人。社会民主党就是左派五毛党,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专门给资产阶级干脏活的左派内部的反动力量。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左派的身份从事反革命活动,所以最容易让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与左派产生误解,与今天中国左派五毛党更阴险。如果不是在所有热点问题上左派五毛党全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今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方方等右派跑了。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其实连社会民主党拥趸也不清楚,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立场,不像汉奸右派那样至少还有一个汉奸立场,而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左派五毛党从没有过任何固定立场,而是根据主子的需要随波逐流。各国统治集团既有共同镇压人民的一面,又有彼此你死我活斗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平时他们主张各国统治集团的亲密合作,拥护所有的卖国路线,把卖国政策称为“一盘大棋”,如同李鸿章天天把“尔等草民懂得什么洋务外交”挂在嘴上,仿佛真的在下一盘大棋。但只要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他们马上就会打出爱国主义的招牌鼓动老百姓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当炮灰,谁不愿当炮灰而坚持索要自己被拖欠的工钱等人权,谁就会被他们指控为敌对势力操纵的“颜色革命”而呼吁政府镇压,很多原本善良爱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逼成汉奸的。由于这些社会民主党即左派五毛党都是左翼群众尊敬的红色理论家,其迷惑性与欺骗性足以大到连马克思本人都能被他们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程度,就像卓别林去参加卓别林模仿大赛却会惨遭淘汰那样。当年马克思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左派五毛党辩论后被气得只能连声说:“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我自己不是!”由于这些人的欺骗作用特别大,到了革命的关键时期就能发挥美国11个航母舰队也起不到的巨大作用破坏力。十月革命时如果不是列宁健在,恐怕苏联早就会毁在了左派五毛党手上了。当时俄国革命条件已成熟,但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左派五毛党突然打出爱国主义旗号,要求工人阶级放弃革命,转而参加世界大战保卫沙皇。当时差点儿把列宁气疯了,所以才会痛斥“爱国主义是反动势力最后一个历史堡垒,是他们最后一面肮脏的破旗”。正是因为列宁揭露了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当时左派五毛党的反动本质,所以才遭到他们的暗杀。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二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已把革命政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并把大批工人阶级派上保卫沙皇的战场。后来列宁及时回国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才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的仇恨。与俄罗斯等欧州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中国的左派五毛党更糟糕,因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政治含量,而中国的左派五毛党完全是党内贪腐势力与黑恶资本势力花钱雇佣的一个“狗腿子”集团,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政治派别,随便花几个小钱就能让他们从事任何罪恶肮脏的勾当,与《水浒》上的牛二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市民阶级是左派五毛党的社会基础,比当年暗杀列宁的社会民主党更加恶毒、龌龊、下流、变态,因而对红色事业的危害就更大。至于毛主席所说的其他三种欺骗力量,虽然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讲破坏力很大,但对于经过文革锻炼与前后30年正反两方面切身体验的中国人民来讲欺骗作用相对要小一点,中国老百姓比较容易看清。毛主席所讲的修正主义主要是指赫鲁晓夫集团与中国4000人大会,帝国主义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各国反动派主要是指中国汉奸右派。虽然目前这三种力量还很强大,但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欺骗性已有免疫力而不会再轻易上当,目前让中国人民容易上当受骗的主要是左派五毛党。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同上述四大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唤起民众觉悟的过程。人民大众觉悟了,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彻底铲除左派五毛党等新式反动势力。

  张宏良的《“左派带路党”的世纪悲歌》设问:为什么右派发动颜色革命就可高高在上,而左派发动颜色革命结果全都是兔死狗烹?他认为是阶级性质决定的。第一,无论多么艰难都绝不能充当美国带路党,宁上风波亭不做带路党。当年三十万红军被杀得只剩二万,毛主席不是去联合日军找国民党报仇,而是为民族大义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共产党。第二,绝不要对资本主义宪政心存幻想,以为左派人多,靠一人一票选举肯定会上台。穆尔西与穆兄会的悲惨下场就是对这种天真观点的最好回答,在当今资本力量无比强大的情况下,左派只能靠对内统战感动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携手战胜帝国主义。

  张宏良的《中国左翼力量将不会成为左派带路党》认为,中国左翼力量要坚定不移地站在罢工工人一边维护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牢牢把握住斗争的基本方向,就是纠正资本主义改革路线,回归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充当帝国主义解体中国的炮灰。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右翼势力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调整战略,发动乱与解体的希望寄托在左翼身上,试图在中国复制利比亚、埃及等中东模式,利用左翼力量动乱中国,然后再利用动乱中扶持起来的军阀力量,彻底消灭左翼力量,就像下载对白俄罗斯那样。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已把推翻本国政府的穆斯林兄弟会杀得差不多了,中国一旦出现埃及那种情况,遭到屠杀的将不是穆斯林兄弟会替美国推翻反政府的力量,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好在中国左翼的主体是小清醒的,中国人民更是觉悟的,混在左翼队伍中这些温其久、牛二式的人物只能使中国人民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而不可能改变人民革命的方向。所以,企图把中国左翼也变成左派带路党的作法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国有个毛泽东而中东国家没有,此乃中国左派统战之本。

  张宏良的《当今中国左派的堕落和轮回》认为,在官民矛盾问题上,当今左派站在官僚一边,谁替老百姓说话都会被左派内部扣上“推墙派”、“沉船派”的帽子。此类概念本来是用来形容汉奸右派的,如今却被正统左派扣在了非正统左派头上。一个国家道德伦理的崩溃会体现在统治集团与民间诸方面,也会体现在这个社会最进步的左翼力量方面。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道德崩溃与伦理缺失不可能不反映到左派身上,况且早期左派的许多成员大多是在染缸的底层,不可能在整缸的污水中保持自身的洁净。这种道德堕落主要表现为对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对毛主席评价问题上的含糊其辞,看齐权贵突破政治与伦理底线的变节背叛。比如毛派否定毛主席、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都突破了政治与伦理的双重底线,试图凭借外部力量颠覆中国的左派带路党则更是连中国人的底线都突破了!非毛派否定毛主席、非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只是一个道理问题,毛派否定毛主席、社会主义者否定公有制则如同佛教徒否定释迦牟尼、基督教徒否定耶稣那样是一个还算不算人的人伦问题!相比之下公开否定毛主席与公有制反倒还算条汉子,尽管他们是坏人,但至少还是人,带着毛派帽子、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而否定毛主席与公有制的左派则不再成其为人。当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三七开的基本依据认为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判断是错误的,由此才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与理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身为毛派,受名利羁绊而不能做到无欲则刚,不去“天天讲”也就罢了,但至少不能反过来朝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方向讲。主流左派学着以往汉奸右派的腔调讲什么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不断发展,这种堂而皇之的屁话被汉奸右派与主流左派蒙骗了人们许多年。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一些天理天道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不会改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比如,《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不能变,变了就会突破左派的政治底线,左派就会变成官僚腐败势力的“工具左派”、“花瓶左派”,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毛左派”了。这种状况既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客观环境决定的,也是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左翼力量被内外反动势力分化瓦解的结果。中国左翼运动早期人员构成既不像当初欧洲革命那样是布朗基主义加流氓无产者(革命精英加亡命徒),也不像《水浒》描述的封建社会那样是吴用加阮小二(知识精英加造反农民),而是吴用加牛二(知识精英加市井流氓),容易被收买且内讧起来极其残酷,这一点从“左派带路党”对左翼人士无所不用其极的歹毒攻击中可明显反映出来。中国左翼运动的这个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特定产物,当今中国左翼运动既不像当初欧洲那样是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像中国历史上那样是农民阶级革命,而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市井革命,最初参加者大多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与无所事事的退休官僚。市井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带着镰刀的革命”,参加者一开始就是只想收获不想耕耘,并且时时担心别人会抢先收获,所以看到谁走在前面就把谁当做仇恨的靶子而暗箭齐发,这就是当今中国左翼内部充满内讧的主观原因。中国左翼的这个特点使他很容易被收买被分化,所以刚刚形成势头就被收买分化为两大投降派(投降于体制内腐败势力的“五毛左派”与投降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带路党左派”)。前者在体制内影响越来越大,取代汉奸右派占据了舆论主导地位;后者在体制外影响越来越广泛,接近于张弘范、吴三桂与汪精卫的历史能量。双方共同构成了足以毁灭中国左翼与中华民族的可怕力量,而现在老百姓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军舰的“下饺子”速度上,其实军事力量只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晚清时期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的“下饺子”速度绝不亚于今天,结果却是两大水师全部被消灭于港口之内。今天大家在影视上看到的晚清海战不过是一种自我美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屡次导致亡国大难的“正能量”历史虚无主义又成了主流左派混饭吃的手段。中国左派没有底线的政治堕落从两个方面为被迫转入蛰伏状态的右派崛起创造了条件:一方面,40年来中国形成的新的政治怪圈(右派怕左派,左派怕官派,官派怕右派)被打破了。苏联、东欧、中亚、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都成功了,唯独在中国行不通,不是因为中国右派比其他国家右派更加无能,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右派对付的只是官僚集团,而中国右派遇到的不仅是官方的反击,更主要的是左派率领人民大众的狙击。特朗普等西方政客不了解这一点,把失败的板子全都打在了中国右派屁股上而停止对中国右派的财政支持,这其实是冤枉了中国右派。只是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中国右派并没有做无谓的解释,而是在整体上在蛰伏中等待着左派第二次陷入文革后那样的灭顶之灾。右派很清楚,连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左派力量都会被主流社会的“正统左派”消灭,充斥着大量道德泡沫的左派则更加容易被官场上的“正统左派”消灭。消灭了这些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非正统左派也就为右派最终彻底颠覆中国扫清了历史障碍,这是最近右派进入蛰伏状态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右派“进步”了。他们假装向中国左派与其他国家的右派学习,不再公开敌视、蔑视与轻视人民大众,而是在争取尽快完成与左派的位置互换,恢复八十年代末曾有过的那种群众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投靠党内腐败势力的活跃左派帮了右派一个大忙。他们在所有的官民矛盾冲突中站在地方政府与富人一边,叫喊美国警察可随便开枪,中国警察也应随便开枪,全然不顾美国老百姓有枪,中国老百姓没有枪。类似的左右互换把主流左派逐渐变成反革命流氓左派,但老百姓不管“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另有图谋,而是谁替他们说话就跟着谁走,2017年北京大红门事件里的数百名右派倾巢出动为弱势群体呼吁,这是此前只有左派才有的勇气与力量。千万不要过于加左派迷信的武力,矛盾达到一定程度,道义倾斜到一定程度,国家武力不仅起不到维稳作用,相反会起到加剧内乱变成内战的作用。中国左翼没有底线的政治堕落有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助推中国腥风血雨的到来:一方面,失去底线的左派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借用各种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而会由原先社会的稳定力量变成社会的颠覆、分裂与动荡力量,把左派内江变成为社会内乱,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分裂割据就是当时反封建的左派力量蜕化变质而失去底线与不择手段的结果。另一方面,客观上代表西方利益的“左派带路党”的无底线极端行为可能突破政府的容忍底线而造成暴力冲突,投靠党内腐败势力的“五毛左派”的无底线堕落又有可能会突破老百姓的忍耐底线而引发官逼民反的暴力事件。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有可能会堵塞中国和平转变的道路,导致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会与前两次改革开放一样被动荡与战争所打断。盲目崇拜在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人物形成了40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可怕习惯,使老百姓十分自然地把取代右派精英的左派精英变成他们新的偶像,就像八十年代崇拜与维护粉碎“四人帮”的左派精英那样。在涉及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连毛主席都做好了“要跌得粉碎”的牺牲准备,毛派弟子又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决定21世纪人类社会新生或毁灭的主要因素是作为东方文明载体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或毁灭,而中华民族崛起或毁灭的关键因素是坚持三大复兴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浴火重生。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毛主席晚年“宁可跌得粉碎”也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意义,那就是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新生与解放留下一个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政治文明。只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制约与党内主体力量的背叛,代表这个新的政治文明的新生政治力量的第一次凤凰涅槃失败了。历史还需要再一次甚至再两次再三次的凤凰涅槃而催生毛主席与人民群众希望的那种左派力量,成为能建造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霸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锋力量。由“吴用加牛二”组成的左派主体堕落了,但其中的先导力量却在左派堕落蜕变之前完成了新世纪的理论更新。明确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具体任务与具体目标,指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99%的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大众政治文明。建立毛泽东式大众民主制度,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成为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建立与虚拟经济相适应的全民持股(不是全民炒股)这个人人都能直接享有公有财富的大众经济制度,让五免社会(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免于失业)成为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配;建立能实现个性自由解放与崇高精神追求相结合的、人人都能成为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大众文化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成为大众文化环境最本质的特征……这些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成果必将照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下一次左翼运动崛起的理论旗帜。历史进步的每一步都需要付出代价,历史付出了中国左翼运动失败的代价却换来了人民认识上的飞跃与进步。当今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崩溃瓦解并非像当年红军失败那样属于认识问题,而主要是道义问题。今天无论“五毛左派”还是“左派带路党”都是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见利忘义、没有任何道义约束的市井流氓,连土匪黑社会的江湖义气都不讲,更遑论什么舍生于人、忘死于己的革命牺牲精神了。革命不是江湖,但必须高于江湖,这样的革命才是才是能唤起亿万民众同心干的革命。连江湖义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个政治集团的道义力量,主要反映在这个集团成员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上。一个政治力量的崛起,如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有一批敢于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这样能觉悟人生、了却生死的彻底革命者,任何革命都只能是空想,任何政治力量也只能是依靠其他政治力量苟延残喘的政治附庸,就像今天中国的“工具左派”、“花瓶左派”与“左派带路党”这样。历史往往会在人们浑然不觉的定势发展中突然顿挫,也会在人们麻木绝望的一片死寂中突然爆发。这种生死轮回在客观上会清洗掉第一轮革命自身带有的肮脏污垢,避免由于革命者的道德缺陷而使人类文明发生倒转。社会第一轮革命者往往是由觉悟的理想主义者与社会抛弃的地痞流氓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由于要埋葬现有社会而被现有社会视为死敌,地痞流氓则由于被现有社会所抛弃同样会成为现有社会的仇敌。后者如同新生婴儿从母体带来的血腥污样,不清洗干净则无法生存与长大。如今又开始了对中国左翼运动这个新生婴儿的清洗,无论自行瓦解还是外部镇压都是一种清洗,这是通过左翼运动的失败恢复革命力量原有的最圣洁最崇高的本质。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木有轮回,革命也有轮回。中国第一轮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结束了,中国第一批左派在基本上被淘汰。在“颜色革命”大潮中诞生的中国左派完成了第一声啼哭,使打响“颜色革命”第一枪的中国反而成为改革开放国家中唯一没有被颠覆的国家。现在使命结束了,自然也要枯萎凋谢,进入生死轮回等待下一个春天了。在前所未有的道德崩溃中呼唤崛起与复兴的中华民族也该借此机会清洗一下自己身上的肮脏铜臭了,“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的民族只能是一个堕落的注定被淘汰的民族。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潮起潮落本质上是人类政治文明实现更新与升级的一种方式,如同蟒蛇脱皮一样是一种生命的新生与飞跃,因而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全民互害、道德崩溃的民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模板,仅从家家安装防盗门窗、把教育与医疗变成古今中外唯一暴利产业这一点来讲就注定了中国有被“开除球籍”(毛泽东语)的可能!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左翼的浴火重生才能形成一个伟大的道义力量,带领整个民族伟大复兴。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轮左翼运动的滚滚春雷已隐约的在天际回响。这一代左派死了,但中国左翼运动唤醒的人民大众不会死,有崇高品格与献身精神的新世纪左派必将涌现出来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

  网友“正义之剑”的《张宏良这句话给“左派带路党”彻底定了性》认为张宏良的《打倒汉奸 中国大众民主文化的伟大宣言》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左派带路党’是专指主张左右合流的人,绝不包括其他任何人,到目前为止,公开主张左右合流的也不过就那么三五个人,就这三五个人当中也还有人属于认识问题。”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左派内部究竟有没有一个“左派带路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张宏良的那篇关于带路党的文章曾把这场争论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新文章这句话表明了一种新态度。上篇文章有的地方可能表述不清楚,真的可能会引起网友误读。任何人都会有失误的,关键是能不能认识与改正自己的失误。在那个时期,讨伐张教授的文章几乎是铺天盖地,有失误也是可理解的。张宏良明确表示他所说的“‘左派带路党’是专指主张左右合流的人,绝不包括其他任何人,”这就把许多愤恨贪污腐败分子的心地善良的网友们从“左派带路党”中解脱与分离了出来了,把“左派带路党”缩小到一个极小极小的范围内,使多数只是有这种思想观点的网友们放宽了心。张宏良又说:“到目前为止,公开主张左右合流的也不过就那么三五个人,就这三五个人当中也还有人属于认识问题。”从这句话里不难看出张宏良对那几个“公开主张左右合流”的人是了解的非常透彻的,“也不过是那么三五个人”。张宏良接着说:“就这三五个人当中也还有人属于认识问题。”这句话就更加确定了张宏良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态度了,因为在那三五个人中还有人属于认识问题,那就意味着真正的为右派汉奸效命的只有一两个人。现在左派网友中绝大多数网友是真正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没有几个人愿为右派精英去带路。张宏良的这句话对左派内部存在的一些疑惑情绪会有很大的的缓解作用,他们也正在从反对“救党保国”观点的误区中醒悟过来加入“打倒汉奸卖国贼”的行列,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因为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引起激烈的争论的。现在左派内部实现思想统一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了,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真正主张左右合流的,他们应属于“右派带路党“派进来的奸细应定性为“左派带路阴谋分子”,就称不上什么“左派带路党”了。如果他们是一个党,他必须有一定的人数,要有组织、有计划与行动纲领。目前来看,他们并没有成立过这样一个组织。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让“左派带路党”这个提法在我们的文章中消失,别再让这个含混不清的提法引起我们的纷争干扰我们的意识形态大方向了。

  宫德顺的《与左派网友谈“左派带路党”问题》认为张宏良将“左派带路党”分为两类人:陈公博、周佛海之流,他们背叛了革命转身投靠反革命阵营调转枪口朝向人民;革命理想并没有放弃而主张“联合右派、美国势力推翻共产党首先实现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通过选举或暴力的方法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将这些个别人称为党是不合适的,因为党是由少数立场坚定的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并有党的纲领,这个组织中有领导有群众,如果是统治阶级还要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法律、规章制度,显然这些条件对于“就那么3-5个人”的第二类人是不具备的。从目前来看,第二类人的想法还只是一种天真、幼稚、危险的思潮,但面对中国极端腐败的政治制度、混乱无序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殖民地地位,这个思潮却存在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国大兵入侵巴格达时有那么多伊拉克人走上街头欢呼欢迎,天涯社区众多爱美国、支持美国的怵目惊心的跟帖!纠正这种思潮就必须首先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由于垄断而“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暴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万能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引起的结果”;“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规律决定了重新瓜分土地必然使用暴力,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计其数的中、小战争还有暗杀等事件就这样出现了。列宁对此指出:“无论德国或英、法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弱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财政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经济规律使其必须垄断、争夺,而经济上所处的垄断阶段又决定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反动性、暴力性。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本质需要争夺,战争是为了争夺,争夺的目的是掠夺超额利润,只要帝国主义还有一口气在。争夺是靠实力的,实力强大的一方会残酷无情地宰杀弱势一方。为了奴役世界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实力强大起来。同时,帝国主义内部是狗咬狗的关系,各国都极力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别人实力壮大自己力量。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00多年来有哪些穷国发展起来了?根本就没有!每个国家都分属于某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你一旦强大起来就要被“修理”,包括现在的伊朗。再看看在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日本、欧盟之间的“狗咬狗”还不够多吗?美国等帝国主义是不会允许别人发展起来的,只允许你接受其剥削与控制。既然如此,美国会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强大起来吗?当年苏联诞生时,14个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搁置了互相的争夺共同围剿苏联。帝国主义首先重视社会制度的选择,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产生极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和谐发展,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一点早已为前苏联、东欧与中国的实践所证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多了,一是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剥削、控制空间,二是受到影响的本国人民必然会起来造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如此。“华为”在美收购一个仅仅200万美元的小公司都被以安全原因拒绝,数次在美投资也都被以安全原因拒绝,原因就在于其总裁任正非参加过解放军。为阻止中国强大,除了“波音”、转基因大豆、债券外,其他美国一律不卖给中国。“当中国的金融机构前往中国对外开放的榜样国家——美国去收购银行或设立分行却处处碰壁时,美洲银行与汇丰银行等海外金融机构却把在中国金融业投资赚得的数以千亿的盈利汇回母国填补次贷危机损失。”相反,中国将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的传统都扔掉了。扼杀共产主义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我们不能指望先与美国合作倒党再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再看看利比亚的“带路党”之路:卡扎菲倒台前利比亚就存在反政府部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军事训练,与美国配合推翻了卡扎菲的统治。卡扎菲被推翻后,这些反叛部队并没有得到权利,美国及其控制的北约显然对利比亚的反叛部队是不信任的。各路反叛部队都拒绝放下武器,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掌控着实权,所以引起了美国及北约的不满与指责。美国等能允许利比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吗?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未来的利比亚是否接受美国的控制,如果不接受则将预示还要用战斗解决!如果接受美国等的控制,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就只是徒有其名,就等于投降。中国左派若想走“带路党”之路更是行不通,因为利比亚的“带路党”同美国都主张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私有制国家,而中国左派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中国左派若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国内汉奸、右派、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都一致反对的,他们必然在合作之中警惕、限制左派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一旦感到有威胁时就必然对左派下毒手,左派的下场注定要比利比亚“带路党”的下场更惨。苏联衰败后美国一支独霸没有必要再讨好中国了,随即凶相毕露将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再退半步就会摔下万丈深渊。俄罗斯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中国如果接过了橄榄枝则不但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世界,使众多百姓摆脱战争灾难,然而中国却没有与时俱进依然做着“中美国”的美梦!目前政府进退维谷焦头烂额成为众矢之的,左派虽然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但并没有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因此并没有力量。美国及汉奸还有资产阶级及文人、腐败官员是非常强大的倒党力量,与执政党斗争处于攻势,因此没有必要联合左派而增加力量。在与左派的矛盾中,倒党力量同样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的矛盾关系是不能使反动势力产生合作欲望的。如果硬要合作就只能是左派主动去配合,如此一来左派就只能充当魔鬼的打手了。这样的关系即使倒党目的达到了,左派会被魔鬼相信吗?中国人民会得到“资产阶级民主”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等帝国主义为对中国实施空前未有的掠夺,必在政治上强化压迫,因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维护统治的手段,美国等帝国主义不可能在现实基础上给人民更多的民主,那不利于其在中国的掠夺。美国等企业在本国或在发达国家讲民主是因为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提高并为争取民主而长期斗争,但到了中国就是血汗工厂、低工资、不准建工会、不准示威罢工、产品质量毛病不负责!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时间又短又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人民得到了实质性的民主,但又缺乏具体形式来体现,文革的“四大”形式是毛主席的伟大发明,但时间太短,罢工形式根本就没有尝试过,中国人民没有争得、利用民主的传统意识。帝国主义要对中国剥削、掠夺就必然要在政治上实行压迫,即使达到倒党目的,中国人民也决不会得到发达国家通常体现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如果达到了倒党目的,届时中国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被分裂、截肢。在美国等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掠夺下,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失衡,通货将更加膨胀,人民将更加贫困,生态将更加恶化,政治将更加腐败,中国必将成为完全的殖民地!不能认为倒党后的政府就比现实政府强,因为它是与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倒党成功,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经济必然进一步混乱,政治上更加反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对立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与傀儡必然加大压迫力量,左派再图谋回归社会主义就更将难上加难了。中国当前的出路就是对外打击汉奸与帝国主义势力,摆脱美国等的控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内实行“重庆模式”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使人民在经济上增加利益在政治上扩大民主,然后为下一步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网友“石人”的《“左派带路党”的提法是否妥当?》认为张宏良提出的“左派带路党”概念混淆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现在的中国还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吗?中国还有资产阶级的力量吗?中国还有阶级斗争吗?如果还有,为什么张宏良再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讨论中却之字不提?按照张宏良的说法,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阶级斗争而只有左右之间的斗争了?为什么马恩列毛都一直再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的历史?为什么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且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张宏良对现在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分析却完全脱离了阶级社会的实际,所以才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左派带路党”是一种敌我不分的叫法,是右派对左派的诋毁污蔑。他们压根就不是什么左派,就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就是内奸卧底五纵。用非阶级的立场分析阶级社会的矛盾与解决办法岂有不错的道理?什么是左右派(翼、倾)搞清楚?左右派(翼、倾)与阶级又是什么关系搞清楚?张宏良还说:随便什么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办公室架一台电脑,喊几句“打倒保皇派”“打倒宋江”的口号,就可成为最坚定的左派;中国民间左派中混进了一大批类似于流氓无产者的“养家糊口左派”,这些人游手好闲没有工作,完全把左翼事业当做生意来做,以此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能混进革命队伍,不就是我们的阶级概念模糊、阶级立场不分明造成的吗?不就是我们一味地倡导无原则的团结造成的吗?改开以后资产阶级人为的取消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取消了剥削等提法。为了叫无产阶级放下武器,所以就搞了左右派与阶层等抽调了阶级内涵的虚假的理论概念。他们说现在社会没有剥削了,阶级也不存在而只有阶层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用阶层取代了阶级的概念,就左右派代替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层与左右派是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就是他们解除无产阶级武装的理论陷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答当今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则左右派识别标准(或叫识别标准)如下:一个信仰:主要是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要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一个发展:要弘扬并发展大多数人的民主、大众民主、穷苦百姓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四个坚持: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反党)、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五个热爱:要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当下还要热爱与拥护习总书记。一个信仰、一个发展、四个坚持、五个热爱,信仰以上主张的广大的工、农、兵、学、商与知识分子(党内体制内的领导)都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应被视为资产阶级。

  网友“思润”的《请不要“左派带路党”“左派带路党”叫个不停》认为,“带路党”肯定是汉奸、走狗,这是性质决定的,但说“我要带路”的人并不一定最终都是“带路党”。被一些爱国网友当作棍子嘲讽对现政府与社会存在抵触而崇拜向往西方国家的人也是玩笑与情绪用语,弄清楚“带路党”的意思再谈“左派带路党”就容易得多了。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与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挑拨离间是必然的。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它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于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与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左派是同志而不是敌人,至于左派中有人要带路,那则是隐藏在左派中或被帝国主义派遣在左派中的“敌人、或是走狗”。不能把隐藏在左派中的敌人说成是左派,一味的叫“左派带路党”会连带全部的左派,这如主席而言的对团结不利,对斗争不利。我们与右派不共戴天,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与隐藏的阶级敌人不共戴天,但不能与我们的左派也“不共戴天”。一直这样讲,势必导致左派内讧而争吵不休。谁敢说毛派中就没有隐藏的敌人?难道那时让左派叫“毛派带路党”?左派与毛派应团结并且认真发自查自纠,清楚各自内部的隐藏的反动的“敌人”!主席曾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我们要如主席所说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知乎”网站有一问:“左派带路党”这个称谓是如何出现的?“搜粟都尉赵过”答:这个说法很奇怪:第一阶段,第二国际到苏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主流共产主义的理念与民族主义本来就是相悖的,阶级论才是共产主义者认同的东西,而民族主义大都被当做阶级压迫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时期的共产主义者更多信奉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这时期如果把这些共产主义者当做“左派带路党”,也是不错的。第二阶段,苏联成立到苏东剧变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执政者逐渐发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革命是不现实的事了,许多无产者爱本国资产阶级甚于外国无产者,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并逐步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成为压过国际主义的思想。这时候,“左派带路党”就不再是主流,而且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失去了道德上的正义性。像东欧各国,政治上始终受到苏联控制,所以本国左派带路党实际上也成为苏联的政治代言人,最终历史地位与名声大都不佳;像中国这种本来就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家,一旦羽翼稍丰,就立与带路党划清界限的,这时候还敢说“找苏联红军评理去”的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左派带路党”,都立刻失去政治上的道德高地。第三阶段,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土崩瓦解,除了朝鲜与摇摆不定的古巴外,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模式发生质的改变。如果先前国际主义还有一定市场的话,此时已完全只剩下口号了,一切保障本国国民不足的国际主义都会受到本国国民的坚定反对。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取得完胜,“左派带路党”彻底失去了最后理论土壤。当然,这时期就中国而言,还说“左派带路党”这个词就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所谓“带路党”,既然是承担带路工作,背后必然得有一个有足够实力且理念与自己一直的主军。一些“美分带路党”们找的主军是美国。美国符合他们心中的理念,且无论体量还是实力都足够与中国现政府为敌的,愿愿是另一回事。至少理论上,“美分带路党”们确实有带路的机会。放眼全球,“左派带路党”可能找的老大有谁呢?难道去找朝鲜?“马前卒”答:这是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的概念,用来告别19世纪的街头群众运动,给新的世界革命赋予纪律。一般翻译为无产(工人)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正常情况下持左派政见;先锋——走在群众前面,开辟道路的人,即引路人,带路者;队——有组织的集体,与党含义相近。可见无产阶级先锋队=左派带路党。今天的左派带路党要干啥呢?当然是把中国引向某些人恐惧的路。所以这些人才会把左派带路党当成一个骂人的词,大声的斥责。虽然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商去理解别人要走什么路,但他们很清楚三点:这些人的政治观点靠左,靠底层,靠群众,与自己依附的体制不是一条路;他们要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更多的人,要引路。3 他们有组织。于是,这些人与列宁殊途同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左派带路党已成为美国进行国家颠覆的新模式”答:21世纪的网络文化混混能独立作出当年列宁的精辟论断,这是巧合还是抄袭呢?都不是。他们不敢抄袭列宁,知识储备与智商也无法与列宁相提并论,但好在这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是可用本能与立场(屁股)来弥补智商(大脑)不足的判断题。所以,依附于体制吃饭的文化流氓尽管愚蠢,却能用排除法来接近事实。可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勤能补拙。只要努力思考自己的政治地位,笨人也能在社会浪潮中做出比较接近于自己利益的选择。补充:无产阶级先锋队体制是否完全适应于21世纪的政治,值得讨论。但这个称呼在某些体制拥护者的口中出现,充分说明了他们在已知的东西中最恐惧什么。“知乎用户”答:第三或第四国际语境上的左派本身就一定是带路党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嘛!阶级斗争是超越民族矛盾的,而现代国家的范式又多是冒牌的民族国家,所以有左派带路党很正常。“wujun”答:当今中国左派在势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也可利用外部的力量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修正主义党,建立起毛毛泽东旗帜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苏维埃也曾利用外部力量成功实现十月革命,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也曾利用外部的力量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难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都成了“损害革命与民族利益的带路党了。”再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初期也是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因此,左派中的一些人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赞成“左右联合”、“左派带路党”。并甘愿成为“左派带路党”。说白了与右派带路党一样,都是想借助外国势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过左派带路党还是少数。当然也有人说" 毛泽东们当然是左派带路党,不过那是带往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问题在与毛派最终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他们战胜了国际派,在tg内部实现了中国化优势,而在当前情况下,无论左右的带路党都要靠美国爹,能不能本土化应是有疑惑的。早年间共党员去全世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思想还是很重的,加拿大人到中国,美国人去西班牙,德国人去苏联,中国人去缅甸,司马灰去东南亚(天下霸唱老师的迷踪之国剧情)都是很理所当然。顺便再说一句,左派的思想核心在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的概念的,因此在六十年代苏联干涉东欧之前,借助外国共产党帮助本国革命,与共产党员出国帮助他国革命都是有社会主义法理上的正确性的,但在苏联干涉东欧之后,共产主义天然的全球革命的正义性坍塌了,原本左派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革命的基石不存在了,现在只能叫做带路党而不能称作革命者。“知乎用户”答:十月革命是靠给帝国主义国家带路获胜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早年间各国共产党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夺取革命胜利,至于现在嘛……呵呵几声就行了。“Kurfurst”答:列宁治下的苏俄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国内外形势是大不相同的,虽然都充满了艰难险阻,靠外部势力援助实现社会变革的道路在旧中国走不通,在新中国没有必要走。援助外国革命力量的实践也被证明收效甚微。理想的驱策与现实的收买往往很难界定。所以给别人带路或让别人给自己带路的方式都不大可靠。长远目标相同的是同志,短期目标相同的是同盟。同盟间不是你领导我,就是我领导你。根据最具先进性的(这里要高亮加粗一下)统一战线理论,只有取得领导权的人才能实现目标。tg与kmt两种革命路线的斗争已血淋淋的证明了革命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任何妄图通过带路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人,最终都会失败。越是外部局势艰难,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任何带路党都避免不了白手套与脏抹布的命运。即使他们幼稚的自我牺牲(其实牺牲的是其大伙)再巨大,也无法避免在革命中陷入盲动、被动与反动的趋势,最终导致内外交困、任人宰割的命运。带路就是带路,给别人带路的自己就别说左右了,毫无价值。你实现的不是你的左右,是别人的左右。“知乎用户”答:大约是张宏良在2010、2011年提出来的吧,类似的还有凿船党、推墙党等。“匿名用户”答: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XEP624”答:类似三体降临派。首次听说,不过独狐女王大人与“不爱苏联是汉奸”那位显然属于此类。有的烈士可能属于这种,但死者为大不宜妄言。“爱如潮水”答:正统自由派与正统布尔什维克都是吃里扒外的蛀虫!左派基本都是带路汉奸,尤其是精日左与美分左最出头,国内右派是反对国际资本与他国资本插手国内事务,即使有些右派不太拥护威权,也是在不破坏国家主义立场的基础下改良,不会学左派通过为美国或日本带路来缓解社会问题。

  杨涛的《爱国,别特么把老百姓逼成带路党》认为,当年八国联军在北京杀的都是老百姓想杀但杀不掉的,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统治者也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完了与老百姓何干?爱国等于爱官僚?清末政权领导下的平民百姓有生以来都不可能有机会踏入圆明园半步,这样的地方门禁森严、看门狗挡道岂能容普通老百姓随意参观享受,皇家领地内收藏的奇珍异宝、收刮来的民脂民膏简直是数不胜数,也怪不得老百姓会冷漠待之而无动于衷,即便是参与焚烧、哄抢皇家财物也是情理之中。“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同样是侵略,越南当年率十万大军进攻柬埔寨时,不但当时受到百万柬埔寨民众夹道欢迎、送酒送菜、运物运粮,即便是战后几十年,柬埔寨民众、甚至是高级官员都公开表达对越南入侵的感激。那是因为,越南军队帮助他们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解救数百万柬埔寨老百姓于水生火热之中,并进一步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红色高棉进一步屠杀的厄运。从这些不同的战争背景中不难发现,只要执政阶层一旦走向独裁、专制的恐怖统治政权,他们注定会受到来自外界的教训与本国民众的唾弃。最为可怕的是,长期的社会不公、权力不公、财富不公、福利不公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产生,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激发一直受到歧视、不公,甚至是虐待的底层民众的强烈反抗与对峙,顺势成为侵略者的“带路党”也不是绝无可能。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最难解决与最好解决的问题都是“人人平等”的问题,然而在当下中国,这个最难与最好的问题早已成了最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前,老百姓长期处于阶级斗争的时期之内,根本分不清也不知道还有“人人平等”这一说,只知道人分三六九等,他们有阶级、有居民与农民之分、有地主与贫民之分、有左派与右派之分;改革开放后,老百姓依然在阶级斗争的影子里徘徊,“人人平等”只是一句口号、空话而已,从出现的官二代民二代之分、富二代穷二代之分、正式工与农民工之分,阶级划分一直都存在,何来“人人平等”一说?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都在提倡与宣传平等、公正、法治等充满正能量的口号,《宪法》也规定了相关的义务与权利,只是现实生活中,这一切好像都离普通老百姓非常之远。社会差距积累起来矛盾要是得不到有效的舒缓,积忧成疾之后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等底层老百姓恐怕会因为读不起书是因为没有关系、看不起病是因为没有医保、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没有官爹、吃不起饭是因为没有社保、住不起房是因为没有权利而集中爆发。经过长期不断的矛盾积累,这类人群的怨恨与不满一旦超过人类承受的临界点,哪怕是一点点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出巨大的能量,只要能抓住报复或是破坏的机会,这些长期受到不公的普通老百姓在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所遇难题时,只能依靠外力来帮助自己发泄心中的怨气,成为“带路党”那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其实,清末圆明园的带路党头子龚自珍之子龚半伦,当年不但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还做了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与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彼时恭王怒骂:“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淡然回答:“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网友“mp83412-08”的《中国“左派带路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辨析》认为,“带路党”精心设计的主张与他们的寡廉鲜耻使得他们在当今中国严酷的形势下与保存着毛泽东记忆的中国人民面前被人人喊打,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最大瓶颈。也许有左派会认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为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那么当今中国左派在势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也可利用外部的力量推翻腐朽没落的修正主义党。他们可列举列宁的苏维埃也曾利用外部力量实现十月革命,孙中山也曾利用外部的力量推翻腐朽的清王朝。难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都变成“损害革命与民族利益的带路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也是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左派中的一些人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赞成“左右联合”、“左派带路党”并甘愿成为“左派带路党”。“最革命派”与赞成“左派带路党”的即使不是居心叵测的也应先冷静下来,换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现实才能有正确的判断与方针。斗争是力量与智慧的博弈,左派不但需要激情与信仰,更需要智慧。我们共同尊奉毛主席是智慧的化身,设想一下毛主席如果处在当今的形式下会怎样做。我想他会首先理清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分清主次。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要对中国实现颜色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去做带路党利用帝国主义推翻与中国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蒋介石集团,如果毛主席处在当下也绝不会去做“带路党”与“与右派带路当搞联合”,因为民族利益涉及到大义大节的问题,抛弃这些就会失去道义的制高点与民意基础,在不知不觉中作了帝国主义毁灭中国的帮凶。毛派共产党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同样不共戴天,但在当前形势下居于第二位。有人说修正主义同帝国主义已穿一条裤了,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剥削与侵略中国的根源与罪魁,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解决则帝国主义的威胁就不能解决。且不说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彻底地丢掉底线、还有健康力量存在,就拿左派现实的状况与力量来说,你能有力量迅速推翻腐朽的修正主义集团而阻止右派带路党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吗?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与实力,你倡导的一切都是空谈,是不合时宜的。宋江与方腊问题一直存在,但毛主席为什么非要在七几年提出来,因为当时中国存在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今天左派的许多同志动不动就宋江与方腊说事,用错了地方且不合时宜,是教条主义作祟。马列毛所说的一切不一定都是真理,但马列毛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学习毛主席不光要学习他怎么说,更重要是学习他怎样做,毛主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毛派共产党与修正主义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最终是要解决的,但不是在当下,更不是采用“最革命派”的方法。既然世界资本利益集团极有可能或已在实施“左派带略党”的战略调整,中国左派就应保持高度的警觉。一要警惕潜伏在左派队伍中的有特殊使命的人,他们或经过专门的培训,有丰厚的马列毛的理论水平、有良好的口才、组织能力与感召力,许多真诚的革命同志被他们当枪使了。二要警惕国际资本利益集团利用资本的力量在左派阵营中建立组织,进而控制其他力量。人性的弱点与左派在资金上的缺乏与对资金的需要,使左派中许多人被诱入圈套而变成对国家与民族的敌人。第三,要对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与马列毛理论中的统一战线等政治手段提法科学辨析,防止有人利用这些东西搅乱左派而被人利用误入歧途。当然,并不是说外部的力量就一定不能用,关键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看清接受外部帮助的利害。在当前险恶的形势下,左派需要团结,团结的基础是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与实践论去看清当前的实际、最迫切与最主要的问题。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与健康力量,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与汉奸买办带路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展开有力、有义、有节、有效的斗争,走独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观察者网”的《“五毛党”与“带路党”——被夸张的左右叙事》认为,旅法学者刘学伟的《论带路党》将“带路党”定义为对美国所持的体制与价值观有好感的人扩大了打击面。赵进斌指责刘先生将肯定普世价值的人都定性成了“带路党”,是不是说几句美国的好话就是“带路党”?是不是骂几句民主或西方就是“左粪”?我们对于左与右的划分是否过于绝对?赵进斌承认,如果自己是选网的值班编辑,如果你类似的文章落到他的手里,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删除掉。这也是中国自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传统,一种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中间没有任何可价值共享的余地。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对立局面,以至于长期来看必然造成不可弥补的价值鸿沟。人群的价值偏好从左到右几乎是个连续的序列,中国亦不例外。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序列:极左(毛左、五毛)——偏左(新左派、保守派)——中间派(改革派、法治派)——偏右(宪政、自由派)——极右(革命派、带路党)。这里的极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外的极右则代表复兴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在中国却恰恰被左派封为“汉奸”,几乎与极端的种族论者背道而驰。我们不排除真的有一些愿带着美军打进来的极端论者,正如我们不排除真的有左得“可爱”的五毛存在一样。处在序列两端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人。无论任何社会都排除不了这两类极端群体,但健康的社会舆论都不会对这群人太过在意。西方左派被誉为西方世界的良心,主张福利社会并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关注异化的人。中国健康的左右图景本应是:左派寻求社会公平,右派寻求自由宪政,两者的声音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普世价值的两个面向。多数人站在偏左、中间以及偏右派的阵营中的,其中民间声音以偏右派居多。无论这种反应是历史的还是来自现实利益的相对剥夺感,这是他们对这个六十年体制的某种本能反应,部分学者的新左派取向则是对中国崛起以及西方相对衰落的正常反映。左派分子扛出毛来批判今天已成为社会毒瘤的“贫富不均”与“官本位主义”也多少代表了他们基于社会同情的良知,在美国这样发达的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为本位的国家里,金融界、实业界形成寡头式的压榨力量时,民众也会扛起“99%”的大旗去高喊“占领华尔街”。但这不应成为左派指责民主自由的口实,因为美国在社会保障、社会公正上远比我们做的好。有一部分左派人士为此甚至不惜重新拎出文革式的基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就是真的走火入魔了。真正的极左派人数比例是不高的,但这部分人非常团结、异常勤劳,并常以结社的方式而搏得社会的关注,以至于令人感觉声势浩大,大有逆天之象。对于一小部分近乎无赖的声音,我们大可视而不见;对于一些积极表达社会问题意识的左派,我们应宽容说民主坏话的人(如果不是无赖式攻击民主的话)。正是因为他们挑出了毛病,你才需要用更缜密、更负责的逻辑去修正存在问题的民主。如果说了民主两句坏话学者就是“伪学者”、“无良知识分子”,那么代表西方民主思想旗帜性的人物就都成了无良思想家了,但他们都在他们伟大的著作中表达过对民主问题的忧思。反民主与客观分析民主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公正地对待民主的态度就是要始终不断修正民主中的问题而使得民主能更加完善。指出问题比简单认同更有助于思维的成长,无论方绍伟、刘学伟还是其他一些执着的“左派”学者都是我们改革阵营的提醒者。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方法。是方法就有完善的余地,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理应志同道合。今天的中国没有所谓的“带路党”,既没有汉奸也没有毛痞,只有观点不同的朋友。

  后记:反动派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主要来自统治阶级(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不宜高估其破坏力,利用这种矛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概率很低,“左派带路党”的套路即使是真的出于善意也要慎用。但越能抓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越能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家审时度势的能力,“一流的将军创造战机”,利用“左派带路党”的套路也是加速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战机”之一,当今中国左派领袖“稳中求进”不宜只“稳”而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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