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于做“巧官”

　　投机钻营、装模作样的“巧官”习气，某种程度上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异化

　　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给官员分分类。勤政为民、克己奉公的好官为世人所称颂，贪赃枉法、损公肥私、不担当不作为的贪官、庸官则为人所不齿。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类官员，既非大奸大恶、贪得无厌之人，又非庸懒无能、碌碌无为之辈，他们善于投机取巧、迎逢钻营，遇事表态坚决，调门很高，实际却虚与委蛇，擅长“打太极”，做表面文章。这类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巧官”。

　　“巧官”和贪官、懒官一样古已有之。清代大臣曹振镛，27岁中进士，在皇帝身边为官54年，仕途上一路顺风顺水。曹振镛病逝后，道光帝给他加谥号“文正”，而在清代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总共也就8人。曹振镛仕途得意，在于他很会“做官”，分寸之间对皇帝心思的拿捏总是恰到好处，常讨得皇帝欢心。道光帝即位之初，国库吃紧，便决心以杜绝浪费、崇尚节俭为突破口，转变一下朝堂风气。曹振镛对皇帝意图心领神会，一次他故意穿条带补丁的裤子上朝，道光帝看到后打趣地问道：“堂堂宰相也穿破裤子?”曹振镛从容回答：“做条新裤子不难，就是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帝很满意，亲笔给他题字：恭俭惟德。

　　“巧官”之“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巧言令色”。他们在上级面前阿谀奉承，从来都只挑中听的话讲，还总能讲到对方心坎上;在同事面前则是一副“老好人”模样，信奉“多栽花，少栽刺”，见人就说好话、戴高帽，从不得罪人。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投机取巧”。他们能够“你有多大脚，我有多大鞋”“上级需要什么人，我就装成什么样”，有问题从来不说，领导拍板随声附和的是他，出了问题跟着当“马后炮”的还是他。不论是“巧言令色”，还是“投机取巧”，集中反映就是一个“虚”字。可以想象，一个讲问题、提建议避重就轻只讲好听的，干工作急功近利讨彩头、博眼球的人，嘴里能有几句真话，手里能干几件实事;一个靠投机取巧走上领导岗位的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水分，又能有多少实打实的真本事。可以说，投机钻营、装模作样的“巧官”习气，某种程度上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异化。

　　当前，贪腐行为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庸碌不作为者也很难混日子了。但是，“巧官”却仍然存在，其危害同样需要引起重视。他们与能干事的好干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能干事者永远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巧官”则将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说话看风头，干事看来头，挖空心思争彩头，是否对己有利是他们衡量一切的标准。落实上级指示要求，他们不是关心实效，而是重视汇报，如若对己不利，就喊在嘴上，做些表面文章。类似行为的存在，也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巧官”习气如同臭豆腐一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一些领导干部一面对“巧官”嗤之以鼻、口诛笔伐，一面又因赢得上级好感而洋洋自得、自认高明，甚至还把“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作为处世法则。每个人在被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环境。如果总认为问题都是别人身上的，而自己好像很无辜，一味指责别人，而不反思自己，只留意别人身上的泥，而忽略自己脸上的灰，那么，“巧官”习气必然难以革除，“四风”问题也难以彻底根治。

　　“为官避事平生耻”。作为党的干部，要认识到，领导岗位是为党和人民干事的平台。如果只想讨巧图利、不想担当干事，既辜负了党的信任重托，也会为人民群众所唾弃。领导干部应当耻于做“巧官”。要自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时刻牢记肩上责任，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不能以权谋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不为博取名利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因争取个人升迁而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自觉做到凭实绩进步、靠素质立身;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把说真话、讲实话作为一种政治担当，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彻底与“巧官”习气划清界限。只有每名党员干部都自觉老实做人、踏实干事，才能共同营造出干事创业的环境，进而激励带动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实践，汇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32158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