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贬损毛主席的北大“功狗”蒋梦麟

作者: 古明浩 日期: 2019-03-20 19:17:02

  曾在延安窑洞中对毛主席谦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的傅斯年于1950年底在台湾因脑溢血猝逝,吴稚晖眼中“无大臣之风”的蒋梦麟著文《忆孟真》,提及傅去世前几天在北大建校五十二週年纪念的演讲:

  “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有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著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著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1961年此功狗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写了一篇〈谈中国新文艺运动〉,其中第七段回忆李大钊与毛泽东,有文字如下: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我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就是毛泽东不变,旁的人也会变的,不在乎姓毛的姓王的。社会上发生某种问题,总有某些人会出来的。”

 

  言下之意,我蒋某人是毛泽东落魄挨饿时援之以手的恩人,渠且叨念旧情从延安寄来自传给我。这段当事者“不甚愿意讲” 的义助“毛贼”(蒋介石语)事蹟流传甚广,2005年12月27日《浙江在线》甚且以〈历史不会忘记——蒋梦麟与毛泽东〉为题大做文章,然而它的真实性如何呢?且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董国强以〈蒋梦麟晚年的一个记忆错误〉为题直指“蒋梦麟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是不确切的”,他分析道:

 

  “‘五四’前后毛泽东曾有过两次旅京经历。第一次是1918年8月到京,次年3月离开。其主要目的是协助新民学会同仁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二次是1919年12月到京,次年4月份离开。这次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公民请愿团代表,其主要活动是从事‘驱张运动’的宣传。经过杨怀中先生引荐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事,发生在第一次去北京期间。而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则是1919年9月以后的事。”

 

  参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年谱》,毛主席第一次到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离京日期为1919年3月12日,而这段期间蒋梦麟其人与北京大学并无任何关连,他既不是校长或代理校长也不是教授或任何职工,斯时的蒋梦麟在上海工作,此从维基百科对其生平介绍可征:

 

  “1917年6月离美返国。回国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一年之后从商务印书馆辞职,与朋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任主编。其间帮助校阅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原稿。1919年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退隐杭州,并同意由蒋梦麟前往北京大学代理校务。蒋梦麟于是在7月与学生会代表张国焘赴北京就任。蔡元培于9月重返北大復职校长。蒋梦麟担任教育学教授。”

 

  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蔡三福2018年所撰《蒋梦麟先生年谱初编》亦同此:

 

  “1917年秋,蒋氏返回中国,最先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初任职编辑于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8年,蒋氏担任若干引领教育改革之刊物主编,亦参与创办《新教育》月刊。”

 

  “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学潮。是年7月,蒋梦麟受恩师蔡元培(1868-1940)之託,代表蔡元培个人至北京大学执行校务。 是年9月,蔡元培復职北大校长,蒋氏进而被转聘任为该校教育学系教授兼总务长。”

 

  上揭蒋氏往史动向有其次子蒋仁渊所书〈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可佐:

 

  “1917-1919年父亲在上海定居,复常与孙中山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孙中山及其夫人。此时孙中山方着手草拟英文实业计划,要大家帮忙他写,父亲便邀余日章共同校证手稿的工作。”

 

  由前揭百科或年谱可知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的时间是1919年7月,而非董教授所称“9月以后的事”,详细历史内情,《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的作者民国文林有专文叙述,依其说:

 

  “7月20日,蒋梦麟如约在汤尔和及北大学生代表等陪同下,离开杭州,次日抵达北京。自此,蒋梦麟开始了他的‘空降兵’岁月。”

 

  则知蒋代理校长事应在1919年7月21日之后,而毛主席早于3月12日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湖南,并于7月14日创办著名的《湘江评论》,其再次进京时间是同年12月18日,而蒋梦麟早已于9月卸下代理校长一职。可见“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此事真相其实明載於萧超然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中: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

 

  与毛主席一同入京的老同学萧子升的回忆也证实乐于助人的是蔡元培校长:

 

  “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董国强教授于前文文末论道:

 

  “人的年纪大了(蒋梦麟写作此文时年75岁),回忆久远的事情难免出现一些时间和顺序的倒错。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蒋梦麟的特殊身份,其著作在海外和大陆有着很大的发行量,这些错误如果不指出来,难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没准若干年以后,一些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年青读者看了这段文字,还以为是一大新发现呢!”

 

  不过吾人对照史实细味蒋文,发觉胆气超常者的回忆似非年纪大了难免于时间和顺序有所倒错的问题,因若不是别有图謀不会编造得如此粗糙离奇:

 

  试问在陕北正以全副心力倾注中国革命前途的毛主席还有余闲把“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而《毛泽东自传》明明白纸黑字:“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读者蒋梦麟看到的月俸却变成“里面说是十九元”,则他亲写的任命条:“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又岂对得上马嘴?另据《西行漫记》主席对斯诺的谈话,罗志希(即罗家伦)既赫然在“不理我”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的名单中,“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合于常情乎?五四爆发前的罗家伦仍是无借借名的毛头学生,他有何资格向图书馆主任作人事建议?罗又是怎么认识熟悉刚来北京二个月还未踏进北大校园的毛主席?再者,主席为协办新民学会同仁赴法勤工俭学事暂居北京,至北大图书馆工作属临时打工性质,怎可能去经理事关北大同仁权益的合作社?

 

  我们看蒋笔下的毛主席,左一句把合作社给办破产了,右一段“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如此行文,胸怀大志的救国救民者岂不成了败事有余的市侩之徒?其造谣贬损民族伟人的卑鄙险恶不就暗藏于字里行间吗?孙中山当年曾点赞蒋梦麟:“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又宣传家之大手笔也,文字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最后追随蒋公称孤东南小岛者以瞒天过海的文艺手法反毛反共,确属宣传家之大手笔,只是当真相穿帮,北大“功狗”其实不过是残余的蒋记国民党豢养的一条走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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