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晋年忆毛主席

毛泽东、朱德与红军大学工作人员和学员在一起

　　贺晋年(1910—2003)，男，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贺家湾人，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5月11日7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一颗永不陨落的星

　　在我的案头，摆放着一本书——《陕西五千年》，书中概述了陕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闲暇时，我常翻阅此书。薄一波同志曾风趣地对我说：“只有贵省才有资格写这本书。”是的，我的家乡陕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最早活动和定居的地区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清姜河畔相传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故乡。西周自朊朊周原发祥，文王访贤，周公辅政，开创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秦人从千河渭水两岸崛起，襄公开国，穆公称霸，建都雍城三百年，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陕西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然而，最使陕西人民引以为豪的，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建立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出发点。

　　每每掩卷长思，胸中激情总是难以遏制。五千年的文明史，英雄人物辈出，群星灿烂。如果说，天空中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位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那么，毛泽东主席就是那最亮的北斗星，是一颗永不陨落的星。秋天的夜晚，仰面凝视北斗星，心中怀念毛主席，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一段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5年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以及蒋介石继续推行卖国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懋功地区会合后，继续北上。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于7月15日开始西征北上。

　　 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红军的北上，预示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又急又气，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一举扑灭西北人民的革命武装。他急忙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任总司令，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中央代表团，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进行错误的“肃反”。劳山战斗刚结束，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就被捕，部队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榆林桥战斗前又有谣传，要逮捕我和张达志同志，我们的心情很沉重，部队指战员情绪也很不稳定。

　　11月13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制止错误的“肃反”，并将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从而拯救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红十五军团派出部分部队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仗全歼敌一O九师，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灭敌人一O六师一个团，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东征。当时，我任八十一师师长，正率部围困甘泉。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O师各一部，共1000余人。到1936年1月下旬，我师围困甘泉已70余日。为了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的诚意，总部命令我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集结待命，准备渡河东征。

　　1936年2月15日，我八十一师向黄河边进发，到达清涧县袁家沟。部队刚安顿下来，毛主席就派人喊我去他那里。同行的有张明先（政委）、李寿轩（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覃应机（特派员）。

　　毛主席是2月初带一部电台离开延长到这个小山村的，这里离黄河很近。警卫人员把我们引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这是一孔砖砌的窑洞。推门进去，只见炕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炕边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只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主席的铺盖也极为简单，只有两床薄薄的被子。毛主席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正俯身研究军用地图。

　　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啦，坐下来谈。”主席边说边下了炕，光着脚踩在一双旧棉鞋里，我们落座后，毛主席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啊？”和主席面对面地直接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不免有些紧张，听到主席发问，我便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答道：“报告主席，我就是。”

　　主席微笑着点点头，似乎他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之所以要发问，不过是想验证一个自己的判断力罢了。他连连摆手，示意我坐下，又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而言：“我晓得你这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我真没想到，主席一下便提到了写信的事。

　　那是在中央到陕北后不久，我听传说十五军团要将我从八十师师长的位置上调到七十五师任副师长，便想不通。认为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打败仗，为何降职使用。当时年轻气盛，又加上错误路线搞“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便给陕甘晋省委写了几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并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

　　这些信怎么毛主席也知道了呢？后来才知道，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同志送给毛主席看了。我想，这下要挨批评了。刚要解释一下，主席话锋一转，说“今天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在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由总部直接指挥。”接着，主席给我们讲起国内外的局势，告诉我们东征是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调动敌人，同时可以扩大红军，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讲形势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当时发文件很少，也难看到报纸和书籍，开会听报告就是学习，也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东征回来后，我即调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林彪任校长，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自己打了不少仗，但住校系统学习一些理论，这还是第一次。和一些长征过来的同志在一起交谈，他们常提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军队才能打胜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记得毛主席曾在红大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华。

　　毛主席每个星期来红大讲一堂课，每次讲3个小时左右。主席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厚厚的一迭毛笔写的稿纸。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席讲曹刿论战。主席生动、清晰地描述春秋时期这个有名的战例，使人仿佛身历其境。主席通过这个弱国战胜强国的战例，喻示了当时弱小的红军一定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

　　主席告诉我们，他以后还要讲政治工作、建军路线等问题。可惜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带回部队之后，可成了宝贝，不少同志，都借去阅读，还有的同志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以便随时翻阅。

　　在红大以及随后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通过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使自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进一步确立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这个信念，维系了自己的一生，即使在自己历经坎坷、遭受磨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

　　大约是12月下旬，毛主席派人叫我和王平同志到他那里去。主席那时住在保安的一孔旧石窑里。我看到主席为了处理“双十二事变”，操劳过度，脸庞有些消瘦，但目光仍炯炯有神。毛主席郑重宣布了中央军委将八十一师恢复二十七军番号，由我和王平同志分别任军长和政委的决定。他说：八十一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部队，打过许多仗，是一支好部队。不论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

　　他还告诉我们，在刚结束的西征中，八十一师有些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也有些新战士害怕艰苦，开小差跑回家去了。主席特别嘱咐我：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熟悉情况，你去把那些跑回家去的战士找回来,不要过多指责他们，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爱护士兵，注意管教方法。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幽默地说我给你们写个命令吧，空口无凭啊！

　　说着打开桌上的墨盒，拿起毛笔细细蘸着，又铺开张白纸。这时王平同志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要改个名字”主席放下笔，诧异地抬起头来：噢，你不是叫王明吗？（在此之前王平同志，原名王明）“为什么要改呢？”王平同志说：“我们不是还有个叫王明的吗？”主席双手扶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们还有个叫王明的。那你改个什么名字呢？”

　　 王平同志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就叫王平吧。”主席爽朗地笑了，连声说好。拿起毛笔，随着笔杆潇洒的挥舞，几行遒劲的墨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离开主席那里后，我和王平同志都争着保管这份命令。争来争去，还是王平同志的“理由”充足一些，因为他是政治委员，理所当然由他保管。王平同志将这份珍贵的文件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晋察冀工作时，一次过唐河不慎，皮包被河水冲走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为此惋惜！毛主席亲笔给我们写的命令，那是多么珍贵而有纪念意义的一件革命文物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生活十分艰苦，境内匪患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北三面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封锁，东面邻接黄河千里河防，日军随时准备向我进攻；而留守部队整个兵力开始不足一万人，并且财政困难，留守任务相当繁重。在这种险恶的局势下，有些部队的同志片面强调战时情况特殊，对地方同志说话口气粗，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记得在1939年，我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时，一次去延安开会，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带我和曹里怀、文年生、丁国珏等同志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汇报到军队与地方关系有时不够融洽时，我带点埋怨情绪说：“军队和地方关系紧张，我们部队有责任，但地方也有责任。比如这次我从定边来延安，途中下大雨，赶到一个老乡家要求住下，但老乡硬是不让住，非要我去找区政府开条子我说再冒雨来回跑几十里路，还不淋成落汤鸡？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住下了。”说完这件事，我又补充了一句：“边区解放这么长时间了，老百姓对军队也应该有个正确看法。”

　　毛主席听完我的话，站了起来，先是说：“啊！有这样的事？”接着深地吸了一口烟，和蔼地说：“我看，这是个好事情嘛！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敢不让你这个司令员住，说明你是人民的军队。若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来了，老百姓敢不让住？只有老百姓把你看成是自已的军队，和你一条心，这样你才能打胜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凡是军队和地方关系紧张的地方，军队首先要检讨自己。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对人民军队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既批评了你，又让你心服口服，那充满哲理的精辟话语，至今还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在延安留守兵团那段日子里，我多数时间驻守三边。但每次到延安，总要到毛主席那里去，或请示工作，或是汇报问题。主席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我每每去请示汇报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见他在看书或是在写作。主席不管多忙，时间多晚，都热情地接待我。我搞过兵运，闯荡过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等省区，也带领部队打过些恶仗、硬仗。

　　我读过几年绥德师范，在陕北红军里面，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但在主席那里，我常常拘谨得像个小学生。这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的约束，更重要的是主席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磁力，能牢牢地把你吸引住。

　　他善于在纷纭繁杂的事物里，敏锐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胸怀博大、学问精深，与我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时事等诸方面，妙语连珠，许多典故常常是信手拈来，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他诲人不倦似潺潺流水，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妥协。而动起怒来好似火山爆发，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处理重大问题异常果断，绝不拖泥带水。那还是在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侵占了我边区一部分地盘，挑起了摩擦斗争。三边分区西邻宁夏，北接内蒙伊克昭盟，是延安的北大门，地势居高临下，是战略要地，又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如果三边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毛主席在接到我的紧急报告后，拍案而起，勃然大怒，立即召见王震同志和我，亲自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和我分别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大约有六千余人。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盐池是边区的命脉，三边是延安的门户，绝不能让何文鼎占到丝毫便宜。要记住你们此行绝不是做做样子，“何”来必打！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

　　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部分队伍向前开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白泥井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地方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十一旅。我们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的较好，此时已取得了十一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很有利条件。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防范，就未敢继续向我边境推进。到1942年1月14日，何文鼎部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事实证明，毛主席所采取的措施是极其英明、极其果断的。

　　1943年春，我兼任旅长的警备三旅，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号召，在以前小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同边区党政军民一道，开展了以开荒种粮为主的大生产运动。除一部兵力担任边境守备任务外，主力全部投入大生产。

　　八团开赴甘泉县之清泉沟屯田垦荒，其余各团根据驻地条件，就近开辟生产基地。旅政治部文艺宣传队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还排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登台演出即在部队引起强烈的反响，激发了人们艰苦奋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的革命热潮，我那时也会哼几句歌词呢。

　　旅部警卫班有一个才解放过来半个多月的俘虏兵名叫薛再清，年仅17岁，为了多开荒地，超过他人，有天晚上等全班同志都熟睡后，悄悄穿上衣服溜出门，扛着镢头跑到地里，趁着月光开荒。当指导员查铺发现他的铺盖叠得很整齐，而人却不在时，还以为他开小差跑了，便备马追寻。后来在地里找到他时，他已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七团七连一班班长张治国，33天挖甘草1580斤，创造的价值可供三人一年的全部费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荣获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六位中央领导亲笔题词的奖状。八团二连战士郝树财，日开荒4亩3分，创边区个人日开荒最高纪录，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以“气死牛”之雅号，誉满边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自给他奖励了纪念品和一把镢头。

　　通过大生产运动，使部队得到很大锻炼，改进了部队的思想作风，增强了全体指战员的体质，改善了官兵关系，提高了战斗力，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巩固了边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支持长期抗战，准备对日大反攻，积蓄了物质力量。当毛主席听取了我旅大生产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后来，毛主席还亲笔为我写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题词。

　　时光飞逝，延安时期的那段历史距今天已经几十年了，毛主席离开我们也已多年，但毛泽东思想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景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毛主席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润泽千秋。

　　毛泽东思想就像一颗永不陨落的北斗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是在它的正确指引下，结束了在茫茫黑夜里苦苦求索的历史，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茫茫大海，莽莽荒漠，靠北斗星指引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