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民族和主义孰重孰轻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民族和主义的问题

　　(张宏良同志微信复兴群聊天摘录)

　　关于民族和主义的问题，说到底是被剥削阶级或者说99%的老百姓的地位问题。民族问题反映的是国家诉求，主义问题反映的是阶级诉求。对于不同国家来讲，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绝不能抽象地谈论二者之间谁重谁轻谁先谁后的问题。

    虽然民族和主义的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有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千万不能单纯用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来解释民族和主义的问题，抽象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根本的是进行阶级分析。这对当今中国来讲尤其重要。

　　当一个民族试图灭绝或者奴役另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当做本民族的奴隶甚至猪马牛羊的时候，这个时候被奴役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就是第一位的问题，远远压倒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因为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当整个民族都已经变成奴役对象时，阶级的存在将只能更加悲惨。

　　数百年来，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属于这种类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民族矛盾永远是第一位的，民族独立胜过任何主义。这就是当年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被国民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毛主席仍然要咽下阶级仇恨而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

　　可是，当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争夺殖民地的时候，在侵略和抢劫世界过程中发生分赃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冲突的各个国家统治集团，则完全是把本国人民当做炮灰，当做猎杀野兔的猎犬，当作实现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而并不当做人看。此时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来讲，主义的问题，阶级的问题，就变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而民族问题则变成了要服从于阶级问题的次要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属于这类矛盾。二战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属于这种矛盾。所以当时列宁对托洛茨基提出的“保卫祖国”等爱国主义口号特别反感甚至十分愤怒，而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提出要促进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趁机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因为列宁这个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才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由衷敬仰。

 　　可见，今天我们绝不能笼统地看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孰重孰轻的问题，绝不能抽象地看待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要看民族问题是否已经威胁到阶级的存在，威胁到99%人民大众的存在。如果已经威胁到阶级的存在和99%人民大众的存在，民族问题就是压倒一切的第一位问题;相反，如果没有威胁到阶级的存在和99%人民大众的存在，而是无产阶级和99%的人民大众变成了统治集团彼此争夺利益的炮灰，那么阶级问题就变成了压倒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是复杂的，关于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像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是相互依赖的，即便是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发展中国家，民族矛盾的最终解决也要依赖于阶级矛盾的解决。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如果中国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即便是二战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也仍然要遭受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中国老百姓仍然无法摆脱与日本占领时期一样的剥削压迫，中华民族同样不能站起来。中华民族最终能够站起来，完全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这个阶级矛盾解决的结果。所以中国老百姓才用一句话来概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之所以要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既不像列宁时期那样是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也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难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当时我们同日本人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蒋介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彼此十分清楚。之所以十分清楚，是因为蒋介石和日本人都想消灭对方，由自己占领和统治中国，而不是想灭绝中国。而如今这个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根本变化。

　　这个根本变化就是就是中美双方或者说中西双方的精英集团，不再像过去日本人那样只是想当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而是要共同沉掉这艘大船。因为沉掉这艘大船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对于以英美为首的盎格鲁萨克逊族群来讲，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灭绝中国，或者把中国分成像非洲那样许多小国，让中国在动乱和相互残杀的战争中自生自灭;另一方面，对于国内的贪腐集团来讲，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永久享有贪腐资产的最好办法，就是灭掉中国，否则一旦中国强大起来，这些贪官污吏即使藏身天涯海角，也会遭到通缉和追杀，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李鸿章模式”。

 

　　正是因为要灭绝中国的不仅仅是外部力量，而且同时还有内部力量，并且内部力量灭绝中国的渴望更加强烈，由此造成了中国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不顾这个复杂性，而单纯提出爱国主义口号或者社会主义口号，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甚至会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同时变成灭绝中国的工具。用爱国主义来打击左翼力量以及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用社会主义来打击自由派人士以及所代表的人民大众。这就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最为艰巨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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