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危机—— 祸根在40年前已经种下

　　2017年9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深圳中兴通讯展示5G产品解决方案。最近7年来，中兴公司在产品研发上的投入，累计超过600亿元。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中兴通讯提供任何芯片元器件及软件。此举震惊世界，立刻让一个拥有8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过百亿美元的巨型企业，陷入死亡困境。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国，2017年进口额高达2601亿美元，相当于贵州全省3500万人创造的GDP。中国在全球ICT产业链中，仍处于下游地位，拆开中国制造的手机、电脑、电视，里面的芯片绝大部分为美国货。光是中兴通讯的芯片进口额就超过100亿元，涉及几十家美国芯片供应商。造成这一现象的祸根，其实早在40年前就已经种下。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电子工业起步于1952年，与日本同时起步，比韩国、台湾早发展二十年。经过建国后三十年刻苦奋进，到1980年，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电子工业部组成的电子工业体系，能够研制芯片生产的全套核心设备，如:分步式激光投影光刻机、离子注入机、图形发生器、掩膜精缩机、单晶炉等，都有国产货。当时中国军用芯片制造精度能达到5微米左右，并向3微米演进。能够仿制英特尔8080芯片和16K/64K内存芯片。中国的各类卫星、战机航电系统、舰船电子设备、弹道导弹导航系统，防空导弹引导头、相控阵雷达阵面、鱼雷声纳，主要采用国产元器件。

1955年6月，美国香格里拉号航空母舰（CV-38），指挥室里的船舶电子设备。J. R. Eyerman拍摄。

冷战争霸——军事需求推动电子工业

　　事实上，世界电子工业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战争推动，最尖端技术都在军工领域。美国、苏联的电子企业，也是靠巨额国防军费投资起家。像IBM、仙童、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都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核心骨干，每年获得10亿美元计的巨额订单。而日本、德国等战败国，被美国阉割工业能力后，只能局限在民用电子领域布局，导致日本民用电器，一度异常强大。这是资源配置的结果。等到美国在冷战获胜后，挟尖端技术实力，向民用电子市场发力，日本就彻底歇菜了。
　　在1980年，美国电子工业属于第一梯队，拥有超强实力。中国微电子工业总体水平，与德国、苏联、日本差不多，都属于第二梯队。韩国、台湾那时连三流都排不上。因为那时，韩国的三星电子、LG才刚刚起步。台湾的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技嘉、华硕、微星、广达、威盛等等——通通不存在，还在娘胎里怀孕。直到1986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银河II号10亿次超级计算机的时候，台积电还没成立呢。这批突然冒出来的台湾电脑厂商，全部是1986年美日半导体战争后，美国扶植起来的，用来压制日本和中国民用电子工业。

　　1979年1月28日，中美正式建交仅27天后，凳大人开启了访美之旅。照片为1月29日晚，凳大人在国宴上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任总统卡特。中美携手对付苏联，进入中美蜜月时期。然而等苏联死了后。。。。

韬光养晦——差点把中国废了

　　中国的问题是自废武功。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由于核战争威胁和欧美全面封锁，被迫倾举国之力发展电子工业，形成了成套完备的军用电子工业体系，民用领域在七十年代起步。但是等到1980年后，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由于洋跃进盲目投资，中央银行滥印钞票透支国力，国家财政巨额亏空，到1985年经济就顶不住了。被迫进行百万大裁军，削减军费。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军工电子投资大幅削减，国防骨干企业全面破产，迅速被技术革命淘汰。连军工电子都全面溃败，更不要说民用电子了。1990年中国被迫放开电脑进口后，美国电子巨头全面杀进中国市场，将中国民用电子工业全面碾碎。像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死得只剩一口气。上海的民用电子企业几乎全部死光光。
　　直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用三颗炸弹把中国人炸醒。中央政府恢复对中国军工电子业输血，才有现在的爆发式成果，中国军工电子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像052D、055、歼10、歼20、99式坦克、高分卫星、北斗导航、防空导弹、094核潜艇、辽宁舰等尖端武器，无不需要顶尖的电子工业支撑。
　　而中国民用电子由于差距太大，美国形成的产业专利壁垒极高，已经很难追赶了。除非中国政府以两弹一星的魄力，有勇气拿出一万亿美元，在美国之外另建一套电子产业生态链，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强度，连续砸10年，才有可能填平过去40年的欠账。

　　1983年，深圳，深南大道，背景是梧桐山。何煌友摄。照片中间唯一的高楼，是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后来围绕它形成了由赛格、华强电子世界、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商城等组成的世界最大电子元器件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也是香港向中国大陆走私的桥头堡。这里至少诞生了50位亿万富翁。

巨额走私——冲垮中国电子工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40年前，中央在根本没有工业基础的沿海蛮荒之地，大搞经济特区。以三来一补方式，发展低端出口加工业，目的是赚取美元外汇，解决就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大规模走私电子产品。以损害国家利益的方式，为地方发展积累原始资本。
　　仅在1980年12月至1981年9月间，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新成立的深圳分部，由党委书记周志荣带头，走私26起，总值2300余万元。其中，走私电视机24700台，收录机87539台，录音带10万盒，钟控收音机4342套，以及收录机收音部分零部件43400件、录音部分零部件19900件。那时，普通工人工资不过几十元，一台电视机要花掉全家两年的工资。
　　深圳原本只是广东省保安县下面的一个小镇，原名深圳墟，因集镇西侧的一条水沟得名，真正的蛮荒之地。中央画圈要建特区，但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那建特区的海量资金从哪里来呢。1982年，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建成，迅速成为香港向中国大陆走私电子器件的集散地。当年走私贩卖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构成混杂，有倒卖服装的贩子、开餐馆的商人，甚至还有国营工厂部分“敢闯”的员工。这群乌合之众，后来形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子器件集散地——深圳华强北。
　　当时中国采取“进口许可证制度”。进口电子器件必须要有配额批文。深圳罗湖西侧的上步工业区，聚集了几十家做出口组装的小型电子厂。他们无法获得正规批文，便从香港走私器件进行生产。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深圳的电子走私愈加猖獗，从中赚取暴利。深圳监管部门不会不知道其中元器件的来路。但基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姿态。这就是地方利益。
　　1985年海南省走私汽车案更是震惊全国。由海南省官方出面主导，走私8.9万辆汽车，逃税14亿元。海南一省走私进口的汽车，相当于1950年至1979年，中国汽车进口总量。在海南省带动下，从1983年到1987年，沿海各地政府动用巨额外汇倒卖进口汽车，估计有300万辆，数额高达惊人的160亿美元，相当于两个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地方政府倒卖一辆汽车能赚上万元，而中国民用轿车工业，就此被彻底搞垮。同时期，韩国汽车业在政府严格的市场保护下迅速崛起。
　　1985年，海南除了汽车，还走私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当年全国海关正规进口电视机也仅有509万台。也就是说，中国每三台电视机中，就有一台是走私的。光是198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电视机就高达648万台，极大推动了日本家电工业崛起。而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在重重打击下，濒临破产困境。
　　一位南京电子厂的采购员，很简单地指明了问题根源。中国企业投资几百万元更新设备，研制的电子元器件，在深圳华强北，只要花几元钱就能买到了，性能比你还好，你怎么竞争?中国电子厂很快就会因为无法收回巨额投资而破产倒闭。而电子产业飞速升级的摩尔周期，会导致落后者被越甩越远，再想追赶是难比登天。日本在同时期冲垮美国电子工业，也是依靠海量廉价倾销，使美国企业在巨额投资后，无法收回成本和利润。英特尔在1985年差点破产倒闭。

1994年9月7日，北京中关村，信通公司被查封最后1天。第2天这个门市归王永民的王码公司租用。信通公司成立于1984年，注册资金300万元。由中科院科仪厂、计算所、海淀农工商总公司各投100万元组成。是中关村最早的股份制公司，总裁为金燕静。1991年信通走私案爆发，走私金额惊人，最大一次数千万元，总额超过1.1亿元，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走私案，涉及中关村多家公司。中关村因为这个案子差点全军覆灭。

倒卖批文——北京中关村如何起家

　　同时期，北京的中关村，也在做着倒卖电子器件生意。1984年，北京中关村，已经由小村变成电子贸易集中地，号称电子一条街，电脑元器件主要来自香港走私。做代理与“倒卖批文”，是大多数中关村早期企业的主要业务。那时候香港金山公司主要是和部委做生意，背靠“株洲电子研究所”招牌，帮助各部委和科研院所，从香港进口电脑及配件。
　　当时进口电脑最需要的是进口许可证，即通称的批文，私营企业拿不到从国外进口电脑的批文，国营企业有，但多数闲置着不用。中关村商贩就去国营企业买批文，再从香港向北京倒卖计算机。买家主要是企业学校机关，当时一台电脑价格超过3万元，绝不是老百姓能买得起的。而且购买还要批文，只卖给单位，不卖给老百姓。倒卖一台电脑，能净赚数千元暴利。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十年工资。
　　中关村最早创立的京海、科海、四通、信通（两通两海）四大公司，背靠各种关系，将倒卖批文模式化，向下级代理商倒卖物资。其中信通牵扯进走私案中，最后被查封。四通就是新浪网前身。仅在1984年，京海一家的销售额高达2700万元，利润400万元。两年后，科海的销售额突破亿元。这两大倒爷最后都偃旗息鼓了。

　　1987年3月生产的长城0520CH计算机。长城在1999年前后还做过机械硬盘，结果没有成功。电子零部件问题不是哪家公司的问题，必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统筹解决，这是产业体系之间的生死较量。否则就算英特尔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它也绝对活不了多久，因为美国是电子产业标准制定者，轻轻松松可以掐死你。

长城电脑——没能建立中国ICT产业链

　　其实早在1980年，主管电子工业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就开始了微型计算机攻关工作。四机部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六所），有一个微处理机研究室。主任丁世隆统领着两个大组，一个组仿制Intel芯片，即05系列；一个组仿制摩托罗拉芯片，即06系列。他们跟日本企业合作，进行微型机攻关。到1983年电子工业部确定了05系列，定名为0520A，安排在北京738厂生产。1985年在各方协助下，该型机成为中国第一套完全汉字化的计算机，定名0520CH。
　　1986年12月12日，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领着0520电脑开发组，创办长城电脑公司。随后的4年时间内，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保护下，长城活得非常滋润。那时候IBM的PC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CH卖两万多元一台，总共卖了超过1.5万台，有几个亿的收入。
　　原本电子工业部可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安排下属各厂对核心部件进行国产化攻关。但当时的政治氛围，要拆毁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自由化改革。电子工业部手里没钱投资，长城0520里面的核心部件全是进口货，CPU是日本NEC仿制的8088，硬盘是日本TEAC的，国营杭州磁记录设备厂生产的软驱控制卡，9针的EGA显卡，14寸球面显示器。
　　这是40年来，中国建立电脑国产化产业链最好的机会。此时中国与欧美差距并不大，一旦实现投资获利正循环，将使中国电子工业有能量，追赶两年一波的摩尔周期。以本国企业为产业升级核心，不至于被美国甩得看都看不见，甚至连韩国、台湾都敢来踩一脚。
　　很可惜，中国没抓住这次机会。产业投资窗口稍纵即逝。当年投资4亿元就能追赶，现在投资40000亿元都未必追得上。一着走错，遗恨四十年。而韩国当年咬牙投资，三星、LG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实际是靠着中国市场的丰厚利润喂大的，反过来全面占领中国市场。
　　长城电脑的好日子没过多久，1990年，北京中关村迎来了第一个冬天：国家宣布正式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降低关税。在美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下，中关村里不管是私人倒爷，还是国家队倒爷，立马溃不成军。长城从王者之位上摔下来后，一直找不着北。在0520优势尽失的情况下，从1994年开始，长城通过与国外巨头合作，成立了超过七家合资企业。王之坦言，那些年里“长城玩得最漂亮的是资本运作”，而不是IT技术。
　　未完待续

　　1980年，深圳，解放路、人民路口。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没有什么深南大道。当时，深圳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

　　1981年，深圳，蛇口第一家公司成立奠基仪式，远处的山是大南山。1981年2月，深圳市罐头厂与美国百事可乐国际公司，签订兴办深圳市饮乐汽水厂，合作生产“百事可乐”，年产能7.5万吨。

　　1982年，深圳火车北站，南下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这一年从解放军工程兵部队退役，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开启了一段传奇人生。1987年华为创立，靠着从香港倒卖小型交换机起家。

　　1983年，深圳，华侨城所在地，中间那条路就是今日穿过华侨城的深南大道。华侨城所在地原来叫宝安县光明华侨畜牧场沙河分场，因为靠近戒备森严的边界线，四周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荒地。将一片蛮荒之地，建设成为超过1200万人口的中国一线城市，需要投入多少资源？需要多少劳动力？一万亿够不够？天知道！

　　1993年，深圳南头检查站，验证入关。这个证就是边境证，它是早期深圳人随身要携带的证件。余海波摄。

　　1994年，深圳东门老街。汽车后备箱里装着索尼彩电。那时正是沿海汽车、家电走私最猖獗的时候。

　　1996年，深圳罗湖桥口岸，香港走私的主要通道。罗湖口岸向西4公里，就是深圳华强北电子商圈。出了罗湖口岸向南30公里，就是香港深水埠电子市场。香港本身没有电子产业，不研究任何器件。香港所有电子产品，都是美国货、日本货、韩国货、台湾货，主要市场在中国，等于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向中国大陆倾销，香港从中赚取暴利。很少有人知道，150年前，香港也是英国、美国、德国向中国走私倾销鸦片的集散地。

　　1998年，深圳体育馆，举行全市下岗工人再就业招聘会。由于中国在80年代的错误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工业体系全面破产。1998年至2005年间，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

　　2002年，深圳赛格广场封顶，总高355.8米，由赛格集团投资。1986年，电子工业部派马福元南下深圳，将上百家小型电子厂，捏合成赛格集团。由于电子元器件缺乏配套，马福元参考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的模式，建设深圳赛格电子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然而赛格的生意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香港走私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悲哀。时至今天，深圳中兴危机事件，就是在为四十年来的错误产业政策，付出价值1000亿的惨痛代价。

中兴通讯危机【下】

　　1984年10月1日，北京，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公开亮相，震撼全世界。在美苏冷战白热化的核战争阴影下，东风五成为中国实施有限核威慑战略的杀手锏。保证了中国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战略安全。因为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下，中国政府马放南山，将核潜艇研制计划停了，潜射弹道导弹停了。导弹元勋黄纬禄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流着泪说：那时中国核潜艇是有枪无弹。

西安771所——两弹一星工程留下的遗产

　　美国微型计算机市场启动于1978年，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那时计算机芯片仍处于原始状态，产能集中在3英寸晶圆生产线上，芯片线宽3-5微米。单块芯片集成晶体管数量，不超过50万只（如今华为麒麟970芯片集成55亿只）。中国从1972年与美国改善关系后，计划从美国日本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最后落实了三条。其中一条在北京878厂，一条在西安771研究所，一条在贵州4433厂。其中西安771所就是深圳中兴通讯的老东家，也是中国最早研制计算机的单位之一。
　　西安771研究所是航天部下属军工单位，前身于1965年在北京组建，主要为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研制弹载导航控制计算机。弹道导弹发射时巨大的震动和过载，要求弹载导航计算机，使用军标晶体管集成电路。此前，美国于1962年在民兵洲际导弹上，率先使用集成电路取代分立器件。导弹研制装备费用高达60亿美元。
　　在钱学森博士建议下，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下令组建156工程处，有黄敞博士、杨樱华博士、于伦正等人，专攻集成电路与加固计算机，1966年9月取得初步成果。导弹捷联制导系统由梁思礼博士、徐延万主持。1969年由于中苏危机战备疏散，该项目转移到陕西临潼，组建西安771研究所及691厂。1970年制成中国第一台PMOS集成电路计算机。1971年东风五型洲际导弹首次试射，1980年进行全程试射，射程9070公里，覆盖美国本土及苏联、欧洲大部，能够实现有效核威慑。（中国神州飞船、卫星、导弹等部分军用芯片由西安771所做的。）

1981年12月，北京，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胡、凳、李、陈、华在主席台就座。

洋跃进失败——国家财政巨额亏空

　　1981年由于洋跃进失败，国家财政赤字超过170亿元，大批重点工程被迫下马停工，以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是弹道导弹是国家保命项目，西安691厂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得以幸存下来继续引进。厂里派了技术科长侯为贵去美国芝加哥，负责引进设备。
　　当年中国还在跟越南打仗，国家到处要花钱，各种科研经费被一再缩减。像上海研制运十飞机，国家财政连试飞用的3000万元油费都不肯解决。飞机工程师要自己打零工赚钱，养活一家老小。社会上流传一句笑话: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一些军工单位就想路子办副业创收。像洪都飞机厂生产摩托车，哈尔滨飞机厂生产微型面包车，成都航空发动机厂造过电冰箱。正好深圳建特区，兵器部、石油部、电子部、航天部等中央部委，纷纷在深圳特区跑马圈地开公司赚钱，各路官家子弟纷纷上阵冲锋。官倒走私猖獗一时，路子野得很，连中央都管不了。中央财政不给钱，还不让下面自己赚钱?像万科王石，靠着父亲关系，从东北向深圳倒卖玉米，几个月净赚300万，然后拿钱去倒卖2万进口录像机，发了大财。
　　这样造成一个极为恶劣的后果——中国国内形成庞大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打着改革开放引进先进技术旗号，大搞走私逃税，宁可花大把外汇买进口货，也不会去扶植本国产业。早年中国电子、汽车、飞机、通信产业都是如此败掉的。

　　1980年代，深圳中兴初创时期，侯为贵（右三）和同事们在一起开会。

中兴半导体——帮香港人打工的高科技企业

　　1984年，航天部西安691厂也要搞副业创收。厂里派了侯为贵等人，到深圳考察办公司。原本是想做自己熟悉的集成电路芯片，但投资太大，国家没钱投资，厂里也没钱，怕亏损不敢做。只好由厂里担保，向银行贷款做加工贸易。1985年，西安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长城工业深圳分公司，三家投资280万元，注册了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691厂占股66%。这就是中兴通讯前身。
　　同时期，台湾官方花1亿美元扶植联华电子。台积电也是台湾伪行政院国发基金投资1亿美元入股。韩国三星、LG更是得到政府举国体制的全力扶植，筹集到5-10亿美元。中国企业?自己找钱去。联想、华为、中兴都是自己九死一生搏杀出来的。
　　虽然叫中兴半导体公司，但是创立之初的中兴，跟半导体没有半毛钱关系。当时香港工人工资太高，大批香港出口组装厂将订单转移到深圳。中央部委组建的那些子公司、孙公司，就低下头给香港老板打工，招募农民工，生产些玩具、电风扇、电话机、电子琴之类的民用产品。组装一台电风扇才赚几毛钱加工费。利润大头都被香港人赚走了。香港亿万富豪刘銮雄，就是做电风扇起家的。
　　到1986年，中兴半导体公司辛辛苦苦干一年组装活，才赚了35万加工费。在帮香港人组装电话机的过程中，侯为贵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电话通信市场正在高速膨胀。于是组织人手研制小型程控电话交换机。1987年，中兴第一款产品，ZX-60模拟空分用户小交换机，获得邮电部入网许可。

　　1984年，北京，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和张百发副市长，为法国进口的10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开通剪彩。这一年，北京市电信管理局进口了法国2万门级、4万门级程控数字交换机、10万门和4.5万线汇接交换机；还引进比利时10万门级程控数字交换机2.6万门，及瑞典爱立信程控数字交换机6000门。

七国八制——中国政府养活八国联军

　　改开之初，中国电话需求急速增长。1949年邮电部成立时，全国电话仅有31万门，1978年为359万门。1980年邮电部将下属28家工厂，改组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普天集团前身），有职工5万多人，能够生产光缆、交换机等800多种设备，满足全国90%以上的需求，还援助亚非拉十几个国家。这一年政府以收取初装费形式，放开市话安装，导致需求急增。
　　1982年福建邮电管理局，非要花费600万美元巨资，从日本富士通引进F150万门数字交换机，安装到福州和厦门。这笔钱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拍板，从全省外汇额度，和全省3万名邮电系统职工工资里克扣出来的。邮电部质问福建省为什么不用国产设备，但是人家听吗?（福建邮电管理局后因八闽通巨额走私案被拆分）
　　有福建省带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拍板:广州也要装，要装就装26000门!由此，全国各省市争相花费巨额外汇进口设备。那时进口交换机一线成本要1000美元，想想全国要花多少钱。外国电信设备公司如同八国联军一般，抢着瓜分中国市场，主要来自7个国家：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BTM公司和法国阿尔卡特。俗称七国八制。
　　1983年邮电部长文敏生看情况不对头，立即组织跟比利时引进S1240程控交换机。1984年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比利时合资，成立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设备国产化。但是这种交换机并不适合中国用户环境，卖不出去。上海贝尔连续亏损三年，濒临破产。邮电部为了挽救这家合资企业，还要拉着中央一起投入巨额补贴。

　　04机的主要研制人员，右起，邬江兴、鲁国英、罗兴国。他们全部是军工科研人员。

自主研发——普天之下巨大中华

　　从1986年开始，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现在叫做信息工程大学）合作，在郑州组织对程控交换机进行研发。经过对一型、二型等几个机型，三四年时间的合作研发，以邬江兴为首的研究团队在1990—1991年，成功研制出HJD04型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简称“04机”）。这是中国第一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准的程控交换机。
　　在04机之前，中国进口交换机每一线价格高达1000美元，到1991年降到300美元。04机研发成功后，甚至降到30美元一线。老百姓的电话初装费也一降再降，从6000元暴跌至3000元、2000元、1000元。1995年由邬江兴等人成立巨龙公司后，四年装机3000多万线，为国家节省了100亿美元外汇。到2000年，电话初装费完全取消。
　　同时期崛起的普天、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五家公司，被邮电部副部长吴基传，戏称为“普天之下，巨大中华”。这些公司在初创之时，其实都是从军队里挖掘技术资源。因为军事通信的技术含量，远高于民用。就在中兴、华为研制小型交换机时，全国有两百多家同类企业，因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或缺乏技术而破产收摊。
　　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1980年代犯了大量致命错误，并一直遗祸至今。所幸，中国有大量官僚买办卖国贼，也不乏为国奋战的英雄，更有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
　　就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流着泪说的: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西安771研究所元勋，中国微电子研究老前辈，黄敞博士和杨樱华博士，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合影。黄敞祖籍江苏省无锡县，1947年从清华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雪尔凡尼亚半导体厂进行半导体器件研究。1958年6月，黄敞取得在美永久居留权，随后与爱人杨樱华博士一起申请环球旅行。巧妙而隐蔽地由欧洲经香港返回祖国。此后夫妻二人投身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2018年5月9日，黄敞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85年6月1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成立合影。左起：夏培肃博士、张梓昌、范新弼博士、莫根生、张效祥。其中夏培肃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1951年回国，1960年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胡伟武博士是她的学生。张梓昌是航天电子领域专家。范新弼是中国早期电子计算机内存储器研究的首席科学家，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莫根生是哈佛硕士，1957年开始研制计算机。张效祥院士是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

　　1971年3月3日，酒泉基地发射实践一号卫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新装备的320（DJS-8）型晶体管计算机，参加卫星测控任务。

　　1974年第7期《人民画报》，1974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国产电子计算机展区。向外商出口每秒11万次的电子计算机。

　　1981年10月22日，上海电话局查号台，与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合作，研制的国产电子计算机查询应答系统。查号员按动字符键盘，计算机可自动搜索出数据库中的电话号码，并用数字合成的模拟人声，向用户自动报号。

　　1982年6月18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七七级毕业班合影。这是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清华和北大，当时被社会上嘲讽为“留美预备班”。美国有100多万名科研人员是华裔，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就没再回来。他们为美国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要办副业赚钱。所长曾茂朝批了20万元启动资金。柳传志、张效祥、倪光南等人，在研究所的传达室里创业。最初打算倒卖彩电，被一个江西女骗子骗走了14万元。正好中科院花2000万进口了500台美国IBM计算机，分配给各家研究所。柳传志等人连忙走关系，拉到了电脑验收、培训维修业务。这一单让他们赚到了70万元。1985年他们打着中科院旗号，积极跑中央部委，从香港倒卖IBM计算机，当年赚到了300万。用这笔钱倪光南开始研制联想汉卡，开启了联想三十年传奇。联想创立的时候，台湾台积电、技嘉、华硕、微星、联发科、威盛等等企业通通还没诞生。很可惜，联想后来的路走歪了，没能起到中国电子行业龙头的作用。这不是联想的错，是国家产业政策出了问题。

　　1987年，深圳，已经44岁的任正非，一事无成，妻子离婚，被单位除名。他和五个朋友合伙，凑了2.1万元，在南油集团生活区的南油大厦A区16栋5楼，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什么生意都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偶然一次，重庆电信局职工陈康宁，找任正非从香港倒腾些程控交换机。任正非通过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牵线，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交换机，并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仅用两三年，赚到了几百万元原始资本。由此开始走上自主研发之路。三十年后，华为成为拥有18万名员工的通信产业巨无霸。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陪同凳大人视察。因为凳大人高度重视，所以这一工程也被称为“凳大人工程”。他发表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很少有人知道，该工程当时遭到大批科学家反对。杨振宁三次反对，他认为这个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应该大力投资电子计算机和生物技术。而李政道13次从美国飞到中国游说，推动工程。在杨振宁等重量级人士反对下，这个工程仍然花了2.4亿元。在1980年代全国削减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被人嘲讽为：全国科研饿死，高能所吃饱。

　　1995年，深圳地王大厦封顶，楼高383.95米。地王大厦，正式名称为信兴广场。1993年，这块1.8万平方米的土地，被香港祈福投资有限公司以12.7亿港元买下，再花40亿元盖楼。创下当时深圳土地交易最高价格，被尊称为“地王”，因此公众称之为地王大厦。

　　1997年，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睡着十几位外地打工者。张新民摄影。深圳关内关外是两个世界。沙井镇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3万人，外来打工者有130万人。过去三十年，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打工者，用他们的血汗劳动，撑起了中国经济奇迹。——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但历史书不会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