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文化可休矣

　　码头文化，起源于沿江沿海城市，流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被视为封建糟粕，很难再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营造清清爽爽的政治生态，减少枝枝蔓蔓的关系网络，就不能不警惕和远离码头文化。

　　历史上的码头文化，除了青帮、红帮、哥老会等帮派组织外，还有以下几种：

　　拜同乡。“亲不亲，故乡人。”封建社会，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乡谊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李鸿章坐镇北洋时，“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民间都知道，“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军营的重要职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刘铭传与李鸿章同县，观其所用之人，不禁大骇：“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

　　拜把子。《如此官场》一书说：“前清奥援，每托同谱。” 意指清代的官场中，流行借助拜把子的形式暗中支持和帮助。拜把子，又叫“义结金兰”，或“换过帖的”，双方“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愿结拜为异姓兄弟”，并承诺同心同德、同声共气、同仇敌忾。拜把子，其实与友情、友爱关系并不大。“拜”在一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经济上的利害相关，或者需要共同应对外部的势力。蒋介石先后结交几十位“把兄弟”，许崇智、张静江、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都赫然在列。然而，一旦涉及利益冲突，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拜师门。古时读书人最期盼的就是金榜题名，因而对选拔自己的主考官看得格外重要。科举制度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及第者自称门生，希望日后能得到重用和关照;而主考官看中新及第者，也希望日后有所回报。尤其一些穷京官，掐着指头盘算有钱的“财主门生”前来投拜自己，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捞上一笔补贴家用。“可笑捐输登仕版，也求大老认门生。”这种拜师，对于老师的辈分、年龄、品行、学识，概不计较，哪怕是比自己年轻或浅薄无知也没关系，只要有权有势即可。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一个叫过富的官员，因为能力实在过于平庸，当官17年，只是在杭州看守城门。后来，本省抚台刘中丞出了乱子，朝廷派钦差前来查办。巧合的是，钦差是过富中举的老师。刘中丞得知这一层关系后，马上对过富换了副面孔，不但嘘寒问暖，还给他连升几级。

　　拜干亲。作为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手段，拜干亲与拜同乡、拜把子、拜师门相比，所建立的关系通常更为密切和牢固。以著名干儿子身份起家的安禄山，竟然认了大约8000个干儿子，是不是创了纪录有待历史学家去考证。明英宗时期的大太监王振，受到皇帝的极端宠爱，很多官员以当王振的干儿子为荣。工部侍郎耿宁比王振大30多岁，仍然在一个公开场合，跪在王振脚下，拼死也要当王振的干儿子。拜干亲大多是出于利益算计的目的，为利而“拜”，为利而“散”。当干爹的一方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一旦这个“热源”失势，原本打得火热的干亲马上就会冷淡下来。“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篮儿去，一篮儿不去断亲戚。”这个民间歌谣形象地揭示出拜干亲的真相与世态。

　　码头文化的表现还有许多，比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一个“秘书帮”，一个“汉大帮”，把当地的政治生态搞得乌烟瘴气。码头文化倡导的不是团结，而是结团;不是拼搏，而是拼斗;不是讲明规矩，而是讲“潜规则”;不是讲革命正气，而是讲江湖义气。相互之间抱团取暖，党同伐异，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只看亲疏，不论是非。这种现象不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主席早就明确告诫全党：“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面对正风反腐寸步不让的新势头，面对人们对“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新期待，我们断言：码头可以有，码头文化必须休!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