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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52问杨继绳:毛主席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吗

作者:贺合林 发布时间:2017-08-09 15:15:0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墓碑·十五章》: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刘少奇的这两个说法,系杨的篡改,另述)。 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

  毛主席真的如此吗?杨继绳纯系造谣诬蔑!

  一、1960年国庆社论的说法《》

  先说国庆社论,1960年的国庆社论标题为《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附一)。社论首先回顾了“在工业战线上”的工作,接着回顾:

  “在农业战线上,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兴办了许多过去在农村中难以设想的生产建设事业。人民公社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对今年发生的很大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晋冀鲁豫一带,不少地方二百多天没有下雨。辽宁、吉林等地,受到了特大洪水的侵袭。沿海地区还受到多次强烈台风的袭击。大体看来,今年全国受灾面积达九亿亩之多,占我国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组织农民群众抗灾的结果,在九亿亩受灾面积中,成灾的面积只占三亿亩,在许多受灾较轻的地方仍然夺得了较好的收成,在受灾严重的地方也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为害的程度。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假如发生在解放以前,必然是赤地千里;假如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假如没有人民公社,造成的损失也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成立只有两年时间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更加巩固起来了。”

  这段文字简单介绍了我国1960年遭受的严重自然灾害。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体现出的优越性——组织农民群众抗灾,使受灾较轻的地方夺得较好收成,受灾严重的地方减轻了危害程度,而不是分析探讨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所以,与“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毫不相干 !

  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的说法

  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公报谈及自然灾害的文字:

  “全会指出,在1960年……由于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钢产量已从1957年占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产量已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农业方面,由于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农业方面……”这句话表意十分明白,严重自然灾害是农业生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杨继绳却有意抹掉“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破坏它的完整表意,胡搅蛮缠成了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

  接下来:“八届九中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

  这句话的表意同样十分明白,之所以再次提起严重自然灾害,是作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的政策依据,与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周总理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这才是当时我国政府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所作的全面解读:“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一些缺点和错误”再加上“苏联撕毁合同”。三个因素,一个也没有少!而且,缺点和错误不是一点几点,而是“一些”;苏联撕毁合同只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有它没它都是困难。有它,困难加重,没它,困难可以减小)。还要怎样客观中肯!

  然而,杨继绳却认为:“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

  杨继绳又认为:“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 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 ……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 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我国有句成语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喻动极小的部分就会影响全局。杨继绳在这里却用了一个“砍左手不影响右手与右手无关”的荒唐逻辑!

  可是,砍掉你的左手会对你没有影响而与你无关吗?

  “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房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苏方始终坚持其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这一举动,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环球视野》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2573页,团结出版社)

  201项在建项目、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对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竟然会没有一点影响,这样的混话,只有杨继绳才说得出口!

  四、毛主席从大跃进开始便关注“人祸”并最早提出“人祸”

  毛主席不但没有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而且,从大跃进一开始,也可以说还没开始还在蕴酿之中就开始关注“人祸”,也是他最先提出的“人祸”,并坚持不懈地与“人祸”进行斗争,自其始而至其终。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 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主席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使杨继绳不得不承认:“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墓碑·第六章、一》)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特意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谈话,就宣传工作提出指示。毛主席对他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农业发展纲要长远指标: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页)

  但是,浮夸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要死几万人的警示而收敛,很快成风,高产卫星大行其道;吴冷西也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跟风煽风。1958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高产卫星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对此,毛主席不失时机的于7月3日利用对赵紫阳的报告所作批示,提出严肃批评:“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并旗帜鲜明的表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以死5千万人再次对高烧不退的浮夸和高指标提出警告:“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然而,与死几万人的警告不管用一样,死五千万人的警告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59年4月,春耕在即,而“五风”依旧。毛主席心急如焚。29日在《党內通讯》上发表《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把他反对“五风”的声音直接传达到农村最基层。信中指出了“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粮食问题“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正式提出了“人祸”: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

  毛主席批评纠正“五风”(即人祸)的讲话还有很多,难以尽述。有一篇《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的帖子(附三),比较全面地整理了毛主席与“人祸”进行斗争的资料。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肆虐几年的“人祸”对于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破坏作用,从没否认过“人祸”对于三年经济困难造成的重大影响。

  杨继绳却一口咬定毛主席“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并不是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一种明显的恶意的攻击!

  附一、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

  http://news.163.com/09/0819/19/5H3Q7MJI00013L24.html

  附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0/5222/20010428/454396.html

  附三、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41461-1.shtml

  附四、百问杨继绳·前言与目录

  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8&id=8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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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zfxw.com/e/DoInfo/ListInfo.php?m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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