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光：有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

 

　　这“城乡二元结构”好像是个经济的话题，可如今却都拿它来说人的事。

 

 

　　昨日看到一篇纪念邓小平文章的回帖，其言：“非常感谢邓公，若不是他恢复高考，估计我今天也还是一个的农民”。其实这类的感激，以及这类感激的另类表白，即对毛时代被制定为“农民”身份的不满，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大概也是出于同一种感激或不满的心理吧，前几日在某论坛，也有人曾建议要与我探讨一下“毛时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其实要说清这类问题，并不难，只要稍微回归一下历史，并对照一下解放前也就清楚了。

 

 

　　解放前的城乡在户籍上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即不存在所谓“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奇怪的是，当时却没出现农村人纷拥进城的现象。可解放后的情况却大变，城市周围挤满了被当时称作是“盲流”的农村人口，以至在农村找不到人，还以为都死了，竟因此制造出了“饿死三千万”的中国最大笑话来。

 

 

　　其实这解放前后的大不同，也很容易理解。当时的人进城，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生活。可若是找不到事情做，即无法生活，那自然也就没人往城里面奔。而反之则反然，即若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多，可以生活，甚至是会生活的更好，这时人们才会向往之，蜂拥之。而具体地说，解放前城市的功能还非常有限，除了官宦及其僚属，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商家的活动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机会。所以当时的农民若进城，除了是讨饭，否则很难找到生活出路，所以他们才更愿意待在生活比较容易的农村而不是城市。而解放后的情况就大不同了，尤其是城市工业的兴起，需要大批的产业工人以及服务性的人员，于是才有了机会，也因此才出现了大批“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口的现象。

 

 

　　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盲流”现象，国家若不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管控，即形成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那造成的后果，就肯定不只是“饿死三千万”这类的认知性的荒谬了。对此，只要对照一下当今“难民潮”对欧洲现实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而如今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仍然对户籍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也可以说明当时这类管控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

 

 

　　其实解放后，由于城市工业以及附属产业的兴起所招录的人员，其绝大多数也都是来自于农村。只不过这已经是有所选择的招录。如安排复转军人(其前身大多都是农民)，以及通过一定的考核，招收受过相当教育，即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或是政治上进步的城镇或农村青年等。而通过户籍的有效管控，让这类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进入国家的新兴体制，这也是很正当且很容易理解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国民党统治，也肯定要挑挑拣拣，而不可能是随便的来一帮就收一伙。所以，你埋怨毛泽东或“二元体制”什么的，其实根本都不贴边，且很有点“拉不出屎怨茅坑”的味道。而你最应该埋怨的其实只应该是你的父母或长辈，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一问：你们当时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不参军?不学习?不进步?为什么只认“一亩地，两个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的总根子还是因为城乡差别的巨大，因此当时的毛泽东才出台了许多缩小城乡差别的政策，如提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大力兴办农村“五小企业”以及“知识青年下乡”等。可诡异的是，如今批评毛泽东，批评“知青下乡”最积极的人，竟然不是当事的城市下乡知青，而却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并取得城市户口的一些人。这里面拐的是什么弯，绕的什么道，是虚荣还是自卑?是矫情还是卖乖? 或是顾我而言他?这还真是不好弄懂。

 

 

　　“非常感谢邓公，若不是他恢复高考，估计我今天也还是一个农民” ——其实看了这道回帖，我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中国的农民真是可悲，连自己的子弟都瞧不起自己。而这与文革中批判当时教育的一句话倒是很合榫，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忍爹和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