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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权术强奸学术之来龙去脉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0-09-25 08:15:06 来源:红歌会网 字体:   |    |  

  权术与学术有交集吗?也许权术“强奸”学术后就有了!比如“指鹿为马”,如果哪个书呆子史官敢当场对赵高此举秉笔直书,其精神被“强奸”还是其次,能保住小命就算祖坟烧高香了。现在的书呆子又敢把“学官”怎么样?

  《广雅》对“术”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城市里的道路,二是“技艺”。现代语表义交流中多表示“技艺” ,如学术、权术等。学术是个名词,意思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无论读书还是听议论,每当出现这个词语,我们都会肃然起敬,因为这个词是文明与进步的动力与正义与执着的化身。人们常说学术无国界,学术无古今。“一个人与学术结下不解之缘,他就是群体的榜样,民族的财富,国家的栋梁。权术仍然是个名词,意为以权谋取,多指手段(多含贬义)。玩弄权术者很清楚,想要玩弄这东西,必须先弄到权力。于是乎长袖善舞、认贱作父、欺世盗名、鸡鸣狗盗、拾人涕唾、言而无信者,比比皆是。与其说玩弄权术,不如说是在玩人。“学官”把学术玩成狗屁,而学术拥有者却浑然不知。难怪学术者放弃学术而绞尽脑汁谋取权力,原来有权就能玩弄权术了。人生未必仅此二术,但学术与权术之一构成人生核心要素。探究学术有时很辛苦,但能伟岸人生乃至发荣社会;玩弄权术有时很得意,但可能损毁人生、戕害社会。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不过是个皮;您得说,读书高高在什么地方?原因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能做官。因此,“唯有读书高”本质上是“唯有当官高”。一旦读书做官的路子不那么通畅,马上就会流行“读书无用论”。中国的老百姓崇拜的是权力,不是知识。知识也好,也有用,但与权力比起来,那真是小米粒子见泰山。比如,沧州历史上学问大的,纪晓岚要算一个:《四库全书》总纂官!了得!但纪晓岚所以出名,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当了官,而且是不小的官。即使如此,因为他熟悉的领域不过是学术,皇帝就拿他不怎么当一回。乾隆皇帝曾经对纪晓岚说:朕养你不过如同养了一个戏子!听起来真让人上火。不过现在你看看电视剧吧,纪晓岚可不就是一个“戏子”嘛!沧州还有一位名人,人们不大愿提起,那就是魏忠贤。按学问说,魏忠贤可就完了。这小子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小时候连个正经名字也没有,人称“魏四”。偷鸡摸狗,酗酒赌博,无所不为。因为输了钱还不起,被人家打了个狼狈不堪,一赌气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当了太监。这家伙走了狗屎运,他伺侯的小娃娃当了皇帝,于是“天津卫的风葫芦——抖起来了”。这家伙虽然文盲,却对权术天生的精通,他结党营私,组织了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残酷的杀害忠良。御史周宗建说魏忠贤“目不识丁”,这本是一句大实话,但就被迫害死了。临死前,还要被魏忠贤的走狗恶狠狠地骂:“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识否?”嚣张之气焰,流氓之嘴脸,显露无疑。更可笑的是,随着权势的膨胀,魏忠贤的“学术地位”也膨胀到吓人的地步:有人给皇帝上疏,要让魏忠贤与孔夫子并列,说“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皇帝照准,于是老魏弄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学衔”!学问顶天的最后不过是个“戏子”,目不识丁的与孔夫子平起平坐。在权术面前,你说学术算个什么玩艺吧。有些同志一看到业务上不怎么样的领导弄了个高级职称就生气,实在是对社会认识不够深透。我愿自告奋勇,替领导向他们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干脆警告他们:服了权术才会有学术!

  靠拉关系“跑部钱进”争项目、经费;专家在项目评审、成果鉴定、奖励评审中不能超脱小单位或相关者的利益;有的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化、利益化,长官意志至上;个别领导干部违反程序,干预评审;在不正之风的影响与利益的诱惑下,有的科技工作者以钻营代替钻研,以权术代替学术,有知识,缺文化;有物质,缺精神,难成人才,何谈大师!根除学术不端的药方在于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法制相结合的科技诚信工作体系,在科技界建立客观与超脱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机构;建立从单位到个人、包括院士在内的诚信档案,作为评项目、授奖的依据之一。知识分子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知识分子是既懂学术,也懂权术;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只做学术,不屑权术;第三类知识分子是学术不够,权术来凑;第四类知识分子是不做学术,专营权术。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后面两种知识分子变多了。新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两弹一星”,现在我们的钱多了,科技竞争实力近年却出现下滑,投入与产出比出现严重失衡。把宝押在个别准学者、真官员、半商家的身上,而严肃性的科学家却被边缘化了。

  权术强奸学术而催生的学阀有如下特点: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的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这样的学阀霸气更足邪气更甚。学阀的升级是高校人事权力斗争的产物,丑闻曝光则主要是因为内部关系不和谐,而与学术没有多大关联了。与那些因为贪污受贿、私生活混乱而下台的政府官员略有不同的,是这些校长院长被抓住了“学术”不端的小辫子。消除或缓解权力斗争或许能减少学术丑闻曝光的可能,但并不能消除学术不端行为本身,权力争斗在客观上还能起到遏制学术腐败的作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力竞争,而在于权力竞争的机制是否公正。我们也不能指望权力竞争来消除学术不端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权力争斗,被曝光的抄袭也许根本就不会被有关部门的当权者追究。

  为官一任本该一心一意促发展、惠民生,但近些年一些官员热衷于在官职之外,再将自己“运作”成一个画家、书法家、作家、摄影家、发明家、教育家、音乐家、评论家、“意见领袖”甚至院士。其“操作”手法,则是利用手中权力出各种“专著”、发学术文章、开名人讲座、当兼职教授等。在学术界的很多领域,“专业成就”让位于“体制地位”,成为“潜规则”。“雅腐”,成为长期以来关注与监管不够的“灰色地带”。有的领导干部本身缺乏造诣,却热衷“学术”:格调不高的杂感、游记,日常工作日记甚至讲话材料等,也拿来出书立说,搞“专著”;有人热衷创作书法、绘画、摄影并不断出作品、办展览;有人四处开讲座并担任高校客座教授;有人在职“攻读”并毫无悬念地获得名牌大学硕士、博士文凭……首先,以权换“学”。例如出书,有人用行政经费出版由领导干部个人名义主编或编著的资料性、理论性文集,有人出了书针对本单位或利益相关方搞“定向发行”。此外还有搞讲座、发文章、当教授、弄文凭等。其次,以钱套“学”。有的领导干部玩学术,其所用昂贵设备、耗材,作品加工、策划、出版、展览等,存在单位公款开支或富商利益输送。此外,相关“成就”要得到头衔、大奖等官方认可,则出重金、托人情,找机构或个人以写评论、安排讲座、办庆功会等方式“点赞”。如此煞费苦心,图什么?其一,沽名钓誉。“权学交易”的“逐名腐败”,另一特征是挖空心思自证“高尚”。有的腐败官员落马前,通过自己的各种“创作”或借助媒体自夸为少有的“清廉型干部”、“专家型干部”、“实干型干部”。这类腐败官员,往往“自说自话”明目张胆,纳贿渔色暗度陈仓。其二,拉帮结派。有的官员热衷于请上级领导干部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或题跋,藉此攀龙附凤或狐假虎威;有的官员通过各种形式“切磋”、“捧场”、拜师、结“同门师兄弟”等,与“同道中人”结“朋友圈”、交“铁哥们”,借机编织腐败利益共同体。其三,洗钱寻租。受访纪检干部指出,有的官员通过“文化活动”敛财的手法与“洗钱”并无二致:如出版物,劳务、赞助、广告、著作权转让、版面、虚高定价与高额回扣等,利益输送“口子”五花八门;“作品”天价收购、支付高额授课费、发放“特殊津贴”、建立专项经费以及衍生出来的论坛、研讨、评审、鉴定、讲座等“学术活动”报酬,利益输送规模可观。已有专家建议,“异化权力”必须尽快离场。治理权学交易当从如下层面入手:首先,要把“官员文化”关进笼子。不应把写文章、出书等当成干部提拔与评价的标准,建议禁止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公款编印、出版个人出版物,禁止在本人未实际参与的各类论文上署名。其次,要对“注水头衔”坚决褫夺。要树立以实绩论干部的良好用人导向;建议只有有专业技术资格且未脱离实际教学、科研的领导干部,方可在高校、医院、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坚决清退“挂名教授”与“注水博(硕)士”。此外,要对“职务学术”回避,规定领导干部参加讲座、论坛等的资格要求、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报酬标准,推行专利推广与获利情况申报制度。

  反过来看,发表论文对于教师来讲何其重要?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时能给自己增加一份胜算的把握。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也获取了一条生财之道,那就是名目繁多的论文评选活动,而老师们就必须缴纳一定的评审费,少则几十元多则就得几百元。可怜教师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社会的蛀虫们榨取了。我是坚决不会花这些冤枉钱的,凡事上级部门组织的评奖活动,一律不参加,这完全都是经济利益在驱动。另外评奖过程更是可笑之极。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从网上下载了同样一篇论文,只是换了两个不同的题目。内容完全一样,而后分别参加了两个不同级别的论文评奖活动,最后竟然获得了不同的奖项,其实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两次参加评奖,一次的评审费是50元,而另一次的评审费是80元,自然评审费高的奖项也就高了。暂且不论奖项问题,单说一篇从网上下载的论文也能获奖,这种评奖过程存在的猫腻不用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这简直就是对学术界的一种亵渎与犯罪,可笑之极。像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我是坚决不会参与的。但像这种愚蠢可笑的事毕竟只是些层次较低的部门才会干出来的,而国家各级正规出版社主办的杂志刊物上,还是有我们这些潜心搞学术的生存之地的。毕竟我们这些奋战在教学一线的心血还有光芒四射时。上帝造人其实是很公平的,当命运为你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会搞学术的人几乎都不会玩权术,参加工作十多年以来总是潜心搞好自己的学术研究,自得其乐。至于那些权术自己是全然玩不来的。其实在我们学校里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真正搞学术,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早就侵蚀了洁净文明的校园。于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玩弄起了权术,玩的好的就能走进领导阶层。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有些“高素质”的领导开始从教师身上榨取血汗,把本来很正常各类评奖,尤其是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评选活动变成了自己发财致富的摇钱树,表面上的公平、公开、公正,大家也都清楚怎么一回事,何必为自己的不洁之举蒙上一层遮羞布呢?现在的形势是大领导挣大钱,小领导挣小钱,一线教师流汗、流泪、流血又破财,这不今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部门领导又被推举成了**市劳动模范,与其说是民众评选的,倒不如说是领导指派的,因为领导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担任**职务,获得过**市级以上优秀教师,而这些评选标准丝毫不涉及业务水平与专业能力。其实现在的评先选优何尝不是根据人去制定相关的政策。教师不靠自己的业务能力去生存,却靠玩权术去拼命往上爬,真不知学校的教育去往何处?有时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人子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举动,无非是为了自己有个生存之道。在我们这个狼多肉少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就必须要将自己的牙齿磨得锋利一些,否则就不会吃到维持生命的肉。于是人们也就想到了各种抢肉的方式,人人也就有了自己生存的理由与途径。或许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穷苦人的教育方式,祖祖辈辈务农,老老实实做人。求学期间也只是读了些四书五经,始终崇尚“人性本善”的道理。从教科书上也只是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真正走上社会,才明白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不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自己的个性早已决定了自己的行为,那就是终生潜心搞学术。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才是自己的天职,当脑海中如果只剩下名与利时,就不配拥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至高荣誉了。

  你去看看高级研修班、EMBA班;还有这个商学院,那个商学院;这个班,那个班。估计混圈子、谋个脸熟才是去读书的主要动机。如果是公司与商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你在公司还得有很好的关系。否则再优秀,可能报名都没机会。有关系的话,再混蛋也能去混个一纸证书。已毕业的童鞋扪心自问,真的能学到多少干货,是不是只学会混圈子了?那些空中飞人的老师,更多的是演员,而学员成了观众。我曾经蹭了几节课,有的老师上课前就约法三章,只能接受他的观点,不能争辩。中国学术研究的氛围正被人民币包裹而日渐缺失而变得稀薄。混文凭,特别是官员、明星、企业老总混文凭现象比较常见。曾几何时,博士官员更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追根究底,还是学术向权术低头,学术向媚俗低头酿成的恶果。我们学术的硬骨头哪里去了呢?中国读书人讲骨气,自古有之。现在一个校长见一个书记,见一个省长,都挺不直腰杆,是不是有辱斯文呢?

  权术与学术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从当权者与文人学者阶级地位角度解释比较彻底。二者的关系无非全由上述两种人的思想水平决定。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天下学者皓首穷经为功名者,过其半矣,学者谋权,斯学术不得其昌明。偶有不得意者,退而著作,决断权名,学术乃得传至今。王通,大儒也,钻研学术,广收门徒,隋唐名臣,多出其门下,谁能轻视如此之学者与学术?学术权术非不能共存,实在是学者本身就不尊重学术,被权术强奸也是活该。周有光曾如是总结:一种是“真的假教授”,捐一笔钱,换来一张聘为名誉教授的聘书,不会教课。另一种是“假的真教授”:“系”扩大成“学院”,来了个院长,两个副院长。学生说:“嘿,三个代表!”按照规定,高级别官员都是教授,不会教课。

  权术如何强奸学术?比如对“强奸”的界定,一日一个男人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强奸了一个女人,被游客或保安人员当场抓住,扭送派出所。照理说,这状案子有目共睹,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法办就是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简单如我这样的凡人,即便把事想过来又想过去,即便有十个脑袋把天下的学问研过来又究过去,恐怕也觉得不会有别的什么结论。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理外也有理。理非理,非理理也。谁说强奸者就必定无理呢?谁说强奸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些同情与辩解的说辞呢?比如,“动机免罪”法,“主流抵过”法,“比上有理”法,“曲解套敌”法,“假戏真做”法,“构陷封口”法……最“高端”的也许是“君子无争”法:与小人纠缠有什么劲?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太抬高他了?这件事很无聊,参乎无聊的事本身就是无聊。这件事很恶劣,对恶劣的事兴致勃勃穷追不舍,本身也是一种恶劣。只有的小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从来不在正人君子的视野,不会让正人君子过分认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李叔同先生与小人纠缠呢?什么时候见过钱钟书先生、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与小人纠缠呢?真正得道的人无念无为,六根清静。有知识、有教养、有阔大胸怀的不会花费功夫去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小人们斤斤计较以致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地恶相百出。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公道自在人心。任何小人最终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有自信心,那么就不必依靠派出所而让历史来做出应有的结论吧!这“法”那“法”都用过以后又能怎么样?强奸嫌疑人会不会送到派出所给予法办呢?如果一桩简简单单的强奸案都能说出个翻云覆雨天昏地暗,那么真碰上大学问时,比方“人文”、“存在”、“美学”、“现代”、姓“社”还是姓“资”,道理还简单得了吗?“共识”与“公论”一类美妙的东西还能通过大交流、大讨论、大辩论来获得吗?即使这个世界上统统成了文凭赫赫职称闪闪并且学富五车满嘴格言的智识阶级,即使我们能天天夹着精装书学术来学术去的,我们就离真理更近了吗?太难。在中国,“法律适用”问题的关键是原告与被告哪个后台更硬,与法学等学术问题本身的关联度并不高。现代前难后亦难,话语争霸百家残。死的说活言无尽,圆的说扁舌未干。学问易改性难改,掩卷应觉人境寒。书山此去多歧路,世间悲喜从头看。

  较之于权力自由,学术自由主要是教授与学生学术探索的自由,确保学习、教学与研究不受外力干预并鼓励自由表达学术看法、发表科研成果,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与创新的土壤。限制学术自由会抑制知识的传播,还会妨碍合理的判断与行动。学术自由的概念覆盖的范围很广,对于什么是学术自由,不同人在不同时代的解释曾经有出入。时代进步,这些违反学术自由的例子不太可能发生在今天的港、台校园里。追求学术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与学术相关,探讨学术问题,并且投入学术论证。没有学术的因素,或当探讨的问题与学术无关时,不宜随便套上学术自由的帽子;无论持任何政治立场,不应插手大学教研。打着学术的旗号,争取学术之外的利益,偏离了学术自由的范围,其误用学术自由的举止不可取。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罪恶之实”,也常见于滥用学术自由的情境。学术伦理是指从事科研与学术活动时所应遵守的规范与道德。假学术自由的面罩,急功近利的例子不少。学界一稿多投、电脑模拟制造文章、虚假评审等案例也时有所闻,都是假学术自由之名而行捏造、抄袭、侵占之实,因此都被列入国际学术杂志及国家研究资助单位拒绝往来户的名单上。与以上造假不同,违背学术伦理的近例中,还有人认为伦理不得阻碍科硏探索。

  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与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与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尽管中国学术经费上升,但由于根本体制不变,成效并不显着。必须防止学术竞争力继续削弱,以免动摇中国发展根基。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正被猖獗的学术腐败快速腐蚀,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以求真为灵魂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更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学术竞争力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学术腐败早已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不但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创新能力,而且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根基。中国学术体制从上到下早已被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关系评审等腐化行为蛀空,重权术而轻学术,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与市场的扭曲下早已失效,因而无论在社会科学界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俯拾皆是。院士为了不损害既有的利益,以人治方式评审,那永远不会有好的学术成就。没有学术自由,没有独立精神与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术与领先的科技。大学不仅是学术科研的中心,也是学术精神的承载地。民国时期的北大,秉承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开创了一个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辉煌时期。中国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但至今距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在现行的专权体制与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与伦理,抄袭造假成风。丘成桐曾批评北京大学向国家要巨资聘请海外人才,而引进回来的教授却极少能完成工作时量,极少给学生上课,也没有显着的学术贡献,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学术腐败也好,作假也好,功利也好,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体制问题,不是哪一个大学单独的问题。说学术腐败,如果北大黑,黑得像煤的话,那其他大学一定连炭都不如!中国的学术腐败如同任何一种腐败形式,其根源离不开权与钱。丘成桐直言不讳:“他们搞的根本不是学术,而是权术!”所有被访的教授都毫不讳言地承认,中国学术界存在一个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两层权力,一层是行政权力,第二层是由此产生的人际影响力。前者的主体是院士,而院士在中国学术界是个皇帝般的字眼。作为法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掌握着多数学术资源的分配,包括科研经费、研究基金的发放、学术奖项的评审等等。谁与院士关系好,谁的项目就能批下来而获得经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高校总是比地方院校拥有多得多的科研经费。」这位教授所说到的,就是院士的行政权力进而带来的人际影响力,这层无形的权力通过各个校长、院长、所长、会长扩散,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由于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也成为这个权力系统的中心。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导师向亚洲周刊讲述了与北京高校争夺经费与项目的不易,做学术也要讲人情,实力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实力差不多,那就看个人关系了。北京的资源多,提拔亲信也就多。每年教育部拨款的科研经费,北大清华拿大头,其他学校只能吃点剩饭。缺少经费,科研项目就少,科研能力就弱,下一年争取经费就更难。这是恶性循环啊,想要跳出来,捷径就是人际关系。这个庞大而直接的权力系统,具备产生腐败最根本的条件:缺乏监督。院士是终身荣誉,并没有监督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去验证院士们的决定。那么,既然做学术离不开资源,取得资源离不开权力系统的点头,学术往往就简化或复杂化为权术。

  “学官”控制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他们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命运,要做任何研究的教书匠都要给他们面子。曾经有个数学家申请院士资格,其学术成就非常优秀,足够资格,但评审团却拒绝了他,理由竟是“人品不好”。 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学官”们有什么资格说被评审者的品格不好?拿取博士学位要向他们付出几百万元“评审费”,这样的腐败不算小吧!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他表示,权力垄断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学术风气更加浮躁。很多教授的心思都不在学问上,都变成怎么搞关系、怎么不被排挤、怎么拿经费。有些省份比较富裕,比如广东省政府,愿给学术研究拨款,大学教授的基本薪金也都不错。但在北方地区,教授的基本薪金较低,国家的经费资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也必须更努力地与有关方面及个人搞好关系。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掌握自己领域的学术活动之生死存亡的"学术带头人"对学术的真理性是否有最起码的尊重呢?是否一看到别人搞出了一点成就,就忌妒之心高涨?如此,国家为了科教兴国所确立的"学术带头人"制度,学术权威体制,不再是促进中国科技学术繁荣进步的制度,恰恰相反,已成为阻碍中国科技学术进步的绊脚石了。如果当权者以学术为表面文章而专门去搞权术,那么中国的学术研究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没落,科教兴国的国策在一群叶公好龙的权威对学术的权术掌握之中,将会越来越远离“科教兴国”的目标。

  邹恒甫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 “除名”,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学术,同样,人多了也会有操纵权术的人。学术与权术似乎是一对共生但又不可调和的博弈,博弈意味着彼此存在着某种联系。学术属于文化范畴,就属于文化人或说是学者们的事,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总归有非学术或曾经做学术但转为非学术的人来管理,这里的权术又构架于学术之上,学术一定意义上讲,离不开权术的支持,而其中的权术又依赖学术的存在而存在。学术毕竟属于研究领域,与权术是格格不入的。学术有其独有的思想与规则,学者们有着更为先进、深刻的思想,而权术往往都是在暗箱中操作,与学术在思想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权术要树立权威,就难免与学术的轨迹产生碰撞。如何对待这一博弈?首先是支持学术的独立。学术有成就,需要有勇于进取的心,不畏高难险阻,如果畏于权力而或左或右,其就不能成就真正的学术。当前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无非是当权者的宣传工具,当权者利益的高音喇叭,还是自身利益的护身符,上层想什么,他们就喊什么,上层说什么好,他们则跟风喊好!看网上议论某经济学家家属子女如何在股市大捞特赚,实在是为这种学术感到伤悲!其次是反对政治式的权术。由学术转为从政者大有人在,将其渊博的学识用于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这自然是于国于民的好事。但在学术界捉弄权术,搞派系、耍手腕是对学术的摧残,学术界的领导应更有学者风范,不求功名利禄,不求大权在握,而是为了学术的变革,学术的发展做更多的服务工作。作为学术的领导就是服务,而不能是将学者们作为踮脚石。要尊重学术,不唯权威,鼓励百家争鸣,给学术发展提供一方丰沃的土壤。学术界缺乏有效的监督,反对学术界的权术操盘手更显重要!

  朋党关系埋没了不少人才,年轻的学者为了不得罪人,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博士。学术环境不好,学生毕业也都出国留学。学术道德建设是时下高校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向来被视作不染尘俗的象牙之塔,给人的印象是,官场腐败,商界夺利,而学界一片清净,学人则超凡脱俗。怎奈而今学界已今非昔比,远不再是一块净土,学人也不再两袖清风,功利思想愈演愈烈,学术腐败层出不穷。学术风气很浮躁,人际关系作用大,高校普通教师更是深受其害。在我国眼下的学术圈子里,复杂的关系圈子,正日益严重地影响着科技的正常发展,“关系圈子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冲突”。权力垄断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很多教授的心思都不在学问上,都变成怎么搞关系、怎么拨款。最近一项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对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给予了“非常严峻”与“比较严峻”的评价。而八成院士认为学术界道德状况“严峻”,及其所指出的“宽严失当”的事实,本该追求科研质量却变成了盲目追求科研数量,科研论文数量的确上去了,期刊也越来越厚,文章越来越多,但质量却并没有相应提高,着实令人堪忧。目前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却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只重视发表文章、争取课题,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而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除了“学官”自身的修养问题,更主要是机制问题。机制问题不解决,功利思想短期内无法破除。“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当前学术生态问题值得关注。应承认,学术道德的滑坡是学术腐败滋生的条件之一。学术腐败的产生既有个人道德品质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等客观方面的因素。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高校流行的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足见官本位意识的无处不在,以及深入人心的程度之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面对令人担忧的学术道德现状,通过怎样的努力,改善当前的学术道德状况,显然需要确立学人在学术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往,致力于学术道德状况的改善与水准的提高,我们过多强调的是,最根本的要依靠学人的自觉与自律,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而没有从外部环境找原因,也没有从学术考评体制与机制找问题。遗憾的是,事实恰恰证明,在学术道德的意义上,我们的自律与自觉要求是有失偏颇的,只有达到“大师风范”才能符合这个目标要求,才能超越了一般追求,不以生活境遇、职位升迁等为转移。依现时的国情,学术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学术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直至权术还学术以清净。

  学术醉心,权术醉人,两个词虽然只差一字,但差之千里。有的人兢兢业业,倾心学术,令人肃然起敬,但还有一部分人擅长溜须拍马,痴迷权术,令人嗤之以鼻。在工作中,我们不仅需要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且更要学习如何更好的奉身于学术之风,而不是失身于权术之流。治学之人,淡泊名利,无争功好斗之心,有“一冷一热”,坐冷板凳,有热心肠,没了华丽的词藻,却多了一份实在。玩弄权术之人,纸醉金迷,热衷攀亲带故、拉党结私,也有“一冷一热”,对交际“热情洋溢”,对工作则“冷酷到底”,有了和谐的人脉,但却丢了本职。在工作中,权术之人不甘于默默无闻,想的是如何更快的在仕途中跑的更远,不仅需要生活的滋润,而且还要工作的风光,为实现前呼后拥、叱咤风云的人生里程碑,更多的把功夫放到如何练就过硬的嘴皮子,如何见缝插针,这成为了其工作的全部议题。而学术之人则不同,把所有的精力放到钻研本职工作,踏下心,埋下头,有务实的工作态度与价值观,这正是推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与真材实料。把如何“与人为善”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势必会造成不良风气的形成,混淆了群众的视听,同时影响了党群关系。醉心权术,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还会使人丧失工作理想,甚至会违反原则,走进犯罪的深渊。“干得好不如说的好”,这种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会侵蚀一批党政干部认真服务的决心与塌实肯干的态度,造成背离工作业绩、脱钩服务理念、断节人民群众的消极工作心态。“政通”才能“人更和”,人际的正常交往会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我们应秉持一切以工作为重的理念与态度,不应舍本逐末,而是应以塌实肯干的治学态度与务实求教的做事原则,更好的用心于本职工作,干成事,出亮点,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人生资本。实干才能兴邦,在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社会的进步不仅会更加尊重与重视实干之人,远离权术才有可能淘汰善于惯用阿谀奉承的“学术”投机者。

  试看当今中国之高校,权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的确很大,很多院士、教授的心思并不用在做学问上,而是致力于研究怎么搞关系、怎么得到拨款。最近一项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对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给予了“非常严峻”与“比较严峻”的评价。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与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但不少人不在专业化的学术上下功夫,却玩起了不专业的权术。而等到对玩权术专业了,而学术大约就不那么专业了。学术腐败的产生,与学术道德滑坡有关,但更与体制、机制等密切相关。在当前的机制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官本位现象严重,学术研究被严重异化。要让学术回归本位,不能囿于学术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政治体制改革。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与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屡爆学术腐败何以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答案很简单:反学术腐败的行动大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造就学术腐败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治标不治本,学术腐败自然难以消除。如果说学术腐败是标,那么,何为隐藏在其后的“本”呢?显然是体制。近年来学术界的反腐行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它未能触动造就它的体制性因素。被批评的仅仅是涉嫌学术腐败的个人,而非其背后的体制性力量。反腐者即使树立起了良知、正义、公平的大旗,这种停留在个案层面的行动也会被公众理解为寻找倒霉蛋的游戏。有的腐败者被揭发与惩罚,非但不能激起公众的普遍义愤,反倒会引动人们的同情之心:学术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抓住他不放?难道其中另有背景,涉及争权夺利乃至打击报复等内幕?即使没有公众猜想的阴谋,打假者也不是在专挑软柿子捏吗?由于上述逻辑,治标不治本的学术反腐行动最终强化了有利于学术腐败的社会心理:公众常常最终将被揭发、批评、惩处者当作某些诡秘游戏的牺牲品;甚至,被揭发、批评、惩处者本人也会心怀委屈(为何单单咬住我?)、哀怨(命苦的我缺乏更高权力主体的保护)、愤懑(“法治”背后必有阴谋!)。

  造就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曰:权学合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处于行政与学术相对分离的状态:多数管理者不从事学术研究,专事学术研究者基本上不负责学术管理工作。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被全面颠覆,大批学术人开始登上管理者之位。懂学术者从事学术管理,原本被认为是顺应学术规律的大好事,随之而来的应是学术的春天。但令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现象出现了:随着权学合一,权力开始直接掌控与统摄学术;由于学术无法反过来制约权力,中国学术界逐渐蜕变为中国行政界,学术体系与权力体系完全同构化了;那些同时拥有行政职务与学术名号的人,几乎完全占据了学术资源;权力的等级性决定了这种掌控的等级性,与之相应的是学术体系的等级化;行政职务与学术地位之间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处于权力塔尖的学者也高踞于学术的塔尖;外行人要知道某个学者的学术地位,无需看其学术成果,只需看其行政职务即可;无论是行政会议,还是学术研讨,人们都会自觉地以行政职务为尺度排座位、定名次、分资源;那些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人,往往在任何场合都卑微地屈居末席,被迫在他人的目光中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总是在名片最显眼的位置上标出自己的行政职务(实际与或虚构的),提示他人注意自己在行政-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权学合一令人们无法区别学界与政界、学术与权术、学人与官员,使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性日益淡化。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全面掌控衍生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决定学者地位的并非是其学术水平,而是其所掌控的行政-学术权力。这本身就是学术不公。处于中国行政版图中心与其他重要位置、拥有较高职务、掌控较多学术资源的学者,无论成果多少,都在学术坐标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能比较容易地拥有最多的学术基金、获得最高奖项、在最重要的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年来,许多学术评审早已将权力的价码公开化了:几乎所有的评审表都要求申请者填写自己的职务,甚至将职务细化为厅级、副厅级、处级、副处级、科级等;其潜台词是什么,智力正常的人都能领会到。其结果如何呢?据统计,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一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这种情况在课题申请、科研评奖、人才筛选中等学术活动中也经常出现。为了考察国内重要的人文课题基金最终花落谁家,有人曾经研究过申请成功者的身份,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有行政职务者。然而,人不是神,其精力总是有限的;越是拥有高级别行政职务者,就越难抽出时间抓学术研究与日常教学,越不适合承担重要的学术课题。他们游刃于庞大的权力网络中,既要频繁地开会与交际,又要应付繁杂的行政事务,自然无暇顾及学术。这些双栖人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却无法将资源转化为成果,因此,或占用别人成果,或粗制滥造,乃是他们完成学术计划的必由之路。凡是了解学术界内情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不过,由于权力的魔法,他们很少成为批评的对象,而几乎总是被赞美、恭维、奉承,被国家级期刊、大众传媒、学术评奖委员会所青睐。面对他们,地位低者常常要用热烈的语言将之描述为学术巨人乃至学术昆仑。在如此行事时,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支撑学术腐败产生的机制,是在赞美腐败者与腐败本身。在这样的语境中,少数腐败业绩突出者被揭发、谴责、惩处,自然会给公众以“不公”的感觉。当然,批评别人不意味着证明自己公正。身为学术人,我时常在学术腐败现象面前感到无力:同构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编织出笼罩着学术界的巨网,无人能独立于其外,只能服从与再生产造就学术腐败的机制,争取在权力阶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因此,权学合一的体制造就出学术界人人向权、媚权、畏权的心态。掌握了权力,才会升格为他人眼中的成功者,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已有了权力的学者渴望获得更大的权力,无权无势者则在想象中模仿各个层次的权力主体。对于许多处于底层的学术人来说,想象成为权力主体的威严与利益,模仿他们的言行(包括腐败),乃是能带来无限快乐的内心实践。现实中的权力秩序固然难以改变,但隐秘的模仿却属于自由的领域。经过无数次想象中的操练,无权势者也掌握了腐败的技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我们?)就会亲自品尝腐败的快感,享受腐败带来的利益。不幸的是,无权无势者的不端行为最容易被揭发、痛击、严惩,最容易被用来展示反腐败的决心与成果。近年来,受到惩处者大多是底层学者。他们之所以被惩处,不是由于其行为过于恶劣,而是因为游戏法则与偶然性的捉弄使其行为浮出了海面。如此而已,遑论其他?随着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全面掌控,学术腐败已弥散化、常规化、体制化,衍生出完整的增殖与自我保护机制。面对日益泛化的学术腐败现象,良知尚存者曾苦思对策。前段时间,若干研究机构与大学企图以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遏制学术腐败。推行上述措施者可能怀有良好的动机,但此类措施本身的效果却不难预料。在权力掌控一切的语境中,学术道德已异化为尼采所说的“强者的道德”乃至“主人的道德”,变成统摄、利用、驯化弱者的精神利器,对多数权力主体本身则毫无约束力。企图以这样的学术道德遏制学术腐败,只能使不公成为常态。同理,当下的学术规范也仅仅是权力主体对无权无势者的规范,难以上升为普遍的规则,自然不能起到规范的作用,遏制学术腐败必须深入道德与职业规范的层面。

  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其根源在于权学合一,消除学术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政学分离。在政学相对分离的年代,外行领导内行造就了种种弊端,但单纯从事行政工作的外行不抓学术研究,自然没有占据学术资源的渴望,这客观上形成了行政与学术的相对分离之势。我在这里重提这段往事,并非是想恢复外行领导内行的旧局,而是想证明政学重新分离完全可行。前段时间,有些大学重新开始政学分离的实验:担当行政职务者不再兼任学术职务,不申请学术课题;由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裁决学术事务;以此为契机,标画行政与学术的边界,适当恢复学术的自治品格。这些举措可能还有所不足,需要更多制度性的保证与支援,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些许希望。只有坚定地走政学分离之路,只有设计出保证政学分离的制度与游戏规则,权术强奸学术才能真正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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