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庸之恶”到民族复兴

　　毛泽东晚年何以屡屡恸哭?我的阅历给我的答案是乌合式“平庸之恶”，但我眼里的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式“集体无意识”与我对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的理解又不是一回事。

　　告一段落的建国70周年英模人物评选不包括2016年之前去世的曾被评选的英模人物，截止于2016年是何道理?也许是因为这一年有可能被确立为“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预料我党二十大会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概括于此)元年，而此前“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毛泽东时代与“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邓小平时代一直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为了避开麻烦“不争论”，于是干脆不提彼时“站起来”或“富起来”的的英模人物有可能引起的争议，从而集中精力评选近3年来的英模人物以代表中国人民正在“强起来”?!据说2016年之前去世的革命家与其他为建立新中国有卓越贡献的人士不再追授荣誉称号主要是从法律溯及力等因素考虑的，相关荣誉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既然是“以精神激励为主”，所谓的“法律溯及力”还能成其为问题吗?姑且不提没入选的高凤林(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大发(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大队村支部书记)、姚玉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姜妍(沈阳鼓风机集团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薛莹(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厂班长)等新科英模人物，较之于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过期”的工农兵各界英模人物，争议更大的热地(起强奸汉族女干部一案被揭发后因为彼时“藏独”问题高度敏感而被束之高阁)、董建华(将其家族企业高价卖给国企以转嫁风险巨额套现而盘剥青年一代)、王蒙(躲避崇高、调侃革命而以现代犬儒姿态“占领道德洼地”)等喧嚣一时的政商学各界权贵大咖到底是怎样“强起来”的?更毋庸问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他们被老百姓投以高票，不能不让我联想到犹太裔政治思想家阿伦特首创的“平庸之恶”这一概念。

　　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平庸之恶”特指在国家强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下不思考、无责任的犯罪行为，包括对一己思考之消除、对上级命令之无条件服从与对个人判断权利主动放弃之恶。阿伦特认为罪恶可分为两种：一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二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她强调，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中国人也许会认为遇到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甚或直接参与的行为才是平庸之恶，比如赵高指鹿为马而群臣点头称是、纳粹扩建集中营而邻国难民竞相应征。这些都是典型的“平庸之恶”，但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等著作对“平庸之恶”的论证远远超出了罗列上述现象的局限。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一概念的背景是1961年以色列政府对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徒艾希曼的审判，当时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此次审判，不久就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演绎了这一概念。阿伦特眼里的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甚至根本不像恶贯满盈的刽子手，而且能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静候绞刑。他辩称自己屠杀犹太人“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而“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坚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当时的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只是在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已。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为例阐释现代生活中频频曝光的“平庸之恶”，认为这种恶是不善思考(包括思考人性、原子化)者特有的，所以这种恶是平庸的，常人都有可能堕入其中而麻木不仁。阿伦特眼里的“平庸者”往往是被动地将个人同化于体制当中，服从体制的安排而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从而沦为不(反)道德体制的不加质疑的实践者，抑或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能凭借体制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无关道德问题的辩护，籍此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而自以为是。此即现代社会体制化下个人“平庸之恶”的主要表现形式，任何“平庸者”都很难置身事外。

　　阿伦特认为，如果“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之处;相比之下，善才是有深度的，更是人性中理应进一步挖掘之本质。20世纪后期苏东剧变导致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道德体系集体滑坡的迅速蔓延，参与者的无知导致的恶既有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又有舆论导向的偏颇在起作用，更重要的则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有共识的标准评判参与者当下或有可能做出的抉择。重建道德体系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能反抗道德滑坡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老百姓只有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而对社会道德底线心存敬畏才能主动承担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但这又会引起一个道德悖论：前苏东集团的“平庸者”何以仆从作恶时不假思索而集体抗争时思辨力突然爆棚?从愚民到天才的鸿沟何以能随意逾越?接一下中国的地气则能让阿伦特式天真一览无遗：用老话说就是“难得糊涂”，用时髦的话说则是“No Zuo No Die”，而“小确丧”、“佛系”、“啃老族”等青年一代都是这么来的，他们的抉择岂能是不假思索的!

　　前苏东集团的末代统治者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马列主义者自居的是他们，以反马列主义斗士自居的也是他们，但老百姓当中的绝大多数“平庸者”早已适应而主动“难得糊涂”或“No Zuo No Die”以苟且偷生。这才是“平庸之恶”的要害之处：“不曾思考”是假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反复思考才是真的。作为一个幸免于难的犹太人，阿伦特争取到话语权之后不太可能以“平庸之恶”对艾希曼之流“换位思考”，否则她提出这一概念的动机从何谈起?我只能推测她未曾亲历纳粹集中营残酷的地狱式考验，所以根本意识不到艾希曼式“平庸之恶”恰恰是被迫权衡利弊而反复思考的产物，以至于她天真地指望艾希曼式“平庸者”能通过“思考”而不再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安排。回到开头那个话题对号入座，热地、董建华、王蒙等政商学各界权贵大咖已被艾希曼式“平庸者”广泛炒作，而沉迷于成功学“畅销书”后随声附和的网络水军数以亿计也不是不可能的，“坐稳了奴隶”或暂时“不可得”的他们在抉择之前都有可能“不曾思考”吗?因为以前见过的伪君子太多而受刺激的心理阴影面积越来越大，以至于现在对真君子、伪君子不辨真伪，甚至干脆“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就是“小确丧”、“佛系”、“啃老族”等青年一代反复思考的“成果”吗?“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也就罢了，倒掉孩子后再对洗澡水甘之如饴还不嫌恶心?

　　毛泽东晚年何以屡屡恸哭?从他老人家誓言要第一个炮打的“司令部”到有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的老百姓都难辞其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发动群众消灭某个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司令部”，但这个“司令部”的赵高式指鹿为马的帝王权术催生的(或辅之以)“平庸之恶”显然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否则毛泽东晚年的屡屡恸哭就无从说起了。2019年7月26日，一位老人去派出所报案称，他被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庆典表彰大会”后如约汇款给某颁奖机构，但他在紧要关头被当地银行的工作人员成功阻止了。如果用这个事例去证明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所言不虚，“小确丧”、“佛系”、“啃老族”等青年一代的“不平庸”是不是又有点玩世不恭得过头了?而建国70周年“最美奋斗者”评选早在2019年8月5日就结束了，投票人数超过1.15亿，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移动客户端“最美奋斗者”相关新闻报道阅读量超过3亿次，新浪微博话题参与量超过2.9亿次，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英模人物在新时代依然是中国人民学习追赶的榜样，张富清、王继才、杜富国、黄文秀等楷模更是树起了时代精神的新标杆。较之于成功学“畅销书”里标榜的政商学权贵大咖的发家“经验”，这里的一系列数据的背后又有没有工农兵代表形象的行动之善的学习追赶群体值得青年一代见贤思齐?当年的青年一代不就是学习追赶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英模人物才“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吗?连“站起来”都不愿正视，青年一代“强起来”又从何谈起?既不“站起来”又不“强起来”，后辈“富起来”就躺着啃老?

　　试看热地、董建华、王蒙等政商学权贵大咖，当年唱红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工农兵代表形象的是他们，现在抹黑红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工农兵代表形象的也是他们，恰恰是他们的思考让他们适应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权术。如果这也算得上“让中国人民强起来”，最后恐怕又只能剩下赵高指鹿为马式朝不保夕的“强起来”，这就是老百姓“难得糊涂”或“No Zuo No Die”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纪念建国70周年却只评选近3年的英模人物，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真的阴魂不散吗?所以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辩证法早晚还会发挥作用：行动之善与思考之恶(相对于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而言)是对立统一而谁也消灭不了谁的，老百姓看清热地、董建华、王蒙等政商学权贵大咖的真面目终将从量变走向质变而从思考走向行动，“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终将实现对红雷锋、焦裕禄、邓稼先、钱学森、王进喜等工农兵代表形象的否定之否定而彻底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