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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是腐败现象蔓延的温床

作者:洪顺登攀    发布时间:2019-05-24 08:11:0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近40年来,我国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横向的看,我们的腐败,几乎超过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纵向的看,我们的腐败,已超过自己历史的最高点。

  可能会有人打棍子:这纯粹是危言耸听,是给我们的国家抹黑。

  是的,话语权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想扣更多的帽子也不难。但你罔顾事实,“当了婊子,又立牌坊”,只会使“病情”越发严重,终归是没有出路的。

  实际上,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我国曾被誉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短短几十年后形势急转直下,无不让善良正直的人民痛心疾首,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已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那么,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说,私有化是腐败现象蔓延的温床。

  回顾历史,在几千年的私有制封建王朝中,腐败现象延绵不绝,清代的和坤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人物。进入民国以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就社会性质来说,民国时期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和封建王朝时期并无根本的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腐败现象得到了根本的遏制。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是以公有化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腐败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因这一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基本事实是记忆犹新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迅速消解,清正廉洁逐渐成为了主旋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型,公有制的逐渐发展和壮大,既是生产力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设风清气正社会的决定性力量。

  我不具备建“模”能力,主要难在收集具体数据上。如果谁有心,按我的建议做一个“模型”,把不同时期不同所有制与腐败蔓延的相关性制成图表,或许会有惊人的发现。

  具体怎么做呢?

  比方说先把时间段划清楚:第1张图表,可把解放初至1985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有多少人因贪污受贿罪受到过刑法处罚?由高到低具体的贪污受贿额度是多少?如果不嫌麻烦,也可以统计一下在上述时期内,有多少省部级以下官员因贪污受贿罪受过刑法处罚?总共追缴了多大数额的赃款?还可以推算出平均每年有多高的发案率, 平均案值是多少?

  也同样是把省部级以上和省部级以下有多少官员犯贪污受贿罪,具体数额有多大变化?平均每年的发案率是多少?发案的总趋势是由多到少还是由少到多?

  在我的印象中,前一个时期比较有名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了,尽管他们都是有功之臣,同样还是受到了顶格处罚。后一个时期呢?周永康“奋勇争先”吧!依次有郭伯雄,徐才厚等高官,个个都“业绩不菲”呀!很多的省市出现了窝案,很多的部门出现了“前腐后继”,就连最基层的村官里,贪污受贿数额过亿的已为数不少。即使是当年的和坤和民国的蒋宋孔陈,与今天的腐败分子比起来,应该是小巫见大巫了吧!

  细心研究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征:一方面,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腐败现象是逐渐减少的。另一方面,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不相上下的社会里,腐败现象是逐渐上升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私有化强劲逆袭公有化的时候,腐败现象是层出不穷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私有制为主体的时期,在经济结构上,私有制已不再是从属地位,除硕果仅存的部分央企外,所有的经济部门几乎都是私有化的。有人说,私有经济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这其实也印证了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已不复存在了。

  这与腐败现象蔓延是什么关系呢?

  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各经济单元基本是公有的,私有经济占比很低,劳动者主要在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工作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按劳取酬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此外,各个经济部门的关系是平等的,都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根据社会需求生产物质产品,基本不存在身份地位谁高谁低的问题,所以在分配方面也是基本均衡的。工厂里的8级工,仅是比新进厂的学徒工每月多拿几十块钱,大家也都是完全认可的。在这种机制下,没有哪个单位需要向其他单位行贿来获取特殊利益,更不可能以单位的名义去行贿某个部门的领导者,因为领导者并没有特别手段,能给特定关系人带去更多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大家都是“公”字号的单位,公对公的经济往来,一般都是以银行的对公交易为平台,各类账目都是清晰透明的,暗箱操作的几率很小,单位之间也没必要去行贿受贿,有钱一般也都在单位的账户里,除了工资和福利的发放外,牵涉到个人的钱财一般是很少很少的。概括起来说,就是贪污受贿没有存在的现实基础,哪怕有想寻租的人,因没有空子可钻,所以只能独自叹息了。

  进入到后一个时期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量的非公有制单位产生了,人财物的交换都和个人的利益直接挂钩了,贪污腐败现象也就如雨后春笋了。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完全由“老板”自己做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更容易向特定关系人行贿,特别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和有国有资产处置权的少数主要领导者,往往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单位利益,向私人行贿者大开方便之门,好处自己暗自独吞,亏了是国家的,是单位的,只要自己捞到好处就可以了。私有制挖公有制的墙角,肥了私有制,瘦了公有制,这就是公有制逐渐败退下来的根本原因。如今,省、市、县以下几乎没有公有制经济实体了,曾经大量的国有资产象变魔术般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曾经的主人公,最终也演变为受私人资本雇佣的廉价劳动力了。前面提到的,仅有的一部分国有资产,现在也正在受到私人资本的围猎,估计也会好景不长了。

  社会上有些善于狡辩的人,喜欢用“腐败难免论”来应对公众的批评。腐败越来越猖獗,其实绝对不是“难免论”能够搪塞过去的。除了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异外,所有制的转化,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可以继续强词夺理,但讳疾忌医绝对是没有好结果的。

  好在我们党有了“十八大”,历史的航向终于得到了“矫正”,腐败的存量正在得到清洗,虽然还有“不收手”的顶风作案者,但增量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只要继续“零容忍”,一个清明的社会是完全可期的。

  想大胆呼吁的是,除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一刻也不能松以外,我们还应该反思一下过去的经济发展方针,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地位,千万不能落了空,不然的话,千辛万苦得来的治理成果,难免又会付之东流了。

  “忠言逆耳利于行”。“十八大”后反腐败的成果是巨大的,对此视而不见是要不得的。现在需要的是上下一心的坚持,把已经被扭曲的经济结构重新调整过来,使腐败产生和蔓延的经济基础得到根本清除。

  如此,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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